摘要：以“上河厅光绪二十年加帮聊堂二汛残缺堤工题销图”与光绪二十三年上河厅通判许广身的呈文、山东运河兵备道罗锦文的摺文以及光绪二十四年河东河道总督任道熔的准札一起组成的运河图档套件，反映清代运河修筑工程实施前呈报的咨估，竣工后的核验，开销费用的核销等一系列层级程序机制。

摘要：黄河是历代中央政府治河施政关注的核心对象，因此成为历史文献记载和传统舆图描绘的重要主题元素。目前中国国家图书馆等海内外数十家单位庋藏的古代黄河舆图，已公布的逾千幅，为后世研究黄河流域开发治理和生态保护提供了珍稀文献资料。而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图书馆藏有一幅长卷式“黄河古地图”，目前尚未见有其他版本，体现出独特的版本价值和历史价值。该图工笔重彩绘制，采用传统山水形象绘法，细致描绘了从发源地到东流入海的黄河整体面貌，图绘信息极其丰富。通过系统挖掘和研究表明：①该图的保存现状良好，绘制者会稽山阴刘士林系明末著名理学家和抗清名臣刘宗周之次孙，卒年不详，其生年应为1639年。②该图的绘制时间约在康熙中期，视野宏大，立足于明朝遗民视角，描绘了清朝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到三十九年（1700年）的黄河状态。③绘制者对黄河源头和上游的认识不甚了了，但下游绘制甚详，其应用价值主要体现在可以据此复原清初黄河下游的河道治理以及黄、淮、运关系。④该图卷尾附的《治河要略论》针对黄河治理，提出了三种策略，绘制者总体上对当时的治河政策持批评态度。⑤该图除了珍贵的历史价值和现实应用价值，还在科学、版本和艺术等层面彰显出多元价值，值得与其他清代黄河舆图进一步比较研究。 

摘要：地图是对地理空间的可视性表达，但它同时蕴含许多时间元素。当我们研究古地图时，发现它蕴藏着更为丰富的时间元素。分析这些时间元素，不仅对研究古地图的自然地理、人文地理与地理观念等具体内容，对研究古地图的测量、绘制、发表和流传等技术问题均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而且对于认识古人的地理认知与表达、古地图的时间观念和时间类型与时间系统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本报告试图从宏观的角度对此问题进行探索，美其名曰“古地图的时间哲学研究”，以期就教于方家达人。

摘要：无图名、无绘者、无年代之舆图，谓之“三无”舆图。图名可依图拟定，绘者为谁亦可忽略，唯舆图绘制年代之断定，至关重要。舆图断代，方法甚众，多以行政建制变迁为主要手段，但以舆图中具有明显时代特征的注记作为断代依据，则较为直接，结论也较中肯。以中科院图书馆藏图为例，馆中收藏有一幅34米长的“三无”舆图，藏家录其名为《江防海防图》。曹婉如主编之《中国古代地图集（明代）》录其局部，亦以《江防海防图》为名而不改。近日藏家欲将其公之于众，遂有定名、断代之必要。此图此前有曹婉如、孙靖国诸先生做过断代研究，有明成化、弘治至天启年间及清初之说。但笔者以图上“刘家河，此河今已淤塞”注记入手，参照《娄江志》及《太仓州刘河新志》等志书，认为刘家河淤塞时间在明崇祯十四年至十五年间，且此前刘家河无淤塞之历史，断该图绘制年代为崇祯末年。因此，该图印制出版时，被更名为《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藏明崇祯彩绘江防海防图》，为明代舆图之一。由此可见，对三无舆图的断代，如有可资考证之特别注记，是比较简单的方法之一。

摘要：古旧地图是我国历史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对于我国地图学史本身的研究，还是利用其包含的信息对我国历史地理和相关的思想文化史的研究，都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陕西是我国古旧地图资源最丰富的省份之一，除数量可观的单行地图外，还散见于大量的古旧方志、经史著述、名人文集、各类档案和近代报刊中，同时也有不少由外国人绘制并用外文标注的地图。对这些古旧地图进行系统的搜集、分门别类的整理，并撰写提要，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对于传统文化资源的挖掘和保护也具有重要的价值。根据统计，陕西现存古旧地图有3500余种（件）。这些地图从载体和流传形式上可分为单行地图、方志舆图、著述插图、外文地图4类；从绘制目的和图绘内容上可分为境域图、政区图、治城图、衙署图、历史图、古迹图、名胜图、山川图、水利图、道路图、地形图、军事图、专题图等多种；从编绘技术和表现方法上可分为传统示意绘法、山水形象绘法、计里画方绘法、经纬度测绘绘法等类型。地图载体和流传形式与地图绘制目的和图绘内容、地图编绘技术和表现方法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综合考虑我国地图史的发展历程和陕西现存古旧地图的实际情况，为完整展示陕西古旧地图的全貌，给学术界提供一份系统完备的陕西现存古旧地图信息资料，借鉴我国文献目录学编撰的经验，对《陕西古旧地图总目提要》的编著作出如下规定：1、地图收录范围为以陕西古今行政区域及其内部地理事物为主体的1949年（含）以前绘制的各类地图，包括全国性地图集中的陕西分图，但全国性地图如《禹迹图》《华夷图》《舆地图》《大明混一图》等不收。2、根据古旧地图的流传形式分单行地图、方志舆图、著述插图、外文地图4类，分类著录。单行地图指单独以地图形式刊刻流传的地图，包括石刻地图、地图集等。方志舆图指旧方志中的各种舆图。著述插图指1949年（含）以前撰述、出版的文集、著作、文书、奏折、报刊、教材等所附的地图。外文地图指符合上述第1条内容的用中文以外文字标注的地图。3、单行地图的撰写内容包括图名、绘制者、绘制年代或图面内容表现年代、载体形态、制版类型、尺寸大小、绘制技术和表现方法、比例尺、内容提要等。4、方志舆图的撰写内容包括图名、舆图所在方志名称和方志卷目、方志情况简介、绘制技术和表现方法、比例尺、内容提要等。5、著述插图的撰写内容包括图名、地图所在著述名称、卷次（或页码）、著述情况简介、绘制技术和表现方法、比例尺、内容提要。6、外文地图的撰写内容分别参照上述单行地图和著述插图要求撰写。7、为最大限度提供陕西古旧地图的信息，对于因各种原因无法见到和阅读的古旧地图，以附录形式著录图名和信息来源。

摘要：报告由康熙《皇舆全览图》概况、影响、谱系地图的鉴别与整理，以及研究意义四个部分组成。研究意义体现在六方面：将有助于推进我国古地图谱系鉴别方法和理论的建构；深化中国地图史研究；丰富中国地理学史及相关学科的内容；推进边疆历史地理和我国环境变迁和认知的研究；具有文化传承意义。

摘要：发言以地图为媒介开展历史研究，提出可在学界既有地图研究基础上，挖掘跨学科、多视角的研究新可能，并阐述四大研究方向：
　　一、拓展地图多元性：中国古地图研究不应局限于中原汉字儒家体系，需纳入满、蒙、藏等多语种、边疆及佛道地图，关注藏区、西南山地、东北边疆等未充分挖掘领域，同时引入底层民众、性别等视角，凸显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特征。
　　二、实现空间研究转向：突破传统地图研究范畴，转向广义空间研究，将地图作为研究方法而非单一对象，吸纳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等多学科学者参与，丰富地图研究的人文内涵与学术参与主体。
　　三、聚焦物质与制图过程：从文本解读转向地图的物质属性，研究其生产、流通、消费及仪式、商品、教育等多元功能，关注制图行为与主体，考量自然环境对制图的影响，挖掘地理信息之外的历史内涵。
　　四、放眼全球制图语境：中国古地图研究需跳出本土范畴，将其置于东亚、东南亚乃至全球制图谱系中考察，探究中外地理观念与地图互动，建议系统性收集或利用西方古地图数字化资源，以全球视野推动中国地图史研究。

摘要：古代佛教地图，是表示佛教内容为主的人文、自然地理现象的图形、图像，根据一定的法则绘制，反映佛教事物的空间分布、联系及时间中的发展变化状态。古代佛教地图可分为两大部类，第一种类型，是虚拟性佛教神圣景观舆图；第二种类型，是现实性佛山寺院舆图。当然还有上述二者互相结合的亦真亦幻的佛教舆图。研究古代佛教地图，不仅包括描绘自然地理的地图，还必然包括形而上世界的地图。古代中国的古代佛教地图，多为虚拟与现实合体，是图像与文字的融合，客观写实与主观意象的融合，象形化与几何化的融合，实用工具与艺术品的融合。

摘要：1868-1872四年间，李希霍芬以上海为基地对中国进行了七次考察，足迹遍布当时18个行省中的13个，在旅途中进行了地质勘探、地图测绘、矿产储量的探明、海港形式的考察等科学考察活动，对所经之地的自然和人文地理要素进行了详细的记录、分析和研究。更重要的是在沿途不仅有文字记录，还绘制一套地形、地质图，更清晰直观的表达他眼中的中国。李希霍芬回国后，他的考察在学术界引起了轰动，促使当时的地理学家来到中国，对“空白之地”进行探险，其中李希霍芬的学生威廉·菲尔希纳，(又译费通起)（Wilhelm Filchner）和艾伯特·达菲尔（Albert Tafel）也在中国进行了深入的考察，留下丰富的文字资料和珍贵的地图，为清末德国陆军绘制中国军用地图提供了科学参考。本文从三个方面论述了李希霍芬《中国》地图的编绘对德绘早期中国地图的影响。1.李希霍芬的七次中国考察与《中国》地图集编绘。2.李希霍芬《中国》地图集的成图过程与地图参考。3. 希霍芬对于学生威廉·菲尔希纳和艾伯特·达菲尔的指导及两图的绘制。4.李希霍芬中德地名索引在大德陆军测绘中国地图中的应用。晚清时期英国等国曾测绘了中国东部海岸与长江下游，对中国的水文测量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李希霍芬绘制的地图则以地形与地质为主，他绘制的地图并不是基于考察时的随意得出的，而是综合各种资料科学分析的成果，弥补了该类地图的空白，也为后续来中国进行考察的探险家提供了方便。他的学生菲尔希纳和达菲尔在他的影响与指导下，又来到中国西部，对青藏高原、新疆、黄河等这些地区进行了深度考察，对当地的自然和人文地理要素进行了详细的记录与科学的地图绘制。他们的工作方式师承李希霍芬，但是又各有侧重。他们绘制的地图对清末德国陆军绘制中国各地区的地图提供了很大的参考。

摘要：地图在国民经济建设、文化事业建设和军事斗争中应用广泛，在博物馆的基本陈列、专题展览和临时展览中也有广阔的应用空间，我们称其为陈列历史地图。时值我馆基本陈列再次修改，为进一步提高我馆陈列历史地图展示水平，笔者对国内部分博物馆中展出的陈列历史地图从分类、编绘、制作以及审核等方面进行了初步的研究。

摘要：本文以《金陵省城古迹全图》及相关金陵省城地图群为研究对象，结合历史地图研究“成图背景、地图谱系、地图文化史”三个融会贯通的境界，同时遵循古旧地图集编纂“原图主义”“图文互证”的核心方针，展开系统考证。在具体研究中，通过图中标志性地物，将《金陵省城古迹全图》年代判定为光绪初年，明确该图不仅是名胜图，更蕴含太平天国失败后曾国藩治理南京的善后政绩，可视为相关县志（同治《上江两县志》）的附图；考证该图落款者尹德兴为苏州刻书商，推测此图为其据官刻南京城图所制。此外，梳理了相关地图的版本、收藏情况及谱系传承关系，通过考证邓启贤等关键人物并结合文献记载，厘清此类地图的绘制背景与年代，推定其测绘底本来源于同治年间曾国藩、丁日昌主持的苏省舆地图。本次研究串联起近代本土所绘南京地图的制图史全貌与谱系，践行了历史地图研究三境界的融合理念，为古旧地图的整理、考证与合理利用提供了重要实践参考。

摘要：青城山是我国著名的道教胜地，历代问道青城山者不绝如缕，不仅留下了大量有关青城山的游记、诗文、史志等作品，而且还编绘有许多青城山图，反映了时人对青城山历史地理和文化的认知。该文对历代青城山地图编绘的特点及其旅游文化价值作一探讨。

摘要：目前学术界对于古代交通路线的探讨多集中于交通节点的选择，对交通路线的具体量化和分析研究较少。本文将应用ArcGIS软件中的最短路径分析模块，结合人类步行速度与坡度的关系函数，在数字高程模型（DEM）的数据基础上，从行进过程中能量消耗最少的角度出发，构建古代交通路线的线路模型，对古代交通路线进行定量化表示。同时参考历史文献记载，叠加通行时间分析，最终得到古代交通路线与时间损耗的计算关系函数。此方法有助于对历史上文化、政治、军事的交流路线提供更为精细的定量化数据参考。

摘要：康熙《皇舆全览图》的测绘既是清王朝对本国地理国情的一次全面普查，同时也是对领土主权的宣示。处于中国西南边疆的西藏地区在这次地图测绘中首次建构了相对较为完整的地理知识体系。文章利用GIS等方法，对《康图》进行数字化，进而量化分析和研究了西藏地理知识体系各组成部分在数量、空间位置等方面的相互关系。最后研究了《康图》在西方的传播过程，形成了18世纪西方认识西藏的基础。

摘要：已有的古代地图编目和图录体现了中国地图学史研究者筚路蓝缕，开辟地图学史研究领域的努力，但作者们对地图的分类尚有值得推敲之处。这些分类多基于现代地图学标准，且只关注现实世界的地图（地理地图）而忽视了形而上世界的地图，对于地图物质形态的分类更是很少措意。不重视地图物质形态的分类至少会造成两方面的损失，其一是可能与一批反映某一地区某一人群空间认知的地图史料失之交臂，其二是错失了一种或比图面信息更为可靠的地图断代方式。地图传统与地图文化的构建须依赖对单个地图作品的恰当分类。

摘要：近些年来学界多认同中国古人通过地物之间的相对位置关系作为绘制地图的基础，但缺乏切实的证据和可靠的检验手段。通过GIS和Python等技术手段，对8种28幅明代宣府镇地图进行研究，将古地图进行数字化处理，提取其城堡地物信息，计算彼此之间的方位角，并与实际地物方位角进行比较、分析。最终发现，8种明代宣府镇地图上城堡彼此相对位置关系与实际相符程度非常高，说明明代中央与边镇衙署对城堡的地理情况非常熟悉。在呈现方式上，城堡的体系与彼此之间的相对位置关系有其相关性。体现出中国古地图运用地物相对位置关系搭建坐标体系的方法。少量相符程度不高的，主要是地理因素和版面因素所导致，证明了古代地图的实用性取向。当下的古地图数字化研究与数字人文研究的技术化趋向值得关注，同时，这一技术的应用方法仍有待归纳与反思。

摘要：大航海时代西方的中国地理认知处于新旧交替状态，古典时代，尤其是蒙元时代的西方中国地理认识仍有较大影响。来华传教士的地图及著述中常探讨马可·波罗地名，寻找《马可波罗行纪》中的“契丹国”。卜弥格即多次诠释马可·波罗，据笔者统计，同引述马可·波罗记载的21个地名、2个人名、4种动植物。卜弥格的引述大体勾勒出北部契丹国（明北京省）—南部蛮子国（明南京省）的面貌，黄河、长江两大河流，尤其重点呈现了马可·波罗原书描述较详的沿运河南段到长江南岸一带。卜弥格还解释了马可·波罗未提长城，原因是当时它被鞑靼人破坏了；提及马可·波罗对基督宗教（景教）的记述；引述马可·波罗对大黄、姜的记述。但卜弥格的诠释多有误读，如混淆黄河与长江、误将Quinsay解作南京。波兰学者卡伊丹斯基称卜弥格为“欧洲第一个真正的马可·波罗的研究家”，则夸大了卜弥格的影响。卫匡国对马可·波罗的解读则更准确，且其《中国新地图集》在西方出版，极大地推动了西方古典至蒙元时代中国地理认知的消退，及大航海时代中国地理认知的确立。另随着西方人在东方探索的发展，马可·波罗时代的西方中国地理认知最终为新知所取代。

摘要：自明末传教士来华，作为西方天文学的重要基础的地理经纬度概念与地圆说一同传入中国，并且马上在天文历算领域产生实际影响。在明末崇祯改历中，一方面，在历法推算中引入经纬度，可以更加准确推算交食。另一方面，在利用经纬度推算多地交食，也是徐光启等人用以证明西法优越性的重要手段。也由此，清代钦天监的日、月食预报都包括首都和各省府的见食情况，清代《时宪书》中亦陆续增入各地的节气时刻、昼夜时刻的情况。整理、分析明末传教士群体撰写的天文书籍、自崇祯改历至清代历法改革期间官方历法，康熙后期天文大地测量，以及《时宪书》中经纬度数据，考察明以来天文领域的经纬度数据的来源和精度，以此为个案探索明清中西科技文化交流情况。

摘要：明代长江一线的军事防御，即江防，是仅次于边防、海防的第三大国土军事防御体系。信地是江防精细化军事空间驻防的产物，由明初的新江口营随着管理范围的扩大演变而来。每个信地营署和起止点的选择，都遵循一定的军事地理原则。营署一般设置于军事要塞或交通要冲，信地上、下至点设在自然分界线或府、县政区分界线，便于一营之地统一管理。江、海防信地分界线，恰好处于长江口的洪季潮流界。江防对重要交通枢纽或军事要冲的防御，采用信地交叉的方法。对江面社会治安问题，上江、应天府盗贼出没之地主要采用增加巡逻次数的方法来治理，下江则在治安问题突出或商民云集之地派兵驻守。备倭的任务主要由处在江海之交的圌山和三江口营负责。总之，无论是营署选址还是信地划分，都是基于明初国内外军事形势、沿江战争经验和长江水文环境作出的，故防御效果显著，保障了留都和东南财赋之地的社会安全。

摘要：开封历史地理信息平台（KFHGIS）是为学术研究、文化旅游、公众人文普及服务三者兼具。为提升开封人文资源的数字化水平、促进开封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加强与其他地区的文化交流。深入挖掘开封人文资源：收集与开封相关的历史文献、文物、地理信息、图片、音频、视频等资料。对收集到的资源进行详细的分类和标注，便于后续的数据分析和利用。建立数据存储与管理系统，利用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确保数据的安全性和高效性。根据资源类型和特点，设计合理的数据库结构，实现数据的快速检索和查询。利用数据挖掘、文本分析等技术，对开封的人文资源进行深度分析和挖掘。建设一个特色的数字人文平台，为开封文化的传承、创新和发展提供有力支持。同时，也需要注意在平台建设过程中尊重知识产权和个人隐私，确保平台的合规性和安全性。

摘要：相地是元大都规划的前提和基础，主要任务是确定都城选址，统筹与营建相关的规模、朝向、布局等问题。相地工作很关键，关系都城空间规划的总体与全局。都城相地远比一般城市复杂，涉及到多个空间尺度。第一，在国土层面，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综合考虑都城的宏观选址问题，这实际上是定都问题，也是都城规划所独有的。第二，在都城地区，要统筹安排首都功能布置、总体规模、空间结构形态等，不限于单个城市。第三，在城市局部，要考虑主要功能区与建筑群营建的朝向、规模、布局等，通常有政治文化考虑，作为一种制度建设与安排，这也不同于一般城市。刘秉忠精通相地之学，当时称为“地理”，即“地”之“理”。徐维则铸学斋抄本《析津志》记载：“其内外城制与宫室、公府，并系圣裁，与刘秉忠率按地理经纬，以王气为主。故能匡辅帝业，恢图丕基，乃不易之成规，衍无疆之运祚。自后阅历既久，而有更张改制，则乖戾矣。盖地理，山有形势，水有源泉。山则为根本，水则为血脉。自古建邦立国，先取地理之形势，生王脉络，以成大业，关系非轻，此不易之论。自后朝廷妄用建言，不究利害，往往如是。若五华山开金口，决城濠，泄海水，大修造，动地脉，伤元气而事功不立。比及大议始出，则无补于事功矣。”可见，元大都相地，从技术上看，主要根据“地理经纬”来考虑“王气”，核心概念是“龙脉”。《析津志》感叹，刘秉忠对元大都相地的一些思考，在元代后期时已经被遗忘了。刘秉忠究竟如何“相”地，如何寻龙定脉，或者说相地的依据是什么？相中的“地”又有何特征？长期以来，这一直是较为神圣与神秘的内容，甚至认为充满迷信。本章试图用科学方法，从国土、地区、城市三个尺度，揭示刘秉忠相地之真相。

摘要：历史上西方对中国地图的绘制、中国疆域的表述体现了特殊的“中国疆域观”。元朝时期，东来的欧洲使者描绘出了他们所谓“契丹”的中国疆域形象。明至清初，“China”中国概念形成，西方传教士更多接触到的是明朝疆域形象，形成了中原王朝为中国、长城以北不是中国的错误时空观念。明清易代后，杜赫德与唐维尔等人对“清朝中国”的描述在已有成见的基础上，建构出“中华帝国”包含“中国”的“板块帝国”绘图模式。这种绘图模式对西方中国边疆研究及中国地图绘制影响深远。西方“绘制中国”的同时，也在按照其标准不断“定义中国疆域”。理解这一历史过程，对我们认清西方对中国疆域形象的局限，形成自主的疆域理论体系有重要意义。

摘要：佛教名山的山岳舆图主要分为实用性和宗教性两种类型，实用性舆图通常为官绘，以指示道路为主要目的；宗教性舆图通常为民绘或寺庙僧人绘制，以展示佛国的“神圣空间”为主要目的。本研究主要针对五台山、普陀山、峨眉山、九华山四大佛教名山展开，以宗教性的山岳舆图为研究对象，研究宗教性舆图的图示信息的内容及特殊之处。同时，通过图像学和统计学的分析，反推其背后的图示思维及空间的建构模式。佛教宗教性的山岳舆图除了地理信息的再现外，展现历时性与共时性的非物质信息要素，如僧人、平民、皇帝等行为活动，及佛国的想象。图面具有时空的叠加、视角的并置的描绘层次，叙事性空间沉浸的信息表达特征。将四座佛教名山山岳舆图中的信息要素进行分类，将其分为寺庙（精神空间），名胜景点（自然游览空间），村镇（生产生活空间），皇家建筑（政治管理空间）几种类型，对图示信息进行统计，高频出现的要素可以被认定为是佛教山岳舆图中的基本要素。面积占比较大的元素反映出制图人重视的表达内容。并对以上要素进行在图上的布局位置统计，提取空间建构的意向图示。以高为尊的圣山图示：将山岳舆图从上到下通常分为3个层次，最下层为山脚下的现实人世空间，中层为山腰的佛寺空间，最上层为山顶的佛国理想世界，隐含了从生活到自然，从世俗到神圣的过度。同时，中轴上山峰高度的强化，主观将轴线山峰拉到最高。须弥山的完型图示：佛教山岳舆图中，通常将要突出展示的核心要素放置于图面中心，并有意识的放大，周围要素重重包裹，比例逐渐缩小甚至可以舍弃，形成中心-边缘的空间图示。通常以寺庙等精神空间为图面核心，自然空间及生产生活空间等环绕于四周。甚至在《五台山圣境全图》中，将黄庙核心区域台怀佛寺建筑群居于画面中心，并有意放大，青庙环绕四周，缩小信息要素的比例。左右的路径图示：将舆图水平延展，宗教性建筑通常位于画面中央，左侧通常出现关隘、桥、亭、文字标注等表示出入口的信息要素，右侧偶尔出现关隘等表示出入口的信息要素。可以看出，对于图示中路径的表达，通常以左-右的模式分布，左边出现出入口信息要素的概率高于右侧，暗示有入口的含义。对佛教名山宗教性山岳舆图的图示信息表达及空间建构模式的研究，是对民绘舆图表达方式的新的探索，有助于了解佛教山岳及地方认知形成的机制。民绘舆图看似是随意的，但所表达的信息恰恰是生动、完整、结构明确的。

摘要：明代海防著作《筹海图编》是记载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重要历史文献。《筹海图编·福建沿海山沙图》是明朝将钓鱼岛纳入海防体系的重要证据之一。《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白皮书》与《钓鱼岛——中国的固有领土》等重要文件都引证这一文献。关于橄榄山的类似记载，还见于明末施永图编纂的明代海防著作——《武备秘书》。《武备秘书·福建防海图》 以《筹海图编·福建沿海山沙图》为基础，略加修改绘制而成。因此，《筹海图编·福建沿海山沙图》是最为原始的著作。《筹海图编·福建沿海山沙图》所记载的橄榄山被鞠德源先生认为是指钓鱼岛的附属岛屿——南小岛与北小岛。综合其原文可见，橄榄山被鞠先生认为指钓鱼岛的附属岛屿——南小岛与北小岛，依据有两点：第一，鞠先生认为“这一海山，其状呈橄榄之形，故得此名。”称南小岛与北小岛是因为“其状呈橄榄之形”因而得名橄榄山。第二，鞠先生认为《筹海图编》用“橄榄山”替代《万里海防图》“黄茅屿”，因而橄榄山是指南小岛和北小岛。就笔者所见，没有古代或近代历史文献将南小岛和北小岛记作橄榄山。上述推论没有证据支持，不能成立。本文结合明清时期地方志和民国时期航空测量的地图、Asiatic Pilot等中外历史文献资料，对此进行了仔细考辨，发现其实橄榄山应当是指宁德橄榄屿。综合各种明清时期中文航海著作可见，明清时期往来福建和琉球的使者记载的前往琉球的航路，在记载钓鱼岛附近的岛屿时，都没有提到“橄榄山”这个岛屿，证明橄榄山不在钓鱼岛附近，不可能是南小岛和北小岛。日本学者林子平，于1785年著《三国通览图说·琉球三省并三十六岛之图》，该地图在钓鱼岛一带没有绘“橄榄山”，只绘有钓鱼台、黄尾山和赤尾山，对应于钓鱼岛、黄尾屿和赤尾屿。明清时期的地方志在这方面记载较多。我们据此对橄榄山的地望进行考证。未发现有哪部明清地方志记载橄榄山是钓鱼岛附属岛屿——南小岛和北小岛，所有地方志都记载橄榄山是宁德橄榄屿。最早精确绘出橄榄屿的高精度实测地图，是1930年代航空测量的五万分之一地形图《罗源城》幅，可证实橄榄屿确实位于宁德市三都澳三都岛西侧。橄榄屿位于宁德三都澳内，对于福建沿海抗倭具有军事价值。明清时期地方志和近代实测地图等证据都指向“橄榄山”是宁德橄榄屿。相反，没有任何历史文献支持“橄榄山”是指“南小岛和北小岛”。记载有橄榄屿的一部重要英文文献是，美国海军的航海手册——Asiatic Pilot。该书 Volume 3, Coast of China, Yalu River to Hongkong Entrance一书的Santuao Anchorage小节，记载了Oliver Island, Ningteh, Pagoda Island，即橄榄屿、宁德(城)、塔山等。Asiatic Pilot印证了橄榄屿是福建宁德近海三都澳内的一个岛屿，在宁德城（今宁德市区）、塔山（酒屿）附近。综上所述，鞠德源先生关于橄榄山就是钓鱼岛的附属岛屿——南小岛与北小岛的观点，得不到历史文献证据的支持。《筹海图编·福建沿海山沙图》所记载的橄榄山并不是南小岛与北小岛。结合明清时期地方志和民国时期航空测绘的地形图、Asiatic Pilot等中英文历史文献资料，可以证明，橄榄山应当是福建宁德橄榄屿。

摘要：台北故宫博物院典藏《口外五路总图》《张家口外图》《独石口外各路图》《杀虎口外图》《古北口科尔沁图》《喜峰口外图》，以及《盛京五路图》等清康熙年间绘制的传统手绘古地图系列，反映了当时口外各蒙旗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状况。本文通过初步考释以上地图，考证各蒙旗札萨克驻地，和后期《蒙古回部王公表传》《会典》《蒙古游牧记》等文献所记札萨克驻地进行比较，解析其演变的原因及过程。

摘要：自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系世界地图进入中国以来，以来华传教士为媒介，人类对地球未知区域的探索所得，不断进入中文知识世界，极大丰富甚至重构了中国人的地理认知体系。制作于清康熙十三年（1674）的南怀仁版《坤舆全图》，系其博采新出西式世界地图及地理知识，编绘而成。依注文所见，该图知识系统主要传承自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及艾儒略《职方外记》。而自1668年法国巴黎天文台卡西尼发表精确的木星卫星月食时间表，木卫蚀经度测量法具备实际使用意义后，至1690年代，受法王资助，法国皇家科学院在全球四十个地点进行了有史以来最为精准的天文测量，革命性更新了既有世界地图的经度系统。这一全新实测成果，应用于地图绘制中最早见于1694年成图的德·佛尔版两半球世界地图（Mappe-monde ou carte générale de la terre, divisée en deux hémisphères suivant la projection la plus commune）及其后续出的亚、欧、非、美等四幅大洲图。该组世界及大洲图根据“紧要之处”的天文观测结果确定经纬网后，将既有的地图及地理知识重新填绘其中。随着在华法籍耶稣会士将此组最新西式地图译写图注进呈清廷，对康熙朝大规模全国实测及相应地图绘制产生了相当影响。而康熙朝《皇舆全览图》的成功绘制及回传欧洲，也对之后欧洲世界地图制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18世纪初，巴黎成为欧洲地图制作中心。法国系最新地图成果经由在华法籍传教士便利，成为清代宫廷地图域外知识最主要的资料来源与参考依据。康熙末年，清宫制图师参照法国制图师纪尧姆·德利勒（Guillaume Delisle）所制系列法文世界图、亚洲图及同系法文衍生图，并将《皇舆全览图》最新成果和旧有各世界地图所载地理知识一并汇入，制作有三种两半球《坤舆图》存世，其中“清汉字坤舆图”两种清宫旧藏目前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关于本系列坤舆图的内容及评述，可参见林宏《瑞士藏康熙朝〈坤舆图〉初探》一文。
　　在此之后，由来华传教士独立或与中方制图师合作，参照欧洲制图成果完成的最后也是幅面最大的“坤舆图”，即是由法籍传教士蒋友仁初绘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增绘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的《坤舆全图》。该两种新制坤舆图系“以西来所携手辑疆域梗概”并取“新辟西域诸图”而成。有关本图及图面所书长短图说，鞠德源、邹振环已有专文介绍，王金龙亦撰文增补若干细节。
　　现存收藏于一档馆的两轴《坤舆全图》，系绢本墨绘，国家或地区边界以彩色勾边。两轴分别著录为舆字114号，系1760年初绘本；舆字115号，为1767年增绘本。二图尺幅基本一致，纵191.5厘米、横372.8厘米。据《国朝宫史续编》记载，图纵6尺1寸，横1丈1尺8寸，依清营造尺折合为纵195.2厘米、横377.6厘米。
　　此二图长期深藏清代内府，后来亦因舆图调阅规则所限兼之图幅过大，长期未得公开利用。现对照收录于《澳门历史地图精选》的图片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展厅所展示的原尺寸仿制件，就其中所涉若干问题，浅作考释。1.图面装饰问题。初绘本于两半球图中部空白区域太阴图、浑天仪图周围绘有鹰、龙首狮身、犀牛、象等墨绘动物，于图说及天文图边框，装饰有天文、数学、物理、化学及乐器等仪器图像，部分天文附图外缘绘有花草饰样。增绘本则将鸟兽、仪器等图尽数删去，改以花草纹饰。2.绘图问题。根据《耶稣会中国书简集》所收“一位在华传教士的信”内称，蒋友仁最初制作地图时，仅为更好向乾隆帝介绍、展示“关于中国古今地理的问题”而自行绘制。后采纳中国官员建议，将其作为进献乾隆帝五十寿诞的贺礼而重新摹绘。摹绘时借用画师、写手各一名为其绘画图式、誊抄图说。而据初绘本进呈后，乾隆帝所批“着另画一张，派好中书缮写”及检视目前所存两轴《坤舆全图》，两图图说及地物信息等文字均以馆阁体书写，匀称一致。另据前揭信函所称“（地图增补完成后，乾隆帝在允禄奏折上要求）将其中一份副本送进大内，另一份送军机处，正本则存于帝国地图馆（应为舆图房）。”综合前述内容，现存舆字114号初绘本及舆字115号增绘本或许均为1767年增补完成后同时制作进呈的精写本。3.图载图说与阮元刻本钱大昕《地球图说》文本差异问题。经比对前后两种图载图说及《地球图说》（据黄兴涛集校本阮刻《地球图说》文本），图载文本基本一致，有1处为抄录错误，增绘本更正。而图载文本与《地球图说》不同者共计62处（重复者不累计）。综合评价，刻本《地球图说》所收录内容错讹之处较多，且不乏数字计算失误情况。这种现象或许与蒋友仁本人在书信集中所述“钦天监的数学家们，最初他们几乎所有的人都与我唱反调”现象以及钱大昕、阮元等人对于蒋友仁所阐述的天文、地理学知识不认可、不明白有关。正因为理解即便已经不算新知的哥白尼日心说存在障碍和难度，故而在记述、刊刻蒋友仁译稿时，有诸多错讹之处也算作某种合乎情理之事了。4.底图及域外知识来源。据庄亲王允禄奏折及蒋友仁本人信函内所称，初绘本《坤舆全图》系依托某类欧洲地图为基础，并加入纪尧姆·德利勒及其曾供职于俄罗斯宫廷的弟弟约瑟夫·尼古拉斯·德利勒（Joseph-Nicolas Delisle）关于北美、俄罗斯远东（包括勘察加地区）最新测绘成果。增绘本则主要根据乾隆帝要求，将最新新疆、中亚地区实测数据添入，并根据军前一线呈报信息，完善远达里海东岸相关地区山川形势内容，从而使得这幅脱胎于西文世界地图的中文坤舆图成为当时世界上收录实测信息最新、最完整的世界地图。具体底图与纪尧姆·德利勒版世界地图、唐维尔《中国地图册》俄远东及中国黑龙江江口与日本北部地区地图、康熙末两种“清汉字坤舆图”等中外地图的关系，有待深入比对研究。另，1760年蒋友仁在答复允禄询问新制《坤舆全图》与旧有地球仪及南怀仁《坤舆全图》所绘有关俄罗斯与美洲内容差异时所答“乾隆六年有西洋人李勒等测量至其地，是以新图添入”，即此约瑟夫·德利勒。5.地图使用问题。根据目前所见原图保存情况，舆字114号初绘本保存情况相对更加完好，仅有绢面部分内容脱落，折痕处有轻微损伤。而舆字115号增绘本则有数处成片缺损，折痕处损伤也偏多。据此推断，增绘本在清宫中使用频率或为更高。

摘要：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明代佚名彩绘本《甘镇总图》为一部图说类边镇图，现存彩图25幅，图说26篇， 描绘了明代后期甘肃镇辖下的7个卫所及临洮府、洮州卫、岷州卫和巩昌府部分地区的军事与民情。图中绘有丰富的自然、人文景观，图说内容重点在于批评指摘当地边防、民生问题，与专注军事的战守图有显著区别，在传世边镇图中别具特色。以徐建霞为负责人的馆级科研项目《明彩绘本〈甘镇总图〉研究》（GBKX2019Y34）小组对图说进行了初步整理与研究。首先对其作者身份、编绘时间、资料来源等问题加以考证，判断此图说系明代巡按御史为汇报边情所作，编绘时间约在万历三十四年（1608 年）至三十七年（1611年）之间，图说中的部分文字出自章潢《图书编》中收录的佚名文章《甘肃各卫》和明代佚书《巩郡记》。还注意到地图所绘范围、画法、图说文字与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两河地里图》最为相近，二者可能有一定关联。在此基础上，项目小组综合利用日本东洋文库藏万历《甘肃镇图说》《固原镇图说》等边镇图志、甘肃各地方志及历史地图等文献资源，对《甘镇图说》进行了初步整理：第一，现存图说 26 篇，文字部分共计 6100 余字。整理者对文字进行点校，第二，现存地图 25 幅，整理者对地图进行逐图注释，考证各图所绘范围，图中出现的城池、堡寨、道路、名胜古迹等。在注释时，首先尽量确认这些地点在今天的位置，同时，为了还原时代背景，还充分使用了与《甘镇总图》时代相近的史志资料。 第三，以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和《中国文物地图集——甘肃分册》为底图，在今天的地图上标注出古地图中的地理要素，绘制相关历史地图。 第四，针对《甘镇总图》本身及相关领域值得深入挖掘的问题展开研究，形成了 2 篇学术论文。通过上述工作，项目小组认为《甘镇总图》主要价值为：地图部分反映了万历三十六年前后甘肃镇的长城防御体系，对对于当前的长城研究和保护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甘肃镇之外的地图详细绘制了各地方的祭坛、庙宇、道观等风景名胜，较地方志更详细，是研究明代巩昌府、临洮府、洮州卫等地方的不可多得的参考资料。图说文字内容参考了前人编绘的图说和《巩郡记》等方志资料，也加入了当时巡按御史对各地方民生的记载，可以补史料的不足。

摘要：本文所指清代后期，大致包含嘉庆至清末陕西各处所修府州厅县志书。本文从流域角度出发，以舆图作为历史景观复原研究的重要史料，通过探讨地方志舆图之图文信息，揭示清代后期以来河流水道记载的变化，分析其与清末数种测绘舆图（《大清会典图》与《陕西全省舆地图》）的流路、干支流、古今衔接等问题差异，揭示从旧制图方法向近代新式制图方法的转变，从而加深对于方志舆图重要性的认识。

摘要：为了庆祝台南市建城四百年，台南「台湾历史博物馆」展出了王君甫于康熙二年（1663）刊刻的《大明九边万国人迹路程全图》，其东海之中有名为“东宁”的岛屿，馆方认为系指台湾，亦即以郑成功父子所创建的东宁王朝（1662-1683）指称台湾岛。本文主张，就版本源流而言，《大明九边图》的“东宁”及其主要内容均系本于明崇祯十七年（1644）曹君义刊行的《天下九边分野人迹路程全图》，故其“东宁”不可能是指台湾。就地理位置而言，“东宁”在地图中与朝鲜王朝的地名相邻，故其应是指元代统治朝鲜半岛北部的东宁府（又称东宁路）。就知识源流而言，《大明九边图》是混用了元代与明代有关朝鲜的地理知识加上自身想象而成。本文最后思考《大明九边图》的地图属性与社会意义。

摘要：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舆图内容丰富，专题多样，明清以后绘本、刻本以及方志、图屏等各种形式舆图均有收藏，共计千余种，初步查明的明清彩绘舆图近百件。此次舆图叙录编撰依托国家博物馆2021年度科研项目“馆藏明清彩绘舆图叙录与专题研究”，项目周期为2022年11月-2023年11月。本课题主要以馆藏明清彩绘舆图为研究对象，是对馆藏舆图的一次重要梳理，经过近一年的查找文献、搜集资料、摸排馆藏、入库查看、数据库对比、文献资料对比等工作，选取其中六十一件（套）舆图进行研究并撰写提要，在提要基础上撰写论文，最终形成研究报告。

摘要：波兰耶稣会士卜弥格在返欧期间先后绘制过两种类型的中国地图，本文讨论卜弥格A型图集的绘制方法、所据资料、制图时间等问题，指出卜弥格在罗马见到了罗明坚遗留的《大明官制》后，以之为基础，结合此前绘制B型图集时所依据的一幅晚明中文总图，编制了全新的A型中国地图集。卜弥格与助手郑安德肋在罗马藏罗明坚图稿上留下了笔迹，他的A型地图与利玛窦中文世界地图间存在间接关联。本文揭示出不同代际的耶稣会士地图作品间存在深度关联。

摘要：关外三陵地位特殊，守护皇陵为清朝历代皇帝所重视。清帝曾多次以祭祀盛京祖陵为目的而东巡；清廷亦设有专门机构，负责陵寝的日常管理，以维护陵寝安全。河道工程是陵寝管理的重要部分，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两幅福陵工程图，这两幅图皆为彩绘纸本，图中有注释贴签，系奏折附件。清乾隆间《宝城一带安插红桩栅木等地图》，描绘的是福陵前圆唇、石泊岸工程状况。而同治十年《福陵石堤工程图式》描绘了福陵形势及石堤被冲毁处的修整情况。通过分析地图的标注和贴签内容，结合满汉文档案，推考《宝城一带安插红桩栅木等地图》具体的绘制时间，探究福陵河道的变化、河道整治工程的原因与方式，最终通过河道工程施工过程，揭示清政府对关外陵寝的管理与保护。

摘要：本文在欧洲地图学史视角下，通过研究1542年威德地图、1562年詹金森地图、1570年奥特里乌斯地图等西方地图的背景、内容及版本等，呈现出了早期哈萨克知识经由俄罗斯传入西欧的过程。进而在中西交流史视角下，考察和比较1570年奥特里乌斯地图与1602年利玛窦地图、1648年布劳地图与1674年南怀仁地图这些具有传承关系的中西舆图，理清了哈萨克知识由欧洲传入中国的历程。同时本文在三位哈萨克斯坦学者研究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1542年威德地图是现知最早出现哈萨克西文称谓的欧洲地图，1602年利玛窦地图中“哥尔墨”及其旁注并非更早的哈萨克汉译信息，1674年南怀仁地图中的“加撒基鞑而靼”才是目前所知哈萨克一词的最早汉译称谓。这些舆图有助于加深对于哈萨克历史及欧亚大陆地理知识交流的认识，在哈萨克历史研究中将具有独特的史学价值。

摘要：《海国图志》是清代魏源（1794-1857年）编撰的一部世界史地著作。是书在林则徐译《四洲志》的基础上，根据中国古代的史志和明代以来的中外图籍编撰而成。全书征引历史志十四种，古今中外各家著述七十多种，也参考了十多件奏折和魏源自己的亲身经历。《海国图志》共有三种版本，以卷数区分，分别是：五十卷本、六十卷本和一百卷本。其中，五十卷本初版在鸦片战争开始的第二年即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完成，次年（1843年）在扬州刊刻；六十卷本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刻于扬州；一百卷本则于咸丰二年（1852年），刻于高邮。其后又在海内外有多种重刊本。三种版本的《海国图志》中都录了世界地图，与五十卷本、六十卷本把舆图收入第二卷不同，一百卷本的《海国图志》的第三、四卷是舆图，其数量也较五十卷、六十卷本大大增加，共有七十五幅之多。百卷本的《海国图志》卷三中也有一幅世界地图，名为“地球正背面图”（也称“地球正背面全图”），这幅地图与其他两种版本相应位置收录的类似地图都有所不同。这幅地图并不是魏源自己测绘后制作的：我们知道，魏源一生并未出过国门，这些地图并非他本人游历后所作，而是与《海国图志》中的其他地图一样得自于他人。那么，魏源的《海国图志》中的“地球正背面全图”是以什么地图为模版绘制的？这些地图中的中文地名与此前利玛窦等人的世界地图中的地名有何异同？百卷本中的“地球正背面图”与其他两种版本相应位置收录的类似地图又有什么异同？这些是本文想要讨论的几个主要问题。

摘要：地籍图册是一个国家出于税收的需要经实测编绘的一套土地数据资料，包括地籍图和地籍册两部分。地籍图上一般标注地产边界、地产编号以及道路等信息，地籍册，一般登记地产主、土地面积、土地估价、纳税额以及地产编号等信息。地籍图册，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历史、地理、社会和经济等多方面信息，历来受到海内外学界的重视。近代上海保留了比较系统而完整的地籍图册资料。近代上海法租界和公共租界的地籍图册存在明显的差异: 法租界借鉴法国拿破仑时代的地籍系统，自租界建立至1943年法租界被收回，始终采用了一套地籍系统。法租界先后经历了3次租界扩界，扩界后延续了之前的地籍系统。公共租界在1900年之前，采用了3种不同的地籍系统：1849-1864年采用了道契的编码系统，1864-1890年采用了临时的市政编码系统；1890年之后重新采用了一套较为稳定的地籍系统，并一直延续到20世纪租界历史结束。最近在上海市档案馆又发现了一批新的地籍材料。之前的研究把英租界和美租界并没有分开讨论，实则二者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根据新发现的材料可知，美租界与英租界在地籍编码方面并不相同。根据这些新发现的材料，包括虹口的地籍图册资料，上海美租界地籍系统，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1）第一阶段1846-1866年，为萌芽诞生阶段，以《上海虹口或美租界地图，1864-66年》（plan of the Hong Kew or American Settlement at Shanghai）为代表，为目前所见最早的美租界地籍图，地图上除了土地信息外，还有地籍编号，但属于临时性的市政地籍编号，与道契编号并无关系。（2）第二阶段1867-1899年，为临时过渡阶段，先后出现了1883年、1896和1899年等多个年份的地籍图册。这一时期的地籍图有对应的地籍册，地籍测绘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地籍编号为市政赋码的地籍号，与1864-66年的市政编码并不相同。整个区，分为几个小区，编码按照由西而东的顺序编码，每个小区均有预留编码，以留作之后增加的土地之用。（3）第三阶段指1899年公共租界第三次扩界以后，至1843年公共租界被收回为止，为成熟稳定阶段。原美租界或虹口区以虹口港为界，分为公共租界北区和公共租界东区。二个区有独立的地籍编码系统。这一系统维持到租界历史的终结。通过对上海美租界地籍系统的研究，不仅为近代上海地籍测绘的历史增加新的认识，而且为地籍资料的发掘与利用提供支持，进而进一步推动上海城市史的研究。

摘要：青海是多民族聚居区，处理蒙古和番族的关系是西宁办事大臣的主要职责之一，但因为番蒙矛盾错综复杂，仅凭西宁办事大臣有时处置难免失当。在这样的背景下，清廷往往会委任理藩院官员，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前赴青海处理相关事务。文章以乾隆四十三年理藩院侍郎博清额的相关满文奏折和舆图档案为中心，全面分析了博清额对阿树番子案件的审理和对青海蒙古卡伦事务的整饬过程，在此基础上指出理藩院对青海番蒙事务的管辖，既存在宏观层面的政策指导，又存在微观层面的具体介入。理藩院在具体案件上的深度参与，是对西宁办事大臣处理番蒙事务的有效补充和纠正，对边疆治理意义重大，对其贡献应予以充分重视和肯定。

摘要：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开封府附近黄河漫溢情形图》等7幅古地图是流传至今的珍稀图像，完整再现了道光二十三年中牟九堡黄河漫水行水路线图绘制的动态过程。清道光帝下令调查此次行水路线是绘制的动力，也是河南、安徽两省实行信息共享、合作绘制的基础。无论是河南是绘制的行水路线图，还是安徽绘制的行水路线图，都是基于行水路线局部地区，很难展现整个行水路线全部。而彼此信息共享过程中出现的错误，也需要打破之前的合作机制，实行由南河河督负责的文武职官调查系统。

摘要：“蒙古游牧图”，是指清朝时期蒙古诸部受清廷皇帝旨意而自行绘制的盟、旗辖区地图。蒙古游牧图可分以建制单位绘制的盟图和旗图，是清朝在蒙古地区实施“盟旗制度”地域分治政策的地图依据。从现存一千多幅蒙古游牧图中得知，清乾隆朝到同治朝，“蒙古游牧图”的绘制方法和技术不断发展。其绘制方法由山水画风格游牧图、向计里画方八方向游牧图、计里画方二十四方向游牧图转型，而且绘制技术也从示意图、绳索测量距离、向罗经（堪舆罗盘）测定边界走向等发展和改进。本文对现存蒙古游牧图进行历史地理学、地图学研究，梳理和探讨蒙古游牧图出现的缘由、绘图方法、技术的发展与演变，指出蒙古族地图绘制史中的蒙汉民族交流的事实。本文认为，清廷对蒙古地区实施以旗为单位的分治，关注旗界，绘制旗图；蒙古游牧图的出现与乾隆年间理藩院旗籍司、典属司等机构改制有关；本文还提出，蒙古游牧图绘制史经历了山水画风格示意游牧图、“四至八到”示意游牧图、“计里画方”八方向游牧图和“计里画方”二十四方向游牧图等四个阶段；干嘉年间，喀尔喀蒙古尝试用“计里画方”技术绘制蒙古游牧图，但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仅存的一幅计里画方游牧图还是因为蒙古地区区位传统方向而导致方向误差较大；同治初年，喀尔喀左翼二部使用了堪舆罗盘绘制蒙古游牧图，中原地区民间的二十四山法传入外蒙古东部地区，但这是短暂行为，同治之后这一技术再度失传。之后，这一地区的游牧图便是同治地图的抄录件；蒙古游牧图绘制方法与技术因地而异，巧拙不一，蒙古游牧图的绘制史是一个技术传播的断续过程。值得一提的是，二十四山法游牧图及其游牧旗册的出现，对研究蒙古游牧图绘制历史，还对评价中国传统地图绘制的科学性，提供了翔实而可靠的图文数据集。另一方面，计里画方绘图法、二十四山绘图法等在蒙古地区的传入，可谓蒙、汉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时代映射。

摘要：在晚清社会维新、救亡图存的背景下，伴随西方新式印刷技术的传播，以武昌、上海等地为中心，各类地图出版机构相继成立，初步建立起地图编绘、出版与发行的流通体制，有效促进了新式地图的出版与传播速度，进一步提升了地图出版的专业化、职业化水平，标志着近代中国地图出版业的初步形成。本文通过考察晚清新式地图出版业兴起的历史过程，分析不同类型机构地图出版发行与经营流通的特点，认为近代地图市场主体从官方向学会和民间转换，由西方印刷技术、专业出版机构成立所催生的新式地图出版物，极大推动着近代中国知识与制度的转型，进而深深嵌入社会文化变迁的脉络之中。

摘要：天水放马滩秦墓M1出土木板地图和竹简文书后，自发掘整理者何双全将其中记述“丹”有关经历的7枚简文命名为《墓主记》以来，即有人提出异议。学界先后提出“志怪故事”、“邸丞谒御史书”、“丹”或“祠鬼”等名称，但因论者对简文性质、内容存在不同看法，故至今没有取得一致的认识。要准确解决简文名称，需要将文书与丹、墓主、邽丞、出土地域以及文书用途、木板地图等直接和间接信息有机结合，进行综合分析。在个人经历、史事背景、文书用途等相互关系自洽的基础上，方可求得正解。就此而论，这篇邽丞赤上报御史的文书，内容以丹的离奇经历和特殊能力为主，当为邽丞纳丹为属吏的举荐书。该墓墓主丹原为日者，懂得测量和绘制地图，且精通鬼神之事，其早年在大梁有因伤人而制造自杀并藏匿起来的不光彩经历，来到秦地后便自我包装为伤人自刺、死而复活、通鬼神之事的传奇故事，以神其能。丹将邽丞的举荐书抄来收藏，亦有神化其能之意，故死后被随葬于墓中。因此，这篇以墓主丹的经历为主要内容的文书，称为《墓主记》并无不可。但鉴于这一名称容易引发歧义，则改称《邽丞谒御史书》更为恰当。

摘要：为庆祝《申报》创刊六十周年，由申报馆出资，丁文江、翁文灏、曾世英与方俊等人编制了《中华民国新地图》，成为中国现代地图学史上划时代之作。本研究根据最新发现的史料，对《中华民国新地图》的参考底图做一系统梳理，并对这些地图的来源进行说明，以期更好的理解《中华民国新地图》及其在中国地图学史中的地位。在对底图分析的同时，本文也将讨论使用不同来源的底图所带来的问题，尤其是外国地图绘制的中国边界问题，被《中华民国新地图》继承，导致了该图集中边界问题突出，并影响了其在新中国的出版。基于以上分析，本文主要探讨编制者面对不同来源的底图资料进行的经纬度改正、高程改正和投影转换（地形改正），得以把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地图进行拼接。经纬度方面主要是搜集了清代以来的经纬度实测数据，根据绘制仪器和绘制时间等方式选择了较精确数据，并对有路线长度记录的多点经纬度数据进行平差改正，以提高经纬度的精确度。高程改正主要根据秦皇岛水准标准面、大沽水准标准面、青岛水准标准面和吴淞水准标准面之间的关系，把所需控制点的水准数值统合到大沽水准标准面。投影转换主要是把不同底图的投影转换为《中华民国新地图》的投影——总图为亚尔伯斯投影，分省图为多圆锥投影，转换方式为“三角形转换理论的方眼法”。经过以上改正，编者把跨时空的地图知识统合到《中华民国新地图》中，并使其成为一个新的知识体，影响了其后的地图绘制。

摘要：《八省沿海全图》是现存清代海图中尺幅最大、内容最为详尽的一套海图集，共计79幅。已知国家图书馆、国家博物馆、上海图书馆等机构均有收藏，可见该图集在清末刊印较多。汪家君先生曾于1988年发表《晚清〈八省沿海全图〉初探》一文，评估其图面特征及应用价值。1993年楼锡淳、朱鉴秋编撰的《海图学概论》也对该图的概貌做了描述。2007年，李强依据已故科技史家王振铎先生收藏的《晚清八省沿海全图》，发表《略论石印本光绪朝八省沿海全图》，但也并未突破前人观点。由于《八省沿海全图》并未署名，也未注明日期，前后亦无序跋。前人对于《八省沿海全图》的作者及成图时间一直没有论述清楚，前人依据图上出现了“光绪九年”、“光绪十年”等多处字样，认为该套图集大约绘制于19世纪80年代，但这并不能代表成图时间。结合前人研究、图面内容和时代背景两方面分析，《八省沿海全图》无疑是译自当时英国海道测量局出版的英版海图（British Admiralty Chart），是晚清西学东渐的产物。笔者近期梳理文献，拟对该图作者和成图时间进行考证。

摘要：作为明代疆土管理的组成部分，又涉及诸多的地理要素，如果从明代地图角度加以解释，卫所完全可以形成独立的图层，且有丰富的入图要素。正德之前卫所及其相关要素是明代军事地图的主体内容，这是在洪武中期随着全国都司卫所制度的完善而形成的，亦与受到元代地理观念影响的朱元璋对地图的重视有关。此阶段，卫所地图的绘制是官方且隐密的，传世甚少，只能从现存方志舆图中略窥一二。正德以后，卫所专题地图并未随地图绘制热潮而显著增多，卫所逐渐成为军事、边防等各类地图中的配角，营兵体制下的军事设置则成为主角。但卫所各类地理信息仍是相关地图地理要素的基础。

摘要：尹湾汉墓《东海郡吏员簿》记载有“画图一人”“写图一人”之吏员，与地图绘制有关。其“写图”的含义以往学者有过讨论，或以为是摹画地图，或以为是为地图撰写图说，此两种观点皆有不合理之处。因《吏员簿》记录了“画图”“写图”“书解”三个职位，必然对应地图绘制过程中的三个技术流程，可以推测“写图”应为实地测量和预制草图的过程。“写图”在古代行军测绘中颇为常见，这种草图重在收集特定信息，为求速成会忽略地理详情和准确性，但能够满足紧急情况下的需求。

摘要：清代，中国传统的天文分野定位系统逐渐被经纬度体系所取代。清代经纬度定位体系的数据来源主要有：一是朝廷天文历法机构测绘的经纬度数据的公开，二是算学家们根据以往经纬度数据进行的推算，三是近代地方组织的实测对经纬度数据的补充。本文以清代地图、志书、历书等为资料线索，关注其中收录的晷度和经纬度数据，重点关注京师、省治和部分重点城市的经纬度数据更新与变化，试图从科技史、社会史两个角度对这些数据变化的原因进行分析和讨论。

摘要：清末至民国，陆军下设测绘机构，负责全国统一测图，其中也包括疆界地图。清末边疆地图绘制工作曾在中朝边境鸭绿江北岸地区展开。民国时期，对疆界地图绘制更加重视，制定有专门的边疆测量计划，成图区域也更广。北洋政府时期、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分别形成有1:10万、1:30万比例尺系列国界图，范围涉及东北边界及中越、中缅、中印边界等。这些疆界地图采用全国统一标准分幅、统一地图行列编号、统一版式制图，其中还标绘行政管辖关系，具有明确的主权主张意涵。民国时期，这些疆界地图就在明晰疆域界线，为民国公开地图出版提供地理数据等方面发挥有益作用。时至今日，这些疆界地图也是完善清末民国地图制图史、研究历史疆界分布及官方疆界认知、研究边疆地形以及政区演变的有益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