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发言：《从〈中华民国新地图》到〈中国分省新图〉的修订》

《中华民国新地图》是民国时期最具影响力的一部地图集，其缘起自《申报》创刊六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在图集编撰之初，曾世英和方俊就在地质调查所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搜集实测经纬度资料和舆图资料，最终参考实测经纬点一千余点，图幅七千余幅，制成《中华民国新地图》。但是该图集篇幅较大，价值较昂，所以在《中华民国新地图》的基础上“删繁就简”，缩制了《中国分省新图》。后来因为《中国分省新图》的销售量远高于《中华民国新地图》，所以后续开始了对《中国分省新图》的修订，至1948年共出版了五版《中国分省新图》。本文首先考证了《中华民国新地图》的参考体例以及参考数据的分布特点。通过考证得出《中华民国新地图》参考了《泰晤士世界测量地图集》的体例，但却因为时间的压力而不得不选择更经济高效的经纬度分幅方式，而《中国分省新图》则选择了更实用的省区分幅方式。在参考的数据中，主要包括实测经纬点和图幅。但因为晚清民国地图发展的地区不均衡性，所以《中华民国新地图》参考的实测经纬度和图幅也在不同区域具有较大的差异，其中西部地区实测经纬点密度和图幅精度都较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为差，这也是其在《中华民国新地图》和《中国分省新图》中比例尺较小的主要原因。《中国分省新图》主要通过比例尺缩小、图幅取舍、信息整合以及信息取舍等删减方式缩制而成，后期因为各地实测数据的增加，而不断修订初版《中国分省新图》中不可靠的部分。但是除了第三版《中国分省新图》的修订较为顺利之外，四版、五版《中国分省新图》都受到当时历史环境的影响而无法达到最初的修订目标，只能做了小幅度的修订之后先行出版。但是《中国分省新图》的修订过程，就是整部图集不断完善化、不断现代化的一个过程。本文除讨论了以上内容之外，还对方俊在《中华民国新地图》和《中国分省新图》中的贡献做了介绍。方俊精通于地图投影，被曾世英、丁文江等人招入制图组之中，但因为没有得到署名的机会，从而成为了“无名英雄”，被埋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但方俊对整个《中国分省新图》的修订贡献是不可忽视的，本文从地图投影、地图修订过程两个方面对方俊的贡献进行了介绍和梳理。同时也展现了方俊从“无名英雄”到“有名英雄”的转变。

2024年发言：《经纬度、高程与投影：民国地图编绘的技术问题研究——以〈中华民国新地图〉的编绘为例》

为庆祝《申报》创刊六十周年，由申报馆出资，丁文江、翁文灏、曾世英与方俊等人编制了《中华民国新地图》，成为中国现代地图学史上划时代之作。本研究根据最新发现的史料，对《中华民国新地图》的参考底图做一系统梳理，并对这些地图的来源进行说明，以期更好的理解《中华民国新地图》及其在中国地图学史中的地位。在对底图分析的同时，本文也将讨论使用不同来源的底图所带来的问题，尤其是外国地图绘制的中国边界问题，被《中华民国新地图》继承，导致了该图集中边界问题突出，并影响了其在新中国的出版。基于以上分析，本文主要探讨编制者面对不同来源的底图资料进行的经纬度改正、高程改正和投影转换（地形改正），得以把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地图进行拼接。经纬度方面主要是搜集了清代以来的经纬度实测数据，根据绘制仪器和绘制时间等方式选择了较精确数据，并对有路线长度记录的多点经纬度数据进行平差改正，以提高经纬度的精确度。高程改正主要根据秦皇岛水准标准面、大沽水准标准面、青岛水准标准面和吴淞水准标准面之间的关系，把所需控制点的水准数值统合到大沽水准标准面。投影转换主要是把不同底图的投影转换为《中华民国新地图》的投影——总图为亚尔伯斯投影，分省图为多圆锥投影，转换方式为“三角形转换理论的方眼法”。经过以上改正，编者把跨时空的地图知识统合到《中华民国新地图》中，并使其成为一个新的知识体，影响了其后的地图绘制。

2025年发言：《何以昆仑：明末清初耶稣会士对黄河的认知、书写与可视化》

1582年，耶稣会士利玛窦来华，开启了中西地理、天文与地图知识的交融时刻。在此后的一百余年内，耶稣会士不仅把西方的知识输入中国，而且作为观察者的身份，对中国的自然事物进行观察与描述，并并把这种认知作为一种知识传播到西方世界。在这些自然事物中，黄河是重要的被观察和书写的对象。这不仅因为黄河本身在中国王朝时期的特殊地位，而且与中国传统地图“拙于画山而精于画水”的地图表现形式相关。本研究重要关注了来华耶稣会士如何观察、书写并可视化黄河，重点关注黄河的名称、河源、泥沙、通航与形象等内容。通过利玛窦、卫匡国、李明与杜德美等耶稣会士的工作分析这一时期黄河观察与认知的变化，并分析这一变化对十八世纪启蒙地理学产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