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发言：《瑞士藏康熙朝〈坤舆图》初探》

2017年在瑞士新发现一幅清代中文世界地图，馆藏方及海外学者定年过晚，对绘者的推测也有偏差。本文比对各类要素后，推测绘于康熙后期1707-1717年间，与现存于故宫的两个地球仪内容相符，康熙末又修订为现存于一档馆的另两种《坤舆图》。瑞士藏图的主要西文底本很可能是18世纪初德利勒一系法文图，部分地名、图形及多数注文还参考了利玛窦、艾儒略、南怀仁等人的中文世界地图及地理书。德利勒图代表欧洲先进水准，可能由清宫法籍耶稣会士引进并推动译介，但中方亦深入介入制图过程。《坤舆图》内容不乏错讹，在清宫中主要起妆点、展示功能，简化后的图示对清中后期知识界产生一定影响。

2023年发言：《卫匡国〈中国新图志〉的城镇体系与逐点探源》

1655年，卫匡国（Martino Martini）的《中国新图志》（Novus Atlas Sinensis）在阿姆斯特丹出版，是近代欧洲第一部刊行的西文中国分省地图集，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占有特出地位。卫匡国在地图中标出一千七百余处各类城镇，在总数及地名拼写与相对方位的准确性等方面都远胜于此前印本西文旧图，同时，对城镇的记载与描述是《新图志》长篇拉丁文地理图说的核心内容，书末的经纬度表中也罗列绝大多数城镇名目。本文分析《新图志》中展现的城镇体系，追索知识来源，尝试还原卫匡国的制图场景，深化对这部杰作特殊性质的认识。卫匡国在华经历有限，制图时高度倚赖返欧途中随身携带的有限中文地理资料，其中首要资料是添加大量卫匡国手迹的梵蒂冈藏凝香阁刻《广舆记》工作本，其次是一种与明末曹君义《天下九边分野人迹路程全图》高度近似的已佚总图“人迹图”。本文将《广舆记》工作本与《新图志》全部图、文中的城镇信息做通盘对比，打通图、文间的藩篱，结合对“人迹图”的分析，有效地还原出卫匡国依据中文资料构建《新图志》聚落体系的复杂工序及其理据，找出《新图志》与《广舆记》、“人迹图”之图、文间或隐或现的继承性，并且解释那些不能被轻易忽略的差异之由来。《广舆记》的正文与地图详细地登载晚明各类城镇，但在行政层级、性质、方位、境域、数量、时效性等方面均存在不足，且《广舆记》正文、地图承载的地理信息间还互有矛盾。卫匡国察觉上述矛盾，采用记载相对更全、时限更晚的《广舆记》正文作为《新图志》地理图说中译介中国城镇体系的主要基础，在地图绘制时并未简单地翻译《广舆记》分省地图，而是花费大量心力，主要利用《广舆记》正文中的信息，并参考同样详细绘制城镇的“人迹图”，先在《广舆记》工作本原图上补订城镇，再制成拉丁文地图。基于卫匡国的图、文表达，可将《新图志》中登载的城镇归为基本政区治所与军事点两大类，这与明代实情不尽相符。详细核查卫匡国在工作本地图上的笔迹，可知他还对不少城镇的方位做出更改。本研究逐一探明每个城镇的资料来源，分析卫匡国对城镇做查漏补缺、方位设定与结构重编的繁复过程，并指出“人迹图”在卫匡国补改城镇的步骤中发挥重要作用，有助于识别附郭政区、定位基本政区、补充军事点。补订过程虽然艰辛，但受卫匡国本人实际地理经验的欠缺、对中国地方行政体系的模糊认识与不恰当重构、《广舆记》正文及“人迹图”的不准确、《广舆记》地图印制粗略等多重因素影响，又在《新图志》的图、文中造成许多新问题。

2024年发言：《卜弥格中国地图集A型与利玛窦、罗明坚地图关系钩沉》

波兰耶稣会士卜弥格在返欧期间先后绘制过两种类型的中国地图，本文讨论卜弥格A型图集的绘制方法、所据资料、制图时间等问题，指出卜弥格在罗马见到了罗明坚遗留的《大明官制》后，以之为基础，结合此前绘制B型图集时所依据的一幅晚明中文总图，编制了全新的A型中国地图集。卜弥格与助手郑安德肋在罗马藏罗明坚图稿上留下了笔迹，他的A型地图与利玛窦中文世界地图间存在间接关联。本文揭示出不同代际的耶稣会士地图作品间存在深度关联。

2025年发言：《卜弥格地图上珠江口绘法重探》

耶稣会士卜弥格（Micha? Boym）在十七世纪中叶绘制过多种稿本中国地图，包括两种中国地图集及至少三幅大型总图。卜弥格的一幅中国总图原藏于法国海军部水文调查局图书馆，曾由伯希和、沙不列在百年前做过简单描述，但二战后不知去向，最近此图终于重新浮现。法藏本图幅巨大，内容丰富，其中关于珠江口一带绘制颇详，且较卜弥格其它作品精细，故可据之重新探讨卜弥格绘制珠江口的资料来源、绘图方法等复杂问题。比较可知，法藏本上珠江口的总体轮廓来自卜弥格在罗马所见耶稣会前辈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拉丁文中国地图集稿里的珠江口-海南图，“群岛”间的地名注记主要参合罗明坚图稿与《大明官制》广东图标出，这本《大明官制》也是卜弥格抵达罗马后获得的，正是罗明坚在半个多世纪前带回欧洲深入利用的那一本，少量近岸地名还得自卜弥格本人带回欧洲的一种中文总图。在较晚绘制的梵蒂冈藏本地图集中，卜弥格对珠江口区域做出进一步改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