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发言：《来华传教士中国地图集图例研究》

来华传教士所绘中国地图包括单幅中国地图或分区图、中国地图集，所用文字主要为拉丁文本，主要是使用中国舆图资料进行编译，或者记录亲身见闻、实测的中国地理信息，从而将中国地理知识传递到欧洲。来华传教士中国地图中的大量图例，主要包括城市、政区界限、矿产、山河湖海等，是对中西方图例的融合，并逐渐向西方图例过渡。其单幅地图主要收于西方的地图集之中，一般使用所属地图集的通用图例；而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卜弥格（Michael Boym）、卫匡国（Martino Martini）的中国地图集，其图例则充分体现了中西融合，尤其值得深入探讨。关于地方行政区及城市图例，罗明坚图中的地方行政区及城市分为4等，省会、府（Fu）、州（Ceu）、县（Hhien），分别以城市图形大小及城上高塔数量来区分，卫所无专门图例。不过其城市图例并不规范。卫匡国图中则有4种行政区暨城市，行省及省会（Metropolis）、府（Urbs）、州（Civitas major）、县（Civitas minor）；图例亦较为规范，分别以4-1个尖塔的教堂表示层级。另有专门的军事堡寨图例及军事标记。这些都是西方常见的城市图例，也具备卫匡国地图集所属的布劳《大地图集》（Joan Bleau, Atlas Maior）城市图例风格。卜弥格图中的四级行政区分别作：行省（包括两京）（Provincia）及省会（Metropolis）；“最大的行政区及其下相应城市，府（FU Regiones et illarum totidem maximas urbes）”；“大城市，州（Cieu magnas civitates）”；“小城市，县（Hien minores civitates）”。卜弥格图中无西方式的城市图例，而是以中式图例，将城市标为府州县三等。关于行政区分界线，卜弥格分省图没有标示清晰的界限，只在省区分界处标汉字、拼音及拉丁文，而中国图的各省区之间，则以虚点线相区隔。罗明坚图与卜弥格图较为接近，在分区图和总图中，仅以虚点线区分省区，旁边标隔壁省名。作为罗明坚、卜弥格分区图来源的《大明官制》，其舆地总图各省中间则画有省界线，为实线，而外缘无国界线。卫匡国各分区图及总图中均有政区分界线，包括省界线，及分省图中的各府界线，亦均为虚点线，再以不同颜色描在虚点线上。再看山河湖海等自然面貌方面的图例。罗明坚图在海岸边以较短、平行的横线区隔海陆，外有点状地带表示近海，远海则无图例符号。卜弥格、卫匡国图中海岸线以较短、平行的横线表示，无海洋图例。三种地图集均以图画式的山峰表示山脉，尤其以三座山峰为多。这也是典型的西方图例，而图上树木的画法更具西式风格。传教士中国地图上还标有基督宗教符号。罗明坚在三洲岛（即上川岛）、澳门、肇庆的城市图例上标以十字架。卜弥格、卫匡国图上更明确画出耶稣会符号（“IHS”上有十字架符号），标示耶稣会住院（Residentias PP. Soc. Iesu./ R.）及教堂。传教士所绘中国地图集，罗明坚、卜弥格、卫匡国地图集基本上是各依中文地图集进行的翻译和改编，其中罗明坚、卜弥格所用中文资料来源均为1586年版《大明文武诸司衙门官制》，卫匡国所用的则是陆应阳《广舆记》。由上述地图图例的探讨来看，卜弥格地图集的图例更接近于中国式，反映出其主要为中国地图资料编译本，而仅做耶稣会符号等少数西方式改动；罗明坚地图集图例则由中国式向西方式迈进较多，结合罗明坚地图集中有多幅地图存在多种版本，反映出该地图集为编译向出版改进的过渡本；卫匡国地图集被收入布劳《大地图集》，经布劳的统一刻印，在图例、漩涡花边等方面与全地图集保持统一风格。从三种传教士中国地图集的图例，可大体看出中国地理学西传的几个步骤。

2024年发言：《马可·波罗中国地理认知在大航海时代的回声与消亡——以卜弥格〈中国地图册〉为中心的探讨》

大航海时代西方的中国地理认知处于新旧交替状态，古典时代，尤其是蒙元时代的西方中国地理认识仍有较大影响。来华传教士的地图及著述中常探讨马可·波罗地名，寻找《马可波罗行纪》中的“契丹国”。卜弥格即多次诠释马可·波罗，据笔者统计，同引述马可·波罗记载的21个地名、2个人名、4种动植物。卜弥格的引述大体勾勒出北部契丹国（明北京省）—南部蛮子国（明南京省）的面貌，黄河、长江两大河流，尤其重点呈现了马可·波罗原书描述较详的沿运河南段到长江南岸一带。卜弥格还解释了马可·波罗未提长城，原因是当时它被鞑靼人破坏了；提及马可·波罗对基督宗教（景教）的记述；引述马可·波罗对大黄、姜的记述。但卜弥格的诠释多有误读，如混淆黄河与长江、误将Quinsay解作南京。波兰学者卡伊丹斯基称卜弥格为“欧洲第一个真正的马可·波罗的研究家”，则夸大了卜弥格的影响。卫匡国对马可·波罗的解读则更准确，且其《中国新地图集》在西方出版，极大地推动了西方古典至蒙元时代中国地理认知的消退，及大航海时代中国地理认知的确立。另随着西方人在东方探索的发展，马可·波罗时代的西方中国地理认知最终为新知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