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发言：《18、19世纪东亚“地图国家”的形成》

本发言通过关注地图测绘和领土概念，讨论明清时代东亚国家观念的演进。尽管东亚国家向来重视疆土，但王朝或国家空间在17-18世纪开始有了新的含义。两个历史契机导致此变化：其一是地缘竞争使得域内国家（清代中国、朝鲜王朝和江户日本）都扩充了领土；其二是由欧洲传来的新测绘和制图技术带来了对国家的全新认知，强化了疆域的排他性特征。1689年，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之后两国又签订了一系列界约，清晰划定了边界。中俄冲突的结果之一，就是康熙皇帝在法国耶稣会士的帮助下展开了全国测绘。这是全世界最早的国家测绘活动之一。康熙测绘激起了朝鲜王朝的安全焦虑，引发晚期朝鲜的北方舆地学、地图学的极大发展。与此同时，俄罗斯东扩至太平洋沿岸，也引发日本的警惕。从18世纪后期开始，许多日本知识分子开始关注过去忽视的虾夷地（北海道、千岛群岛及库页岛一带），展开了对边疆和内地的测绘与调查。这些进展，与欧洲同时期领土国家的形成有着紧密的历史联系，也为东亚带来新的国家空间理念。领土、边界、排他性主权这些通常被认为是欧洲发明的观念，从传统疆域观中生发。不过另一方面，这些新观念并没有完全替代传统观念，也并未在东亚国家间催生新的国际关系。新旧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共存。东亚“地图国家”的形成，为此后朝向“领土国家”的演变奠定了基础。

2024年发言：《探索地图研究的新潜力》

发言以地图为媒介开展历史研究，提出可在学界既有地图研究基础上，挖掘跨学科、多视角的研究新可能，并阐述四大研究方向：

一、拓展地图多元性：中国古地图研究不应局限于中原汉字儒家体系，需纳入满、蒙、藏等多语种、边疆及佛道地图，关注藏区、西南山地、东北边疆等未充分挖掘领域，同时引入底层民众、性别等视角，凸显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特征。

二、实现空间研究转向：突破传统地图研究范畴，转向广义空间研究，将地图作为研究方法而非单一对象，吸纳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等多学科学者参与，丰富地图研究的人文内涵与学术参与主体。

三、聚焦物质与制图过程：从文本解读转向地图的物质属性，研究其生产、流通、消费及仪式、商品、教育等多元功能，关注制图行为与主体，考量自然环境对制图的影响，挖掘地理信息之外的历史内涵。

四、放眼全球制图语境：中国古地图研究需跳出本土范畴，将其置于东亚、东南亚乃至全球制图谱系中考察，探究中外地理观念与地图互动，建议系统性收集或利用西方古地图数字化资源，以全球视野推动中国地图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