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发言：《清宫旧藏法国制〈亚西亚洲图〉初探》

1698年，供职内廷为康熙皇帝讲授数学、天文等课程的法国籍传教士、“国王数学家”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自巴黎返华，带回包括图籍、科学仪器等在内大量来自法王路易十四的礼物。其中包括巴黎最新刊印的世界图及《亚西亚洲图》等4幅大洲图。为便于康熙皇帝读用，这些地图除将原法文图说译为汉文外，重要地名、山川河流、国名等另以黄签贴注汉译，详加阐述。《亚西亚洲图》一幅经康熙帝阅后，入内务府舆图房收贮，现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入《澳门历史地图精选》《锦瑟万里 虹贯东西——16-20世纪初“丝绸之路”档案文献集萃》等图录。此《亚西亚洲图》为墨印纸本，图中原标注及图说、注释均为法文，完成于1696年，原名为L'Asie: Ou Tous les Points Princip aux font Placez fur les Obfervations de MRS DE L'ACADEMIE ROYALE DES SIENCES（中文译为《亚西亚洲图图内分四洲之总分紧要之处按拂郎济亚国天文学宫所定经纬诸度》），其绘制人为Par N.de Fer Geographe de MONSEIGNEUR LE DAUPHIN（中文译为于拂朗济亚国王太子讲地理者佛尔立法），雕版师为 H.van Loon （房龙，未标注国籍）。1936年故宫博物院《清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图目初编》载，本图横119cm、纵93cm，今实测为横159cm、纵111.5cm。同名图目前在法国国家图书馆网站发现有两个版本，区别在于图幅外围有无长篇图说。两种版本的地图均可在法国国家图书馆Gallica检索使用。该图以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定方位系统。标有赤道、经纬线等，周边标注经纬度及比例尺。山体以形象绘法标示，无图例。投影类型为桑逊投影，即伪圆柱投影。地图本体共有中文贴签注记74条，主要集中在山川河流、海峡岛屿等地理实体，国家、地区及城市等汉译注记共25条。地图四周，绘有中国、日本、暹罗、亚美尼亚、格鲁吉亚、阿拉伯、莫卧尔印度等10余国家（地区）插画并作注文，介绍相关国家地区的人种、文化习俗、物产等内容。与外围《论亚洲》《论中国》《论俄罗斯使臣同商贾自莫斯古城至京师之路程》《论河》等长篇图说共同构成了了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乃至欧洲世界对亚洲地理、历史、人文等内容的综合认知水平。1685年，路易十四钦定以天文观测见长的耶稣会士洪若为会长，与白晋、张诚、刘应、李明、塔夏尔等六人组成传教士使团，授予“国王数学家”之名，前往中国。他们在传教使命之外，还肩负着为法国皇家科学院提供测绘资料的任务。路易十四下达的国王敕令中明确强调：“朕愿其能以此身份赴印度和中国，进行一切必要的观测，以完善和探索文艺与科学，以及地理的精确度，确保航海愈加安全可靠。”初步研究显示，本图应为法国新兴制图业在综合既往欧洲尤其伊比利亚世界、尼德兰绘图资料基础上，采纳法国皇家科学院在亚洲尤其远东地区最新实测经纬度数据和来华传教士李明等人相关最新著作，综合汇编而成，其经纬度数据较之前欧洲所绘地图有较大提升。图中在日本列岛北海道（图注为JESO，即野所）附近，特别标注Toute cette Coste Ainfi que le Japon font Tués eapres les Cartes Portugaifes fort different des Nostres（汉译贴签为：此地并日本诸岛皆按波尔都亚国人之图，与我本国之图少异）。最早发现并绘制日本列岛较为完整准确的地图轮廓是葡萄牙航海者。法国制图师在这一区域作如此标示，既体现法、葡地理学界的知识分歧，也表明绘图时充分借鉴采纳了葡萄牙地图成果。有关包括中国在内的东部亚洲的绘法及内容标注，尤其中国“内地省份”的主要城市、地理实体的标注，以卫匡国图为基础，增补南怀仁基于1682、1683年随驾出行（见《鞑靼旅行记》）和参与尼布楚谈判活动的张诚所形成的最新观测及记录。图中中国长城东北地区及区域放大图，经比对几乎为南怀仁《鞑靼旅行记》的文字改绘。而《论中国》及有关图说，大量取自李明《中国近事报道》。李明一书于1696年在巴黎出版，而本图标明亦为同年刻印，这体现了彼时正致力于全球扩张的法国，对东方世界尤其海路相关信息的关注与熟识。更为重要的是居留中国的传教士群体，尤其受路易十四委派来华的法国籍传教士，始终在执行其所肩负的皇家科学院天文及地理信息观测整理任务，他们传回欧洲的资讯，非常迅速地转化为公共知识，为制图学界接受并很快体现在地图制作中。以上，由法国国家力量组织参与，使得本图成为康熙朝《皇舆全览图》传到欧洲之前，欧洲世界关于东部亚洲地区绘制最为准确的地图。同时应当指出，图中依然混杂着未知与想象的“地区”。仅举一例：亚洲腹地的神秘区域——自中亚而东南向的青藏地区，随处皆注Thibet。而“西藏”地区中部继续沿用着“神秘湖泊”的绘法，图说中称为Lac Zim（清宫译作新湖），作为数条源出青藏高原地区大江大河的源头。这种想象的绘法，包括中国新疆及所属中亚区域等内陆亚洲区域，到乾隆时期中国完成西藏、新疆及中亚地区《皇舆全览图》补测工作，并经北京的传教士传回西方后，得以完全更正。地图，不仅是空间的再现，更制造着空间与秩序。制图，不仅是技术，更是一种知识再确认与观念建构的工具。作为一种特殊语言，地图在漫长的人类文明生产传承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尤其在早期近代化时期，这种作用更为突出——从地理知识到认知观念，世界如何被表现，即意味着如何被叙述。地图，除实用品之外，还是一种权力的具象化。地图的绘制、刻印，以一种特殊的“通用语言”，成为话语的建构者，而其愈发广泛的流通，则进一步巩固了这种话语权的统治地位。路易十四宫廷中的皇家制图师，娴熟地运用当时最先进的测绘技术与成果，不断生产着反映上帝与国王荣光的地图，将人类对于自然世界最新的认识，呈现其上。同时还密切关注“法国利益”，除与葡萄牙“争夺”东方“保教权”外，反映在图上，则是对俄罗斯与中国陆路交通线路超乎寻常的“关心”，专门有一则长篇“图说”，详细介绍从莫斯科到北京的路线。进入东方宫廷的《亚西亚洲图》等欧洲绘地图，我们无从想象究竟给当时的中国朝廷以多大冲击。但我们能看到的是，1705年，康熙皇帝命传教士安多、白晋等就近测绘北京周围区域及河流。而后，自1708年至1716年，近十年时间，完成全国实测。此次古代中国规模空前的测绘，由白晋等领衔，以其1697年返回法国招募的人员为主力，会同明安图、何国宗等中国人在内，使用欧洲引入的最新仪器，运用法国的天文观测技术，完成了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精度最高的大地测量与地图绘制。此次实测完成的《皇舆全览图》及相关数据，包括后续雍正、乾隆两朝的补测与更新，经传教士传回欧洲后，深刻影响了之后欧洲关于亚洲尤其中、东亚地区地图的绘制。1735年，耶稣会士杜赫德委托法国皇家制图学家唐维尔制成地图，收入其《中华帝国全志》中。后唐维尔于1737年在荷兰海牙将此组地图以地图集的形式单独出版，称为《中国新图》。在20世纪之前，一直是世界上最准确、最权威的中国地图，深刻影响了欧洲人的中国地理观。

2024年发言：《蒋友仁〈坤舆全图〉考释》

自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系世界地图进入中国以来，以来华传教士为媒介，人类对地球未知区域的探索所得，不断进入中文知识世界，极大丰富甚至重构了中国人的地理认知体系。制作于清康熙十三年（1674）的南怀仁版《坤舆全图》，系其博采新出西式世界地图及地理知识，编绘而成。依注文所见，该图知识系统主要传承自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及艾儒略《职方外记》。而自1668年法国巴黎天文台卡西尼发表精确的木星卫星月食时间表，木卫蚀经度测量法具备实际使用意义后，至1690年代，受法王资助，法国皇家科学院在全球四十个地点进行了有史以来最为精准的天文测量，革命性更新了既有世界地图的经度系统。这一全新实测成果，应用于地图绘制中最早见于1694年成图的德·佛尔版两半球世界地图（Mappe-monde ou carte générale de la terre, divisée en deux hémisphères suivant la projection la plus commune）及其后续出的亚、欧、非、美等四幅大洲图。该组世界及大洲图根据“紧要之处”的天文观测结果确定经纬网后，将既有的地图及地理知识重新填绘其中。随着在华法籍耶稣会士将此组最新西式地图译写图注进呈清廷，对康熙朝大规模全国实测及相应地图绘制产生了相当影响。而康熙朝《皇舆全览图》的成功绘制及回传欧洲，也对之后欧洲世界地图制作产生了深远影响。18世纪初，巴黎成为欧洲地图制作中心。法国系最新地图成果经由在华法籍传教士便利，成为清代宫廷地图域外知识最主要的资料来源与参考依据。康熙末年，清宫制图师参照法国制图师纪尧姆·德利勒（Guillaume Delisle）所制系列法文世界图、亚洲图及同系法文衍生图，并将《皇舆全览图》最新成果和旧有各世界地图所载地理知识一并汇入，制作有三种两半球《坤舆图》存世，其中“清汉字坤舆图”两种清宫旧藏目前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关于本系列坤舆图的内容及评述，可参见林宏《瑞士藏康熙朝〈坤舆图〉初探》一文。在此之后，由来华传教士独立或与中方制图师合作，参照欧洲制图成果完成的最后也是幅面最大的“坤舆图”，即是由法籍传教士蒋友仁初绘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增绘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的《坤舆全图》。该两种新制坤舆图系“以西来所携手辑疆域梗概”并取“新辟西域诸图”而成。有关本图及图面所书长短图说，鞠德源、邹振环已有专文介绍，王金龙亦撰文增补若干细节。现存收藏于一档馆的两轴《坤舆全图》，系绢本墨绘，国家或地区边界以彩色勾边。两轴分别著录为舆字114号，系1760年初绘本；舆字115号，为1767年增绘本。二图尺幅基本一致，纵191.5厘米、横372.8厘米。据《国朝宫史续编》记载，图纵6尺1寸，横1丈1尺8寸，依清营造尺折合为纵195.2厘米、横377.6厘米。此二图长期深藏清代内府，后来亦因舆图调阅规则所限兼之图幅过大，长期未得公开利用。现对照收录于《澳门历史地图精选》的图片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展厅所展示的原尺寸仿制件，就其中所涉若干问题，浅作考释。1、图面装饰问题。初绘本于两半球图中部空白区域太阴图、浑天仪图周围绘有鹰、龙首狮身、犀牛、象等墨绘动物，于图说及天文图边框，装饰有天文、数学、物理、化学及乐器等仪器图像，部分天文附图外缘绘有花草饰样。增绘本则将鸟兽、仪器等图尽数删去，改以花草纹饰。2、绘图问题。根据《耶稣会中国书简集》所收“一位在华传教士的信”内称，蒋友仁最初制作地图时，仅为更好向乾隆帝介绍、展示“关于中国古今地理的问题”而自行绘制。后采纳中国官员建议，将其作为进献乾隆帝五十寿诞的贺礼而重新摹绘。摹绘时借用画师、写手各一名为其绘画图式、誊抄图说。[一位在华传教士的信，《耶稣会中国书简集》第6卷，第62页。]而据初绘本进呈后，乾隆帝所批“着另画一张，派好中书缮写”[庄亲王允禄：奏为改正坤舆全图并图说事，05-0186-014]及检视目前所存两轴《坤舆全图》，两图图说及地物信息等文字均以馆阁体书写，匀称一致。另据前揭信函所称“（地图增补完成后，乾隆帝在允禄奏折上要求）将其中一份副本送进大内，另一份送军机处，正本则存于帝国地图馆（应为舆图房）。”[ 一位在华传教士的信，《耶稣会中国书简集》第6卷，第75页。]综合前述内容，现存舆字114号初绘本及舆字115号增绘本或许均为1767年增补完成后同时制作进呈的精写本。3、图载图说与阮元刻本钱大昕《地球图说》文本差异问题。经比对前后两种图载图说及《地球图说》（据黄兴涛集校本阮刻《地球图说》文本），图载文本基本一致，有1处为抄录错误，增绘本更正。而图载文本与《地球图说》不同者共计62处（重复者不累计）。综合评价，刻本《地球图说》所收录内容错讹之处较多，且不乏数字计算失误情况。这种现象或许与蒋友仁本人在书信集中所述“钦天监的数学家们，最初他们几乎所有的人都与我唱反调”[ 蒋友仁致巴比甬·道代罗什先生的信（1767年11月16日自北京），《耶稣会中国书简集》第5卷，第135页。]现象以及钱大昕、阮元等人对于蒋友仁所阐述的天文、地理学知识不认可、不明白有关。正因为理解即便已经不算新知的哥白尼日心说存在障碍和难度，故而在记述、刊刻蒋友仁译稿时，有诸多错讹之处也算作某种合乎情理之事了。4、底图及域外知识来源。据庄亲王允禄奏折及蒋友仁本人信函内所称，初绘本《坤舆全图》系依托某类欧洲地图为基础，并加入纪尧姆·德利勒及其曾供职于俄罗斯宫廷的弟弟约瑟夫·尼古拉斯·德利勒（Joseph-Nicolas Delisle）关于北美、俄罗斯远东（包括勘察加地区）最新测绘成果。增绘本则主要根据乾隆帝要求，将最新新疆、中亚地区实测数据添入，并根据军前一线呈报信息，完善远达里海东岸相关地区山川形势内容，从而使得这幅脱胎于西文世界地图的中文坤舆图成为当时世界上收录实测信息最新、最完整的世界地图。具体底图与纪尧姆·德利勒版世界地图、唐维尔《中国地图册》俄远东及中国黑龙江江口与日本北部地区地图、康熙末两种“清汉字坤舆图”等中外地图的关系，有待深入比对研究。另，1760年蒋友仁在答复允禄询问新制《坤舆全图》与旧有地球仪及南怀仁《坤舆全图》所绘有关俄罗斯与美洲内容差异时所答“乾隆六年有西洋人李勒等测量至其地，是以新图添入”，即此约瑟夫·德利勒。[ 蒋友仁神父的第二封信，《耶稣会中国书简集》第6卷，第38页。]5、地图使用问题。根据目前所见原图保存情况，舆字114号初绘本保存情况相对更加完好，仅有绢面部分内容脱落，折痕处有轻微损伤。而舆字115号增绘本则有数处成片缺损，折痕处损伤也偏多。据此推断，增绘本在清宫中使用频率或为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