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发言：《〈永乐大典〉存卷之“河南志图”考辨》

《永乐大典》存卷9561收录了一组洛阳城市古今地图。关于该组地图及其所依托文献——清徐松所辑《大典》之《河南志》的成图成书背景，历来聚讼纷纭，向为我国城市史地研究之一大难所。通过对此组地图图式与内容表现的考察，并综合利用对《大典》府州类舆图编例的重新认知，深入辨析《大典》所引相关宋、元、明初的河南诸种志书及其记载，查证其摹录底本与图源文献，最终确认该组地图当源于元代佚名所作《河南志》。

2023年发言：《近代以来日军在华城镇地图测制史考》

运用近代测绘技术测制的大比例尺城镇地图准确表现了我国传统城镇在近代化转型之际的形态原貌，并为解读城镇发展历程提供丰富、即时的历史信息，在我国面临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而众多中小城镇亦已发生剧变之今日，其研究价值尚有待大力发掘。日本之中国城镇聚落地图测绘虽较英、法、美等国略晚，但自明治维新以后，其制图业便开始向东亚大陆积极渗透，现知最早的日制大比例实测中国城市地图是《清国上海全图》（1873年刊）与《清国北京全图》（1875年刊）。甲午战争前后，为因应战时需求与长期占领，作为战略要地、经济中心、交通枢纽的众多中国城镇，自然成为日军关注重点，由此出现一批具有军事背景的城镇地图，相比于交通导览或工商地图，此类地图测绘目的明确，专业性与关联性强，其测绘具有标准、精确、即时、集中等特点，并且，随战争规模扩大，日军的测制业务不仅覆盖台湾、东北各地以及大陆各大都会与通商口岸，而且也涉及许多中小城镇。由于这类地图的测绘持续时间长、数量众多，并且研究界对其知之甚少，因此构成独立于历史档案与影像之外的一类珍贵原始地图史料群。根据初步考察，这类地图的测制始于明治初“清国将校派遣制度”，后在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日俄战争，尤其是抗日战争期间，由陆地测量部、中国派遣军参谋部等为代表的军事机构，先后采用航测、侦测、盗取等多种方式，密集测制（或编制）多种大比例尺的中国城镇平面图与重要设施图，并将之运用实际作战与沦陷区统治。若按1944年“北支那方面军司令部”所编《保管地图目录》的记载，1936-1944年间制作的城镇地图就达270幅，这些地图不仅包括中心城市与交通枢纽，如1/0.5万《延安都市要图》、1/1万《郑县市街要图》，而且涉及众多中小城镇，包括山海关、徐州、衡阳、常德、宜昌等当时作战要地，甚至还涉及泸州、楚雄、永安、建瓯等中小城镇。不过，由于军用地图的时效性、东京大轰炸与战时疏散、败战后的混乱或系统销毁等影响，目前此类地图传存极为分散，尚未开展初步的整理。到1980年代日本柏书房编纂《近代中国都市地图集成》之际查阅了日本200余家收藏机构，均未见这批地图。但事实上，该书的调查并不充分，根据近年访查与仔细鉴别，发现此类地图留存于公私机构或见于著录者仍不在少数，并且，利用这些现存的地图，再结合相关记录，应可拼合并揭开大致完整的测制历史。

2024年发言：《〈金陵省城古迹全图〉考》

本文以《金陵省城古迹全图》及相关金陵省城地图群为研究对象，结合历史地图研究“成图背景、地图谱系、地图文化史”三个融会贯通的境界，同时遵循古旧地图集编纂“原图主义”“图文互证”的核心方针，展开系统考证。在具体研究中，通过图中标志性地物，将《金陵省城古迹全图》年代判定为光绪初年，明确该图不仅是名胜图，更蕴含太平天国失败后曾国藩治理南京的善后政绩，可视为相关县志（同治《上江两县志》）的附图；考证该图落款者尹德兴为苏州刻书商，推测此图为其据官刻南京城图所制。此外，梳理了相关地图的版本、收藏情况及谱系传承关系，通过考证邓启贤等关键人物并结合文献记载，厘清此类地图的绘制背景与年代，推定其测绘底本来源于同治年间曾国藩、丁日昌主持的苏省舆地图。本次研究串联起近代本土所绘南京地图的制图史全貌与谱系，践行了历史地图研究三境界的融合理念，为古旧地图的整理、考证与合理利用提供了重要实践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