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发言：《古代中国“正统观”视域下的“总图”绘制》

总体而言，古代中国的“天下总图”虽有“禹贡图”与“一统图”（“华夷图”）两个主要体系，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严华夷之辨”与“华夷一家”、“内外一统”两种重要疆域观的体现。但这两种“总图体系”并不能说是在同一层面上并行演进的，自汉至唐，“华夷之辨”并不是大一统王朝“国图”绘制的关注点，至广尽大反而是他们绘制天下总图的追求所在。即便在最强调区隔华夷、分别内外的南宋，虽然侧重中原的地图数量大增，宋孝宗置于宫中的屏风仍“其背是《华夷图》，甚便观览” 。可见国家仍需要依照包含中原与边疆的总图指导行政，明朝亦是如此。元、清时期官方绘制的“国图”更不必言，几乎皆是“内外一体”的“一统”总图。与作为“国图”的“一统”（“华夷”）系地图相比，偏重中原的“禹贡”系地图则更多作为解经等用途在民间流传，而且尤以宋明两朝尤为兴盛。 但正因后者具有发行广、易获得的特点，加之西方传教士在明朝开始大量接触中国的“时间巧合”，“禹贡”系地图及其表现的偏重中原的疆域观，对西方最初的中国观塑造有着根源性影响。欧洲在“China中国”概念形成时，未能真正接触到中国本土更具“国图”性质的“一统图”（“华夷图”）系总图，在明清鼎革后更是按照“民族国家”、“多民族征服帝国”等正当流行的“文化套式”，来“凝视”（gaze）作为“他者文化/概念”的中国与中国疆域。 相当长的时期内，西方制图者们始终不能理解清朝接续汉、唐、元等王朝传统的“大一统”地图观念，反而将固化的长城以南的中国地图，发展为各部分几乎独立的“板块状中华帝国”。这种“板块”地图思想对此后美国、日本的中国疆域观也产生了直接影响。地理学家哈姆·德·布利在给《会说谎的地图》所作序言中提及，在当下世界，地图成为了政治宣传工具，有可能给国家体制带来灾难，一些国家的政府甚至“通过地图侵犯他国主权”。 我们应该警惕这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