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发言：《记一幅稀见的花瓣式世界地图——关于日本藏〈西洋进贡地体圆球全图〉的研讨》

16-19世纪传入中国的西洋式世界地图，基本以椭圆世界地图、南北半球图和东西半球图这三种平面形态示人。日本藏《西洋进贡地体圆球全图》形态特殊、身世未明。其外形类似于以北极为花蕊、绽放出12朵花瓣的花朵，这种“花瓣式世界地图”平面形态，具有独创性和视觉美感。其地图制作则具有双重来源：图注文字宗于1674年南怀仁《坤舆图说》，图面绘制则源自于制图人并未提及的1800年庄廷敷《大清统属职贡万国经纬地球式》。这种传承与创新的曲折过程，也许是东西交流史中的一种常态。这也提醒我们：因为地图投影的不同选择，当前常见的几种世界地图，在形态和以北为上的方向上，并非“真理”和科学的客观事实，更多是一种被“固化”和被“塑造”出来的审美选择。“花瓣式地图”则提供了“固化”之外的多元想象。

2023年发言：《18-19世纪东亚古代绘本地图中的印章使用》

依据制作方式的不同，东西方古地图都可分为刻本地图和绘本地图。其中刻本地图也称为印本地图，部分刻本地图在刷印的黑白线条基础上，进行手工上色或填色，形成彩色地图。比如中国《大清一统天下全图》《大清万年一统天下全图》、1691年《日本大绘图》及1849年《大日本国郡舆地全图》、朝鲜《四海地方胜览之图》以及欧洲1606年《中国》（China）和1630年《新绘亚洲》（Asia noviter delineata）等。这种印本地图上色的形式，可认为是印画结合，当然这是以印本地图为基础、辅助以手工绘画的方式。那么反之，印画结合的形式是否会体现在绘本地图中？绘本地图中会不会隐含有刻印的痕迹？一般理解上，绘本地图或写本地图都是手工绘制而成，除个别图幅中盖印有名章外，不存在其他刻印的痕迹。克里斯托弗·特雷尔率先打破了这种成见，他指出在1548年威斯康特·马乔罗（Vesconte Maggiolo）绘本海图中，存在使用帐篷、动物、国王、城市等图章盖印的现象。受其启发，1987年托尼·坎贝尔在1520年胡安·韦斯普奇（Juan Vespucci）海图中，发现了使用印章盖印的城市符号。2005年英国学者凯瑟琳·德拉诺·史密斯在17世纪盖尔斯·伯顿（Giles Burton）的英国苏塞克斯庄园地图和1623年保罗·阿雷丁（Paul Aretin）的波西米亚地形图中，发现了分别使用牛、羊等动物图章以及13类房形印章的情况。2023年初，美国学者切特·凡·杜泽又将研究拓展到中国古地图，他敏锐地关注到两幅清代绘本地图中存在使用印章的痕迹，分别是《山东、直隶、盛京海疆图》中的城市印章符号和《四川湖北水道图》中的水波纹图章符号。西方学者的现有研究表明在东西方绘本地图中，都曾存在过使用印章的案例。尽管这是一种极为少见的现象，但是考虑到以印章形式辅助绘制地图具有省时省力的优势，古代绘图人或制图师的智慧可能同及于此。因此推测在更大地域范围内、更多语种地图中，可能还曾存在过这种智慧相通的现象。有鉴于此，在梳理查阅众多地图后，笔者在东亚（中国、日本、朝鲜）的古代绘图中，又查找到一些使用印章的地图。本文将逐一介绍各幅地图及印章类型等，为研究这一现象提供更多实例，拓宽该项研究的视野和地域，响应西方学者的呼吁并初步就绘图中的印章使用问题进行东西对比。本文新发现的古代使用印章的绘图，共涉及8幅中国古地图、3幅（套）日本古地图和3幅（套）朝鲜古地图。就时间而言，这些地图基本集中在18至19世纪。就印章形态而言，更多是长方形、方形、圆形的印章，还有房形、凹字形、方尖碑形、五角星形等特殊形态的图章。总之，结合西方学者的既有研究成果，以及本文地图涉及地域的广泛性、制图主体的多元性和印章形态的多样性，提示我们，古人在绘图中使用印章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共通性，同时又是个体劳动和智慧的产物。这大概是一种地域上“不分东西”、制作上“各美其美”的现象。

2024年发言：《16-17世纪中西舆图中的哈萨克信息》

本文在欧洲地图学史视角下，通过研究1542年威德地图、1562年詹金森地图、1570年奥特里乌斯地图等西方地图的背景、内容及版本等，呈现出了早期哈萨克知识经由俄罗斯传入西欧的过程。进而在中西交流史视角下，考察和比较1570年奥特里乌斯地图与1602年利玛窦地图、1648年布劳地图与1674年南怀仁地图这些具有传承关系的中西舆图，理清了哈萨克知识由欧洲传入中国的历程。同时本文在三位哈萨克斯坦学者研究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1542年威德地图是现知最早出现哈萨克西文称谓的欧洲地图，1602年利玛窦地图中“哥尔墨”及其旁注并非更早的哈萨克汉译信息，1674年南怀仁地图中的“加撒基鞑而靼”才是目前所知哈萨克一词的最早汉译称谓。这些舆图有助于加深对于哈萨克历史及欧亚大陆地理知识交流的认识，在哈萨克历史研究中将具有独特的史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