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发言：《明清欧洲地图上的“京杭大运河”》

“京杭大运河”作为中国的文化地理形象之一，与长城一样有着较高的国际辨识度。作为著名的水运道路，“京杭大运河”贯通南北，也有过海而来的外国人通过这条大运河进入中国。因此，“京杭大运河”也成为丝绸之路的延伸，在古代中外交往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本文拟通过梳理明清时期绘有“京杭大运河”的欧洲地图，讨论三个问题：第一，明清时期欧洲地图上的“京杭大运河”的形象是如何形成的?第二，明清时期欧洲地图上所绘“京杭大运河”与利玛窦等人在中国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等中文版的世界地图中的相关内容有无关联？第三，明清时期欧洲地图上的“京杭大运河”的绘制特点及其成因是怎样的？

2023年发言：《范林斯霍腾“东亚和东南亚地图”上的中国部分研究》

范林斯霍腾全名让·哈伊根·范林斯霍滕（Jan Huyghen van Linschoten,1563-1611），是荷兰人。1583年到1588年，他曾在葡萄牙人在果阿的驻地担任主教秘书，这一段时间，他窃取了不少葡萄牙人所藏的关于他们在亚洲航行和贸易的机密文件，了解了不少关于葡萄牙人在东印度地区的贸易、管理和税收的情况。后来，范林斯霍滕回到荷兰开始写作关于亚洲的书。范林斯霍腾一共出版过三部关于亚洲的书，其中第三部就是aItinerario,在这部书出版后的两年（1598年），英国人William Phillip(fl. 1600) 翻译了这部书并由出版商John Wolfe 出版，名为《东西印度航程的发现》（Discours of Voyages into Ye East&West Indies）。在这部书中，范林斯霍腾第一次向欧洲展示了东印度特别是印度的较为详细的航海图。范林斯霍滕的这部书的出版打破了葡萄牙人在东印度地区的垄断，在这之后，荷兰人也来到了东印度地区，与葡萄牙人在当地展开了利益角逐，英国人后来也加入了这里的角逐。英国人应当早有此意。在范林斯霍腾的书出版后的第二年，英国人就将其译为英文，能够在如此快的时间里将这部书翻译出来，除了与翻译者和出版商的个人选题的兴趣之外，可能也与当时英国有意在东印度地区获取利益有关。因为两年后的160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全称是“伦敦商人在东印度的贸易公司”）就成立并获得了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的21年贸易专利许可。不过，在这部译著的像致辞一样的信中，作者曾经提到让·哈伊根·范林斯霍滕也希望他的著作被译成英文，因为这对英国来说是有益的。当然，除了英国之外，这部书还有其他的译本出版，它们分别是：1598的德文译本，1599年于法兰克福和阿姆斯特丹出现的拉丁文译本，1610年的法语译本等。范林斯霍腾关于亚洲的著作中附有多幅地图，此外，范林斯霍腾还绘有其他关于亚洲的地图，其中有一幅名为“东亚和东南亚”的地图，这幅地图上绘有中国、朝鲜、日本、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文莱等东亚和东南亚国家。“中国”显然是这幅图想要绘出的重要国家，因为在图上，中国占了三分之一的图幅。此外，在这幅图上，范林斯霍腾还将中国绘成了一个近乎三角形，并在中国境内绘出四个大湖及多个沿海和内陆地名。同时，在中国部分的上方，范林斯霍腾还绘出了圆形水滴状的，作为一个离岛的朝鲜。这种绘法较为少见。如果把这幅地图中的“中国”部分向右旋转180度，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有一个突出的尖锐的三角形的海岸线，海岸线上还绘出了较多的地名。翻检中国地图史料，没有找到类似这样的海岸线。在西文的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到有类似的海岸线，比如比利时人亚伯拉罕·奥特里乌斯（Abraham Ortelius,1528-1598）出版的地图集《地球大观》中的世界地图上的中国的海岸线。但范林斯霍腾这幅地图中的中国部分的地名与奥特里乌斯世界地图上中国部分的地名并不相同。因此，这幅地图并非仅参考了奥特里乌斯的世界地图，还参考了其他西文地图。范林斯霍腾在绘制这幅地图时参考了哪些西文地图？为什么他要在这幅“东亚和东南亚”地图上要绘出一个巨大的“中国”？他又为什么要在这幅图的中国境内绘出四个大湖？这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

2024年发言：《〈海国图志〉之“地球正背面图”研究》

《海国图志》是清代魏源（1794-1857年）编撰的一部世界史地著作。是书在林则徐译《四洲志》的基础上，根据中国古代的史志和明代以来的中外图籍编撰而成。全书征引历史志十四种，古今中外各家著述七十多种，也参考了十多件奏折和魏源自己的亲身经历。《海国图志》共有三种版本，以卷数区分，分别是：五十卷本、六十卷本和一百卷本。其中，五十卷本初版在鸦片战争开始的第二年即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完成，次年（1843年）在扬州刊刻；六十卷本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刻于扬州；一百卷本则于咸丰二年（1852年），刻于高邮。其后又在海内外有多种重刊本。三种版本的《海国图志》中都录了世界地图，与五十卷本、六十卷本把舆图收入第二卷不同，一百卷本的《海国图志》的第三、四卷是舆图，其数量也较五十卷、六十卷本大大增加，共有七十五幅之多。百卷本的《海国图志》卷三中也有一幅世界地图，名为“地球正背面图”（也称“地球正背面全图”），这幅地图与其他两种版本相应位置收录的类似地图都有所不同。这幅地图并不是魏源自己测绘后制作的：我们知道，魏源一生并未出过国门，这些地图并非他本人游历后所作，而是与《海国图志》中的其他地图一样得自于他人。那么，魏源的《海国图志》中的“地球正背面全图”是以什么地图为模版绘制的？这些地图中的中文地名与此前利玛窦等人的世界地图中的地名有何异同？百卷本中的“地球正背面图”与其他两种版本相应位置收录的类似地图又有什么异同？这些是本文想要讨论的几个主要问题。

2025年发言：《固执的凝视：辛亥革命前西方有关“雷峰塔”的图像构图研究》

对于中国人来说，“雷峰塔”不仅是作为杭州“西湖十景”之一的“雷峰夕照”的核心建筑，也是鲁迅笔下充满了象征意义的一座塔，提起杭州，我们总会想到这座塔。其实，不仅中国人对“雷峰塔”十分熟悉，外国人对“雷峰塔”也较为熟悉：18世纪末英国乔治?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1737—1806）访华使团随团画师威廉·亚历山大（William Alexander，1767—1816）绘制过一幅关于“雷峰塔”的图像，在这幅图像中，“雷峰塔”与“保俶塔”隔西湖相望，在这幅画之后，也有外国人用同样的构图方式绘制了“雷峰塔”及其周围的景物。而在1839年照相术出现之后，西方还出现了使用同样构图方式拍摄的“雷峰塔”及其周围风景的照片。从绘画到照片，这种关于“雷峰塔”及其周围的景物的构图方式十分相似，但威廉·亚历山大并不是这种构图方式的开创者。实际上，这种构图方式源自一幅中国的方志地图。本文通过梳理辛亥革命前西方关于“雷峰塔”及其周围景物的图像史料，探寻以这种构图方式绘制或摄制的“雷峰塔”图像来源于哪一幅中国的方志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