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发言：《基于地理信息技术的乾隆〈内府舆图〉绘制精度研究——以新疆地区为例》

乾隆《内府舆图》是继康熙《皇舆全览图》、雍正《皇舆全图》之后，用现代测量方法绘制的地图覆盖面积最大的一幅地图。该图北尽北冰洋、南达印度洋、西至地中海，东抵台湾岛，以每五个纬度为一排，共十三排，俗称“乾隆十三排图”。乾隆朝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之后，《内府舆图》的绘制便是当代中国疆域版图奠定、完成国家大一统的重要标志性创举。乾隆《内府舆图》图幅和面积大，内容详细丰富，是我国最完整的一部实测地图集。在十八世纪世界其他国家还未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大地控制测量时，清康熙年间便建立了规模空前的经纬度控制网。不仅促进了中国测绘技术的发展，而且培养出了大批优秀的测绘人员。过去，学界对清代三大实测地图的研究方法以主观的定性评价为主，无论是对乾隆《内府舆图》的绘制精度，还是测量信息、地理要素的认可度都很高，但这种评价很难提供详细的数据，或给人以精确的认知。20世纪末开始，国内学者汪前进、韩昭庆等，运用测绘、数学、地理信息技术等技术方法，对清代实测地图的投影、测量方法、绘制误差等进行研究，为清代地图定量研究开了先河。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以乾隆时期收复并测量的新疆地区为例，用地理信息技术对其点要素（35处城镇聚落点）、面要素（10处湖泊面）绘制精度进行了定量评价研究。

2024年发言：《清代蒙古游牧图及其绘制方法变迁研究》

“蒙古遊牧圖”，是指清朝時期蒙古諸部受清廷皇帝旨意而自行繪製的盟、旗轄區地圖。蒙古遊牧圖可分以建制單位繪製的盟圖和旗圖，是清朝在蒙古地區實施“盟旗制度”地域分治政策的地圖依據。從現存一千多幅蒙古遊牧圖中得知，清乾隆朝到同治朝，“蒙古遊牧圖”的繪製方法和技術不斷發展。其繪製方法由山水畫風格遊牧圖、向計裏畫方八方向遊牧圖、計裏畫方二十四方向遊牧圖轉型，而且繪製技術也從示意圖、繩索測量距離、向羅經（堪輿羅盤）測定邊界走向等發展和改進。本文對現存蒙古遊牧圖進行歷史地理學、地圖學研究，梳理和探討蒙古遊牧圖出現的緣由、繪圖方法、技術的發展與演變，指出蒙古族地圖繪製史中的蒙漢民族交流的事實。本文認為，清廷對蒙古地區實施以旗為單位的分治，關注旗界，繪製旗圖；蒙古遊牧圖的出現與乾隆年間理藩院旗籍司、典屬司等機構改制有關；本文還提出，蒙古遊牧圖繪製史經歷了山水畫風格示意遊牧圖、“四至八到”示意遊牧圖、“計裏畫方”八方向遊牧圖和“計裏畫方”二十四方向遊牧圖等四個階段；乾嘉年間，喀爾喀蒙古嘗試用“計裏畫方”技術繪製蒙古遊牧圖，但最終以失敗而告終，僅存的一幅計裏畫方遊牧圖還是因為蒙古地區區位傳統方向而導致方向誤差較大；同治初年，喀爾喀左翼二部使用了堪輿羅盤繪製蒙古遊牧圖，中原地區民間的二十四山法傳入外蒙古東部地區，但這是短暫行為，同治之後這一技術再度失傳。之後，這一地區的遊牧圖便是同治地圖的抄錄件；蒙古遊牧圖繪製方法與技術因地而異，巧拙不一，蒙古遊牧圖的繪製史是一個技術傳播的斷續過程。值得一提的是，二十四山法遊牧圖及其遊牧旗冊的出現，對研究蒙古遊牧圖繪製歷史，還對評價中國傳統地圖繪製的科學性，提供了翔實而可靠的圖文數據集。另一方面，計裏畫方繪圖法、二十四山繪圖法等在蒙古地區的傳入，可謂蒙、漢民族之間文化交流的時代映射。

2025年发言：《中国传统古地图的定量与精度评价研究——以清代外蒙古二十四山法绘制的蒙古游牧图为基础》

通过对清代外蒙古二十四方向地图的深入分析，发现这些基于精准测量的游牧图仍存在若干关键性精度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边界鄂博间距的计量单位问题。清代游牧图采用的里、分、丈、尺等传统计量单位与现代公制存在换算差异，导致鄂博（界标）间距的测量数据存在系统性偏差。需结合蒙古游牧图中的尺度记载进行跨单位校准。2、游牧图边界线的连续性缺失而导致的误差。蒙旗划界过程中存在接界蒙旗分段测量、多组人员协作的情况，导致拼接边界线绘制游牧图时出现角度变换和长度调整。还原清代游牧图边界需详查现代地图中具体地理方位的确认，分析不同阶段的测量误差和绘制方法差异。3、堪舆罗盘磁偏角的地理扭曲。传统罗盘以地磁北极而非真北为基准，造成地图方位角偏差。需对比同期天文观测数据，量化磁偏角对游牧图整体或局部地理坐标的影响程度。4、影响测量工作的自然实体与测量数据误差。二十四方向蒙古游牧图数据，是使用丈量土地的绳索、量地尺、堪舆罗盘，人为测量获取。起伏不平的山地、难以跋涉的大河、湖沼等自然实体，对测量工作增加难度，进而导致蒙古游牧图测量信息误差，从清代外蒙古多幅游牧图中可以看出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