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于2015年研发出“中国古旧地图数据平台”，采用IIS进行部署与发布网络服务。目前该平台在本所下设的“历史空间分析实验室”进行内测，虽然因为多种原因数据平台没有完全对外开放使用，但其研发及其管理情况，对数字时代的古旧地图使用和信息化有一定的意义。
　　“中国古旧地图数字平台”中的古旧地图主要来源于：①编制《中国历史地图集》中所使用的各类地图资料；②在学术研究中所收集的各类纸质古地图；③近十余年来本所购置的民国实测地图；④本所同事从世界各主要图书馆获取的古旧地图电子版。
　　该平台的建设，首先要对所收藏图进行扫描与数字化，同时对展示出的图添加上详细的信息数据。如在所展示的《康熙皇舆全览图》下，详细列出了该套图的编绘年份、编绘人员、图幅范围、编绘该图所采用的测量数理基础，以及这套图的版本流传状况及学术价值和意义。
　　目前“中国古旧地图数据平台”能够实现内部发布与展示，并以图片的形式，通过初步建立资料库实现全图索引与图名索引。其中，全图索引即根据总图与分图的关系，通过已经配准拼接好的总图，可直接检索至对应的分图。用户可点击总图上感兴趣的区域，即可跳转到所选图幅中；图名检索即根据已分类好的地图图名进行检索，用户可点击图名信息，连接到对应详细分图内容。
　　为保证平台中地图资料的完整性，所有地图所附图说都与地图一并扫描与发布。与此同时，“中国古旧地图数字平台”作为内容平台，对展示细节上也进行了优化。通过修改读取的网址路径，使网页上显示图名，而不是地图文件名。这样就可以让用户获取地图文字信息与定位所选图幅更方便更快捷，对用户也更为友好。
　　目前该平台已发布上线的地图资料可分为政区图、专题地图，以及其他三大类。其中，政区地图类型中，全国地图有9套，地方政区图有18套。
　　“中国古旧地图数据平台”的最终目标，是将平台中数字化的古旧地图资料库实现通过古今地名索引，能够检索可以调取出古地名在平台中所出现的所有古旧地图。不过，目前在对地名具体定位尚在进行前期的实验，通过将已扫描过的图配准到今天的地图上，再通过数据抓取的方式获取地名信息，让文字与空间信息实现更好的交互。
　　在数据的管理方面，“中国古旧地图数据平台”目前采用水印和随机碎片的方式作为防盗措施，但防盗问题仍然是一个需要不断解决的技术难点。

摘要：岧峣叠峻嶂，绝岫迫墟京。
　　危岭栖豺豹，何须写真形？
　　（蚓斋赠汪老舆图问一首）
　　本文意在置问并探索：古人何故为高山制图，且愈是某些大山崇岳愈是精准？
　　吾人固然可以推断种种实用目的论。然而此中观念，经不住历史逻辑之考验。有关军事、行政目的论，皆不得其逻辑支持。
　　根本原因，乃是上古以来通天信仰之需。绝地天通之前，人皆可攀登“天梯”而上达天庭。绝地天通之后，神巫、帝王通天之需。封禅即其一事。
　　当然，古人亦有海与天通之观念，盖以肉眼所见海天相接之故。然求之愈远，能力愈是局限，对航海技术的要求越来越高，难以满足。
　　而山高接天，古来深信不疑。事实上，在古代，山是唯一可以通过人的能力直接向天接近的途径。辨别山体，寻找路径，考验膂力而已。
　　其可考者，略举一二。
　　马王堆三号墓出土《地形图》，以九嶷山区域为中心展开，其周边制图精度相当精准；其上九嶷山区域绘制纵横立柱标识，其用意自当与山峰之识别相关。其识别结论之形成，当源自悠久的上古文明历史进程。
　　道藏所存五岳真形图之东岳真形图，具有相当精确的类似于近代等高线图的制图手法，其上登山路线、主要山峰之所在、主要水源河流之标注，均达到了相当可观的精度。汉唐道教所存泰山区域地形图，其成果亦来源甚古。
　　古代高精地图，乃上古积累之产物。何以累积？为何而如此累积？正是今天需要理解和揭示的文明史之秘。
　　这里所关注和探索的，实质上是上古科学技术史研究中，有关科技发展动力的问题，于今亦未尝不具启发意义。

摘要：运用近代测绘技术测制的大比例尺城镇地图准确表现了我国传统城镇在近代化转型之际的形态原貌，并为解读城镇发展历程提供丰富、即时的历史信息，在我国面临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而众多中小城镇亦已发生剧变之今日，其研究价值尚有待大力发掘。
　　日本之中国城镇聚落地图测绘虽较英、法、美等国略晚，但自明治维新以后，其制图业便开始向东亚大陆积极渗透，现知最早的日制大比例实测中国城市地图是《清国上海全图》（1873年刊）与《清国北京全图》（1875年刊）。甲午战争前后，为因应战时需求与长期占领，作为战略要地、经济中心、交通枢纽的众多中国城镇，自然成为日军关注重点，由此出现一批具有军事背景的城镇地图，相比于交通导览或工商地图，此类地图测绘目的明确，专业性与关联性强，其测绘具有标准、精确、即时、集中等特点，并且，随战争规模扩大，日军的测制业务不仅覆盖台湾、东北各地以及大陆各大都会与通商口岸，而且也涉及许多中小城镇。由于这类地图的测绘持续时间长、数量众多，并且研究界对其知之甚少，因此构成独立于历史档案与影像之外的一类珍贵原始地图史料群。
　　根据初步考察，这类地图的测制始于明治初“清国将校派遣制度”，后在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日俄战争，尤其是抗日战争期间，由陆地测量部、中国派遣军参谋部等为代表的军事机构，先后采用航测、侦测、盗取等多种方式，密集测制（或编制）多种大比例尺的中国城镇平面图与重要设施图，并将之运用实际作战与沦陷区统治。若按1944年“北支那方面军司令部”所编《保管地图目录》的记载，1936-1944年间制作的城镇地图就达270幅，这些地图不仅包括中心城市与交通枢纽，如1/0.5万《延安都市要图》、1/1万《郑县市街要图》，而且涉及众多中小城镇，包括山海关、徐州、衡阳、常德、宜昌等当时作战要地，甚至还涉及泸州、楚雄、永安、建瓯等中小城镇。
　　不过，由于军用地图的时效性、东京大轰炸与战时疏散、败战后的混乱或系统销毁等影响，目前此类地图传存极为分散，尚未开展初步的整理。到1980年代日本柏书房编纂《近代中国都市地图集成》之际查阅了日本200余家收藏机构，均未见这批地图。但事实上，该书的调查并不充分，根据近年访查与仔细鉴别，发现此类地图留存于公私机构或见于著录者仍不在少数，并且，利用这些现存的地图，再结合相关记录，应可拼合并揭开大致完整的测制历史。

摘要：自唐代开始，许多官方制作的舆图都同时带有“丹青”也即青绿山水的特征，于是，舆图本身除了行政功能，也带有了山水画的审美特点。但是，实际上，对于帝王而言，带有鉴戒意义的“地图”和有娱人功能的“山水画”从来都是不能相容的。唐代天宝初年，玄宗曾以山水画替代了由宋璟上进的《无逸图》屏风，这段历史，屡被后世的帝王师作为造成安史之乱的隐迹，来警戒皇帝不能荒政逸乐。
　　然而历史到了北宋末年又再次以更惨痛的形式重演。这次，一位热爱艺术的帝王造成了国家的覆灭。于是，尽管南宋初年御府大力收藏了很多在靖康之变中散失的书画和古器，但是在宫廷之内，山水画已成为了一种禁忌。而同时，宋金在军事上的对峙使得宫廷对舆图的需求更为迫切，于是，在南宋时期官方舆图有了明显的“去山水画风”的倾向，其地理标识性加强，而审美性质渐趋消失。
　　当时的地图被称为《华夷图》，这个名字显示了强烈的民族情绪，同时，在南宋人所制作的地图上，在不属于南宋管辖的区域内，沿用了一些北宋使用的地名，这也说明偏居一隅的南宋人心中依然存有明确的天下意识，并且这种意识是和疆域联系在一起的。而有趣的是，在文人群体中，也开始出现一种《华夷图》的类型。这种图或置于家中屏风上，可以日常观赏，或绘于小板之上，便于携带旅行。根据现存的一些图像可以猜测，这些的地图有着山水画的特点，并且其中的风格受到了北宋以来的水墨山水的影响。另一方面，南宋的山水画本身也出现了变化。北宋山水中很常见到的地方性的表达逐渐被淡化，“万里江山”的主题更为流行，并且，无地方性的、表达生命宇宙的文人山水也开始占据画坛的主流。这也暗示着，对士大夫而言，“天下”的概念发生了变化，它身上相对具体的地理意涵逐渐转化为更抽象的哲学意涵。

摘要：杨守敬之古史舆地研究，人称清代一大绝学。其中一项重要成果，为杨氏率弟子熊会贞编绘的《水经注图》。该图凝聚并直观地体现了他对《水经注》所记各项地理要素空间位置的研究成果，详备空前，允称一代巅峯之作。这部《水经注图》不仅对历史地理研究价值重大，在古代历史地图中也颇具代表性，值得深入研究。
　　该图编绘于光绪二十八年至光绪三十一年期间，杨氏于光绪三十一年上版雕印，题署的出版者是他自署的斋号“观海堂”，今通行者有2009年中华书局影印本。
　　此观海堂本《水经注图》系古今对照，朱墨套印，版刻形式允当，所依据的“今图”底本乃胡林翼在同治二年刊印的《大清一统舆图》。卷首杨氏自序末镌有“汉阳黄明诚刊”注记。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前期，我偶然收得一部杨守敬手批的《水经注图》，本是光绪三十一年书版初成时供杨氏校对之用的“校样本”，因而书中留有很多杨、熊二氏校核书版的注记。惟书版经过校改正式付印之后，这部校样本一直留在杨守敬的手边，杨氏在书中留下很多对该图内容的校改，而且多属关于具体地点位置所在的实质性内容。这样的校改，一直持续至杨守敬逝世之前不久（杨守敬逝世于1915年初）。因而此本也可以说是《水经注图》的最后改定之本，极具文物价值和史料价值。

摘要：近代以来，中国传统地图逐渐向实测地图转型。在这一过程中，传统地图蕴含的诸多独具特色的书写方式被摒弃。城市图是传统地图的重要分支，与实测地图不同，传统北京城图放弃追求精确测绘的“科学性”，转而走出一条独特的书写创作之路。传统北京城图的“非科学”书写，传递了绘图者的思想情感，反映了特定的时代背景，也形成了一套传承久远的绘图原则。重新思考近代地图转型的历史进程，传统地图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书写方式，应当给予足够的重视。本文系统梳理明清传统北京地图中的“非科学”书写特征，是重新认识传统地图的一种尝试。归纳起来，北京城图“非科学”书写的特点，大致可划分为都城地图专属特征和传统地图共有特征两类。
　　（一）都城地图的专属特征
　　明清北京城图在创作过程中，还原理想中的都城布局，满足人们心中对都城的所有想象，是绘图者追求的执念。明清北京城存在着未完成的“凸”字形城圈，以及中轴线东西两侧建筑布局存在不对称因素，造成了都城布局的不完美状态。这与理想的都城格局明显有异。为弥补现实都城布局的缺憾，都城地图对不完美的结构布局进行改绘。上述“非科学”因素的表现中，维护都城城圈的方形传统，以及虚化展示中轴对称的建筑格局，都是明清北京城图努力实现的“规矩”。
　　受到上千年建都规划理念的影响，宫城、皇城、内城、外城四重城圈的都城结构，奠定了王朝国家核心区的基本格局。同时，城圈也是地图展示完整的防御体系和城内等级分区界线。都城地图对城圈和不同分区的画法，严格遵循等级差异。以宫城为中心，距离宫城越近的区域，防御等级越高，居住人群的等级越高。反之，则防御等级低，居住人群地位越低。在传统观念的影响下，北京城图对四重城圈的重视程度完全不同。越靠近核心区，地图绘制越精细，象征意义也更强。反之，越远离核心区，绘图越简略，实用指示功能也就更强。维护方城形状和不同区域的等级差异，是绘图者创作的第一个执念。此外，北京城图的中轴线和宫殿建筑还打造了一个极致对称又虚化威严的核心区。图上地物的准确位置并不重要，但虚化的“九重宫殿”为城市中轴，对称而整齐的宫殿形象展示却非常重要。保持宫殿建筑的中轴对称，是绘图者追求理想都城布局的第二个执念。
　　在刻意还原理想都城布局的基础上，给予都城特定的专属形象符号表达，体现皇权至上理念，同时凸显都城的核心地位，也是北京城图创作过程中重点考虑的因素。上述“非科学”因素的表现中，若隐若现的神秘宫城，以及祥云缭绕的特定区域，都是北京城图展示“皇权”独尊的专属表达方式。专属符号具有专属意向，彰显都城的特殊地位。久而久之，地图上的专属符号与特定意向形成固定关联，也成为了都城地图的专属特征。
　　（二）传统地图的共有特征
　　明清北京城图“非科学”因素的表现中，有一部分是传统地图惯用的书写方式。传统地图共有特征，大致分为两类：其一是“非科学”但形象实用。比如充分利用纸张空间，或大或小的南城画法，都体现了传统地图实用至上的理念。其二是“非科学”但寄托情感。比如地图刻意隐去宫城的画法，明显是经过理性思考之后选择的一种情感书写方式。这种寄托情感的画法也在传统地图常见，影响久远。
　　先看传统地图的形象实用性。明清北京城图充分利用纸张空间，将城圈充分扩大，以展示城内地物。这种画法并非北京城图独有，而是传统地图常用的画法。
　　民间刻绘北京城中独特的扩大南城的画法，更是传统地图实用至上的经典代表。传统地图中，将读图者重点关注区域放大处理，详细绘制，同时将其他区域简略画出，甚至完全省略，都是常见的构图方式。放大局部区域，有意识地集中展示特定区域的地物信息，使地图变得更细致，更实用。传统地图根据读图者的实际需求，重新调整不同区域之间的详略关系，增加地图的实用性和利用率。
　　再看传统地图的情感与思想性。明清北京城图思想性是地图创作的重点。上述都城地图的专属特征，都反映了绘图者希望传递的思想。传统地图的情感传递优势，是实测地图无法比拟的。这种复杂的情感传递往往是传统地图最希望书写的内容。
　　经过千年传承的传统地图，承载了太多的实用智慧和思想表达。古代中国实用至上且富有感情的技术应用传统，在地图创作过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传统北京城图作为传统地图的经典代表，既有传统地图共享的书写特征，还有都城地图独具的专属表达。无论是共享还是专属，北京城图展示的“非科学”书写方式，早已自成体系，形成传统。

摘要：我国之有海防图，始自明嘉靖年间，滥觞于郑开阳之《万里海防图》。按曹婉如考据，郑若曾先后三次绘制过《万里海防图》。今所见郑氏《万里海防图》见于《郑开阳杂著》。郑氏创制之海防图，大异于传统地图，其图式将陆域置于图之下方，而海洋居上，所绘海岸线起自今广西钦州的龙门港，蜿蜒终至辽东的鸭绿江口，与传统图式之上北下南、左西右东的格式不同，这种海防图无固定之方位。郑若曾为此专门有“图式辩”一说：“若曾曰：图画家原有二种，有海上地下者，有地上而海下者，其是非莫辨。若曾以义断之，中国在内，近也。四裔在外，远也。古今画法，皆以远景为上，近景为下；外境为上，内境为下。内夏外夷，万古不易之大分也。必当以我身立于中国而经略，夫外裔则可。若置海于下，则先自立于海中，自列于外裔矣。倒视中国可乎？或又曰，以图作屏，立而观之，若嫌乎登夷于华。若曾曰：图之作，岂专为屏用哉。录之书册，置之几案，但见远近，不见上下矣。昔大司马默斋许公论图画九边于屏，亦以北狄居上，天下不以为非也，夫何嫌。或又曰，天地定向，以北为上，以南为下。北狄原在中国之北，不可改也。海居南面，可比而同之乎。若曾曰：海何尝专在南哉，南面之海，唯广、廉、琼、高诸郡耳。惠潮之境，海有东南面者，有东面者，是在广东一省，海且无定向矣。福建、浙江、直隶、山东，海皆在东，曷尝有南海乎。故海一也，或面南而视，或面东而视，若必欲尊北而卑南，则亦将尊西而卑东乎。或者唯唯，若曾恐天下有同是疑者述以告之。”他在《万里海防图》的第二幅中用注记的方式为新创“图式”作了简要解读：“绘海图说，海图以沿海险要为重，如广福诸郡，有正东、正南、东南所向之不同，非曰一字同也。故但标识其大要以见身立中国而经略，夫外裔盖推移之活机也。”故郑氏以其新海图范式绘制的海防图，将海洋绘于图之上方，大陆则居于下方。在这种绘图范式的指导下，郑氏《万历海防图》详于大陆近岸及沿海岛屿，尤其沿海卫所及水寨、巡司的位置都相对准确，有关海防策略及论说、卫所设置之得失、水寨建设之变迁、港湾进出之时机等等信息则以注记的方式标注在图上，使之成为具有实用价值的海防图。一图在手，既可纵揽天下之大势、历朝海防制度之沿革、沿海镇守之要点；又可可悉知港湾之大小、潮汛风向之方便，对海防建设具有重要价值，是信息量巨大的军事地图。
　　收录在《郑开阳杂著》中的《万里海防图》，实际上是郑若曾绘制的另外一幅《万里海防图》的简本，故图中注记曰：“原图每方百里。”又曰“原图详悉，兹采其概以图之”。据曹婉如考证，董可威于万历三十三年摹绘的彩色《乾坤一统海防全图》就是郑若曾的详本，也就是《郑开阳杂著》之《万里海防图》底本。郑若曾《万里海防图》虽以海居上，大陆居下，似全无方位，但在各分幅图中仍单独注记方位，如首幅上方注“第一幅，正南向”，则该分幅图上南下北，左东右西。闽粤交界处的第四幅图上方注“第四幅，东南向”，阅图者可凭此大体把握局部海域的方向。
　　郑开阳的的《万里海防图》开启了明后期海防图绘制的新时代，他开创的海洋居上、大陆居下的“新图式”成为新的范式，影响到明末绘制的各种航海图，如凌云翼、刘尧诲《苍梧总督军门志》之《全广海图》（1579年）、宋应昌之《全海图注》（1591年）、邓钟《筹海重编》之《万里海图》（1592年）、谢杰《虔台倭纂》之《万里海图》（1594年）、章潢《图书编》之《万里海防图》（1613年）、陈祖绶《皇明职方地图》之《万里海防图》（1636年）等等明中后期编制的海防图，无不奉郑若曾制图范式为圭臬，在图上加注大量与海洋风汛及港湾形势的有关文字与海防言论成为此类海防图的一大特点。

摘要：宝泉局、宝源局“鼓铸（制钱）铜斤不敷使用”成为困扰清初统治者的政治难题。顺治、康熙时期，清廷举措频出，但仍未能从根本上纾解此困。康熙五十四年（日正德五年，1715），德川幕府推出所谓“正德新令”，限制铜料输入中国，清廷被迫调整铜政，举“滇铜京运”之策以补充京师宝泉、宝源二局鼓铸铜料之不足。至乾隆初，“滇铜京运”已成为办解宝泉、宝源二局鼓铸用铜最主要的方式。然陆路运输人力、物力浩繁，为解决运力不敷、节约成本问题，利用横亘于川、滇之间的金沙江水道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首选。然而对于疏浚金沙江水道运输滇铜，四川和云南地方官员有着各自不同的考量。最终乾隆帝委派钦差大臣会同云南、四川方面联合勘察金沙江河道疏浚工程事宜，就工程可行性、经费等详实调查，并最终形成三种《金沙江全图》，分别对金沙江沿岸水路运铜路线、滩地名称、险易程度、各滩地间距离等均作了详细的标注。从舆图上的标注文字和奏折来看，此次会堪并未改变云南和四川方面对金沙江水利工程的原有态度。《金沙江全图》的形成，是清代地方政府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张力与博弈的体现，是从水利工程视角理解清代政治图景的最佳案例。《金沙江全图》对我们研究金沙江沿途历史地理、清代滇铜运输史、金沙江河道工程史等问题亦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摘要：十七世纪初期，在西班牙殖民地秘鲁总督区，一位署名菲利普·瓜曼·波马·德·阿亚拉 (Felipe Guamán Poma de Ayala) 的印第安人撰写了一本长达千页的巨著《第一部新编年史与善政》(Primer Nueva Corónica y Buen Gobierno)，准备献给当时的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三世。在作品中，瓜曼·波马用简单的线条绘制了近四百幅图画，其中一幅图画就被作者命名为《世界地图》（Mapamundi），这或许是安第斯地区历史上第一幅具有西方意义的“地图”，集合了西方和本土绘制地图的基本准则。
　　安第斯地区拥有自身的符号体系以及自身对空间和时间的表达方式，有别于“旧世界”的地图范式。瓜曼·波马学习并“套用”了殖民者的地图形式，绘制出符合安第斯地区现实并且能够解读安第斯本土社会组织、文化习惯和人群感知的地图。尽管名为“世界地图”但是展现的却是传统安第斯地区“塔万廷苏尤”（Tahuantinsuyu，意为“四方世界”）式的整体面貌。
　　瓜曼·波马的《世界地图》模仿传统西方T-O地图，将圣城耶路撒冷置于中心位置，在海洋部分也插入了西方神话中的海怪形象，但是整体来看展现的仍是安第斯地区的宇宙观念，即在平面上用X线条将“世界”分为四个不同的“苏尤”（四个部分）。瓜曼·波马也模仿西方地图绘制了经纬线，但是安第斯传统对于距离以及比例关系都并不关注，更加注重的则是权益与所属关系，所以看似经纬线的描绘实际展现的是土地的归属，是人与自然的关系。
　　地图的地点标注非常混乱，既有利马城、波多西银矿所在地、波帕扬（Popayán, 现哥伦比亚西南部城市名）这些安第斯地标，同时也标注出葡萄牙、非洲港口等属于“旧大陆”范围的地点名称，彼此之间无论是距离还是位置都与现实并无太多联系，但是，根据“世界地图”配套的文本信息，恰恰体现出了作者绘图的意义。作为向西班牙国王的“谏言”，瓜曼·波马对于“善政”的真正设想是去除西班牙的殖民统治，重建安第斯地区传统社会模式，即重建塔万廷苏尤——让四方世界回归固有秩序，顺其自然发展。在安第斯这个“小世界”之内，构成它的四方之间相互平等，每一方都由当地贵族领袖统治；而这个安第斯文化中的塔万廷苏尤，同时又作为整个人类文明的一部分，与其他同质的各个部分一起，共同组成了人类的“大世界”。组成这个世界的各个部分也应当像组成塔万廷苏尤的各个部分一样，相互平等，并且尊重每个个体的自然属性，“卡斯蒂利亚是属于西班牙人的，印第安地区是属于印第安人的，几内亚是属于黑人的，”所有人都是他们自己土地的合法所有者。
　　作者对于这幅地图的整体设计，一方面尝试展示安第斯地区的印加社会和欧洲社会之间的相似性，一方面又在强调印第安人相较于欧洲人更为和谐的“世界”理念。

摘要：新近公开的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藏《云南三迤百蛮图》，包含了《舆地图说》与《百蛮图说》两大部分，经与《滇省舆地图说滇省夷人图说》等相关图册的对比，可判定其为清嘉庆年间成书的《伯麟图说》之又一版本。该图册的绘制应始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四月，最终完成并上奏的时间是嘉庆二十四年（1819）二月初，由时任云贵总督伯麟与云南巡抚陈若霖等官员等人受命、画家李诂等人具体绘制完成。
　　该图册绘制精良，内容丰富，突出反映了清代中期云南“边徼重地”与“夷汉杂居”等两大特点。其舆地图部分，囊括了嘉庆年间云南所属十四府、三直隶厅、四直隶州，“图后系以说，叙其沿革、四至及毗连外域地界、山川、职官、营制、民风、土司、夷人名目、铜厂、铅银盐厂井之隶地者”，内容则详述清代云南省的建置沿革（含改土归流），包括与省城的相对方位、里程，相邻四至，治所选址形势，属县山川形胜，巡检、土司设置，矿厂、盐井设置，官兵数额，当地民俗等重要信息。“云南为职方边徼，南则控驭缅甸、暹罗、南掌三国，东则与粤西并扼越南要隘，即古南交重地。文武将吏督率诸土司，星罗棋布，巩固藩篱，形势最为雄胜。”图册对云南及相邻的缅甸、暹罗、南掌、越南的边防形式也有详尽描述。体现了清代对西南边疆与民族地区治理的进一步深入，展示了“因俗而治”与边疆内地一体化在云南地区的推行及其效果，
　　云南历来是民族杂居地区，“百蛮与汉民襍居，嗜欲习俗有相协相洽，亦有未尽协洽。其负险阻育族种，尠闻禁教者，刚柔脆悍，聚散踪迹，什淳一浇，亦百不一律。”其夷人图部分，以人物图像的形式反映了108种夷人的生产、生活方式，其内容是对明清以来国家政权对对云南民族认知的继承与深入，也可以视其为传统“滇夷图”的集大成者。其内容主要描绘了云南少数民族信仰风俗、民族生产、捕食狩猎、生活娱乐、婚嫁仪礼、文化教育等题材，描绘场景以山水、房屋、狩猎、耕种、捕鱼、祭祀习俗、手工制作、歌舞表演为主。其中，饮食方式、生产工具、文化水平及与汉族关系的亲密程度是绘写夷人的标准，也是选择何种夷人进入图册的标准，也体现了作者的文化价值取向。
　　该图册该图册价值丰富，是研究民族史、民族学以及清代云南地区政治、军事、经济、地理、艺术等不可多得的图文史料。

摘要：在参与中国国家博物馆2021年馆级科研项目“馆藏明清彩绘舆图叙录与专题研究”中，发现馆藏清代舆图中已收录于《中国古代地图集·清代》《中国古代地图集：城市地图》等图录的《清人锦州城市图横批》《云南省城地舆全图》等图著录信息还可作修订补充，尚未公布的《京畿舆地全图》《军工厂土炮城图页等图》《蛇头湾山各炮台图页》《威胜西炮台图页》等图有进一步研究的价值，拟对其情况进行简单介绍。

摘要：本文从图面内容、绘制方法以及制图综合三方面，比较研究普陀山山水画似的地图光绪《敕建南海普陀山境全图》和利用近代测绘方法绘制的1:10000民国《普陀山全图》实测地图的异同。比较发现，二者在图面内容和制图综合方面相同之处较多，但绘制方法却大相径庭，导致两图中相同地物之间的位置和距离出现较大的偏差，指出在使用山水画似地图作为史料时，应该结合相关文字资料来理解图中地物的实际位置。

摘要：古地图研究的基本方法，应包括三个相互联系的方面：绘制时间、绘制背景、绘制主题。
　　绘制时间是古地图研究的基础，是地图制作最后一个流程。制作流程，还有信息采集、考订与校阅，这确定了图面所绘内容及其反映时间。当被校阅完成后，这些在客观世界先后出现不同的图面内容，会有一个时间先后的差别。这可用时间上限、时间下限表示。时间下限，是校阅完成时所看到最新客观世界变化的时间点，也可能未来某一个时间点。时间上限，则是最接近客观世界变化前的时间点。绘制时间则是绘制完成的时间点，自然在图面内容反映时间下限后。虽也有上限、下限之分，却不对图面内容增减起重要作用。对地图设计者而言，因此实现了绘制的目的，从而确定图面内容反映时间下限、绘制时间的间隔不长，可以古地图造送完成时间为参照。这要求今天从事绘制时间研究的学者，再不能简单推断为几年、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应以一年为单位，再精确则到月、日。
　　绘制背景，对绘制流程起重要作用的现实环境或历史条件。前者侧重当下，因其刺激往往催生新地图刊刻。后者侧重过往，因其作用催生地图摹绘。无论哪一种情况，考察绘制背景时，都需要推断出精确的绘制时间。如果这个时间不精确，无法以此为基点向前追溯究竟什么因素促使绘制了地图。因而精确的绘制时间，是深入考察绘制背景的前提。绘制背景的深入研究，则可以验证绘制时间是否精确。根据地图内外内容进行的绘制时间分析，建立在非连续、孤立的各要素研究的基础上。这种情况下推断的结论，则可以放在绘制背景的框架下验证。绘制背景地域上覆盖了图面空间，时间上涵盖了图面时间，连续的、多角度的分析方法也弥补了绘制时间推断的不足。不仅如此，绘制背景还起到了连接绘制时间与绘制主题的作用。
　　绘制主题，指绘制主要内容。绘制背景影响绘制主题走向，但不确定书写内容，只确定绘制内容的书写框架，因而可以随时检验地图信息的收集、考订与校阅是否脱离所表达内容，清楚哪些是主要的，哪些又是次要的。作为主要内容的绘制主题，始终指导并贯穿地图制作的流程。而分析绘制主题的有效路径，首先精确推断出绘制时间，随之以其为切入点溯源出绘制背景，继之在绘制背景框架借助绘图者与读图者互动。明确了绘制主题，自然清楚了图性。图性是主题体现，是地图彼此区分的标志。以此为切入点，可以分析、评价地图所起作用、文献价值、现实意义，还可判断相似图形是否具有相同主题、是否可归纳为一个图系，又可为以提取图面要素为路径的历史地理信息分析方法提供反思空间。

摘要：民国时期，王庸先生就对明代的海防图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和初步研究，至今学界对于海防图的研究依然是以明代的一些海防总图或单幅的海防图为主，至于方志海防图则少有关注。海防图是清代方志海图中最重要的类别，其数量几乎占到清代方志海图的一半，这些方志海防图也蕴含着丰富的海防、航海、海洋地理等信息。明代沿海地区遭受了严重的倭患，完整的海防体系由此也建立起来，在此种背景下，明代出现了以《筹海图编》为代表的一批海防图书，但或是由于方志编纂的滞后性等原因，直到明末，一些沿海方志中才出现了少量的海防图，这些海防图绘制简略，与明代典型的海防图的绘制风格、主要内容等较为相似，它们也成为了清代方志海防图的滥觞。清康熙年间，沿海方志中海防图的数量开始增多，从这些海防图的绘制方法、内容甚至是海陆布局等方面来看，带有显著的明代方志海防图的特征，但也出现了些许的变化，如明代方志海防图常用的带有方框的文字注释形式在清初的方志海防图中已经不多见，清初的方志海防图的此种范式一直持续到乾隆年间。康熙年间，内外洋的划分被纳入到清代的海洋管理体系中，清代的海防由陆到海也被分为了沿海、内洋、外洋三个层次，内外洋的信息在乾隆以后的方志海防图中也逐渐显现出来；之前的方志海防图多以文字注记的形式进行防区的划分，明确绘出界线表示防区或内外洋范围的情况在乾隆以后的方志海防图中也逐渐增多，说明乾隆以后的方志海防图无论是内容方面还是画法方面相较于之前均有较大的转变。清代特别是乾隆以后的一些方志海防图对我们进行学术研究具有很高的价值，如光绪《黄岩县志·海防营汛图》，图以三条大致与海岸垂直的虚线（海洋防区界线），将黄标左营、黄标右营、黄标中营、温州玉环营、宁海健跳汛的海洋防区进行划分，另有一条大致与海岸线平行的双实线（内外洋界线）将这些防区划分为内洋和外洋，三条防区界线与一条内外洋界线将图中所示海域划分为黄标左营辖内洋、黄标左营辖外洋、黄标右营辖内洋、黄标右营辖外洋、黄标中营辖内洋、黄标中营辖外洋、宁海健跳汛辖内洋、宁海健跳汛辖外洋、温州玉环营辖内洋、温州玉环营辖外洋十个海区。图中虽然没有明确画出此片海域存在的政区界线，但在黄标中营所属内洋主山（岛）的南、北方向标注了“太平”和“临海”字样，或是示意主山以北海域属临海县，以南海域属太平县，此种意涵在同书《海防》的记载中得到了印证，如此，这片海域又被一条无形的海洋政区界和一条有形的内外洋界划分为了临海县辖内洋、临海县辖外洋、太平县辖内洋和太平县辖外洋四部分。总之，光绪《黄岩县志·海防营汛图》以四条有形的界线和一条无形的界线对黄岩、临海、太平三县近海海域进行了有序的划分，为我们清晰地展示了不同海域的权责归属和清代海洋管理的基本面貌。

摘要：关于如何利用GIS地理信息技术对传统地图历史文化信息的加载和推送实践的六点体会
　　1历史复现问题：技术差异、文化校勘、历史修正；
　　2图像架构问题：可视图像、分类交叉、任意流线；
　　3视觉表现问题：图像问题：色彩问题：符号问题；
　　4时空交互问题：触觉感知、视觉感知、听觉感知；
　　5平台导航问题：导航速率、导航方向、导航位置；
　　6共享分享问题：信息共享、判断分享、实时同享；

摘要：乾隆《内府舆图》是继康熙《皇舆全览图》、雍正《皇舆全图》之后，用现代测量方法绘制的地图覆盖面积最大的一幅地图。该图北尽北冰洋、南达印度洋、西至地中海，东抵台湾岛，以每五个纬度为一排，共十三排，俗称“乾隆十三排图”。乾隆朝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之后，《内府舆图》的绘制便是当代中国疆域版图奠定、完成国家大一统的重要标志性创举。
　　乾隆《内府舆图》图幅和面积大，内容详细丰富，是我国最完整的一部实测地图集。在十八世纪世界其他国家还未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大地控制测量时，清康熙年间便建立了规模空前的经纬度控制网。不仅促进了中国测绘技术的发展，而且培养出了大批优秀的测绘人员。过去，学界对清代三大实测地图的研究方法以主观的定性评价为主，无论是对乾隆《内府舆图》的绘制精度，还是测量信息、地理要素的认可度都很高，但这种评价很难提供详细的数据，或给人以精确的认知。
　　20世纪末开始，国内学者汪前进、韩昭庆等，运用测绘、数学、地理信息技术等技术方法，对清代实测地图的投影、测量方法、绘制误差等进行研究，为清代地图定量研究开了先河。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以乾隆时期收复并测量的新疆地区为例，用地理信息技术对其点要素（35处城镇聚落点）、面要素（10处湖泊面）绘制精度进行了定量评价研究。

摘要：依据制作方式的不同，东西方古地图都可分为刻本地图和绘本地图。其中刻本地图也称为印本地图，部分刻本地图在刷印的黑白线条基础上，进行手工上色或填色，形成彩色地图。比如中国《大清一统天下全图》《大清万年一统天下全图》、1691年《日本大绘图》及1849年《大日本国郡舆地全图》、朝鲜《四海地方胜览之图》以及欧洲1606年《中国》（China）和1630年《新绘亚洲》（Asia noviter delineata）等。这种印本地图上色的形式，可认为是印画结合，当然这是以印本地图为基础、辅助以手工绘画的方式。那么反之，印画结合的形式是否会体现在绘本地图中？绘本地图中会不会隐含有刻印的痕迹？
　　一般理解上，绘本地图或写本地图都是手工绘制而成，除个别图幅中盖印有名章外，不存在其他刻印的痕迹。克里斯托弗·特雷尔率先打破了这种成见，他指出在1548年威斯康特·马乔罗（Vesconte Maggiolo）绘本海图中，存在使用帐篷、动物、国王、城市等图章盖印的现象。受其启发，1987年托尼·坎贝尔在1520年胡安·韦斯普奇（Juan Vespucci）海图中，发现了使用印章盖印的城市符号。2005年英国学者凯瑟琳·德拉诺·史密斯在17世纪盖尔斯·伯顿（Giles Burton）的英国苏塞克斯庄园地图和1623年保罗·阿雷丁（Paul Aretin）的波西米亚地形图中，发现了分别使用牛、羊等动物图章以及13类房形印章的情况。2023年初，美国学者切特·凡·杜泽又将研究拓展到中国古地图，他敏锐地关注到两幅清代绘本地图中存在使用印章的痕迹，分别是《山东、直隶、盛京海疆图》中的城市印章符号和《四川湖北水道图》中的水波纹图章符号。
　　西方学者的现有研究表明在东西方绘本地图中，都曾存在过使用印章的案例。尽管这是一种极为少见的现象，但是考虑到以印章形式辅助绘制地图具有省时省力的优势，古代绘图人或制图师的智慧可能同及于此。因此推测在更大地域范围内、更多语种地图中，可能还曾存在过这种智慧相通的现象。有鉴于此，在梳理查阅众多地图后，笔者在东亚（中国、日本、朝鲜）的古代绘图中，又查找到一些使用印章的地图。本文将逐一介绍各幅地图及印章类型等，为研究这一现象提供更多实例，拓宽该项研究的视野和地域，响应西方学者的呼吁并初步就绘图中的印章使用问题进行东西对比。
　　本文新发现的古代使用印章的绘图，共涉及8幅中国古地图、3幅（套）日本古地图和3幅（套）朝鲜古地图。就时间而言，这些地图基本集中在18至19世纪。就印章形态而言，更多是长方形、方形、圆形的印章，还有房形、凹字形、方尖碑形、五角星形等特殊形态的图章。总之，结合西方学者的既有研究成果，以及本文地图涉及地域的广泛性、制图主体的多元性和印章形态的多样性，提示我们，古人在绘图中使用印章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共通性，同时又是个体劳动和智慧的产物。这大概是一种地域上“不分东西”、制作上“各美其美”的现象。

摘要：珠江三角洲江海交汇、沙田浮生的海陆形势塑造了华南地区最复杂的河网水系，形成了内联外接的中外商贸通道。系统地梳理与重建该区河网水系的组成情况，将对于深入考察区域交通、商贸、人口的流通路径与过程，乃至社会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已有相关研究，有以曾昭璇等地理学家为代表，呈现以地貌学为理论基础、视角宏观和长时间跨度等特点，奠定了对珠江三角洲历史河流变迁的基础认识，即该区河网水系的发展模式可总结为多次分汊、多级发展；沙洲合并，由繁到简；左汊萎缩，右汊发展，整体偏右等特征。 而针对历史资料的研究，或从地图学史、测绘史的角度展开 ；或聚焦河道、港口与城市发展的关系开展考察 ，或将海防与广东的江河格局结合考察，已取得了较为丰富的阶段性成果。
　　然而，针对具体地图与GIS技术结合的区域河网水系重建的研究，目前的成果尚且不多。以往关于珠江三角洲的历史河网系统，多基于地理学家们的实地调研所得，未曾看展历史地图的系统重建。随着清末国内测绘再度兴起，全国性的《清会典图》的绘制和省级测绘机构的建立，大量的实测地图与图说面世并得到广泛应用，成为研究了解晚清区域自然环境和社会的重要材料。光绪《广东舆地全图》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 ，为系统地重建珠江三角洲河网水系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基础。此图前人虽有所关注，但由于原图藏于国家图书馆（现可在线阅览） ，未曾出版，更未将其与GIS相结合，重建该区晚清的河网水系。
　　光绪二十三年石印本《广东舆地全图》（下称“全图”）为原装线本，2册，每册长28cm，宽18cm。每页排版由一半图像、一半图表组成，以县为基本空间划分单位，每一县域对应沿革、疆域、天度、山镇、水道、乡镇、职官七类说明，结构与文字说明简洁明了，全面反映了晚清广东地区的自然、人文环境与地理知识书写情况（图1）。封面书名一行六字，篆书，题为“广东舆地全图”，封里牌记注明成书时间与出版人信息“光绪二十三年三月丰润张人骏署”，并记有由“广州石经堂承印”的出版地信息。该书有序言六则，记载了地图绘制始末和广东地理境总体概况；有凡例十五则，说明了地图绘制规则和阅读方法，使该书中地图的内容和地理知识有据可依。这对于重建晚清珠江三角洲的河网水系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本文重建方法分三个步骤。其一，对《全图》图表中所提及的水道进行古今地名考证。以《全图》中提及的水道名称为基础，结合目前所见成文出版社《中国方志丛书》（第108号）和《广东历代方志集成》（省部30号）《广东舆地全图》两版本（均为宣统二年出版，较光绪版本有所修改） ，以及同治五年《广东图说》、光绪十五年《广东舆地图说》、珠三角各州县地方志等资料。同时，参考现代河流名称，对《全图》所及水道名称的古今地名进行考证。其二，对河流的空间位置信息进行考订。《全图》中所载水道，有其上下游河流及其流向的说明，可用于确定水道间相对空间位置。以南海县佛山堡水为例，《全图》记载“佛山堡水首受紫洞水，东北流经沙腰屈东南，经正埠分两派，北派流为叠滘水，南派东南流为平洲水”，从材料即可知佛山堡水、紫洞水、叠滘水和平洲水的相对位置，同时结合右图中沙腰、正埠两地的空间位置，验证河流的相对位置。以此为准，便能将《全图》中所提及水道逐条的空间位置进行复原。此外，根据图中按方计里原则，每条河流的长度亦得以大致估算。其三，对考证河流进行小流域分类。以钱宁的河流地貌学分类法为原则 ，结合珠江三角洲地貌的实际情况，将晚清该区的河网水系划分为山区河流和平原河流两大类，又根据该区主干流的分布，分为珠江、西江、北江和东江不同的小流域。其四，根据以上方法，使每条水道都具有名称、长度、空间坐标、所属流域等要素信息，构成GIS可视化重建的空间数据库。同时，以《全图》中每一县域右侧地图为GIS重建的底图，对其进行数字化，最终生成晚清珠江三角洲的河网水系图。本文的河流考订结果如表1所示。本文的GIS河网水系重建结果如图1—7所示（图表略）。

摘要：清代乾隆时期，皇家舆图《乾隆京城全图》和《直隶通省舆地全图》标绘出京师和热河两处“雍和宫”。本文通过文献查阅、舆图文本分析，梳理与雍和宫相关的狮子园、苏鲁克及有关舆图的流变过程，阐述乾隆出生地迷案的背景，对为何乾隆时期的皇家舆图出现两处雍和宫之缘由加以辨析。
　　北京雍和宫，明代是太监宫房，清初为内务府官房。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被康熙皇帝赐予四皇子胤禛修建府邸。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胤禛获封和硕雍亲王，府邸改名为“雍亲王府”。雍正三年（1725年）将此府邸改为行宫，赐名“雍和宫”。乾隆皇帝在《雍和宫御制碑文》（1744年）中说：“我皇考世宗宪皇帝，肇封于雍邸，在京师艮维，与太学左右相望，迨绍缵大统，正位宸极，爰命旧第曰雍和宫，设官置守，甍宇垩餙，无増于昔，示弗忘也。”乾隆九年（1744年），雍和宫改建为藏传佛教寺庙，并成为清政府掌管全国藏传佛教事务的中心。
　　清代乾隆时期的皇家舆图《乾隆京城全图》和《直隶通省舆地全图》，标绘出京师和热河两处“雍和宫”。本文通过文献查阅、舆图文本分析，梳理了与雍和宫相关的狮子园、苏鲁克及有关舆图的流变过程，阐述了乾隆出生地迷案的背景，对为何乾隆时期的皇家舆图出现两处雍和宫之缘由加以辨析。

摘要：清代中朝边界以鸭绿江和图们江为界，两江以南为朝鲜界，以北为大清界，两国均禁止边民私自越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藏标题为“奏呈览中朝边界地图折”的文书，具奏时间为乾隆二十八年五月二十四日，其文书后附上一张上南下北的满文舆图。舆图标题以满文标为“ba na i nirugan舆图”，图内两处见标“solho i ba朝鲜之地”。该舆图以松花江为主干河流，南界至中朝边界长白山、鸭绿江和图们江，西至柳条边，以及四处边门。松花江下游湾处为“吉林乌拉城”，其北标注两处边门和十三处驿站。东南至图们江下游，在图们江源流描绘了长白山，右侧为鸭绿江源流一带。鸭绿江以南朝鲜界内，沿江南岸一带标注了三处朝鲜地名，san šui fu三水府、lu an罗暖和giya i bo jeng加乙坡镇，在加乙坡镇上用标签加注了giya i bo jeng mukden harangga ba teisu加乙坡镇盛京属地相当。该舆图虽然是以松花江流域为主的中朝边界图，实际图中最显著部分是在大清领土内的十几处满文贴签。本报告将利用中朝多元文献，详细解读舆图绘制缘由和满文贴签的真实含义。

摘要：天水放马滩地图自1986年发现以来，因其独特的价值而引发学界的关注，就地图作者、绘制年代、地图内容等问题展开多方面探讨，取得不少成果。特别是近年来人们利用新技术新材料进行的新探讨，引发大家对地图基本问题的新思考。总括而论，对于地图有关问题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墓主记》名称问题，主要有“墓主记”“志怪故事”“邸丞谒御史书”“丹”或“祠鬼”等不同观点。二是地图绘制年代，主要有秦始皇八年（前239）、秦昭（襄）王三十八年（前269）、秦昭（襄）王八年（前299）、秦惠文王后元八年（前317）和赵惠文王八年（公元前291）等的差异。三是地图组合及地域范围问题，主要有天水市渭河流域说、嘉陵江上游地域说、藉河流域与西汉水上游说、渭河流域与西汉水上游说、渭河流域说和渭河支流与永宁河上游说等不同。这些不同观点和争论表明，对天水放马滩地图基本问题尚需立足考古材料和问题本身，做进一步深入探究。

摘要：1655年，卫匡国（Martino Martini）的《中国新图志》（Novus Atlas Sinensis）在阿姆斯特丹出版，是近代欧洲第一部刊行的西文中国分省地图集，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占有特出地位。卫匡国在地图中标出一千七百余处各类城镇，在总数及地名拼写与相对方位的准确性等方面都远胜于此前印本西文旧图，同时，对城镇的记载与描述是《新图志》长篇拉丁文地理图说的核心内容，书末的经纬度表中也罗列绝大多数城镇名目。本文分析《新图志》中展现的城镇体系，追索知识来源，尝试还原卫匡国的制图场景，深化对这部杰作特殊性质的认识。
　　卫匡国在华经历有限，制图时高度倚赖返欧途中随身携带的有限中文地理资料，其中首要资料是添加大量卫匡国手迹的梵蒂冈藏凝香阁刻《广舆记》工作本，其次是一种与明末曹君义《天下九边分野人迹路程全图》高度近似的已佚总图“人迹图”。本文将《广舆记》工作本与《新图志》全部图、文中的城镇信息做通盘对比，打通图、文间的藩篱，结合对“人迹图”的分析，有效地还原出卫匡国依据中文资料构建《新图志》聚落体系的复杂工序及其理据，找出《新图志》与《广舆记》、“人迹图”之图、文间或隐或现的继承性，并且解释那些不能被轻易忽略的差异之由来。
　　《广舆记》的正文与地图详细地登载晚明各类城镇，但在行政层级、性质、方位、境域、数量、时效性等方面均存在不足，且《广舆记》正文、地图承载的地理信息间还互有矛盾。卫匡国察觉上述矛盾，采用记载相对更全、时限更晚的《广舆记》正文作为《新图志》地理图说中译介中国城镇体系的主要基础，在地图绘制时并未简单地翻译《广舆记》分省地图，而是花费大量心力，主要利用《广舆记》正文中的信息，并参考同样详细绘制城镇的“人迹图”，先在《广舆记》工作本原图上补订城镇，再制成拉丁文地图。
　　基于卫匡国的图、文表达，可将《新图志》中登载的城镇归为基本政区治所与军事点两大类，这与明代实情不尽相符。详细核查卫匡国在工作本地图上的笔迹，可知他还对不少城镇的方位做出更改。本研究逐一探明每个城镇的资料来源，分析卫匡国对城镇做查漏补缺、方位设定与结构重编的繁复过程，并指出“人迹图”在卫匡国补改城镇的步骤中发挥重要作用，有助于识别附郭政区、定位基本政区、补充军事点。补订过程虽然艰辛，但受卫匡国本人实际地理经验的欠缺、对中国地方行政体系的模糊认识与不恰当重构、《广舆记》正文及“人迹图”的不准确、《广舆记》地图印制粗略等多重因素影响，又在《新图志》的图、文中造成许多新问题。

摘要：明万历二十九年，灵山卫指挥使谈九畴，根据实地勘察胶莱河流域之见闻，编绘了《胶莱河辩议图说》。后经清代康雍年间张谦宜摹绘并增补相关奏议、跋语等内容，形成今本《胶莱河辩议图说汇辑》。该图说是目前所见时代最早、内容最丰富的胶莱河流域水利专门地图，保存了明后期胶莱河流域的地理环境信息。通过对图中所表现地物及景观的考证研究，可以复原胶莱河流域在明代晚期的地理环境，也为研究其历史时期的发展演变过程提供了依据。此外，图中对王献与刘应节先后试凿胶莱河史实的记载，可以补正史记载之不足，从而使今人得以重新检视万历初年曾经聚讼纷纭的胶莱河议案。

摘要：1698年，供职内廷为康熙皇帝讲授数学、天文等课程的法国籍传教士、“国王数学家”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自巴黎返华，带回包括图籍、科学仪器等在内大量来自法王路易十四的礼物。其中包括巴黎最新刊印的世界图及《亚西亚洲图》等4幅大洲图。为便于康熙皇帝读用，这些地图除将原法文图说译为汉文外，重要地名、山川河流、国名等另以黄签贴注汉译，详加阐述。《亚西亚洲图》一幅经康熙帝阅后，入内务府舆图房收贮，现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入《澳门历史地图精选》《锦瑟万里 虹贯东西——16-20世纪初“丝绸之路”档案文献集萃》等图录。
　　此《亚西亚洲图》为墨印纸本，图中原标注及图说、注释均为法文，完成于1696年，原名为L'Asie: Ou Tous les Points Princip aux font Placez fur les Obfervations de MRS DE L'ACADEMIE ROYALE DES SIENCES（中文译为《亚西亚洲图图内分四洲之总分紧要之处按拂郎济亚国天文学宫所定经纬诸度》），其绘制人为Par N.de Fer Geographe de MONSEIGNEUR LE DAUPHIN（中文译为于拂朗济亚国王太子讲地理者佛尔立法），雕版师为 H.van Loon （房龙，未标注国籍）。1936年故宫博物院《清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图目初编》载，本图横119cm、纵93cm，今实测为横159cm、纵111.5cm。同名图目前在法国国家图书馆网站发现有两个版本，区别在于图幅外围有无长篇图说。两种版本的地图均可在法国国家图书馆Gallica检索使用。
　　该图以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定方位系统。标有赤道、经纬线等，周边标注经纬度及比例尺。山体以形象绘法标示，无图例。投影类型为桑逊投影，即伪圆柱投影。地图本体共有中文贴签注记74条，主要集中在山川河流、海峡岛屿等地理实体，国家、地区及城市等汉译注记共25条。地图四周，绘有中国、日本、暹罗、亚美尼亚、格鲁吉亚、阿拉伯、莫卧尔印度等10余国家（地区）插画并作注文，介绍相关国家地区的人种、文化习俗、物产等内容。与外围《论亚洲》《论中国》《论俄罗斯使臣同商贾自莫斯古城至京师之路程》《论河》等长篇图说共同构成了了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乃至欧洲世界对亚洲地理、历史、人文等内容的综合认知水平。
　　1685年，路易十四钦定以天文观测见长的耶稣会士洪若为会长，与白晋、张诚、刘应、李明、塔夏尔等六人组成传教士使团，授予“国王数学家”之名，前往中国。他们在传教使命之外，还肩负着为法国皇家科学院提供测绘资料的任务。路易十四下达的国王敕令中明确强调：“朕愿其能以此身份赴印度和中国，进行一切必要的观测，以完善和探索文艺与科学，以及地理的精确度，确保航海愈加安全可靠。”
　　初步研究显示，本图应为法国新兴制图业在综合既往欧洲尤其伊比利亚世界、尼德兰绘图资料基础上，采纳法国皇家科学院在亚洲尤其远东地区最新实测经纬度数据和来华传教士李明等人相关最新著作，综合汇编而成，其经纬度数据较之前欧洲所绘地图有较大提升。图中在日本列岛北海道（图注为JESO，即野所）附近，特别标注Toute cette Coste Ainfi que le Japon font Tués ðapres les Cartes Portugaifes fort different des Nostres（汉译贴签为：此地并日本诸岛皆按波尔都亚国人之图，与我本国之图少异）。最早发现并绘制日本列岛较为完整准确的地图轮廓是葡萄牙航海者。法国制图师在这一区域作如此标示，既体现法、葡地理学界的知识分歧，也表明绘图时充分借鉴采纳了葡萄牙地图成果。
　　有关包括中国在内的东部亚洲的绘法及内容标注，尤其中国“内地省份”的主要城市、地理实体的标注，以卫匡国图为基础，增补南怀仁基于1682、1683年随驾出行（见《鞑靼旅行记》）和参与尼布楚谈判活动的张诚所形成的最新观测及记录。图中中国长城东北地区及区域放大图，经比对几乎为南怀仁《鞑靼旅行记》的文字改绘。而《论中国》及有关图说，大量取自李明《中国近事报道》。李明一书于1696年在巴黎出版，而本图标明亦为同年刻印，这体现了彼时正致力于全球扩张的法国，对东方世界尤其海路相关信息的关注与熟识。更为重要的是居留中国的传教士群体，尤其受路易十四委派来华的法国籍传教士，始终在执行其所肩负的皇家科学院天文及地理信息观测整理任务，他们传回欧洲的资讯，非常迅速地转化为公共知识，为制图学界接受并很快体现在地图制作中。以上，由法国国家力量组织参与，使得本图成为康熙朝《皇舆全览图》传到欧洲之前，欧洲世界关于东部亚洲地区绘制最为准确的地图。
　　同时应当指出，图中依然混杂着未知与想象的“地区”。仅举一例：亚洲腹地的神秘区域——自中亚而东南向的青藏地区，随处皆注Thibet。而“西藏”地区中部继续沿用着“神秘湖泊”的绘法，图说中称为Lac Zim（清宫译作新湖），作为数条源出青藏高原地区大江大河的源头。这种想象的绘法，包括中国新疆及所属中亚区域等内陆亚洲区域，到乾隆时期中国完成西藏、新疆及中亚地区《皇舆全览图》补测工作，并经北京的传教士传回西方后，得以完全更正。
　　地图，不仅是空间的再现，更制造着空间与秩序。制图，不仅是技术，更是一种知识再确认与观念建构的工具。作为一种特殊语言，地图在漫长的人类文明生产传承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尤其在早期近代化时期，这种作用更为突出——从地理知识到认知观念，世界如何被表现，即意味着如何被叙述。地图，除实用品之外，还是一种权力的具象化。地图的绘制、刻印，以一种特殊的“通用语言”，成为话语的建构者，而其愈发广泛的流通，则进一步巩固了这种话语权的统治地位。
　　路易十四宫廷中的皇家制图师，娴熟地运用当时最先进的测绘技术与成果，不断生产着反映上帝与国王荣光的地图，将人类对于自然世界最新的认识，呈现其上。同时还密切关注“法国利益”，除与葡萄牙“争夺”东方“保教权”外，反映在图上，则是对俄罗斯与中国陆路交通线路超乎寻常的“关心”，专门有一则长篇“图说”，详细介绍从莫斯科到北京的路线。
　　进入东方宫廷的《亚西亚洲图》等欧洲绘地图，我们无从想象究竟给当时的中国朝廷以多大冲击。但我们能看到的是，1705年，康熙皇帝命传教士安多、白晋等就近测绘北京周围区域及河流。而后，自1708年至1716年，近十年时间，完成全国实测。此次古代中国规模空前的测绘，由白晋等领衔，以其1697年返回法国招募的人员为主力，会同明安图、何国宗等中国人在内，使用欧洲引入的最新仪器，运用法国的天文观测技术，完成了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精度最高的大地测量与地图绘制。此次实测完成的《皇舆全览图》及相关数据，包括后续雍正、乾隆两朝的补测与更新，经传教士传回欧洲后，深刻影响了之后欧洲关于亚洲尤其中、东亚地区地图的绘制。1735年，耶稣会士杜赫德委托法国皇家制图学家唐维尔制成地图，收入其《中华帝国全志》中。后唐维尔于1737年在荷兰海牙将此组地图以地图集的形式单独出版，称为《中国新图》。在20世纪之前，一直是世界上最准确、最权威的中国地图，深刻影响了欧洲人的中国地理观。

摘要：范林斯霍腾全名让·哈伊根 ·范林斯霍滕（Jan Huyghen van Linschoten,1563-1611），是荷兰人。1583年到1588年，他曾在葡萄牙人在果阿的驻地担任主教秘书，这一段时间，他窃取了不少葡萄牙人所藏的关于他们在亚洲航行和贸易的机密文件，了解了不少关于葡萄牙人在东印度地区的贸易、管理和税收的情况。后来，范林斯霍滕回到荷兰开始写作关于亚洲的书。
　　范林斯霍腾一共出版过三部关于亚洲的书，其中第三部就是aItinerario,在这部书出版后的两年（1598年），英国人William Phillip(fl. 1600) 翻译了这部书并由出版商John Wolfe 出版，名为《东西印度航程的发现》（Discours of Voyages into Ye East&West Indies）。在这部书中，范林斯霍腾第一次向欧洲展示了东印度特别是印度的较为详细的航海图。范林斯霍滕的这部书的出版打破了葡萄牙人在东印度地区的垄断，在这之后，荷兰人也来到了东印度地区，与葡萄牙人在当地展开了利益角逐，英国人后来也加入了这里的角逐。英国人应当早有此意。
　　在范林斯霍腾的书出版后的第二年，英国人就将其译为英文，能够在如此快的时间里将这部书翻译出来，除了与翻译者和出版商的个人选题的兴趣之外，可能也与当时英国有意在东印度地区获取利益有关。因为两年后的160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全称是“伦敦商人在东印度的贸易公司”）就成立并获得了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的21年贸易专利许可。不过，在这部译著的像致辞一样的信中，作者曾经提到让·哈伊根 ·范林斯霍滕也希望他的著作被译成英文，因为这对英国来说是有益的。 当然，除了英国之外，这部书还有其他的译本出版，它们分别是：1598的德文译本，1599年于法兰克福和阿姆斯特丹出现的拉丁文译本，1610年的法语译本等。
　　范林斯霍腾关于亚洲的著作中附有多幅地图，此外，范林斯霍腾还绘有其他关于亚洲的地图，其中有一幅名为“东亚和东南亚”的地图，这幅地图上绘有中国、朝鲜、日本、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文莱等东亚和东南亚国家。“中国”显然是这幅图想要绘出的重要国家，因为在图上，中国占了三分之一的图幅。此外，在这幅图上，范林斯霍腾还将中国绘成了一个近乎三角形，并在中国境内绘出四个大湖及多个沿海和内陆地名。同时，在中国部分的上方，范林斯霍腾还绘出了圆形水滴状的，作为一个离岛的朝鲜。这种绘法较为少见。
　　如果把这幅地图中的“中国”部分向右旋转180度，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有一个突出的尖锐的三角形的海岸线，海岸线上还绘出了较多的地名。翻检中国地图史料，没有找到类似这样的海岸线。在西文的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到有类似的海岸线，比如比利时人亚伯拉罕·奥特里乌斯（Abraham Ortelius,1528-1598）出版的地图集《地球大观》中的世界地图上的中国的海岸线。但范林斯霍腾这幅地图中的中国部分的地名与奥特里乌斯世界地图上中国部分的地名并不相同。因此，这幅地图并非仅参考了奥特里乌斯的世界地图，还参考了其他西文地图。
　　范林斯霍腾在绘制这幅地图时参考了哪些西文地图？为什么他要在这幅“东亚和东南亚”地图上要绘出一个巨大的“中国”？他又为什么要在这幅图的中国境内绘出四个大湖？这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

摘要：左图右史是中国早期史书之特点，历千年衍变为后世方志所取代。和州方志即和州古史时期地方史书，对其方志编绘舆图研究，尚为空白点。本文由清代安徽省级志书编绘的和州舆图作历史梳理，整理、分析其图文信息，进而归纳其呈现的和州自然地理和人文特征。

摘要：《中国历史地图集》第7册的明时期“贵州”图中，贵定县、镇远卫、织金、火灼堡等地名位置标注有误。明代长期存在的卫中，龙里卫、新添卫画了卫界却未标注卫治，贵州卫、贵州前卫、清平卫、都匀卫、乌撒卫则没有标注。明末新设的卫所中，仍有敷勇卫、修文所、于襄所、濯灵所、威武所、赫声所等没有标注。

摘要：在1990年代听中国人民大学周继中教授讲起，在“文革”时期在当时的历史博物馆工作，开展古地图与历史地图的整理工作，并“收留”国家测绘局金应春老师从“干校”回来，从事马王堆地图的研究工作。
　　2000年前后，开展近代测绘制度与近代地形图研究，收集晚清和民国测绘档案，扫描复制标准分幅地形图，做出“百年来”北京城区郊区地形图的分层分色对比处理。
　　2010年前后，利用遥感和地理信息技术，为文化部艺术技术研究所开发“中国文化地图-地理信息服务平台”，利用历史时期的绘画和古地图展示历史地理环境，利用历史地图数字化技术，展示三维环境的华夏版图山水景观，也初步实践过古地图位置定位与几何纠正，与现代标准幅面地形图精准匹配的工作。

摘要：中国国家博物馆自成立至今已有111年的历史，陈列展览是中国国家博物馆最重要的核心业务，地图组（历史地图室）也随着展览展示的需要应运而生，经过几代老师们的辛勤耕耘，积累了丰硕的成果，形成了国家博物馆特有的陈列历史地图风格，陈列历史地图作为重要的辅助展品，对于促进文化交流、弘扬传统文化、深化展览主题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本文依据搜集到的资料简要梳理历史地图室自成立至今的工作及其成果。

摘要：“三山五园”是北京西北郊、以清代皇家园林为代表的历史文化遗产的统称。国家图书馆收藏有几十种三山五园地区的古旧地图。明代《三才图会》、清代《宸垣识略》中的《西山图》等早期地图，展现了三山五园地区从自然风光到人工苑囿、皇家园林的过渡。《圆明园地盘全图》《清漪园地盘画样》等样式雷图，见证了三山五园作为皇家生活和文化的一部分，所历经的营造和重建等工程。清末至民国时期出现了一批三山五园专题图，图中三山五园依旧是当仁不让的主角，但是从绘制者和绘制内容来看，地图已经呈现出一些明显的变化。民国时期的三山五园图经历了从中国传统形象画法绘制地图向科学测绘地图的转变，也在事实上摆脱了“皇家”的烙印，成为历史文化遗产的一份子。名胜图、旅游图则标志着三山五园正式从皇室私有转变为公共服务设施，成为社会文化生活的一部分。水道图贯穿了三山五园地区历史发展的全程，描述了不同时期的京西三山五园河道水系。三山五园古旧地图的系统整理研究，不仅为三山五园相关历史文化研究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也展现了三山五园地区历史文脉传承有序、发展有源，具有重要的文化传承意义。

摘要：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国马戛尔尼使团带来的礼品中包含三辆马车和八门炮车，在中文礼单中分列第15和17位，并不像科学仪器那样惹人注目。但据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礼品购买清单，购置、改造和包装马车的费用远超礼单前两项的天文地理大表和天地球仪，是使团礼品中最贵重的单项。炮车则由英国政府提供而非东印度公司采购，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在马戛尔尼使团的相关研究中，对科学仪器有着较为广泛的讨论，而对与之同等重要的马车和炮车则鲜有涉及。本文结合中英双方档案和图像资料，对使团在京期间的献礼与自用、使团离京后的绘图与陈设、圆明园浩劫后的流转与收藏等情况展开研究，力图还原马车和炮车从乾隆五十八年至咸丰十年（1860）的历史际遇。
　　研究发现，三辆马车中的凉车和暖车，作为送给乾隆帝的大件礼物，并未被带往热河，而是暂存在北京城内的使团寓所，等待皇帝从热河返回，才被送往圆明园进行组装。第三辆马车由马戛尔尼和小斯当东在从北京去热河的路上使用，这在使团成员的回忆录中有着丰富的记载，生动反映了当时英国人对中国马车的看法、中国人对英国马车的好奇、中国官员乘坐马车时的感受，以及这辆马车最终的归宿。八门炮车在使团从通州登陆后，就进行了组装。其中的六门小炮原计划带往热河为皇帝演示，但在寓所试演后，被钦差福康安否决。两门大炮在乾隆帝返回北京后也被送往圆明园。乾隆帝观看了炮车演示，但反响并不积极，有使团成员甚至将被驱离北京的原因归咎于此。
　　使团离开北京后，两对马车和炮车被对称布置于静宜园和清漪园的勤政殿，开创了礼仪性宫殿陈设的新模式。继而与其他国家礼品一起，由如意馆绘制多卷《舆盖图》，陈设于紫禁城内重要宫殿，并收入《石渠宝笈三编》，成为皇帝个人武功和国家权力的纪念物。幸运的是，其中一卷现存中国国家博物馆，名为《清柱和柱绘英吉利等国所贡舆盖图卷》，为了解马车和炮车的具体情况提供了图像依据。
　　咸丰十年，英法联军入侵圆明园及周边，为马车留下了最后的记录，并将炮车作为战利品带回了英国。今天，在英国的两个博物馆中，还能看到炮车的实物和马车的类似品。

摘要：明初贵州建省，地理战略位置的重要性凸显，贵州成为经略云南，联系湖广、听命中央的内陆省份。这一时期，一条横跨贵州中部，连接湖广与云南的古驿道——"苗疆走廊"日益繁盛起来，它东起湖南沅陵，西至云南昆明,呈东北一西南走向,跨湘、黔、滇三省,漫漫千余公里，是国家西南边陲与中原腹地联系的重要通道。在明清时期，维护了该区域的稳定发展，对于巩固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的统治、促进区域经济与文化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其中,贵州境内的“古苗疆走廊”约占其总长度的一半,地理位置上又居于其中，承接湖广与云南两个开发水平相对较高的地区，且域内地形复杂,诸民族杂处其间,是中央王朝稳定统治的重要区域，故贵州境内“古苗疆走廊”可以说是整个区域的重中之重。
　　有学者认为，这是一个囊括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交通干道，是多元民族文化相互交错、碰撞，多种文化圈结构不断重新分化和重组的区域。
　　在明清舆地史料中，对这一交通干道的绘制和介绍也较为详细，从《明史》、《明实录》到万历《贵州通志》、嘉靖《贵州通志》、《贵州图经新志》等相关地方志中所载，可知“古苗疆走廊”以驿站与卫所为中心，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军事体系，也形成了“小集中”“大分散”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区域。从地图绘制的视角考察这一通道的军事、经济和社会文化内容，探析这一通道如何在国家意识的操控下形成兼容地貌复杂性、民族多样性、文化多元性和国家意志和汉文化的一体性及整体性等特征，以及对周边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深远影响的史实，为研究明清西南地区尤其是贵州社会发展史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摘要：因刘裕北伐夺回指南车和记里鼓车的刺激，西晋时代重视地图学的风气在晋宋之际得到了复兴，但由于裴秀主持的大型地理调查事业无法复制，地图学无法在精确性方面进一步发展，只能寻求内容的丰富化作为突破点。在南北朝时期，图文结合成为地图的主流，在地图规范尚未普及的时代，这反而是增强地图可读性的必要途径。唐代地志中开始出现四至八到的表述，标志着绘图参数的文本化与地图可复制性的提升，也是地图学增加延续性的一种选择。

摘要：1898至1902年间，浙江山阴人朱正元陆续绘成《御览江浙闽沿海图》，总分图共计36幅，图面范围覆盖江苏、浙江、福建三省沿海地区。该图集是基于英版海图（British Admiralty Chart）改绘而成，且译绘水准高于同期的其他汉译海图，例如《海道图说》附图、《八省沿海全图》。吴志顺，汪家君，楼锡淳，朱鉴秋，伍伶飞等学者先后对该图展开过研究，分别从文献学、古旧地图应用、西学东渐等角度进行了讨论。在《御览江浙闽沿海图》尚未公开影印出版的情况下，前人研究有助于我们对该图特征形成较为清晰的认识。
　　近代中国海图呈现双轨制特征，既有明清以来传统海图的影子，又有近代西方海图的特征。中国传统舆图之学源远流长，晚清中国人面对两种海图绘法如何进行取舍？朱正元的《御览江浙闽沿海图》就是一个极佳的切入点。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追溯《御览江浙闽沿海图》的英版海图图源，将二者进行对比，同时将传统中式海图纳入比较。得出以下几点新的认识：其一，朱正元在绘图时极大地改善了以往汉译海图“译音不可究诘”的情况，但同时也略去了许多英版海图中固有的一些地名注记。其二，针对同一片海域，中西海图在选择绘制的时候，侧重点亦有不同。中图对由周围岛屿圈闭成的小面积海域多有命名，而西图更注重标注岛屿之间的水道。这也造成这两类后者无法找到与之对应的——在汉语语境下的——译名。其三，朱正元尝试将中国海防信息融入西式航海图，但这类信息大多无法在总图中体现，只能选择在比例尺较大的分图中呈现，此外，更多的海防信息则选择在图说中表达。
　　在分析其图面特征之余，本文对《御览江浙闽沿海图》的传播稍作讨论。查阅档案可知，朱正元绘图时开支取自各地官府，图幅绘毕后呈送清廷，但随后不久市面即出现了公开售卖的石印本，民国十六年（1927）出版的《象山县志·象山港图》亦是直接源自《御览江浙闽沿海图》中的“日字-浙江沿海分图-象山港”。从官绘本海图进入地方志书出版，仅仅经历了25年，讯息传播速度远超清代前中期。这一方面是因为晚清民国出版印刷行业的繁荣，同时也表明了《御览江浙闽沿海图》本身的高水准。

摘要：十八世纪的中国和日本均绘制了本国历史上具有影响力的全国地图。日本江户时期著名数学家建部贤弘于1717-1728年间绘制了《享保日本图》，文中考察了该图制成时期的国内外时代背景，以及明末清初来华耶稣会士传播西方测绘技术对同时期日本的影响，又分析了德川吉宗时期绘制日本全国地图的具体过程。通过比较《享保日本图》和同时期清代《皇舆全览图》，探讨了两国绘图人员以及他们在制图过程中使用的数学方法、涉及到的自然要素和人文要素，进而分析了这些地图的后期影响。文章肯定了这一时期,在地图测绘原理上,欧洲人保持了世界领先地位；在地图测绘实践上，中国由于当时国家组织能力的强大,走在了世界前列。通过比较和探讨，文章得出结论认为：知识的传播和交流在推动科技的发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在不同的国度里发挥的作用不尽相同；权力和技术的一时结合，虽无法代表历史整体的进步，却也能反应同一时期东西方科学技术在不同维度的持续发展。

摘要：来华传教士所绘中国地图包括单幅中国地图或分区图、中国地图集，所用文字主要为拉丁文本，主要是使用中国舆图资料进行编译，或者记录亲身见闻、实测的中国地理信息，从而将中国地理知识传递到欧洲。来华传教士中国地图中的大量图例，主要包括城市、政区界限、矿产、山河湖海等，是对中西方图例的融合，并逐渐向西方图例过渡。其单幅地图主要收于西方的地图集之中，一般使用所属地图集的通用图例；而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卜弥格（Michael Boym）、卫匡国（Martino Martini）的中国地图集，其图例则充分体现了中西融合，尤其值得深入探讨。
　　关于地方行政区及城市图例，罗明坚图中的地方行政区及城市分为4等，省会、府（Fu）、州（Ceu）、县（Hhien），分别以城市图形大小及城上高塔数量来区分，卫所无专门图例。不过其城市图例并不规范。卫匡国图中则有4种行政区暨城市，行省及省会（Metropolis）、府（Urbs）、州（Civitas major）、县（Civitas minor）；图例亦较为规范，分别以4-1个尖塔的教堂表示层级。另有专门的军事堡寨图例及军事标记。这些都是西方常见的城市图例，也具备卫匡国地图集所属的布劳《大地图集》（Joan Bleau, Atlas Maior）城市图例风格。卜弥格图中的四级行政区分别作：行省（包括两京）（Provincia）及省会（Metropolis）；“最大的行政区及其下相应城市，府（FU Regiones et illarum totidem maximas urbes）”；“大城市，州（Cieu magnas civitates）”；“小城市，县（Hien minores civitates）”。卜弥格图中无西方式的城市图例，而是以中式图例，将城市标为府州县三等。
　　关于行政区分界线，卜弥格分省图没有标示清晰的界限，只在省区分界处标汉字、拼音及拉丁文，而中国图的各省区之间，则以虚点线相区隔。罗明坚图与卜弥格图较为接近，在分区图和总图中，仅以虚点线区分省区，旁边标隔壁省名。作为罗明坚、卜弥格分区图来源的《大明官制》，其舆地总图各省中间则画有省界线，为实线，而外缘无国界线。卫匡国各分区图及总图中均有政区分界线，包括省界线，及分省图中的各府界线，亦均为虚点线，再以不同颜色描在虚点线上。
　　再看山河湖海等自然面貌方面的图例。罗明坚图在海岸边以较短、平行的横线区隔海陆，外有点状地带表示近海，远海则无图例符号。卜弥格、卫匡国图中海岸线以较短、平行的横线表示，无海洋图例。三种地图集均以图画式的山峰表示山脉，尤其以三座山峰为多。这也是典型的西方图例，而图上树木的画法更具西式风格。
　　传教士中国地图上还标有基督宗教符号。罗明坚在三洲岛（即上川岛）、澳门、肇庆的城市图例上标以十字架。卜弥格、卫匡国图上更明确画出耶稣会符号（“IHS”上有十字架符号），标示耶稣会住院（Residentias PP. Soc. Iesu./ R.）及教堂。
　　传教士所绘中国地图集，罗明坚、卜弥格、卫匡国地图集基本上是各依中文地图集进行的翻译和改编，其中罗明坚、卜弥格所用中文资料来源均为1586年版《大明文武诸司衙门官制》，卫匡国所用的则是陆应阳《广舆记》。由上述地图图例的探讨来看，卜弥格地图集的图例更接近于中国式，反映出其主要为中国地图资料编译本，而仅做耶稣会符号等少数西方式改动；罗明坚地图集图例则由中国式向西方式迈进较多，结合罗明坚地图集中有多幅地图存在多种版本，反映出该地图集为编译向出版改进的过渡本；卫匡国地图集被收入布劳《大地图集》，经布劳的统一刻印，在图例、漩涡花边等方面与全地图集保持统一风格。从三种传教士中国地图集的图例，可大体看出中国地理学西传的几个步骤。

摘要：“山形水势图”是中国民间航海者在西式近代海图被引进之前，长期使用的一种兼顾导航功能和地理表现的原型海图。它和更路簿（或针路簿）同为中国古代航海实践的重要工具。就原型的意义而言，“山形水势图”同广为人知的、文艺复兴时期出现于欧洲的波图兰海图之间，有着显著的差异。怎样理解这种差异，是阐释中西方古代海图发展历程的一个关键点。本文介绍几种出现于文艺复兴时期以及其后，但不同于波图兰的欧洲海图。其一是15 世纪法国水手皮埃尔· 加西耶（Pierre Garcie dit Ferrande，1441-1502）所著《大海道手册》（Le Grand routier）；其二是英国伦敦文物学会（Society of Antiquaries of London，SAL）收藏的一套1669 年的西班牙海道手册（Derrotero）；其三是法国水文师德·曼尼维耶特（Jean-Baptiste d'Après de Mannevillette，1707-1780）于 1775 年在巴黎出版的两幅交趾支那海岸局部海图。它们同“山形水势图”之间在地图表现方式上有一定的相似之处。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有助于更好地将“山形水势图”置于宏观的海图发展史的脉络之中，不仅可以打消关于其固有的落后性的历史虚无主义，也有助于深入研究海图绘制技术的不同演进轨道。

摘要：《中华民国新地图》是民国时期最具影响力的一部地图集，其缘起自《申报》创刊六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在图集编撰之初，曾世英和方俊就在地质调查所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搜集实测经纬度资料和舆图资料，最终参考实测经纬点一千余点，图幅七千余幅。，制成《中华民国新地图》。但是该图集篇幅较大，价值较昂，所以在《中华民国新地图》的基础上“删繁就简”，缩制了《中国分省新图》。后来因为《中国分省新图》的销售量远高于《中华民国新地图》，所以后续开始了对《中国分省新图》的修订，至1948年共出版了五版《中国分省新图》。
　　本文首先考证了《中华民国新地图》的参考体例以及参考数据的分布特点。通过考证得出《中华民国新地图》参考了《泰晤士世界测量地图集》的体例，但却因为时间的压力而不得不选择更经济高效的经纬度分幅方式，而《中国分省新图》则选择了更实用的省区分幅方式。在参考的数据中，主要包括实测经纬点和图幅。但因为晚清民国地图发展的地区不均衡性，所以《中华民国新地图》参考的实测经纬度和图幅也在不同区域具有较大的差异，其中西部地区实测经纬点密度和图幅精度都较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为差，这也是其在《中华民国新地图》和《中国分省新图》中比例尺较小的主要原因。
　　《中国分省新图》主要通过比例尺缩小、图幅取舍、信息整合以及信息取舍等删减方式缩制而成，后期因为各地实测数据的增加，而不断修订初版《中国分省新图》中不可靠的部分。但是除了第三版《中国分省新图》的修订较为顺利之外，四版、五版《中国分省新图》都受到当时历史环境的影响而无法达到最初的修订目标，只能做了小幅度的修订之后先行出版。但是《中国分省新图》的修订过程，就是整部图集不断完善化、不断现代化的一个过程。
　　本文除讨论了以上内容之外，还对方俊在《中华民国新地图》和《中国分省新图》中的贡献做了介绍。方俊精通于地图投影，被曾世英、丁文江等人招入制图组之中，但因为没有得到署名的机会，从而成为了“无名英雄”，被埋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但方俊对整个《中国分省新图》的修订贡献是不可忽视的，本文从地图投影、地图修订过程两个方面对方俊的贡献进行了介绍和梳理。同时也展现了方俊从“无名英雄”到“有名英雄”的转变。

摘要：传统舆图中蕴含着中国传统的图示智慧与图示力量，诠释了古人对于空间的感知与创造，其内涵与价值仍有待挖掘。解读传统舆图的制图学内涵有利于理解和传承中国传统的空间图示体系。以城图、河渠图、山川图、路程图等不同专题的传统舆图为研究对象，从舆图的信息要素提取，工作界面搭建，空间要素的组织三个层面归纳总结出传统舆图的图示体系。
　　传统舆图的信息要素包含物质信息要素和非物质信息要素两方面，从时间维度论证强化过程与叠加的物质信息要素特征；从空间维度论证强化感知与事件的非物质信息要素特征。通过绘制目标、观念倾向、文化价值三个方面进行信息要素的筛选；通过对信息抽象、要素分组、几何概括、目的强化来进行信息来源的采集提取。
　　传统舆图的工作界面主要分为度量及测绘技术、比例、投影三个方面。从身体性的度量衡、制图六体与测绘方法、天象观测与方位体系的建立构建舆图的度量及测绘技术。从计里画方、服务于实际功能的变化比例两方面构建舆图的比例关系；从中心化的天下观、多视点的透视组合构建舆图的投影体系。
　　传统舆图的空间要素组织分为符号、分类、绘制三个阶段。
　　舆图的符号主要包含描绘地物的方位和位置信息，体现舆图的种类特点，绘制的时代特征。从形态、色彩、绘制手法、大小等方面，对自然地理要素和人文地理要素的图符展开研究，总结归纳抽象性符号、形象性符号、介于抽象和具象之间的符号所描绘地物的特点及含义。
　　对信息要素在工作界面空间中的再现进行分类，将其分为空间节点、道路结构及边界、山水环境的不同信息要素组织方式，文化生活、生产生活、精神崇拜生活的空间布局形式。
　　最后论述传统舆图的绘制方法：布局构图——以“四至八到”为空间定位的方法，确定图面的范围；以山水崇拜为方位布局的经营手法，通过图面表达范围内的主要山脉、河流、峦头的确认，依照敬天文化确立空间的几何形态，与聚落轴线等主要因素产生构图联系，使山川环境与聚落融为一个整体。描绘层次——以时空叠加的方式进行图面组织与绘制，以画卷形式的空间压缩记述，根据画卷的展开感受空间的转移，如《大河南北两岸舆地（图）》、《长江图》、《黄河全图》等川图，将全程河道、湖泊、城镇、地理景观等浓缩至图幅有限的图面上；以层叠形式的时间拼贴记述，舆图中描绘的事件及场景多取自于不同的时间切片；空间视角——以散点透视的视角，多方向多投影体系的叠加，多视角的并置组织空间要素。敦煌千佛洞石窟中《五台山图》则是图画式的表示空间，散点透视的方式表现建筑，每一处由建筑分割的空间单元通过道路链接起来，读者沿着路径从中游走，多方向的感知空间。叙事表达——以空间沉浸的形式进行意向再现，阐释图示信息的功能与意义、活动与内涵等，以中国画中“卧游”的形式读图，实现人在画中游。
　　通过对舆图的制图过程及制图要素的研究，探索传统舆图与现代设计的关联：舆图作为环境认知的途径，设计关注点的识别，及链接设计发明的工具能有效帮助设计者快速解读环境、提炼结构、启发设计。为传统舆图图示体系的研究与应用提供了崭新的思考视角及实践线索，并为现代的空间认知与空间设计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