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9日，“第二届舆图研究学术研讨会——古旧地图测绘方法和文化内涵”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丁鹏勃出席并致开幕词，国博研究院院长陈煜主持开幕式。在两天的会议期间，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以及海洋出版社等30余所大学、博物馆、科研院所、出版社的近70位专家学者聚焦舆图研究的前沿领域进行发言、讨论。闭幕式上，国博研究院舆图所所长汪前进作学术总结。

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孙小淳教授，北京大学古地理与古文献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史学会历史地理研究会会长辛德勇教授，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张晓虹教授，中国测绘学会边海地图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地图研究》集刊主编徐永清先生代表与会嘉宾致辞。大家认为，古旧地图测绘方法与文化内涵的范围与内容都极为丰富，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展开更为深入、广泛的研究。希望此次会议的充分交流，能为推动中国古代地图的研究取得实质性进展。

研讨会围绕地图技术史、古地图研究新方法、新发现的古地图、古地图考证、历史地图与历史地理、古地图的社会文化内涵六个方面，从技术上和文化上探讨古旧地图研究的新发展和新变化。地图技术史研究领域，学者们对明清时期中西地图制作技术和实践作了对比和分析，并讨论了民国时期制图实践和中国传统舆图制图研究。古地图研究新方法领域，学者们从近代测绘方法与古代山水画地图的对比、地理信息系统在古代地图研究中的运用等方面展开详细探讨。新发现的古地图专题中，学者们对一些国外和国博馆藏地图作了介绍和初步分析。传统的古地图考证中，学者们对清宫藏舆图、木板地图以及西方绘中国地图进行了探索。古地图的社会文化内涵专题中，学者们从地图制作文化、背景、历史意义等方面对其作了全面探讨。

本届研讨会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主办，国博研究院舆图研究所、中国史学会历史地理研究会、中国科学院大学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中国传统地图绘制方法系统研究”课题组联合承办。

以下是本次研讨会专家学者的发言摘要，以飨读者。

主旨发言

中国古旧地图数据平台建设及其管理

张晓虹  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

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于2015年研发出“中国古旧地图数据平台”，采用IIS进行部署与发布网络服务。目前该平台在本所下设的“历史空间分析实验室”进行内测，虽然因为多种原因数据平台没有完全对外开放使用，但其研发及其管理情况，对数字时代的古旧地图使用和信息化有一定的意义。

山何峭兮 水何澹澹——古代高山制图之问

姜生  四川大学文化科技协同创新研发中心教授、长江学者

本文意在置问并探索：古人何故为高山制图，且愈是某些大山崇岳愈是精准？

吾人固然可以推断种种实用目的论。然而此中观念，经不住历史逻辑之考验。有关军事、行政目的论，皆不得其逻辑支持。

根本原因，乃是上古以来通天信仰之需。绝地天通之前，人皆可攀登“天梯”而上达天庭。绝地天通之后，神巫、帝王通天之需。封禅即其一事。

当然，古人亦有海与天通之观念，盖以肉眼所见海天相接之故。然求之愈远，能力愈是局限，对航海技术的要求越来越高，难以满足。

而山高接天，古来深信不疑。事实上，在古代，山是唯一可以通过人的能力直接向天接近的途径。辨别山体，寻找路径，考验膂力而已。

古代高精地图，乃上古积累之产物。何以累积？为何而如此累积？正是今天需要理解和揭示的文明史之秘。

这里所关注和探索的，实质上是上古科学技术史研究中，有关科技发展动力的问题，于今亦未尝不具启发意义。

近代以来日军在华城镇地图测制史考

钟翀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运用近代测绘技术测制的大比例尺城镇地图准确表现了我国传统城镇在近代化转型之际的形态原貌，并为解读城镇发展历程提供丰富、即时的历史信息，在我国面临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而众多中小城镇亦已发生剧变之今日，其研究价值尚有待大力发掘。

日本之中国城镇聚落地图测绘虽较英、法、美等国略晚，但自明治维新以后，其制图业便开始向东亚大陆积极渗透，随战争规模扩大，日军的测制业务不仅覆盖台湾、东北各地以及大陆各大都会与通商口岸，而且也涉及许多中小城镇。由于这类地图的测绘持续时间长、数量众多，并且研究界对其知之甚少，因此构成独立于历史档案与影像之外的一类珍贵原始地图史料群。

不过，由于军用地图的时效性、东京大轰炸与战时疏散、败战后的混乱或系统销毁等影响，目前此类地图传存极为分散，尚未开展初步的整理。根据近年访查与仔细鉴别，发现此类地图留存于公私机构或见于著录者仍不在少数，并且，利用这些现存的地图，再结合相关记录，应可拼合并揭开大致完整的测制历史。

地方、天下与山水：舆图与山水画在南宋的分野

李溪  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研究员

自唐代开始，许多官方制作的舆图都同时带有“丹青”也即青绿山水的特征，于是，舆图本身除了行政功能，也带有了山水画的审美特点。但是，实际上，对于帝王而言，带有鉴戒意义的“地图”和有娱人功能的“山水画”从来都是不能相容的。南宋时期官方舆图有了明显的“去山水画风”的倾向，其地理标识性加强，而审美性质渐趋消失。当时的地图被称为《华夷图》，这个名字显示了强烈的民族情绪，同时，在南宋人所制作的地图上，在不属于南宋管辖的区域内，沿用了一些北宋使用的地名，这也说明偏居一隅的南宋人心中依然存有明确的天下意识，并且这种意识是和疆域联系在一起的。根据现存的一些图像可以猜测，这些的地图有着山水画的特点，并且其中的风格受到了北宋以来的水墨山水的影响。另一方面，南宋的山水画本身也出现了变化。北宋山水中很常见到的地方性的表达逐渐被淡化，“万里江山”的主题更为流行，并且，无地方性的、表达生命宇宙的文人山水也开始占据画坛的主流。这也暗示着，对士大夫而言，“天下”的概念发生了变化，它身上相对具体的地理意涵逐渐转化为更抽象的哲学意涵。

议题一：古地图的社会文化内涵

杨守敬手批本《水经注图》略述

辛德勇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长江学者

杨守敬之古史舆地研究，人称清代一大绝学。其中一项重要成果，为杨氏率弟子熊会贞编绘的《水经注图》。该图凝聚并直观地体现了他对《水经注》所记各项地理要素空间位置的研究成果，详备空前，允称一代巅峯之作。这部《水经注图》不仅对历史地理研究价值重大，在古代历史地图中也颇具代表性，值得深入研究。

该图编绘于光绪二十八年至光绪三十一年期间，杨氏于光绪三十一年上版雕印，题署的出版者是他自署的斋号“观海堂”，今通行者有2009年中华书局影印本。

此观海堂本《水经注图》系古今对照，朱墨套印，版刻形式允当，所依据的“今图”底本乃胡林翼在同治二年刊印的《大清一统舆图》。卷首杨氏自序末镌有“汉阳黄明诚刊”注记。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前期，我偶然收得一部杨守敬手批的《水经注图》，本是光绪三十一年书版初成时供杨氏校对之用的“校样本”，因而书中留有很多杨、熊二氏校核书版的注记。惟书版经过校改正式付印之后，这部校样本一直留在杨守敬的手边，杨氏在书中留下很多对该图内容的校改，而且多属关于具体地点位置所在的实质性内容。这样的校改，一直持续至杨守敬逝世之前不久（杨守敬逝世于1915年初）。因而此本也可以说是《水经注图》的最后改定之本，极具文物价值和史料价值。

明清北京地图中的“非科学”书写

任昳霏  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研究馆员

近代以来，中国传统地图逐渐向实测地图转型。在这一过程中，传统地图蕴含的诸多独具特色的书写方式被摒弃。城市图是传统地图的重要分支，与实测地图不同，传统北京城图放弃追求精确测绘的“科学性”，转而走出一条独特的书写创作之路。传统北京城图的“非科学”书写，传递了绘图者的思想情感，反映了特定的时代背景，也形成了一套传承久远的绘图原则。重新思考近代地图转型的历史进程，传统地图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书写方式，应当给予足够的重视。本文系统梳理明清传统北京地图中的“非科学”书写特征，是重新认识传统地图的一种尝试。归纳起来，北京城图“非科学”书写的特点，大致可划分为都城地图专属特征和传统地图共有特征两类。

经过千年传承的传统地图，承载了太多的实用智慧和思想表达。古代中国实用至上且富有感情的技术应用传统，在地图创作过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传统北京城图作为传统地图的经典代表，既有传统地图共享的书写特征，还有都城地图独具的专属表达。无论是共享还是专属，北京城图展示的“非科学”书写方式，早已自成体系，形成传统。

郑若曾海图新范式及其影响

刘义杰  海洋出版社有限公司编审，福建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我国之有海防图，始自明嘉靖年间，滥觞于郑开阳之《万里海防图》。按曹婉如考据，郑若曾先后三次绘制过《万里海防图》。今所见郑氏《万里海防图》见于《郑开阳杂著》。郑氏创制之海防图，大异于传统地图，其图式将陆域置于图之下方，而海洋居上，与传统图式之上北下南、左西右东的格式不同，这种海防图无固定之方位。郑若曾为此专门有“图式辩”。在这种绘图范式的指导下，郑氏《万历海防图》详于大陆近岸及沿海岛屿，尤其沿海卫所及水寨、巡司的位置都相对准确，有关海防策略及论说、卫所设置之得失、水寨建设之变迁、港湾进出之时机等等信息则以注记的方式标注在图上，使之成为具有实用价值的海防图。一图在手，既可纵揽天下之大势、历朝海防制度之沿革、沿海镇守之要点；又可可悉知港湾之大小、潮汛风向之方便，对海防建设具有重要价值，是信息量巨大的军事地图。

收录在《郑开阳杂著》中的《万里海防图》，实际上是郑若曾绘制的另外一幅《万里海防图》的简本，开启了明后期海防图绘制的新时代，他开创的海洋居上、大陆居下的“新图式”成为新的范式，影响到明末绘制的各种航海图。明中后期编制的海防图，无不奉郑若曾制图范式为圭臬，在图上加注大量与海洋风汛及港湾形势的有关文字与海防言论成为此类海防图的一大特点。

国家铜政与地方水利工程：清代滇铜京运与《金沙江全图》初步研究

王志强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品保管部研究馆员

宝泉局、宝源局“鼓铸（制钱）铜斤不敷使用”成为困扰清初统治者的政治难题。顺治、康熙时期，清廷举措频出，但仍未能从根本上纾解此困。康熙五十四年（日正德五年，1715），德川幕府推出所谓“正德新令”，限制铜料输入中国，清廷被迫调整铜政，举“滇铜京运”之策以补充京师宝泉、宝源二局鼓铸铜料之不足。至乾隆初，“滇铜京运”已成为办解宝泉、宝源二局鼓铸用铜最主要的方式。然陆路运输人力、物力浩繁，为解决运力不敷、节约成本问题，利用横亘于川、滇之间的金沙江水道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首选。然而对于疏浚金沙江水道运输滇铜，四川和云南地方官员有着各自不同的考量。最终乾隆帝委派钦差大臣会同云南、四川方面联合勘察金沙江河道疏浚工程事宜，就工程可行性、经费等详实调查，并最终形成三种《金沙江全图》，分别对金沙江沿岸水路运铜路线、滩地名称、险易程度、各滩地间距离等均作了详细的标注。从舆图上的标注文字和奏折来看，此次会堪并未改变云南和四川方面对金沙江水利工程的原有态度。《金沙江全图》的形成，是清代地方政府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张力与博弈的体现，是从水利工程视角理解清代政治图景的最佳案例。《金沙江全图》对我们研究金沙江沿途历史地理、清代滇铜运输史、金沙江河道工程史等问题亦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荆州万城堤图谱系源流考述

尹玲玲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荆江地区的堤防历史时期以来不仅是长江流域的重要堤防，而且是险要堤防。荆江防洪堤工图是传统河工水利舆图中的一个重要的类别。荆州万城堤是荆江堤防工程中的险要堤段，也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堤段。荆州万城堤图的谱系源流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种为方志中的地图谱系，另一种为图考堤志中的地图谱系。历史时期的地方志编纂，从湖广省志、荆州府志到江陵县志等，这些省政府州县的方志序列卷首一般都编绘有相应的地图。这些地图对荆州万城堤辖属各堤段的空间分布、起迄范围等的变迁都有所反映，形成一个方志地图序列。随着一些被埋没的传统舆图资料的再发现以及对其史料价值的发掘与整理，可知与方志地图谱系相比，还存在一个相关内容更详尽、地图表现更系统的图考、堤志类专题文献中的堤图谱系。历史时期以来荆江万城堤堤段的堤防名称经历了多次变迁，堤防起迄点及所延展的空间范围也相应发生了变化。荆州万城堤之所以极为重要，是因为历史时期以来这些堤防一直是江汉平原、洞庭湖平原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防洪屏障。万城堤之所以险要，则在于洪水威胁严重、河段形势险恶、江湖关系复杂以及堤防本身存在诸多问题等几个方面，而其深层原因更与其地质背景密切相关。为总结堤防的修守与管理经验、规范之后的堤防修守任务与工作，万城堤段堤图的编绘与堤志的编纂及其谱系的形成也就顺理成章了。如此，也可反观梳理考述万城堤图谱系源流对历史时期以来荆江河湖水系变迁以及荆江地区河湖水利社会等相关研究的重要意义。

三山五园古旧地图历史文化内涵探析

翁莹芳  中国国家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白鸿叶  中国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

“三山五园”是北京西北郊、以清代皇家园林为代表的历史文化遗产的统称。国家图书馆收藏有几十种三山五园地区的古旧地图。明代《三才图会》、清代《宸垣识略》中的《西山图》等早期地图，展现了三山五园地区从自然风光到人工苑囿、皇家园林的过渡。《圆明园地盘全图》《清漪园地盘画样》等样式雷图，见证了三山五园作为皇家生活和文化的一部分，所历经的营造和重建等工程。清末至民国时期出现了一批三山五园专题图，图中三山五园依旧是当仁不让的主角，但是从绘制者和绘制内容来看，地图已经呈现出一些明显的变化。民国时期的三山五园图经历了从中国传统形象画法绘制地图向科学测绘地图的转变，也在事实上摆脱了“皇家”的烙印，成为历史文化遗产的一份子。名胜图、旅游图则标志着三山五园正式从皇室私有转变为公共服务设施，成为社会文化生活的一部分。水道图贯穿了三山五园地区历史发展的全程，描述了不同时期的京西三山五园河道水系。三山五园古旧地图的系统整理研究，不仅为三山五园相关历史文化研究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也展现了三山五园地区历史文脉传承有序、发展有源，具有重要的文化传承意义。

马戛尔尼使团礼品中的“舆盖”

徐斌  故宫博物院副研究馆员

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国马戛尔尼使团带来的礼品中包含三辆马车和八门炮车，在中文礼单中分列第15和17位，并不像科学仪器那样惹人注目。但据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礼品购买清单，购置、改造和包装马车的费用远超礼单前两项的天文地理大表和天地球仪，是使团礼品中最贵重的单项。炮车则由英国政府提供而非东印度公司采购，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在马戛尔尼使团的相关研究中，对科学仪器有着较为广泛的讨论，而对与之同等重要的马车和炮车则鲜有涉及。本文结合中英双方档案和图像资料，对使团在京期间的献礼与自用、使团离京后的绘图与陈设、圆明园浩劫后的流转与收藏等情况展开研究，力图还原马车和炮车从乾隆五十八年至咸丰十年（1860）的历史际遇。

地图学视野下的“苗疆走廊”研究

吴倩华  贵州大学副教授

明初贵州建省，地理战略位置的重要性凸显，贵州成为经略云南，联系湖广、听命中央的内陆省份。这一时期，一条横跨贵州中部，连接湖广与云南的古驿道——"苗疆走廊"日益繁盛起来，它东起湖南沅陵，西至云南昆明,呈东北一西南走向,跨湘、黔、滇三省,漫漫千余公里，是国家西南边陲与中原腹地联系的重要通道。在明清时期，维护了该区域的稳定发展，对于巩固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的统治、促进区域经济与文化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其中,贵州境内的“古苗疆走廊”约占其总长度的一半,地理位置上又居于其中，承接湖广与云南两个开发水平相对较高的地区，且域内地形复杂,诸民族杂处其间,是中央王朝稳定统治的重要区域，故贵州境内“古苗疆走廊”可以说是整个区域的重中之重。

有学者认为，这是一个囊括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交通干道，是多元民族文化相互交错、碰撞，多种文化圈结构不断重新分化和重组的区域。

在明清舆地史料中，对这一交通干道的绘制和介绍也较为详细，从《明史》、《明实录》到万历《贵州通志》、嘉靖《贵州通志》、《贵州图经新志》等相关地方志中所载，可知“古苗疆走廊”以驿站与卫所为中心，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军事体系，也形成了“小集中”“大分散”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区域。从地图绘制的视角考察这一通道的军事、经济和社会文化内容，探析这一通道如何在国家意识的操控下形成兼容地貌复杂性、民族多样性、文化多元性和国家意志和汉文化的一体性及整体性等特征，以及对周边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深远影响的史实，为研究明清西南地区尤其是贵州社会发展史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南北朝隋唐时期地图学的发展

李昊林  郑州大学地球科学与技术学院讲师

因刘裕北伐夺回指南车和记里鼓车的刺激，西晋时代重视地图学的风气在晋宋之际得到了复兴，但由于裴秀主持的大型地理调查事业无法复制，地图学无法在精确性方面进一步发展，只能寻求内容的丰富化作为突破点。在南北朝时期，图文结合成为地图的主流，在地图规范尚未普及的时代，这反而是增强地图可读性的必要途径。唐代地志中开始出现四至八到的表述，标志着绘图参数的文本化与地图可复制性的提升，也是地图学增加延续性的一种选择。

朱正元《御览江浙闽沿海图》再探

何国璠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后

1898至1902年间，浙江山阴人朱正元陆续绘成《御览江浙闽沿海图》，总分图共计36幅，图面范围覆盖江苏、浙江、福建三省沿海地区。该图集是基于英版海图（British Admiralty Chart）改绘而成，且译绘水准高于同期的其他汉译海图。吴志顺，汪家君，楼锡淳，朱鉴秋，伍伶飞等学者先后对该图展开过研究，分别从文献学、古旧地图应用、西学东渐等角度进行了讨论。在《御览江浙闽沿海图》尚未公开影印出版的情况下，前人研究有助于我们对该图特征形成较为清晰的认识。

在分析其图面特征之余，本文对《御览江浙闽沿海图》的传播稍作讨论。查阅档案可知，朱正元绘图时开支取自各地官府，图幅绘毕后呈送清廷，但随后不久市面即出现了公开售卖的石印本，民国十六年（1927）出版的《象山县志·象山港图》亦是直接源自《御览江浙闽沿海图》中的“日字-浙江沿海分图-象山港”。从官绘本海图进入地方志书出版，仅仅经历了25年，讯息传播速度远超清代前中期。这一方面是因为晚清民国出版印刷行业的繁荣，同时也表明了《御览江浙闽沿海图》本身的高水准。

议题二：新发现的古地图

塔万廷苏尤：十七世纪安第斯人笔下的世界地图

张宇晨  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全球史研究院讲师

十七世纪初期，在西班牙殖民地秘鲁总督区，一位署名菲利普·瓜曼·波马·德·阿亚拉 (Felipe Guamán Poma de Ayala) 的印第安人撰写了一本长达千页的巨著《第一部新编年史与善政》(Primer Nueva Corónica y Buen Gobierno)，准备献给当时的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三世。在作品中，瓜曼·波马用简单的线条绘制了近四百幅图画，其中一幅图画就被作者命名为《世界地图》（Mapamundi），这或许是安第斯地区历史上第一幅具有西方意义的“地图”，集合了西方和本土绘制地图的基本准则。

安第斯地区拥有自身的符号体系以及自身对空间和时间的表达方式，有别于“旧世界”的地图范式。瓜曼·波马学习并“套用”了殖民者的地图形式，绘制出符合安第斯地区现实并且能够解读安第斯本土社会组织、文化习惯和人群感知的地图。尽管名为“世界地图”但是展现的却是传统安第斯地区“塔万廷苏尤”（Tahuantinsuyu，意为“四方世界”）式的整体面貌。

作者对于这幅地图的整体设计，一方面尝试展示安第斯地区的印加社会和欧洲社会之间的相似性，一方面又在强调印第安人相较于欧洲人更为和谐的“世界”理念。

边地夷情：博德利图书馆藏《云南三迤百蛮图》初探

孙景超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新近公开的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藏《云南三迤百蛮图》，包含了《舆地图说》与《百蛮图说》两大部分，经与《滇省舆地图说滇省夷人图说》等相关图册的对比，可判定其为清嘉庆年间成书的《伯麟图说》之又一版本。该图册的绘制应始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四月，最终完成并上奏的时间是嘉庆二十四年（1819）二月初，由时任云贵总督伯麟与云南巡抚陈若霖等官员等人受命、画家李诂等人具体绘制完成。

该图册该图册价值丰富，是研究民族史、民族学以及清代云南地区政治、军事、经济、地理、艺术等不可多得的图文史料。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部分清代舆图再认识

贾浩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编辑部副研究馆员

在参与中国国家博物馆2021年馆级科研项目“馆藏明清彩绘舆图叙录与专题研究”中，发现馆藏清代舆图中已收录于《中国古代地图集·清代》《中国古代地图集：城市地图》等图录的《清人锦州城市图横批》《云南省城地舆全图》等图著录信息还可作修订补充，尚未公布的《京畿舆地全图》《军工厂土炮城图页等图》《蛇头湾山各炮台图页》《威胜西炮台图页》等图有进一步研究的价值，拟对其情况进行简单介绍。

议题三：古地图研究新方法

画与图：

光绪《敕建南海普陀山境全图》与民国《普陀山全图》的比较研究

韩昭庆  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

本文从图面内容、绘制方法以及制图综合三方面，比较研究普陀山山水画似的地图光绪《敕建南海普陀山境全图》和利用近代测绘方法绘制的1:10000民国《普陀山全图》实测地图的异同。比较发现，二者在图面内容和制图综合方面相同之处较多，但绘制方法却大相径庭，导致两图中相同地物之间的位置和距离出现较大的偏差，指出在使用山水画似地图作为史料时，应该结合相关文字资料来理解图中地物的实际位置。

中国古地图研究基本方法刍议

李新贵  宁夏大学教授

古地图研究的基本方法，应包括三个相互联系的方面：绘制时间、绘制背景、绘制主题。

绘制时间是古地图研究的基础，是地图制作最后一个流程。制作流程，还有信息采集、考订与校阅，这确定了图面所绘内容及其反映时间。当被校阅完成后，这些在客观世界先后出现不同的图面内容，会有一个时间先后的差别。这可用时间上限、时间下限表示。时间下限，是校阅完成时所看到最新客观世界变化的时间点，也可能未来某一个时间点。时间上限，则是最接近客观世界变化前的时间点。绘制时间则是绘制完成的时间点，自然在图面内容反映时间下限后。虽也有上限、下限之分，却不对图面内容增减起重要作用。

绘制背景，对绘制流程起重要作用的现实环境或历史条件。前者侧重当下，因其刺激往往催生新地图刊刻。后者侧重过往，因其作用催生地图摹绘。绘制背景还起到了连接绘制时间与绘制主题的作用。

绘制主题，指绘制主要内容。绘制背景影响绘制主题走向。作为主要内容的绘制主题，始终指导并贯穿地图制作的流程。明确了绘制主题，自然清楚了图性。图性是主题体现，是地图彼此区分的标志。以此为切入点，可以分析、评价地图所起作用、文献价值、现实意义，还可判断相似图形是否具有相同主题、是否可归纳为一个图系，又可为以提取图面要素为路径的历史地理信息分析方法提供反思空间。

清代方志海防图的渊流与嬗变

何沛东  中国海洋大学副教授

民国时期，王庸先生就对明代的海防图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和初步研究，至今学界对于海防图的研究依然是以明代的一些海防总图或单幅的海防图为主，至于方志海防图则少有关注。海防图是清代方志海图中最重要的类别，其数量几乎占到清代方志海图的一半，这些方志海防图也蕴含着丰富的海防、航海、海洋地理等信息。明代沿海地区遭受了严重的倭患，完整的海防体系由此也建立起来，在此种背景下，明代出现了以《筹海图编》为代表的一批海防图书，但或是由于方志编纂的滞后性等原因，直到明末，一些沿海方志中才出现了少量的海防图，这些海防图绘制简略，与明代典型的海防图的绘制风格、主要内容等较为相似，它们也成为了清代方志海防图的滥觞。 

关于如何利用GIS地理信息技术对古地图历史文化信息的加载和推送的实践体会

费新碑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

关于如何利用GIS地理信息技术对传统地图历史文化信息的加载和推送实践的六点体会

1历史复现问题：技术差异、文化校勘、历史修正；

2图像架构问题：可视图像、分类交叉、任意流线；

3视觉表现问题：图像问题：色彩问题：符号问题；

4时空交互问题：触觉感知、视觉感知、听觉感知；

5平台导航问题：导航速率、导航方向、导航位置；

6共享分享问题：信息共享、判断分享、实时同享；

基于地理信息技术的乾隆《内府舆图》绘制精度研究

——以新疆地区为例

那顺达来  内蒙古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副教授

乾隆《内府舆图》是继康熙《皇舆全览图》、雍正《皇舆全图》之后，用现代测量方法绘制的地图覆盖面积最大的一幅地图。该图北尽北冰洋、南达印度洋、西至地中海，东抵台湾岛，以每五个纬度为一排，共十三排，俗称“乾隆十三排图”。乾隆朝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之后，《内府舆图》的绘制便是当代中国疆域版图奠定、完成国家大一统的重要标志性创举。

20世纪末开始，国内学者汪前进、韩昭庆等，运用测绘、数学、地理信息技术等技术方法，对清代实测地图的投影、测量方法、绘制误差等进行研究，为清代地图定量研究开了先河。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以乾隆时期收复并测量的新疆地区为例，用地理信息技术对其点要素（35处城镇聚落点）、面要素（10处湖泊面）绘制精度进行了定量评价研究。

18-19世纪东亚古代绘本地图中的印章使用

王耀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

依据制作方式的不同，东西方古地图都可分为刻本地图和绘本地图。其中刻本地图也称为印本地图，部分刻本地图在刷印的黑白线条基础上，进行手工上色或填色，形成彩色地图。这种印本地图上色的形式，可认为是印画结合，当然这是以印本地图为基础、辅助以手工绘画的方式。那么反之，印画结合的形式是否会体现在绘本地图中？绘本地图中会不会隐含有刻印的痕迹？

一般理解上，绘本地图或写本地图都是手工绘制而成，除个别图幅中盖印有名章外，不存在其他刻印的痕迹。

西方学者的现有研究表明在东西方绘本地图中，都曾存在过使用印章的案例。尽管这是一种极为少见的现象，但是考虑到以印章形式辅助绘制地图具有省时省力的优势，古代绘图人或制图师的智慧可能同及于此。因此推测在更大地域范围内、更多语种地图中，可能还曾存在过这种智慧相通的现象。有鉴于此，在梳理查阅众多地图后，笔者在东亚（中国、日本、朝鲜）的古代绘图中，又查找到一些使用印章的地图。本文将逐一介绍各幅地图及印章类型等，为研究这一现象提供更多实例，拓宽该项研究的视野和地域，响应西方学者的呼吁并初步就绘图中的印章使用问题进行东西对比。

晚清珠江三角洲河网水系的重建与利用

——以光绪《广东舆地全图》为中心

刘玉青  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

珠江三角洲江海交汇、沙田浮生的海陆形势塑造了华南地区最复杂的河网水系，形成了内联外接的中外商贸通道。系统地梳理与重建该区河网水系的组成情况，将对于深入考察区域交通、商贸、人口的流通路径与过程，乃至社会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然而，针对具体地图与GIS技术结合的区域河网水系重建的研究，目前的成果尚且不多。以往关于珠江三角洲的历史河网系统，多基于地理学家们的实地调研所得，未曾看展历史地图的系统重建。随着清末国内测绘再度兴起，全国性的《清会典图》的绘制和省级测绘机构的建立，大量的实测地图与图说面世并得到广泛应用，成为研究了解晚清区域自然环境和社会的重要材料。光绪《广东舆地全图》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 ，为系统地重建珠江三角洲河网水系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基础。此图前人虽有所关注，但由于原图藏于国家图书馆（现可在线阅览） ，未曾出版，更未将其与GIS相结合，重建该区晚清的河网水系。

议题四：古地图考证

乾隆时期皇家舆图上的两处雍和宫及其背景辨析

徐永清  自然资源部测绘发展研究中心高级记者

清代乾隆时期，皇家舆图《乾隆京城全图》和《直隶通省舆地全图》标绘出京师和热河两处“雍和宫”。本文通过文献查阅、舆图文本分析，梳理与雍和宫相关的狮子园、苏鲁克及有关舆图的流变过程，阐述乾隆出生地迷案的背景，对为何乾隆时期的皇家舆图出现两处雍和宫之缘由加以辨析。

北京雍和宫，明代是太监宫房，清初为内务府官房。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被康熙皇帝赐予四皇子胤禛修建府邸。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胤禛获封和硕雍亲王，府邸改名为“雍亲王府”。雍正三年（1725年）将此府邸改为行宫，赐名“雍和宫”。乾隆皇帝在《雍和宫御制碑文》（1744年）中说：“我皇考世宗宪皇帝，肇封于雍邸，在京师艮维，与太学左右相望，迨绍缵大统，正位宸极，爰命旧第曰雍和宫，设官置守，甍宇垩餙，无増于昔，示弗忘也。”乾隆九年（1744年），雍和宫改建为藏传佛教寺庙，并成为清政府掌管全国藏传佛教事务的中心。

清代乾隆时期的皇家舆图《乾隆京城全图》和《直隶通省舆地全图》，标绘出京师和热河两处“雍和宫”。本文通过文献查阅、舆图文本分析，梳理了与雍和宫相关的狮子园、苏鲁克及有关舆图的流变过程，阐述了乾隆出生地迷案的背景，对为何乾隆时期的皇家舆图出现两处雍和宫之缘由加以辨析。

清代满文舆图与中朝关系

庄声  东北师范大学教授

清代中朝边界以鸭绿江和图们江为界，两江以南为朝鲜界，以北为大清界，两国均禁止边民私自越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藏标题为“奏呈览中朝边界地图折”的文书，具奏时间为乾隆二十八年五月二十四日，其文书后附上一张上南下北的满文舆图。舆图标题以满文标为“ba na i nirugan舆图”，图内两处见标“solho i ba朝鲜之地”。该舆图以松花江为主干河流，南界至中朝边界长白山、鸭绿江和图们江，西至柳条边，以及四处边门。松花江下游湾处为“吉林乌拉城”，其北标注两处边门和十三处驿站。东南至图们江下游，在图们江源流描绘了长白山，右侧为鸭绿江源流一带。鸭绿江以南朝鲜界内，沿江南岸一带标注了三处朝鲜地名，san šui fu三水府、lu an罗暖和giya i bo jeng加乙坡镇，在加乙坡镇上用标签加注了giya i bo jeng mukden harangga ba teisu加乙坡镇盛京属地相当。该舆图虽然是以松花江流域为主的中朝边界图，实际图中最显著部分是在大清领土内的十几处满文贴签。本报告将利用中朝多元文献，详细解读舆图绘制缘由和满文贴签的真实含义。

再论天水放马滩木板地图有关问题

雍际春  天水师范学院教授

天水放马滩地图自1986年发现以来，因其独特的价值而引发学界的关注，就地图作者、绘制年代、地图内容等问题展开多方面探讨，取得不少成果。特别是近年来人们利用新技术新材料进行的新探讨，引发大家对地图基本问题的新思考。总括而论，对于地图有关问题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墓主记》名称问题，主要有“墓主记”“志怪故事”“邸丞谒御史书”“丹”或“祠鬼”等不同观点。二是地图绘制年代，主要有秦始皇八年（前239）、秦昭（襄）王三十八年（前269）、秦昭（襄）王八年（前299）、秦惠文王后元八年（前317）和赵惠文王八年（公元前291）等的差异。三是地图组合及地域范围问题，主要有天水市渭河流域说、嘉陵江上游地域说、藉河流域与西汉水上游说、渭河流域与西汉水上游说、渭河流域说和渭河支流与永宁河上游说等不同。这些不同观点和争论表明，对天水放马滩地图基本问题尚需立足考古材料和问题本身，做进一步深入探究。

卫匡国《中国新图志》的城镇体系与逐点探源

林宏  上海师范大学副教授

1655年，卫匡国（Martino Martini）的《中国新图志》（Novus Atlas Sinensis）在阿姆斯特丹出版，是近代欧洲第一部刊行的西文中国分省地图集，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占有特出地位。卫匡国在地图中标出一千七百余处各类城镇，在总数及地名拼写与相对方位的准确性等方面都远胜于此前印本西文旧图，同时，对城镇的记载与描述是《新图志》长篇拉丁文地理图说的核心内容，书末的经纬度表中也罗列绝大多数城镇名目。本文分析《新图志》中展现的城镇体系，追索知识来源，尝试还原卫匡国的制图场景，深化对这部杰作特殊性质的认识。

基于卫匡国的图、文表达，可将《新图志》中登载的城镇归为基本政区治所与军事点两大类，这与明代实情不尽相符。详细核查卫匡国在工作本地图上的笔迹，可知他还对不少城镇的方位做出更改。本研究逐一探明每个城镇的资料来源，分析卫匡国对城镇做查漏补缺、方位设定与结构重编的繁复过程，并指出“人迹图”在卫匡国补改城镇的步骤中发挥重要作用，有助于识别附郭政区、定位基本政区、补充军事点。补订过程虽然艰辛，但受卫匡国本人实际地理经验的欠缺、对中国地方行政体系的模糊认识与不恰当重构、《广舆记》正文及“人迹图”的不准确、《广舆记》地图印制粗略等多重因素影响，又在《新图志》的图、文中造成许多新问题。

美国国会图书馆藏《胶莱河辩议图说汇辑》考释

杨霄  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副研究员

明万历二十九年，灵山卫指挥使谈九畴，根据实地勘察胶莱河流域之见闻，编绘了《胶莱河辩议图说》。后经清代康雍年间张谦宜摹绘并增补相关奏议、跋语等内容，形成今本《胶莱河辩议图说汇辑》。该图说是目前所见时代最早、内容最丰富的胶莱河流域水利专门地图，保存了明后期胶莱河流域的地理环境信息。通过对图中所表现地物及景观的考证研究，可以复原胶莱河流域在明代晚期的地理环境，也为研究其历史时期的发展演变过程提供了依据。此外，图中对王献与刘应节先后试凿胶莱河史实的记载，可以补正史记载之不足，从而使今人得以重新检视万历初年曾经聚讼纷纭的胶莱河议案。

清宫旧藏法国制《亚西亚洲图》初探

吴焕良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员

1698年，供职内廷为康熙皇帝讲授数学、天文等课程的法国籍传教士、“国王数学家”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自巴黎返华，带回包括图籍、科学仪器等在内大量来自法王路易十四的礼物。其中包括巴黎最新刊印的世界图及《亚西亚洲图》等4幅大洲图。为便于康熙皇帝读用，这些地图除将原法文图说译为汉文外，重要地名、山川河流、国名等另以黄签贴注汉译，详加阐述。《亚西亚洲图》一幅经康熙帝阅后，入内务府舆图房收贮，现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入《澳门历史地图精选》《锦瑟万里 虹贯东西——16-20世纪初“丝绸之路”档案文献集萃》等图录。

初步研究显示，本图应为法国新兴制图业在综合既往欧洲尤其伊比利亚世界、尼德兰绘图资料基础上，采纳法国皇家科学院在亚洲尤其远东地区最新实测经纬度数据和来华传教士李明等人相关最新著作，综合汇编而成，其经纬度数据较之前欧洲所绘地图有较大提升。同时应当指出，图中依然混杂着未知与想象的“地区”。

地图，不仅是空间的再现，更制造着空间与秩序。制图，不仅是技术，更是一种知识再确认与观念建构的工具。作为一种特殊语言，地图在漫长的人类文明生产传承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尤其在早期近代化时期，这种作用更为突出——从地理知识到认知观念，世界如何被表现，即意味着如何被叙述。地图，除实用品之外，还是一种权力的具象化。地图的绘制、刻印，以一种特殊的“通用语言”，成为话语的建构者，而其愈发广泛的流通，则进一步巩固了这种话语权的统治地位。

范·林斯霍腾“东亚和东南亚地图”上的中国部分研究

马琼  浙江工商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历史系讲师

范·林斯霍腾全名让·哈伊根 ·范林斯霍滕（Jan Huyghen van Linschoten,1563-1611），是荷兰人。1583年到1588年，他曾在葡萄牙人在果阿的驻地担任主教秘书。后来，范·林斯霍滕回到荷兰开始写作关于亚洲的书。

范·林斯霍腾一共出版过三部关于亚洲的书，其中第三部就是aItinerario,在这部书出版后的两年（1598年），英国人William Phillip(fl. 1600) 翻译了这部书并由出版商John Wolfe 出版，名为《东西印度航程的发现》（Discours of Voyages into Ye East&West Indies）。在这部书中，范·林斯霍腾第一次向欧洲展示了东印度特别是印度的较为详细的航海图。范·林斯霍滕的这部书的出版打破了葡萄牙人在东印度地区的垄断，在这之后，荷兰人也来到了东印度地区，与葡萄牙人在当地展开了利益角逐，英国人后来也加入了这里的角逐。

范·林斯霍腾关于亚洲的著作中附有多幅地图，此外，范·林斯霍腾还绘有其他关于亚洲的地图，其中有一幅名为“东亚和东南亚”的地图，这幅地图上绘有中国、朝鲜、日本、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文莱等东亚和东南亚国家。“中国”显然是这幅图想要绘出的重要国家。

范·林斯霍腾在绘制这幅地图时参考了哪些西文地图？为什么他要在这幅“东亚和东南亚”地图上要绘出一个巨大的“中国”？他又为什么要在这幅图的中国境内绘出四个大湖？这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

议题五：历史地图与历史地理

安徽区域历史舆图的主要特征

陆发春  安徽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左图右史是中国早期史书之特点，历千年衍变为后世方志所取代。和州方志即和州古史时期地方史书，对其方志编绘舆图研究，尚为空白点。本文由清代安徽省级志书编绘的和州舆图作历史梳理，整理、分析其图文信息，进而归纳其呈现的和州自然地理和人文特征。

《中国历史地图集》明时期“贵州图”勘误四则

罗权  贵州师范大学喀斯特生态文明研究中心暨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副教授

《中国历史地图集》第7册的明时期“贵州”图中，贵定县、镇远卫、织金、火灼堡等地名位置标注有误。明代长期存在的卫中，龙里卫、新添卫画了卫界却未标注卫治，贵州卫、贵州前卫、清平卫、都匀卫、乌撒卫则没有标注。明末新设的卫所中，仍有敷勇卫、修文所、于襄所、濯灵所、威武所、赫声所等没有标注。

对历史博物馆及古地图研究的几点回顾

王均  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在1990年代听中国人民大学周继中教授讲起，在“文革”时期在当时的历史博物馆工作，开展古地图与历史地图的整理工作，并“收留”国家测绘局金应春老师从“干校”回来，从事马王堆地图的研究工作。

2000年前后，开展近代测绘制度与近代地形图研究，收集晚清和民国测绘档案，扫描复制标准分幅地形图，做出“百年来”北京城区郊区地形图的分层分色对比处理。

2010年前后，利用遥感和地理信息技术，为文化部艺术技术研究所开发“中国文化地图-地理信息服务平台”，利用历史时期的绘画和古地图展示历史地理环境，利用历史地图数字化技术，展示三维环境的华夏版图山水景观，也初步实践过古地图位置定位与几何纠正，与现代标准幅面地形图精准匹配的工作。

回眸——中国国家博物馆历史地图室成立和发展概述

张洁  中国国家博物馆陈列工作部副研究馆员

中国国家博物馆自成立至今已有111年的历史，陈列展览是中国国家博物馆最重要的服务产品，地图组（历史地图室）也随着展览展示的需要应运而生，经过几代老师们的辛勤耕耘，积累了丰硕的成果，形成了国家博物馆特有的展览地图风格，展览地图作为重要的辅助展品，对于促进文化交流、弘扬传统文化、深化展览主题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本文依据搜集到的资料简要梳理历史地图室自成立至今的工作及其成果。

议题六：地图技术史

王权与技术的结合：十八世纪中日地图绘制技术之比较

萨日娜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教授

十八世纪的中国和日本均绘制了本国历史上具有影响力的全国地图。日本江户时期著名数学家建部贤弘于1717-1728年间绘制了《享保日本图》，文中考察了该图制成时期的国内外时代背景，以及明末清初来华耶稣会士传播西方测绘技术对同时期日本的影响，又分析了德川吉宗时期绘制日本全国地图的具体过程。通过比较《享保日本图》和同时期清代《皇舆全览图》，探讨了两国绘图人员以及他们在制图过程中使用的数学方法、涉及到的自然要素和人文要素，进而分析了这些地图的后期影响。文章肯定了这一时期,在地图测绘原理上,欧洲人保持了世界领先地位；在地图测绘实践上，中国由于当时国家组织能力的强大,走在了世界前列。通过比较和探讨，文章得出结论认为：知识的传播和交流在推动科技的发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在不同的国度里发挥的作用不尽相同；权力和技术的一时结合，虽无法代表历史整体的进步，却也能反应同一时期东西方科学技术在不同维度的持续发展。

来华传教士中国地图集图例研究

王永杰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来华传教士所绘中国地图包括单幅中国地图或分区图、中国地图集，所用文字主要为拉丁文本，主要是使用中国舆图资料进行编译，或者记录亲身见闻、实测的中国地理信息，从而将中国地理知识传递到欧洲。来华传教士中国地图中的大量图例，主要包括城市、政区界限、矿产、山河湖海等，是对中西方图例的融合，并逐渐向西方图例过渡。其单幅地图主要收于西方的地图集之中，一般使用所属地图集的通用图例；而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卜弥格（Michael Boym）、卫匡国（Martino Martini）的中国地图集，其图例则充分体现了中西融合，尤其值得深入探讨。

传教士所绘中国地图集，罗明坚、卜弥格、卫匡国地图集基本上是各依中文地图集进行的翻译和改编，其中罗明坚、卜弥格所用中文资料来源均为1586年版《大明文武诸司衙门官制》，卫匡国所用的则是陆应阳《广舆记》。由上述地图图例的探讨来看，卜弥格地图集的图例更接近于中国式，反映出其主要为中国地图资料编译本，而仅做耶稣会符号等少数西方式改动；罗明坚地图集图例则由中国式向西方式迈进较多，结合罗明坚地图集中有多幅地图存在多种版本，反映出该地图集为编译向出版改进的过渡本；卫匡国地图集被收入布劳《大地图集》，经布劳的统一刻印，在图例、漩涡花边等方面与全地图集保持统一风格。从三种传教士中国地图集的图例，可大体看出中国地理学西传的几个步骤。

中西比较视野下的“山形水势图”

丁雁南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副教授

“山形水势图”是中国民间航海者在西式近代海图被引进之前，长期使用的一种兼顾导航功能和地理表现的原型海图。它和更路簿（或针路簿）同为中国古代航海实践的重要工具。就原型的意义而言，“山形水势图”同广为人知的、文艺复兴时期出现于欧洲的波图兰海图之间，有着显著的差异。怎样理解这种差异，是阐释中西方古代海图发展历程的一个关键点。本文介绍几种出现于文艺复兴时期以及其后，但不同于波图兰的欧洲海图，它们同“山形水势图”之间在地图表现方式上有一定的相似之处。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有助于更好地将“山形水势图”置于宏观的海图发展史的脉络之中，不仅可以打消关于其固有的落后性的历史虚无主义，也有助于深入研究海图绘制技术的不同演进轨道。

从《中华民国新地图》到《中国分省新图》的修订

刘晋国  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中华民国新地图》是民国时期最具影响力的一部地图集，其缘起自《申报》创刊六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在图集编撰之初，曾世英和方俊就在地质调查所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搜集实测经纬度资料和舆图资料，最终参考实测经纬点一千余点，图幅七千余幅，制成《中华民国新地图》。但是该图集篇幅较大，价值较昂，所以在《中华民国新地图》的基础上“删繁就简”，缩制了《中国分省新图》。后来因为《中国分省新图》的销售量远高于《中华民国新地图》，所以后续开始了对《中国分省新图》的修订，至1948年共出版了五版《中国分省新图》。

本文首先考证了《中华民国新地图》的参考体例以及参考数据的分布特点。通过考证得出《中华民国新地图》参考了《泰晤士世界测量地图集》的体例，但却因为时间的压力而不得不选择更经济高效的经纬度分幅方式，而《中国分省新图》则选择了更实用的省区分幅方式。

《中国分省新图》主要通过比例尺缩小、图幅取舍、信息整合以及信息取舍等删减方式缩制而成，是整部图集不断完善化、不断现代化的一个过程。

本文除讨论了以上内容之外，还对方俊在《中华民国新地图》和《中国分省新图》中的贡献做了介绍。本文从地图投影、地图修订过程两个方面对方俊的贡献进行了介绍和梳理。同时也展现了方俊从“无名英雄”到“有名英雄”的转变。

中国传统舆图的制图研究

刘欣  北京林业大学博士研究生

郭巍  北京林业大学教授

传统舆图中蕴含着中国传统的图示智慧与图示力量，诠释了古人对于空间的感知与创造，其内涵与价值仍有待挖掘。解读传统舆图的制图学内涵有利于理解和传承中国传统的空间图示体系。以城图、河渠图、山川图、路程图等不同专题的传统舆图为研究对象，从舆图的信息要素提取，工作界面搭建，空间要素的组织三个层面归纳总结出传统舆图的图示体系。

通过对舆图的制图过程及制图要素的研究，探索传统舆图与现代设计的关联：舆图作为环境认知的途径，设计关注点的识别，及链接设计发明的工具能有效帮助设计者快速解读环境、提炼结构、启发设计。为传统舆图图示体系的研究与应用提供了崭新的思考视角及实践线索，并为现代的空间认知与空间设计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