帔子一直被学界认为是盛行于唐代女性服饰三件套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波斯、天竺、佛教艺术等外来因素影响说为代表。相关文字记载虽可上溯至汉魏，但存在着称谓混杂，形制不清等问题，且画像石、传世绘画、石窟墓葬壁画、出土俑像等形象史料中所表现出的该类服饰形制更为多样。帔子的形制在唐时已趋于稳定，结合图像，对其所有形制类型进行梳理，将有利于进一步厘清唐代帔子的演变路径，认清其本质上应为一种“洋装”化的“土装”。

安徽南陵铁拐宋墓M1为北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命妇安康郡太君管氏之墓，该墓随葬服饰遗存中有两件造型完整的暗花罗“帔帛”和一件精美的“银鎏金霞帔坠”，前者置于柩尾托板包袱内，后者出现于墓主胫部后方。二者存在着何种文化关联？经考证，报告所谓“帔帛”应是北宋平民妇女通行的“直帔”，造型风格承续唐五代流行的女子“披帛”之遗韵。“鎏金霞帔坠”则佐证了命妇专属礼用“霞帔”的同步存在。直帔与霞帔构成尊卑分明的女性帔帛等序。但至南宋，服制禁忌渐被打破，霞帔为一般妇女所冒用，直帔则趋于凋敝。等级服饰的“平民化”程度进一步加剧。

基于故宫织绣服饰收藏的色彩考察，实际上是对宫廷史、文化史、染织史、服饰史、贸易史和古代科技史的探险！博物馆的研究阐释才会让文物色彩重新焕发人文和历史的魅力。

在清代冠服中，于后妃朝冠等项，早期的档案往往记有“桃花”与“方胜”，“桃花”为数有一，“方胜”则有二枚。于帝王夏朝冠等项，档案常常记有“舍林”与“后花”，为数各一。发言根据清代档案、典制，对“桃花”与“方胜”，“舍林”与“后花”作了考证，并结合两岸故宫院藏的相应实物对其作了辨析。

清代袍服纹样融汇了历代服饰图案的精髓，综合多种文化要素，纹样内容丰富多彩，形成了稳定的符号体系；纹样在形式构成上具有强烈的稳定性，依托袍服形制、款式来展开其构成安排，不同的框架图形及各图形之间的关系赋予了清代袍服特有的视知觉效果；袍服纹样既是社会等级制度鲜明而强烈的外在体现，也是社会风尚和人们审美心理的直观表现，在视觉传达过程中传达者与受传者身份往往合二为一，袍服纹样所承载的社会信息在反复的传送与接收中得以强化。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乾隆南巡图》是描绘乾隆皇帝第一次南巡的画卷，为清代宫廷画师的鸿篇巨制，再现了“康乾盛世”时期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等的方方面面。画卷共有十二卷，以图像记载清高宗巡幸江南的同时，卷中亦存在大量与舆服相关的元素，包括了售卖、运输丝织品、服饰等店铺，不同身份人物的衣着，还有乾隆皇帝在不同场景下的穿着。本报告通过以图像、文献、实物相结合的方式来阐释《乾隆南巡图》中舆服图像元素，有利于了解当时社会的礼制、丝织品服饰贸易及帝王巡幸接驾制度等。

鸦片战争后，清朝从传统的朝贡体系被迫卷入世界外交体系中，但并未随之发展出一套专门的外交服饰，官员在外交场合仍然穿着传统的袍褂。结合文献和图像这两种材料，本文认为根据外交内容与级别的不同，清廷官员出席外交活动时分别穿着吉服袍、行服袍、常服袍这三类袍服，并搭配不同的褂，由此体现外交等级的差异。由于传统袍服在外交活动中多有不便，晚清外交官强烈要求变革服饰，进入民国后，民国政府仿照西方制定了专门的外交礼服，外交服饰至此完成了近代化变革。

中国古代服装以直线裁剪的二维平面结构为主，历经几千年而未有大变。而从明代服装文物看，其形制结构中融入多种具有三维构造意识、塑造立体穿着空间的造型手法。发言拟结合文献、传世及出土文物资料，对应用在明代服饰中、具有塑造立体穿着效果的造型手法及其成因进行探究。在对历代具有塑造立体穿着效果服装结构进行综述基础上，对相关明代服饰造型方法及结构进行整理分类，继而得出局部塑造立体穿着效果的手法和结构，是对传统直线裁剪下平面结构适应三维人体穿着需求的必要调整，能使服装更加适体、更加美观，渗透了适应人体活动需求的“因势利导，顺势而成”服装制作理念。既是传统美学观念下保持中国传统服饰直线造型风格的需求，也是千百年来各民族服饰文化融合的反映。

“红苗为明至民国时外界对居住在今湘黔渝交界处的东部方言区苗族的称呼，其服饰在清代以后经历了两次较大的变化：一是乾嘉苗民起义失败后，清廷强制推行剃发易服，以至于其服饰在清末基本“满服化”，且由尚红变为尚青；二是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在日常生活中逐渐自发地被当代服饰替代，但又在仪式、展演等特殊场合通过“礼服化”自觉地延续下来。通过梳理其演变过程与时代背景，可以透视数百年来民族政策的微妙之处。

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有清人方绚抄录的唐代褚遂良《新室志》、夏侯审《香闺韵事》两种清代古籍稿本，其中提出早在新莽或唐时我国妇女即已开始缠足。发言拟结合部分相关文献文物对缠足出现的时间进行考证，继而对两种抄本的真伪做出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