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往今来，服装式样前后大不相同，发言就其发展过程中的几次重要变革作了论述。新石器时代，华夏族即已形成上衣下裳，束发为髻的服饰特点，可视作我国服饰演变之起始原点；我国服装史上第一次大变革发生在战国时期，以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为标志，经此次变革后，衣裳相连的深衣流行开来；第二次大变革始自南北朝，到唐代完成，经此变革我国服装从汉魏时的单一系统，变成华夏、鲜卑两个来源之复合系统，从单轨制变成双轨制；第三次变革发生在清朝，华夏族传统冠冕衣裳被完全废除，古典服制至此断档；辛亥革命后，长袍马褂虽继续存在，但中山装、学生装、西装日益流行，建国后，我国的服装更逐步融入世界潮流，是为我国服装史上的第四次大变革。

清入关时金之俊以“十从十不从”为条件降清之说出现于民初，不见于其本人《金文通疏草》等当时史料。金极力建言减少清军对经济民生破坏，或为此说起因。清代舆服“入八分公”“未入八分公”，指宗室成员八件待遇：宝石顶、团龙褂、开气袍、紫缰、朱轮、门钉、茶壶、家将。皇帝五服之内宗室成员基本“入八分公”以上。顶戴花翎起初只赏宗室贝子以下及御前侍卫，以壮观瞻，后赐亲、郡王；为皇孙们好玩，乾隆帝曾拟颁五眼花翎；咸丰妃嫔也有戴花翎的。清代官服既非朝廷配给，也非官家报销，而是自行解决。馆藏《乾隆南巡图》北京前门外有“本铺定做时式朝靴缎鞋镶袜俱全不误主顾”“大红朝穗时款朝帽”“冬夏朝冠”专营店；故宫旧藏广绣插屏附晚清“广东彩元字号”广告：“专办各省文武蟒袍、珍珠补褂、朝衣朝裙、女蟒霞佩”“大小满汉荷包、朝带”，是官服自己出资、自行制作的明证。因收入低，“京官多有不能具衣冠者”，“贫窘之员有赁觅衣服者”。

汉魏以前，中国古人大都席地而坐，故演化出了登堂入室先要脱鞋子的习俗和礼仪，而在侍君燕饮的场合还要脱袜子。到了魏晋南北朝，登堂入室依然保留了脱鞋子的习俗和礼仪，但在上殿面君和办公场所人们通常会穿着袜子，以示恭谨和对他人的尊重；只有少数重臣，蒙帝王特许可以佩戴宝剑、穿着鞋子上殿面君。但随着床、榻，尤其是胡床的出现与普及，入门脱鞋的礼仪和习俗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甚至在就座时也无需脱鞋了。由此可见，鞋袜礼仪因生活习俗而成，也会随着生活方式的变迁而演化。

发言以镜鉴为切入点，对曹魏大墓出土与镜鉴有关的四件刻铭石牌进行梳理，并对金错镜、车琚镜和镜台分别进行了考证，以小见大。

以图解经,肇始于汉而兴于宋。《六经图》将儒家经典配上版画插图,使文字古奥难解的典籍得以通俗化和具有直观性，便于读者阅读、加深理解和记忆，故自赵宋一直流行至清代。发言结合《六经图》、历代相关文献及部分学者观点，对中国古代冕服制度做了梳理。

明代皇后礼服是以唐、宋袆衣为基础设计的，既有对前代制度的继承，又根据实际需要进行了简化与改良。翟衣是礼服中最重要的构件之一，衣身以十二等翟纹为装饰是自北周以来形成的定式。明代翟衣的翟纹除了作为等级象征之外，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翟衣的结构，尽管缺少实物资料，但根据文献记载的翟纹数量以及皇后画像、典籍插图所描绘的排布方式，能够大致还原出明代不同时期皇后翟衣的形制。

自东汉正式重启周礼冠服制度以来，冕服一直是帝王服制中最核心重要的一类，有“尚质”和“尚文”的两种取向。宋代崇礼尚文，礼服制度相当繁缛，改制也最频繁。到北宋中期，逐渐形成了一种华丽衮冕，其繁饰耀眼程度可以说居于历代之首，将礼服“以文为贵”的一面发挥到极致。与此同时，朝堂上关于衮冕实际执行中繁饰化的批评也一直未停，在三次改制之后，北宋后期才回归相对收敛的状态。由于缺乏直接图像，这种华丽衮冕的具体形制长期难以准确复原。发言通过文献梳理和各种间接图像的参照，以北宋中期仁宗朝前期的衮冕为代表，对其进行尝试性复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