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奏折作于同治十一年（1872）正月二十日。在此奏折中，崇厚详细地报告了出使法国的历程。崇厚抵达法国后，发现法国政府因忙于对普鲁士的战争而顾不上接待该使团，于是总理衙门命令他回国。他回国途中，先游历英国，然后复离英赴美。当他行抵纽约时，法国驻美国公使接到其国内信函，“殷殷劝驾，邀奴才仍回法国，词意甚为肫切”。崇厚于是被邀再回法国。法国临时总统梯也尔于凡尔赛宫接见了他，并宣称法国对处理天津教案中的几名肇事者不感兴趣，而是希望取得持久的和平和秩序，随后他接受了大清皇帝表示道歉的国书，崇厚出使法国的使命宣告结束。

通过此奏折，我们可以看到崇厚在出使法国时并非一味逢迎。例如，当与法国接待大臣商讨递交国书事宜时，法方提出应将天津教案先行解决好，再谈递交国书事宜，崇厚则“坚持定见，告以此来为作礼貌修好而来，如有何话可以回国代达”；当法方提出让崇厚自行处理此事时，崇厚则“当面驳斥，告以本国无此规矩”；当法方对清政府向各国驻华使馆提出的《传教章程》多所辩驳时，崇厚一再强调，“民教不能相安，急应妥筹办法，必得在中国商办方能妥善”。需要指出的是，法国为普法战争中的战败国，根本无力在远东用武，只能伪装强硬，虚声恫吓。崇厚身临其境，法国对他无从蒙蔽，便拖延达半年之久以争取有利的时间，其色厉内荏的窘态从奏折中不难窥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