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横贯东西、连接欧亚的交通路线，丝绸之路萌发于早期贸易的自发往来，在公元前2世纪晚期西汉张骞凿空西域后，转变为在中原王朝刻意经营下的自觉拓展。丝绸之路在唐代达到鼎盛，经由绿洲、草原和海上三大干线，中国的丝绸、瓷器、铜镜、茶叶、四大发明等传入西方，西方的珠宝、玻璃、金银器以及动植物等输入中国，极大地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藉着这种物品交换、人群交往以及文化交流的积累，古代世界创造出灿烂的文明。

两千余年来，丝绸之路承载着中国与世界的交往与对话，中国以包容、平等、互惠的恢弘气度与世界通好，同时在开放与互鉴中创造了不朽的辉煌。今天，丝绸之路早已超越其作为交通线的定义，成为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相互交流与合作的精神象征，为当今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提供了价值典范。“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的提出和“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的成功申遗，正是丝绸之路精神和价值在今天的体现。

展览旨在通过丝绸之路留下的宝贵遗产，多层面的向世人展示丝绸之路的历史过往与灿烂成就，并且以史为鉴，传达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平等、对话、包容、交流与互惠，共享和平，共同发展的理念。

丝绸之路开通以前，中原与欧亚草原之间就存在着密切的文化交流。中原青铜器、车器、兵器等常常出现在中国北方地区草原民族的墓葬中。战国时期中原的丝绸、漆器、铜镜等经由草原民族远播至新疆、哈萨克斯坦阿尔泰地区以及更遥远的希腊，欧亚草原流行的动物纹样由西至东传入中国北方地区，被包括秦国工匠在内的中国工匠借鉴和创新，形成一种全新的具有浓郁草原风情的神兽纹样。这种神兽纹样受到中原国家的青睐，被用来装饰马具、漆器、饰贝腰带的腰饰牌等，甚至在西汉早期还形成一种贵族时尚流行于西汉王朝。同时，西方的玻璃制品、金银器等也经由草原地区传入中国。

神兽金饰

战国（公元前403—前221年）
1957年陕西省神木县纳林高兔村出土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有角蹄足神兽是战国晚期中国北方地区常见的装饰纹样，圆雕的有角蹄足神兽目前只发现这一例。

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虽然“凿空”，但东西方的交通开始在汉朝政府的经营下持续发展。汉朝以降，各王朝都重视在西域的经营，即便在中原纷乱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占据河西地区的诸政权都“疆理西域”，确保丝绸之路的畅通，丝路贸易和文化交流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扩大，中西方文化在交流融合中为彼此注入新鲜血液。胡人大量来华，胡风东渐，胡乐、胡舞、胡器、胡食等进入中国，中原文化在西域广泛流行，中国的养蚕和缫丝技术传入西方，西方开始生产具有本地文化特色的丝绸。隋唐时期，丝绸之路达到鼎盛，丝路交通空前繁荣，丝绸之路上使团、商队、僧人以及普通民众等络绎不绝，唐王朝在开放、交流与融合中走向巅峰，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盛唐气象。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膊

汉晋（公元前202—公元420年）
1995新疆年民丰县尼雅遗址1号墓地M8出土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该护膊是汉式织锦最高技术的代表。织锦上织有隶书“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星占祈瑞文字。同墓所出另一残片与护膊用锦可以确定属于同一织物，上有“讨南羌”三字铭文。经复原，可将“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讨南羌”连读。公元前61年，赵充国用兵羌地，汉宣帝赐书：“今五星出东方，中国大利，蛮夷大败。”此件织锦可能是这一军事行动的见证。

镶金兽首玛瑙杯

唐（公元618—907年）
1970年陕西省西安市南郊何家村窖藏出土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酒器，以产自中亚、西亚地区的红色夹心玛瑙制成。杯身弧形，因似兽角，亦称角杯。这种底部设流及兽首装饰的角杯起源于西方的来通，属于舶来品。

随着丝绸之路的贯通，胡人陆续来华。汉代长安城就经常居住有西域胡人。进入北朝时期，包括粟特人在内的大量胡人经过河西走廊来往于汉地各个城镇。唐朝对外贸易交流空前繁荣，与300多个国家和地区相互交往，每年都有大批的外国使者、僧人、商人、学生等汇聚两京，唐都还设有鸿胪寺、礼宾院等机构专事接待。来华胡人中不仅有商贾、养马（驼）者、酒家胡、卖艺者、奴仆等，还有为中原朝廷效力的文臣武将。来华胡人为中原大地带来了异域风情，拥有胡人奴仆的数量甚至成为唐朝王室贵族身份地位的一种象征。胡人来华与胡风的注入，不仅丰富了当时人们的生活，也为华夏文明注入了新鲜血液，促进了民族的融合与文化的碰撞，让恢弘厚重的汉唐文化变得更加多姿多彩。

丝绸之路文化交流最重要的内涵之一便是各种宗教的东传。佛教自汉代大体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得到历代中原王朝的扶持，在历经南北朝时期的大发展后，到唐代达到鼎盛。以敦煌石窟、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为代表的众多石窟被开凿，留下了大量的佛教造像和壁画。佛教传入中国后，在与本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中，逐渐形成了有中国特点和王朝风范的佛教艺术。唐代以唐玄奘为代表的高僧西行取经，在印度摹刻或临写天竺瑞像，翻译印度密教经典，把当时印度流行的密宗佛教艺术带进中国，使得唐代佛教造像出现了密宗新形象。此外，以粟特人为代表的来华胡人也把祆教、摩尼教和景教带入中国。本单元展出的40件宗教文物全面展现了传入中国的多元宗教艺术，尤其是佛教造像和石窟壁画，清楚地再现了中印佛教艺术的交流融合以及佛教艺术在中国传播、发展和再创造的光辉历程。

鎏金银捧真身菩萨像

唐咸通十二年（公元871年）
1987年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塔基地宫出土
法门寺博物馆藏
这尊菩萨像是唐懿宗李漼专为供奉佛指舍利而制。菩萨双手捧上置发愿文金匾的鎏金银荷形盘，双腿左屈右跪于莲花座上。金匾上錾文十一行六十五字，仰莲瓣座顶面錾刻梵文三组，一组五字，共十五字，当为密宗“三身真言”。整件造像充满密宗色彩。

丝绸之路历经汉、晋、北朝时期的发展，到唐代达到鼎盛。丝路的畅通为文化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机遇。大唐帝国以开放和包容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异域文化在唐代得到充分的尊重和认可，而社会内部的繁荣稳定以及水陆交通的便利，使得外来文化得以迅速渗透到各地，人们的精神面貌和生活呈现出特有的开放和自由感。在经历了最初崇尚外来事物的冲动激情后，唐人开始对外来文化进行切合实际的吸收与借鉴，日益精巧化、多样化、无固定模式、自由随意创作的器物大量出现，崭新的器物群体展示着大唐盛世的风貌，多元的、兼容并蓄的大唐文化呈现出全面的极度繁荣。这种繁荣在唐代金银器、唐三彩、绘画等领域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

人类很早就开始了对海洋的探索，从考古实物来看，沟通中外的海上交通路线（海上丝绸之路）在汉代已颇具规模。唐朝衰弱之后，失去对陆上丝绸之路的有效控制，而两宋时期，中原王朝与西域的陆上丝绸之路又受到阻隔。这种情况下，已有的海上交通显得更为重要，加之中国经济重心向东南转移、航海技术进步等因素，海上丝绸之路在唐代被积极开拓并在宋元时期达到空前繁盛。明清时期，东西方文化交流及贸易形式出现新变化，海上丝绸之路也逐渐融入世界贸易体系。活跃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各国商船，不仅运输丝绸、瓷器等大宗货物，也运输金银器、漆木器、玻璃、矿物质、香料等商品，在亚、非、欧地区间往来贸易，不同的文化也在这种贸易中相互借鉴、融合。

青釉模印贴花人物纹瓷壶

唐（公元618-907年）
高16.4厘米、口径5.8厘米、底径9.9厘米
1973年湖南省衡阳市司前街水井出土
湖南省博物馆藏
该壶侈口，卷唇，短颈，圆肩，鼓腹，平底。肩部设八棱形短流、宽扁鋬、双环系，壶身施青釉，圈足露胎。流及双系下分别饰三组模印贴花图案，一组为外域女子在蒲团上婆娑起舞，一组为尖顶式建筑，一组为立狮，具有典型的西亚文化风格。西亚人有用大壶、大罐汲水及头顶器物行走的习惯，长沙窑瓷壶造型中多安置双系、鋬，便于携带，很迎合西亚市场的需求。

青花缠枝牡丹凤穿花卉纹兽耳罐

元（公元1206-1368年）
高38.5厘米、口径14.2厘米、足径17.8厘米
上海博物馆藏
直口、束颈、溜肩、鼓腹，腹以下渐收，浅圈足。肩部有兽首形耳一对，兽口中空，可放置金属衔环。兽首以青料画出五官，整器则以七层青花纹样装饰，自上而下依次为：卷草纹、缠枝菊、缠枝莲、凤穿菊花、缠枝牡丹、卷草纹及变形莲瓣纹。纹饰满密生动，画法繁而不乱，青花发色纯正，浓重处有铁锈斑，是典型的进口料呈色。
兽首双耳大罐既见于国内的出土品，在海外亦有不少发现。土耳其托普卡比宫的藏品中有相似的牡丹纹大罐，而日本冲绳、印度尼西亚、泰国、印度等地，都发现了类似的兽耳大罐，从中可以窥见此类器物在当时的传播及流通范围。

丝绸之路宛如古代东西方之间的一座金桥，把中国与世界紧紧联系在一起，传递着文明，传播着和平，繁荣着沿途的经济和文化。“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成功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彰显了对丝绸之路不朽价值的举世共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构想的提出更是建立在文明交流互鉴基础上的丝路精神在今天的弘扬和发展。中国将以更加宽广的胸怀与世界通好，和平、交流、理解、包容、合作、共赢的理念将推动着我们沿着新的丝绸之路继续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