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20世纪50年代以来，晋都新田遗址中多次发现祭祀坑，兽被解释为祭祀不同对象的遗迹。最近20年间，在北赵和羊舌晋侯墓地又相继发现类似的坑状堆积，并被看做是对晋侯进行祭祀的“墓祭”残留。通过对晋国祭祀坑的全面分析，并结合晋国史事，本文认为所有这些坑状堆积都是在不同历史背景下形成的盟誓坑，西周晚期和春秋早期没有在墓地祭祀祖先的制度。

【关键词】晋侯墓地 羊舌墓地 祭祀 盟誓

祭祀在周代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故《左传》成公十三年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而《礼记·祭统》则称：“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

周人祭祀对象纷繁复杂，概括来讲包括天神、地、人鬼三大系统[1]。但周人尤其重视对人鬼也即祖先神的祭祀，所以金文中见到的祭祖礼就多达20余种[2]，《诗经》中的祭祀诗篇也多是因祭祀祖先神而作的[3]。

周代的祖先神祭祀活动多在宗庙中举行，至于当时有无墓祭，即是否在墓地上祭祀祖先，历来存在争议[4]。以往，历代学者多据文献记载立论，在这一问题上纠缠不清。随着考古资料的丰富，答案渐趋明朗。以现有材料而言，陕西雍城秦公陵区中至少10座双墓道大墓上发现有墓上建筑遗迹或遗物，其中年代最早的可到春秋中、晚期[5]。进入战国时代，诸如邯郸赵王陵、平山中山王墓、辉县固围村魏国大墓、新郑许岗大墓和胡庄韩王陵以及邯郸林村大墓均发现类似的“墓上建筑”或“墓侧建筑”。且不论这些建筑究竟是“寝”还是“享堂”，“可以认为在东周时期就已明确存在‘墓祭’现象，据秦墓的发现，这种行为最晚至春秋中、晚期可能就已出现。”[6]

和墓祭行为相关的另一类遗存是墓地所见的祭祀坑，早先见于上村岭虢国墓地M2009虢仲墓周围，但具体情况不明，所以未引起注意[7]。其后在北赵和羊舌两处晋侯墓地中都有大量发现，由此引发了关于墓祭问题的新一轮讨论。

北赵晋侯墓祭祭祀坑的情况大致如下（图一）[8]：

M13：打破墓道的祭祀坑1座，内埋牛1只。

M8：打破墓道祭祀坑3座，打破该墓所属车马坑的祭祀坑5座，“牲多为马，仅1座为牛，有的祭祀坑除牲外，还加玉戈、玉牌等玉器。”

M64、M62、M63：共有祭祀坑27座，绝大多数属于M64晋侯墓，“坑内多殉马”。

M93：南墓道及周围有祭祀坑14座，殉牲“以马和狗为最多，还有少量的牛和羊（仅见下颌骨）”。

此外M8、M64和M93三组墓葬的祭祀坑中还发现有少量人牲坑和空坑。

羊舌晋侯墓地共有5座中字形大墓，在已经发掘了的M1和M2组大墓的墓室南部和南墓道上清理了祭祀坑227座，可辨认的牺牲有人、牛、马、羊、狗等, 其中人牲10个, 余者以马牲居多（图二）[9]。

这些祭祀坑的发现极大地丰富了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墓祭”考古资料，并被用作相关论述的重要证据。如在北赵晋侯墓地祭祀坑发现之后，李伯谦先生就明确指出，它们“不仅证明西周时期确实存在墓祭，而且证明有专门针对某一特定墓主举行的活动”[10]。而羊舌晋侯墓地的发掘主持者吉琨璋先生则称：“文侯是一位很了不起的君主，文侯时期的晋国强大繁荣，昭侯继文侯而立，在位7年，这7年中有足够的时间、财力和从容的心态对文侯进行祭祀，文侯也应受到这样的祭祀，M1组墓葬南墓道上大规模频繁的祭祀也许正说明了这一点。”[11]田建文先生也说：“羊舌墓地1号墓的规格和祭祀坑数量，明显高于或多于北赵晋侯墓地任何一座，想想朝不保夕的昭侯、孝侯们，谁能享受如此的礼遇？”[12]显然，吉、田两位学者不仅把羊舌墓地的祭祀坑看做祭祀墓主的遗存，更将祭祀坑数量的多少作为衡量墓主生前功绩地位的重要标志物了。

针对晋侯墓地祭祀坑的新发现以及李伯谦先生有关“西周时期确实存在墓祭”的新论点，笔者曾经指出：“一方面如李伯谦先生所言，晋侯墓地祭祀坑的发现证明西周时期已经出现针对某一墓主所举行的特定祭祀，从而证明了当时确有墓祭之俗；但另一方面，从现有资料来看，西周时期的墓祭确是偶然发生的行为而绝不能等同于宗庙的四时常祭，否则无法解释为什么晋侯墓地中仅有少量墓葬有祭祀坑而且各墓所属祭祀坑数量差别甚大，也无法解释为什么诸多大型周代墓地如张家坡井叔墓地、琉璃河墓地、宝鸡国墓地、辛村卫国墓地以及平顶山应国墓地乃至上马墓地均不见或罕见祭祀坑。换言之，如果墓祭是周代常祭的话，则无法解释周代祭祀坑数量和周代墓葬数量如此悬殊的差距。”[13]对晋系墓葬做过系统研究的宋玲平也有同样的困惑，她在研究中指出：“同葬于晋侯墓地，为何会存在此有彼无的现象？既然墓祭是允许的，为何有的墓没有发现祭祀的遗迹？若果真没有祭祀遗迹，那么，享受祭祀的先决条件是什么？这一连串的疑问颇令人费解，不可思议。”[14]

最近冯峰也指出：“两处晋侯墓地的‘祭祀坑’多有打破墓葬者，说明它们都是在墓葬完成填土后形成的；它们既集中分布于墓葬墓道之上或近旁，晋侯墓的‘祭祀坑’数量又明显多于夫人墓，因此这些遗存可能与墓主有关；但将其理解为针对墓主进行的祭祀或者是祭祀墓主的行为，则似有不妥之处。”他进而从祭祀方式、祭祀物品和祭祀目的等方面加以论证，认为“墓葬上的‘祭祀坑’与后世的‘墓祭’行为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祭祀行为。前者（指两处晋侯墓地所见者—引者注）应非用来祭祀墓主，更可能是用来祭祀地祇类神灵。”[15]冯峰不把北赵和羊舌晋侯墓地中的祭祀坑视为“墓祭”（即祭祀墓主的遗存）无疑是对的，但转而把它们解释为因掘墓动土而需要“祭祀地祗类神灵”，这又是回到郑玄、贾公彦的经学窠臼中去了[16]。相比李伯谦先生等人的“墓祭”说，这种祭祀“地祇类神灵”的观点可能更难令人信服。因为倘若周代确有此类祭祀的习俗，那么为何它们仅见于两处晋侯墓地的某几组墓葬，又为何主要集中在晋侯墓而罕见或不见于晋侯夫人墓上？

值得注意的是，在两处晋侯墓地之外，近几十年来在晋都新田遗址的多处地点也发现了数千座春秋战国之际的祭祀坑（图三），因此有必要把这些坑状堆积联系起来综合考虑，在此基础上才能对它们的性质形成正确的认识。

晋都新田之外，类似的遗存还有以下三处：

（1）天马—曲村遗址战国祭祀遗存[17]

位于天马—曲村遗址J3和J4区，1986年、1988年和1989年在此共发掘祭祀坑58座，其中马坑11座，牛坑17座，羊坑20座，未鉴定者2座，空坑8座。这些祭祀坑按西南—东北走向分为五列，每列墓葬数量不等。部分祭祀坑中出土有玉器。

（2）河南温县东周盟誓遗址[18]

1979年发现于河南温县西张计村，1980年－1982年进行发掘，共发现土坑（坎）124个，其中16坑出土盟书，35坑出羊骨，部分坑内有玉器。发掘者依据出土盟书上的历朔内容将这批盟誓坑的年代推定为晋定公十五年（前497年）。

（3）凤翔马家庄秦国祭祀遗址[19]

位于秦雍城遗址马家庄一号建筑内，共发现祭祀坑181个，集中分布在该处建筑的中庭内，部分祭祀坑位于建筑基址内（图四）。这些祭祀坑包括牛、羊、人、人—羊、牛—羊、车、空坑7类，其中人牲9个（8个单独瘗埋，1座与羊牲合埋）和车坑2座是其他同类遗址中所少见的。但有学者对相关地层关系进行仔细分析后指出：“除了有5 座人坑、3 个空坑和1 个羊坑是打破了主体建筑的地面、或墙基、或夯土台基外,所有的祭祀坑都应开口于当时的实用地面即活动面上, 亦应该是该建筑在使用期间进行祭祀活动的遗存。”[20]

不难看出，两处晋侯墓地的“祭祀坑”与上述盟誓和祭祀遗存具有以下几个共同的特征：

其一，在狭小范围内集中分布数十、数百乃至数千个坑，密集程度很高但打破关系很少，其中仅北赵晋侯墓地M13和M8例外。

其二，坑的形制、大小、方向一致，绝大多数是长方形竖穴土坑墓，通常是口大底小，开口尺寸因埋牲的大小而有所差异，方向基本是正北或略偏东西。

其三，坑内包含物以马、牛、羊三种牺牲为主，有少部分猪牲和狗牲，也有极少数人牲，每处遗址都有一部分“空坑”。

如果单从这些坑状堆积的形制和分布特征来看，它们无疑是同一类遗存。但因为在侯马秦村和温县西张计的部分坑中出土了盟书，所以上述遗址就被自然地划分为两类：有盟书者为盟誓遗址，无盟书者为祭祀遗址。而在祭祀遗存中，又根据祭祀坑所在位置，推定了各自的祭祀对象，如北赵和羊舌晋侯墓地为“墓祭”遗存、北西庄为“郊祭”遗存、呈王路为“宗庙”祭祀遗存、牛村古城南为“社祀”遗存、西高遗址则为祭祀“汾河河神”的遗存等。但客观来讲，这些坑状堆积所表现出的共性无疑大于彼此之间的差异，把它们分别定性为“盟誓坑”和“祭祀坑”，其实是忽视了共性而放大了差异。上述遗址的坑状堆积其实都是同类遗存—盟誓坑。以下加以申论。

首先，以往学者划分盟誓和祭祀遗址的唯一标准就是看该遗址是否出有盟书。表面上看，这一标准是客观而且可行的，但仔细深究，则未必。这是因为：

（1）在侯马秦村和温县西张计两处盟誓遗址中，盟书都是集中在某几座坑中，如秦村埋书区和埋牲区分离，埋书区偏在遗址的西北角，在埋书区中，盟书又多集中出土于K16和K200等竖坑内；与之类似，在西张计遗址中，盟书也只见于16座坑，其中近半又集中在一号坎里[21]。而纵观目前侯马地区的祭祀遗址，几乎都只是进行了部分发掘，如呈王路附近的几处祭祀遗址，不但已知的祭祀坑没有全部揭露，而据谢尧亭先生后来的调查判断，“祭祀带的范围可能比发现的要更大”[22]。而西南张、虒祁村等祭祀地点，探明的祭祀坑数量超过千座乃至数千座，实际发掘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甚至是很小的部分，因此目前根本就无法判断这里是否也有类似的埋书坑。即便是在局部发掘的范围内，也已经有迹象表明这些遗址很可能是有盟书坑的，比如在西南张遗址出土的玉石器中，就“据说有的玉璧上有与盟书相同的朱书文字”[23]，而虒祁村的情况则更明显，这里部分“祭祀坑随葬的玉器上发现了用毛笔书写的黑墨色字迹……墨书文字无论是从字体结构，或是书法艺术角度看，都与侯马盟书相近”[24]。而且虒祁村遗址出土的玉石文字中还包括“圭”字，这就很容易与侯马盟书和温县盟书中常见的“圭命”一语联系起来，暗示它们都是同类文字资料—载书。

（2）把盟书的有无作为区分祭祀和盟誓遗址是基于这样两个预设前提的：凡盟誓则必有盟书，而凡有盟书则必然埋书于坎。但事实上这两个预设前提并非毫无疑义，比如已经有研究表明，盟誓活动的出现至少可以上溯到西周，但盟书（载书）的出现则较晚，“葵丘之盟、践土之盟以后，载书开始在盟誓场中流行起来，而且相对于春秋初、中期频繁使用于诸侯间的盟誓，到了春秋后期，国内盟誓也常常在盟誓中使用载书。”[25]既如此，在某些早期的盟誓活动中没有埋书的环节是非常可能的。同时，即便在春秋晚期盟书开始流行之后，也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表明每次盟誓活动中都有埋书于坎的环节。

除了上述预设前提存在疑问之外，更为重要的是，有关研究在论证这些坑状堆积所针对的祭祀对象的判断上同样缺乏令人信服的依据，甚至与考古资料相悖。以下分别加以说明。

牛村古城南的祭祀遗址通常被认为是晋都新田的社祀遗存。据发掘简报，该遗址位于一座主体建筑基址南侧，东、西、北三面被垣墙所包围，且“牛村古城南墙大致有两座城门,建筑基址正处于两座城门中间方位”。从方位而言，大体合乎周代社稷坛的位置[26]。但发掘简报同时也指出，“在中心建筑基址附近的文化层堆积与灰坑中比较集中地出土了大量筒瓦和板瓦,这表明该基址的上部原有建筑物的顶部是用瓦覆盖的”。既然建筑物上有瓦，自然表明原先是有屋顶的，这就与周代社稷之壝呈四周有矮围墙而无屋顶的方坛形制有显著差别[27]。但学者在论证这批祭祀坑是“社祀”遗存时，却说“在这遗迹的上面，均没有发现任何有关的建筑……确切地说明了社坛是无屋宇的土坛建筑”[28]，这一描述显然与发掘报告是不相符的。反之，原发掘简报所提出的“牛村古城南的这处建筑基址可能是属于新田绛都牛村古城晚期的宗庙建筑基址”可能更符合实际情况。相应地，这批坑状堆积其实是位于宗庙或某处贵族居所中庭里的遗存。

在呈王路建筑遗址群发掘之后，发掘者指出：“从建筑群遗址的面积广、建筑物基址之宏伟壮观程度等等,都较有力地说明呈王路建筑群遗址是属于晋国建都新田时期始建的一处宗庙建筑遗址。”[29]因此呈王路D26地点的62座祭祀坑就被看作是宗庙祭祀遗存。但问题是，发掘简报同时提到：“26号地点共发现埋有用马、牛、羊、狗等不同种属做为牺牲的祭祀坑130个, 已发掘其中的62个。祭坑布局有序, 形制规整,从祭坑所处地层关系及一部分打破建筑基址情况, 说明是建筑物废弃后在这里举行祭祀活动的。”所以长期在侯马从事考古工作的谢尧亭先生早就指出，在呈王路一带“发现有晚期祭祀坑打破早期建筑基址的现象，如26号地点K3、K12、K32等，有的打破当时活动地面。这说明有些祭祀坑（甚至全部祭祀坑）与建筑基址使用时期的时代并不一致。”[30]既然祭祀坑与建筑基址并不同时，自然就不能说这批祭祀坑是宗庙祭祀的遗存了。况且从位置上看，在晋都新田已经发现了7座城址，而呈王路附近的祭祀遗存均在这些城址之外，如果这批祭祀坑是宗庙遗存，就是说晋人把宗庙设在城外，这自然是难以想象的。考古发掘还表明，与呈王路、省建一公司水文站、省地质水文二队、煤灰制品厂祭祀遗址和秦村盟誓遗址毗邻的是大片春秋战国之际的排葬墓地[31]，据此可知在盟誓或祭祀活动举行时，这一地区早已不是宗庙或贵族居住区，而是荒废成为了墓地和盟誓场。日本学者江村治树正是注意到“呈王路建筑群，离开被认为是宫殿区的古城群，实在是太远了。……可以设想它并不是宗庙”，并“以对考古学的调查报告的研究为依据，推测出盟誓遗址，当在晋的国都新田的外城外东郊的国有的祭祀场里”，进而判断呈王路等地的祭祀坑是“在国都郊外举行的祭祀活动”的遗留[32]。

不但上述呈王路等遗址位于晋都新田的郊外，其他几处祭祀遗址也莫不如此。如西南张遗址位于牛村古城西南约6千米处，南倚峨嵋丘陵，北面浍河滩地，数千座祭祀坑密集分布在山前阶地上，周围没有发现同时期的其他遗存；虒祁遗址位于虒祁村西北约1500米处，地处浍河北岸，自东而西包括夯土建筑、墓地和祭祀坑，其中祭祀坑与成片战国早期的墓地紧邻；西高遗址位于汾河南岸的台地上，地层关系简单，开口于现代耕土层和近代土层下，打破生土。而同样，温县西张计盟誓遗址位于东周州城东城墙护城河的外侧，“是在一个土台之上。其北数十米即为沁河，其西紧邻州城城墙。在土台及其周围，我们曾作多次调查与发掘，没有发现有大型陵墓痕迹。仅在土台之上发现数座小型的战国晚期和西汉前期的土坑墓”[33]。由此可以看出，诸如西南张、虒祁、西高这类大型祭祀遗址以及侯马秦村、温县西张计等盟誓遗址都是分布在当时都邑近郊的荒野上，没有与之相关联的其他同时期遗存。换言之，呈王路—秦村一带、西南张、虒祁和西高等地都是晋都新田专门的盟誓场所。

把晋侯墓地和晋都新田所见的坑状堆积看作祭祀坑还会面临很多不好解释的问题，比如：

（1）既然这些坑状堆积都是祭祀坑，它们的祭祀对象又分别是郊祀、社祀、汾河河神以及祖先神等，那么为什么春秋战国之际晋人在祭祀天神、地祇和人鬼这三大神灵体系时都采用了完全相同的祭祀方法，而与传世文献的相关记载完全相悖呢[34]？

（2）既然都是“墓祭”遗存，那为什么北赵、羊舌两处晋侯墓地的祭祀坑位于所祭祀墓主的墓道上，而祭祀柳泉晋公大墓的西南张祭祀遗存却又距离墓地数千米之遥？

（3）因为西高祭祀遗址近于汾河，所以被认为是祭祀汾河河神的遗存，那么，北西庄、呈王路、煤灰制品厂、省建一公司机运站、地质水文二队、虒祁、西南张、热力公司等祭祀遗址也都分布在浍河两岸，是否也可以视为祭祀浍河河神的遗存？

（4）如果仅仅因为北西庄祭祀遗址“西距牛村古城约有六七里路”，所以“推测是当时统治者郊祭的遗留”[35]，那么，这批祭祀遗存与牛村古城是否同时？呈王路、煤灰制品厂、省建一公司机运站和地质水文二队等处的坑状堆积同样西距牛村古城约六七里路，那它们是否也是郊祭的遗存？且周代南郊祭天、北郊祀地[36]，为何晋人不尊礼法，别出心裁在都城的东郊祭祀天地？

（5）上述坑状堆积都是集中分布，但彼此之间却很少有打破关系，说明它们是同时或在很短时间内形成的。《春秋》宣公三年载：“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伤，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犹三望。”《春秋》成公七年也载：“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既然春秋时期国君郊祀仅用一牛，那么虒祁、西高这类遗址用牺牲成百上千，如果是祭祀坑，那么是何种祭祀具有如此规模？如果是多次反复祭祀的结果，那么形成这么大规模的祭祀场需要几十甚至上百年或更长时间，那么如何能保证地处荒野之外的这么多祭祀坑之间无打破关系？反之，只有把这些坑状物看作盟誓坑，因一次参与盟誓的人员众多[37]，才有可能在短时间内形成这样规模大、密度高而且打破关系少的遗迹现象，舍此别无他解。

虽然把上述所有的坑状堆积都看作盟誓坑，但依据它们的位置，可以进一步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北赵（M13和M8组除外）和羊舌晋侯墓地盟誓坑[38]，位于国君墓前。

第二类：牛村古城南和凤翔马家庄盟誓坑，位于宗庙或贵族居所的中庭。

第三类：北西庄、呈王路、省水文二队、秦村盟誓遗址、省建一公司机运站、煤灰制品厂、西南张、虒祁村、西高、热力公司以及温县西张计以及天马—曲村遗址战国盟誓坑等，位于当时都邑近郊的荒野空地上。

在上述三类盟誓遗址中，又以第三类最为常见。其原因很简单，这是因为无论是国君墓前还是宗庙或居所的中庭，它们的空间位置都是有限的，一两次盟誓之后再无空间供开挖新的盟誓坑，而以春秋时期各国盟誓之频繁[39]，到近郊的空地上举行盟誓活动是唯一的选择。这种状况也正可以与文献记载的春秋盟誓史实相互印证，在这一时期，“如果是一个诸侯国内部盟誓的话，盟地一般选择在社、祖庙、道路以及私家宅地和国中的公共祭祀场，而诸国间的盟誓大多是在各国边境的丘陵或水岸边。”“盟誓祭祀场是一个与神灵交通的场所，不会是通衢大道，闹市广街。一般总选在人迹罕至，荒芜冷僻，杂草丛生，荆棘遍野的地方。因此砍树割草平地，就成为筹备盟誓的第一步，此在文献中被记录为‘除地’。”[40]上述第三类遗址或处于山前阶地、或在河边滩地、或是早期建筑之废墟、或与成片墓地毗邻，在盟誓之前需要举行类似的“除地”行为也是可以想见的。

除了空间上的实际考虑，盟誓地点的选择可能与盟誓活动中所昭告的神灵有关。传世和出土文献都显示春秋时期盟誓活动中所昭告的神灵十分广泛，如：

《左传》襄公十一年载：“秋七月，同盟于亳。……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群神、群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国之祖，明神殛之。”

《左传》成公十三年秦楚之盟时，“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

侯马盟书出现的神灵有“丕显皇君晋公”（16：3）、“丕显晋公大冢”（67：6），温县西张计一号坎2182盟书也昭告“丕显晋公大冢”[41]。

据此笔者推测，在上述前两类盟誓遗址中举行盟誓活动时当以昭告祖先神为主，而在第三类遗址盟誓时则可以涵盖天神、地祇和人鬼等各种神灵[42]。《左传》中常见“盟于公宫”、“盟于大宫”或“盟于某宫”一类记载[43]，这种在先君宗庙里举行的盟誓，它所昭告的神灵无疑是以先君为主。与之类似，两处晋侯墓地前的盟誓活动也自然是针对某位晋侯而盟的。“盟于公墓”与“盟于公宫”尽管场所不同，但性质是一样的。

把北赵和羊舌晋侯墓地等遗址所见的祭祀坑看做是“盟于公墓”的盟誓坑，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些坑状堆积的形成既是偶然的，又是有针对性的双重特征。这是因为某次盟誓活动的举行取决于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否有此需求，所以盟誓的发生是偶然的；但同时，由于每一次盟誓活动中所昭告的神灵是具体的，而当昭告的神灵又是某位晋侯时，那么就表现为盟誓坑都分布这位晋侯的墓前，形成了明显的针对性。正因为如此，还可以依据有关文献记载，从两周之际晋国的政治环境来理解为什么这些盟誓坑只会集中在北赵晋侯墓地M63组、M93组以及羊舌墓地M1组墓上。

北赵晋侯墓地M64、62和63组的三座墓葬的墓主分别是晋穆侯邦父及其两位夫人[44]，因此集中分布在M64晋侯邦父墓南墓道上盟誓坑形成的年代上限就应是篡位的殇叔和穆侯子文侯时期。笔者认为，殇叔和文侯之间的纷争正是这批盟誓坑形成的直接原因。据《史记·晋世家》记载，“二十七年，穆侯卒，弟殇叔自立，太子仇出奔。殇叔三年，周宣王崩。四年，穆侯太子仇率其徒袭殇叔而立，是为文侯。”殇叔和文侯叔侄之间的争斗是春秋时期典型的国内政权争夺战，各国均频繁发生，而此类争斗也是导致国内盟誓最直接的原因[45]。不难想见，无论是殇叔“自立”，还是文侯“袭殇叔而立”之后，晋国贵族都必须表明态度效忠殇叔或文侯。进一步说，殇叔自立之后有可能率其众盟于穆侯之墓前，以显示其即位的合法性；同样，文侯袭杀殇叔之后，也有理由率其徒盟于乃父墓前证明其杀叔而立的正当性。这也就是说，北赵晋侯墓地M64晋侯邦父墓前的盟誓坑既可能是殇叔与国人相盟的遗留，也可能是文侯率其徒盟誓的结果。

北赵晋侯墓地M93的墓主则是穆侯之子文侯，因此这座墓上盟誓坑的年代上限是其子昭侯时期。此时晋国国内矛盾的焦点是晋君与曲沃桓叔之间的争斗。如《史记·晋世家》载：“昭侯元年，封文侯弟成师于曲沃。曲沃邑大于翼。翼，晋君都邑也。成师封曲沃，号为桓叔。靖侯庶孙栾宾相桓叔。桓叔是时年五十八矣，好德，晋国之众皆附焉。”正因为晋国之众多追随桓叔，所以才有了昭侯七年“晋大臣潘父弑其君昭侯而迎曲沃桓叔”事件的发生。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潘父弑昭侯而迎桓叔不会无缘无故突然发生，必然是文侯去世之后，桓叔与昭侯相互争权的结果。其情形一如当年殇叔与文侯之间的关系，这一点在《左传》中记载得更加清晰。《左传》桓公二年载：“惠之二十四年，晋始乱，故封桓叔于曲沃。”据《史记·三代世表》，鲁惠公二十四年即昭侯元年，也就是说，早在昭侯元年桓叔即作乱，是桓叔“始乱”而昭侯“故封”，换言之，是乱在先而封在后，昭侯封桓叔于曲沃是不得已而为之。桓叔封于曲沃只是一个序曲，七年间双方必然争执不断，故而才会有昭侯七年潘父弑君之举。由此可以推定，北赵晋侯墓地M93文侯墓上的盟誓坑必是因昭侯与桓叔的争斗而引起的—文侯新崩，“时年五十八”而“好德”的桓叔觊觎君位，且“晋国之众皆附”。对于新君昭侯来讲，与部分支持者同盟于乃父灵前以示自己是君位的合法继承人实在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羊舌晋侯墓地M1是昭侯之墓[46]，同理，这座墓葬南墓道上的盟誓坑年代上限应是其子孝侯时期。昭侯和孝侯时期政治形势更为明朗，翼与曲沃的争斗更加激烈。据《史记·晋世家》，在潘父弑昭侯后，“桓叔欲入晋，晋人发兵攻桓叔。桓叔败，还归曲沃。晋人共立昭侯子平为君，是为孝侯。诛潘父。”据此可以判断，在晋人败桓叔、诛潘父之际，新君孝侯与拥戴他即位的晋国贵族盟于其父墓前自是应有之义。

对晋国史事和相关考古资料的上述解读，还有助于解决一个困惑，即为什么文献所见春秋时期面向祖先神的盟誓多在宗庙，而上述两处晋侯墓地三组墓葬所显示的则是盟于先君的墓前。这其中或是因为晋侯墓地所见的是较早期的盟誓状态，但更可能的原因则是，这些盟誓活动的举行都是在先君新葬而其宗庙尚未建成之际，新君迫于险恶形势而不得不盟于先君之前，所以才出现这种不盟于宫而盟于墓的现象。进一步说，北赵晋侯墓地M64上的盟誓坑最有可能是殇叔元年或文侯元年的遗存，M93文侯墓上的盟誓坑是昭侯元年之遗存，而羊舌墓地M1上的盟誓坑则是孝侯元年盟誓的产物。我们甚至也可以大胆地推测，从当时的政治环境来看[47]，羊舌墓地西侧的孝侯墓上也必然有其子鄂侯留下的盟誓坑[48]。

综上，笔者认为把北赵和羊舌两处晋侯墓地上的坑状堆积看做是针对墓主的“墓祭”遗存是不能成立的。周代墓祭出现的年代不会早到春秋早期，汉代以来学者所说的“古不墓祭”是有依据的[49]。春秋中晚期开始出现“享堂”或“寝”一类的墓上建筑才是墓祭的发端。也就是说，周代即便有“墓祭”之礼，也是在“享堂”或“寝”内举行的，而没有挖坑埋牲祭祀墓主的墓祭行为。北赵和羊舌晋侯墓地以及在晋都新田发现的大量所谓“祭祀坑”都是盟誓活动的产物，在性质上属于“盟誓坑”[50]。

附记：本文得到2010年度北京大学“桐山教育基金”资助。

注释：

[1] 如《周礼·春官·大宗伯》叙述大宗伯之职为“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之礼，以佐王建保邦国”。

[2] 刘雨：《西周金文中的祭祖礼》，《考古学报》1989年第4期；又见《西周金文中的“周礼”》，《燕京学报》新3期，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3] 《诗经》中涉及祭祀的诗篇共46篇，这个数字或因对诗篇含义理解之不同而有变化，但大体足以廓清周代的祭祀对象。在这46篇中，祭祀天神（皇天上帝者）7篇，地（包括社稷、谷神、田祖神、四方神、山川神等）8篇，祖先神（包括有明确对象如文王、武王者，也包括泛言祖先者）25篇，军神、马祖神2篇，蚕神1篇。参看孙庆伟《周代祭祀及其用玉三题》，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第2卷，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213－229页。

[4] 相关论述可参看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5] 韩伟：《凤翔秦公陵园钻探与试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7期；韩伟、程学华：《秦陵概论》，考古学研究编委会：《考古学研究》，三秦出版社，1993年。

[6] 冯峰：《东周丧葬礼俗的考古学观察》，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2010年博士学位论文，第254页。

[7]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门峡虢国墓》第1卷，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6页。该报告仅指出M2009周围有祭祀坑、车马坑，但未说明具体数量和埋牲情况，不过根据报告所公布的平面图来看，M2009可能只有极少量的祭祀坑。

[8] 相关发掘资料参见北京大学考古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1992年春天马—曲村遗址墓葬发掘报告》，《文物》1993年第3期；《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二次发掘》，《文物》1994年第1期；《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四次发掘》，《文物》1994年第8期；《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五次发掘》，《文物》1995年第7期；刘绪、罗新：《天马—曲村遗址晋侯墓地及相关问题》，《三晋考古》第1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8－26页；李伯谦：《从晋侯墓地看西周公墓墓地制度的几个问题》，《考古》1997年第11期；吉琨璋：《曲沃羊舌晋侯墓地 1 号墓墓主初论—兼论北赵晋侯墓地 93 号墓主》，《中国文物报》2006年9月29日。

[9]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曲沃县文物局：《山西曲沃羊舌晋侯墓地发掘简报》，《文物》2009年第1期。

[10] 李伯谦：《从晋侯墓地看西周公墓墓地制度的几个问题》，《考古》1997年第11期。

[11] 吉琨璋：《再论羊舌晋侯墓地》，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34期，2007年。

[12] 田建文：《旧说重提二则》，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34期，2007年。

[13] 孙庆伟：《周代用玉制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79页。

[14] 宋玲平：《晋系墓葬制度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32页。

[15] 同注[6]，第257－259页。

[16] 按照《周礼·春官·冢人》的记载以及郑玄注，周代虽有在墓地举行的祭祀活动，但是为了掘地造墓而祭祀后土之神，并非埋在墓地的祖先。如《冢人》曰：“大丧，既有日，请度甫竁，遂为之尸。”郑玄注：“为之尸者，成葬为祭墓地之尸也。郑司农曰：‘既有日，既有葬日也。始竁时，祭以告后土，冢人为之尸。’”贾公彦疏：“是墓新成，祭后土。”

[17] 邹衡主编《天马—曲村（1980－1989）》第3册，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983－993页。据原发掘报告，这批祭祀坑打破西周墓，但又被汉代遗存所打破，所以发掘者推定其时代为战国。而从祭祀坑中出土的玉器特征来看，可进一步确定为战国早期。

[18]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温县东周盟誓遗址一号坎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3期。

[19] 陕西省雍城考古队：《凤翔马家庄一号建筑群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5年第2期。

[20] 滕铭予：《秦雍城马家庄宗庙遗址祭祀遗存的再探讨》，《华夏考古》2003年第3期。

[21] 据发掘简报，西张计遗址共出1万余件盟书，而一号坎即出4588件。

[22] 谢尧亭：《侯马晋国祭祀遗址发掘报告》，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编《晋都新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58－310页。

[23]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编《山西考古四十年》，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1页。

[24] 范文谦、王金平：《泱泱晋国再探秘—来自侯马虒祁遗址的报告》，《文物世界》1999年第12期。

[25] 吕静：《春秋时期盟誓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87页。又，新近翼城大河口墓地M2002所出盉盖，其铭文为：“ 气（乞）誓曰：余某弗爯（尊）公命，余自無（御），則鞭身、笰傳（轉）出！報氒誓曰：余既曰：余爯（尊）公命。襄（儻）余亦改朕辭，出棄！對公命，用乍寶盤盉，孫子子其萬年用。”这说明西周时期确有盟誓活动。释文据董珊《翼城大河口鸟形盉铭文的理解》，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2011年5月5日。

[26] 《周礼·春官·小宗伯》：“掌建国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庙。”《周礼·考工记·匠人》：“左祖右社，面朝后市。”

[27] 《周礼·地官·大司徒》：“设其社稷之壝而树之以田主。”郑玄注：“社稷，后土及田正之神。壝，坛与堳埓也。”

[28] 王克林：《侯马东周社祀遗迹的探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编《晋都新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7－63页。

[29]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侯马呈王路建筑遗址群发掘简报》，《考古》1987年第12期。

[30] 谢尧亭：《关于晋文化的几点认识》，中国考古学会等编《汾河湾—丁村文化与晋文化考古学术研讨会文集》，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6年，第254－261页。

[31] 胡敬彪：《侯马排葬墓发掘报告》，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编《晋都新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11－329页。

[32] 江村治树著、周先民译《侯马古城群和盟誓遗址的关系》，中国考古学会等编《汾河湾—丁村文化与晋文化考古学术研讨会文集》，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6年，第147－151页。

[33] 赵世纲、罗桃香：《论温县盟书与侯马盟书的年代及其相互关系》，中国考古学会等编《汾河湾—丁村文化与晋文化考古学术研讨会文集》，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6年，第152－161页。

[34] 有关周人在祭祀天神、地祇和人鬼方法上的不同，可参看孙庆伟《周代祭祀及其用玉三题》，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第2卷，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213－229页。

[35] 山西省文管会侯马工作站：《侯马北西庄东周遗址的清理》，《文物》1959年第6期。

[36] 如《逸周书·克殷》：“作洛，乃设兆于南郊，祀以上帝。”《左传》桓公五年：“凡祀，启蛰而郊。”杜预注：“夏正建寅之月祀天南郊。”《周礼·春官·典瑞》：“两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郑玄注：“祀地，谓所祀于北郊神州之神。”

[37] 在能辨认的侯马盟书中就有参盟者名字251个，可见当时盟誓人员之众。

[38] 刘绪先生特别提醒作者注意晋侯墓地M8的特殊性：第一， M13和M8两墓上的祭祀坑数量少，整体呈零星分布状态，这与其他遗址祭祀坑密切分布状态有别；第二，M8所属祭祀坑主要见于车马坑上，且都呈东西向，这与其他各墓集中在墓道上的南北向祭祀坑差别明显；第三，晋侯墓地M8本身就较特殊，如具有规模超大的车马坑，墓主随葬大量玉器，不仅超过其他历代晋侯，也超过M31的夫人墓，这都是较为反常的现象。所以在有新材料出现之前，北赵晋侯墓地M8上坑状堆积的性质只能存疑。

[39] 据统计，在《左传》所记载的312年中，记录了各国国内盟誓53次，其中35次发生在春秋晚期。参看吕静《春秋时期盟誓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49页。

[40] 同[26]，第171－172页。

[41] 侯马和温县盟书中的“晋公”，学者通常理解为晋国的先君，但魏克彬把“晋公”释作“岳公”，是指晋国的山神而非祖先神，而侯马盟书中的“吾君”则多指祖先神。见其所著《侯马与温县盟书中的“岳公”》，《文物》2010年第10期。

[42] 如侯马盟书和温县盟书中都昭告“丕显晋公大冢”，《左传》襄公十一年同盟于亳时也同时昭告包括祖先神在内的多种神灵，可见昭告祖先神的盟誓活动也可以盟于第三类遗址。

[43] 如定公三年：“十二月辛未，赵鞅入于绛，盟于公宫。”襄公三十年：“郑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宫。”昭公二十二年：“（单子）盟百工于平宫。”昭公二十六年：“癸酉，王入于成周。甲戌，盟于襄宫。”

[44] 北京大学考古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五次发掘》，《文物》1995年第7期。

[45] 参看吕静《春秋时期盟誓研究》第6章对春秋时期国内盟誓的分析和描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80－295页。

[46] 孙庆伟：《试论羊舌墓地的归属问题》，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33期，2007年。在该文中笔者论证羊舌墓地两组大墓当分属于昭侯和孝侯父子，但因该墓地西侧3座大墓没有发掘，所以不能判断具体归属。但从北赵晋侯墓地的分布规律来看，父辈墓葬通常居于子辈墓葬之东，所以羊舌M1应该是昭侯墓，其子孝侯墓应是该墓地西侧三座大墓中的某座。

[47] 据《史记·晋世家》记载，孝侯的境况几乎是他父亲昭侯的翻版，在他被曲沃庄伯杀于翼之后，晋人攻曲沃庄伯，庄伯复入曲沃。晋人复立孝侯子郄为君，即晋鄂侯。

[48] 笔者曾专门致电羊舌墓地发掘主持人吉琨璋先生，询问羊舌墓地西侧大墓是否有类似的坑状堆积，吉琨璋先生告知未作仔细钻探，情况尚不明确。

[49] 关于“古不墓祭”问题的讨论可参看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06页。

[50] 当然，这些盟誓坑是在盟誓过程中祭祀神灵的产物，从这个角度上说它们是“祭祀坑”也不为过。但问题是，一般意义上的“祭祀坑”出发点是祭祀本身，而因盟誓而形成的祭祀坑的出发点则是盟誓，两者在形成原因上是截然不同的。

（责任编辑 马玉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