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8月11日，国家博物馆在学术报告厅举办了“中华文明探源和文化遗产”系列讲座第四讲：“看——‘讲述文物背后的故事’补议”，特邀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郑岩主讲。各部门业务骨干、青年文博学者齐聚现场，围绕博物馆观看的本质、文物叙事方式的重构以及美术史研究的本体回归展开系统性学习。本次讲座兼具理论思辨深度与个案分析精度，为重新审视馆藏文物的主体价值、探索“从文物出发讲故事”的策展与研究路径提供了全新学术思路。

本次讲座的核心议题是对“讲述文物背后的故事”这一流行理念进行理论反思与方法论补正。郑岩教授指出，该理念虽在普及文博知识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实践中易陷入“绕过文物讲故事”的误区，使文物沦为宏大叙事的注脚或插图，其自身的物质性、视觉性与独特性被遮蔽。他主张回归“看”这一最本原的观看行为，倡导“从文物出发讲故事”，即通过细致入微的视觉观察，让文物自身成为叙事的起点与核心，从而揭示被既有框架所遮蔽的历史细节与个体生命经验。

讲座开篇，郑岩教授以自身年轻时在美国密集参观五十多个博物馆的经历切入，强调“看”是无需知识门槛的博物馆基本权利。他坦言，当时自己并非西方艺术史专家，仅凭兴趣沉浸于观看，却在面对德加、梵高等大师原作时获得了“五雷轰顶”般的震撼。这种无功利、沉浸式的观看体验，恰恰是博物馆最珍贵的价值所在。他反思当前部分展览为追求“深入浅出”而堆砌文字、多媒体与故事线，反而可能削弱观众直面文物、自主感知的机会，导致“物本身消失了”。同时，手机拍照的便捷性也改变了观看习惯，使凝视的深度趋于表面化。

在探讨文物叙事方式时，郑岩教授指出，“讲述文物背后的故事”若处理不当，易演变为“绕过文物讲故事”。他主张应围绕单件文物讲清其工艺、形制与视觉特征，让观众自行得出文化认同的结论，而非强行灌输口号。他进一步指出，考古学类型学与通史叙事常将文物视为发展链条中的标本或文字历史的插图，这可能会忽略每件器物背后具体的设计意图与使用情境。例如，霍去病墓石雕原为封土景观的一部分，后被按西方“雕塑”概念单独陈列，其原始宗教与空间意义因此未能得到充分呈现；秦始皇陵铜车马底部与马蹄等不可见部位仍被精心制作，说明其本质是为灵魂世界准备的功能性“车”，而非供人观赏的雕塑，背后蕴含的是秦代生死观念与技术思想。

在策展实践方面，郑岩教授以2016年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策划的“破碎与聚合：青州龙兴寺古代佛教造像艺术展”为例，展示了如何“从文物出发”进行叙事。展览刻意选用大量残破碎片与完整造像并置，几乎不设展墙文字，仅保留简要说明牌，旨在引导观众直接面对文物本身，对抗“重文本、轻视觉”的教育惯性，唤醒观众（尤其是儿童）对视觉形式的敏感度。这一实践体现了他对美术史研究本体“清晰描述作品”的坚持，主张“先看后查”，通过细致观察提出问题，再结合文献进行验证。

在个案研究部分，郑岩教授以“铁袈裟”与明代赵谅棺椁画为例，展示了“细读”文物如何能颠覆既有认知。他通过对灵岩寺“铁袈裟”表面纹路的细致观察，识破其并非袈裟，而是唐代金刚力士造像的残片，其“水田纹”实为铸造披缝。结合李邕碑文与史书记载，他考证此为唐高宗与武则天封禅泰山时所造九身铁像之一，后毁于唐武宗灭佛。而宋代僧人将其命名为“铁袈裟”，则是借用禅宗“衣钵相传”典故，为自身作为外来住持建立合法性，赋予残片新的宗教意义。这一过程揭示了“物”在历史中“生、住、异、灭”的主体性与能动性。

最后，郑岩教授以北京石景山出土的明代太监赵谅彩绘棺椁为例，解析了图像内部的“画中画”叙事逻辑。他注意到棺椁上运棺的“輀车”帐幔被特意画成打开状态，露出棺上所绘的另一支送葬队伍（包括五位和尚），形成精妙的视觉提示。类比荷兰小画派作品中帘幕的象征意图，他认为这是墓主生前为自己设计的“视觉遗嘱”，规定了其葬礼应如何被观看。棺椁前后挡板分别绘制儒家“柩”与佛教“舍利塔”，更展现了墓主融合儒释、寻求灵魂救赎的复杂心态。这一案例深刻印证了“从文物出发”能触及具体而鲜活的个体生命与思想观念。

整场讲座以“看”为起点，以“物”为中心，通过理论反思与多个研究案例层层递进，系统论证了文物不应沦为宏大叙事的附庸，而应作为叙事的主体。郑岩教授强调，对文物细节的“细读”能解锁全新的历史解释维度，还原其原始语境、使用场景与物质生命。讲座内容紧密呼应博物馆学“以物为本”的核心理念，提出未来展览策划与学术研究应更注重微观叙事、跨学科融合（如技术史、思想史）以及对物之本体价值的重新发现。

整场讲座在热烈的研讨交流氛围中圆满落幕。学员们纷纷表示，本次讲座打通了美术史研究与博物馆实践的学科边界，清晰梳理出“从文物出发讲故事”的可行研究路径，也为馆内后续展览策划、文物深度研究和公众历史教育工作，提供了坚实深厚的学术依托。

（本文依据讲座现场内容整理而成，文稿经郑岩教授审阅修改，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