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机先生离世两个多月了，这期间先生的亲人、挚友、同事、后学纷纷撰文以纪念。这些文章不仅呈现了孙先生丰富的人生经历，也阐释了先生重要的学术贡献，每一篇都值得熟读深思。以下我追忆先生的书写视角，是整理孙机先生自2017年受聘为北京服装学院学术顾问、特聘教授以来，几次珍贵的学术发言记录，谨此纪念先生对众多学子及学界同仁的学术启迪。

2018年：《中国服装史上的四次大变革》（孙机）

2018年11月9日至10日，北京服装学院举办了由孙机先生担任学术顾问的“2018中华民族服饰文化研究国际研讨会”（图一）。会议以“寻古鉴今”为主题，特邀彭林、朴圣实、邓启耀、横山广子、赵连赏、贺阳六位专家进行主旨发言。此后的一天半时间，三个分会场分别围绕服饰断代历史、服饰文物考古、民族服饰研究、染织技艺研究、服饰传承与创新五个议题展开，共有近百余位学者进行学术发言与互动。

图一 2018年，孙机先生与中华民族服饰文化国际研讨会嘉宾合影

图二 2018年，孙机先生在中华民族服饰文化国际研讨会开幕式发言

图三 2018年，孙机先生在会议闭幕式演讲《中国服装史上的四次大变革》

图四  2018年会议现场，青年学子与孙机先生学术互动

开幕式上，孙机先生用三分钟简述了开展中国服装研究的重要性（图二）。先生说：“建国以前，我们中国没有研究服装的这么一个学科。随着国家的文化繁荣，才形成现在这个越来越壮大的服装研究队伍。在当下，开启中华民族服饰文化研究，既是对此前的重要总结，也是对未来的重要奠基。”先生还指出服装研究在广度、宽度、深度层面都大有可为，有非常多有意思的课题，并以清明上河图为例进一步说：“《清明上河图》中有各色各样的人物，穿着各种服装，这就是北宋当时的社会面貌。服装，就是人们生产、生活的一种反应，也和当时的典章制度和风俗下关相适应。”在闭幕式，孙机先生又做了为时90分钟的专题演讲，题目是《中国服装史上的四次大变革》（图三、图四）。先生开场发问：“就是说，咱们中国这个服饰史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应该就是在旧石器晚期。”紧接着先生认真地建议道：“如果大家哪一位有兴趣写一个我们中国的服装史，我建议书名就叫《服饰万年》，因为咱们这个服饰的历史不止一万年，而是一万年以上。那么在这么长的时间里边，从周口店山顶洞人出土的骨针，到我们现在大家穿的大衣、夹克、袄，这个变化已经是太大了。那么我就把这个过程稍微给大家理一理。这个过程太复杂，时间也太长了。”接下来，孙先生从“上衣下裳”中“裳”的重要性说起，详解在席地而坐时代，“裳”和“裈”对下肢的保护作用，以及“巿”和“佩”作为节步的礼制意义。先生还谈到了车战与骑兵之战的不同，因骑射之需，直接促成了人们穿裤的习惯。再到东周以后，中国的衣服从上衣下裳转变为深衣。继而，孙先生又旁征博引，精彩讲解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服饰变革，涉及北魏孝文帝的服饰“汉化”，以及北齐、北周的“反汉化”等，至隋唐，服饰形成了“双轨”之制。在讲到宋代服饰女性缠足形象时，先生特别提到“我们要引导中国的服装往健康的方向发展”，认为这种审美是中国服装史上的病态危机。最后，先生概述了元明、明清易服之变，并以明清胸背补子之别，通俗地总结：“所以呢，有些服饰它是因改朝换代而变化，然后这个变化有的时候呢，前朝的东西，后面再也不会遇到。”这段表述，先生在日后进行系统拓展，并在2019年以《名称依旧，形制全非》做了专题阐释。

2018这一年，由孙机先生作为首席专家的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中华民族服饰文化研究”获批，这是北京服装学院科研史上的重大突破。犹记得孙先生讲到开展中华民族服饰文化研究这一课题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他指出：“我国历史悠久，无数的古圣先贤、仁人志士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他们的事迹可歌可泣，永远值得我们尊重、怀念，是激励我们前进的动力，是爱国主义感情的寄托。可是由于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写实人像不多，提到这些历史人物时，头脑里往往浮现不出他们的身影。因此就需要用绘画、雕塑乃至戏剧、影视等手段予以再现。可是目前的情况是，由于古代服饰方面的许多问题没有解决，没有经过科学整理的、准确而详尽的服饰全书可资借鉴，所以上述作品中往往张冠李戴，汉唐宋元服饰混淆不清，错误比比皆是，历史感被严重冲淡；甚至一些大型的城市雕塑有时也犯这样的毛病。”先生一语破的，我们则跟着披荆斩棘。自此，北京服装学院师生团队在孙先生的带领下乘风破浪，全力展开对历史服饰、民族服饰、传承创新等子课题的深度研究，力行能为传统文化产业发展提供重要智力支持，能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提供理论支撑。

2019年：《名称依旧，形制全非》（孙机）

2019年11月9日，“探篹雅故 格物致知——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论坛”在北京服装学院主办，论坛以“探篹雅故、格物致知”为学术宗旨，推究义理制度，考订名物典章，探索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方法，孙机先生和彭林、赵冬梅、李恩珠、黄正建、赵评春、尚刚、鸟丸知子、袁宣萍、陈宝良十位专家做主旨发言。同时，论坛还邀请了国内相关院校、科研院所、文化单位的20位专家、学者进行学术互动（图五）。

图五 2019年，孙机先生与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论坛嘉宾合影

图六 2019年，孙机先生在论坛开场发言《名称依旧，形制全非》

图七 探篹雅故 格物致知——2019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论坛现场

孙机先生以《名称依旧，形制全非》为题开场发言（此文后发表于《艺术设计研究》，2020年第1期,P.24-28）（图六）。先生认为研究文物，先得真正认识它，它的原名是什么，不能只称之为“三足器”“方形器”等。要将实物和文献记载相结合，了解其产生和演变的过程，知根知底，这样才能将它和当时的社会生活挂上钩，和历史挂上钩。不然，时代一变，形制一变，就完全说不清楚了。

先生选取了三个服饰方面的例子,分别对其形制变迁进行了追踪,以正现今个别考古报告及学者对其形制使用所存在的误解（图七）。

第一个例子是“冠”。先生援引“冠者礼之始也。”（《礼记·冠义》）“在身之物，莫大于冠。”《论衡·讥日》等文献，言及冠之重要。但现代人所戴大都是帽子，与古代的冠完全不同。冠是适应束发为髻的发型而产生的礼仪性发罩，加在髻上，“寒不能暖，风不能障，暴不能蔽”。到了西汉后期，冠却和帻形成了一个整体。先生说：“帻与现代的帽接近，在汉代，它又分两种，一种顶上高起来的，叫介帻或屋帻，另一种顶上较平，叫平上帻，多是武士戴的”。因此冠底下衬上帻，就不称其为发罩了，而是一顶帽子了。沿着这条线发展下去，明代礼服中的冠叫做梁冠，实则确实一顶 “大帽子”。

第二个例子是“金紫”。 先生认为汉、唐两朝都有“金紫光禄大夫”这样的官衔，可是两朝的“金紫”所指却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汉朝的“金紫”指的是“金印紫绶”，而唐代的“金紫”则指的是“金鱼袋”和“紫袍”。这套堂堂汉官威仪——“金紫”，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变化，是因为受到初看起来与之毫不相关的一桩新事物的出现而走下了历史舞台——这就是纸的发明和推广。先生进一步解释：“汉代是用简牍的时代，汉代一官必有一印，一印必随一绶。印面不大，边长不过2.3厘米左右。因为印小，带在身上看不清楚，但系在印钮上的绶却很长。官阶不同，绶的颜色、织法和花纹也不同，金印用紫绶，一望而知这是一位大官。”那么后来发生了什么变化呢？孙先生紧接着从书写用料的变化加以解释：“魏晋以后，官文书也用纸书写。纸上盖的印，其印面的大小就不受检槽的制约了，出土的北朝官印，一般其边长都在5.5厘米左右，这么大的一套设备当然不便于佩戴。这就给印绶制度画上了句号。到了唐代，品官服色依官品之大小，依次为紫、绯、绿、青。高官腰间所佩鱼袋，外表饰以金，称金鱼袋。”这便是唐代的“金紫”。

第三个例子是“帔”。孙先生说唐代流行的帔大约是从萨珊（今伊朗）一带传入我国的。唐时的帔质地飘逸, 像一条轻薄的长围巾，从肩上搭下，多呈飞扬之势。“青裙，白衫子、绿帔子”是一位平民妇女的衣着。而到了宋代，女子形态多沉稳安静，常将帔帛以“打结”或“坠以佩坠”的方式稳住以“行莫摇裙”。诙谐的孙先生还举例更正了某些研究对霞帔坠的认知之误：“不过由于对帔坠之用途的不了解，前些年的考古报告中常把帔坠称作香囊、银熏或配饰。十三陵定陵出土的帔坠上还附有挂钩，以便钩在霞帔上。可是考古报告却称之为‘镶珠宝桃形香薰’，还将挂钩称为‘手柄’，说它‘既可以拿在手中，也可以挂在腰带上随身携带。’表明对此一头雾水。有的研究并复原的霞帔，带尾两端均系帔坠。这样，走起路来会左摆右晃，完全失掉系帔坠的本意了。”

2020年：《新形势下如何研究中国服饰文化》（孙机）

2020年，12月19日，北京服装学院举办了“2020中华民族服饰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因为新冠疫情原因，会议采用现场和网络结合的方式同时进行，而孙机先生选择亲临学校现场，与华梅（线上）、徐万邦、扬之水、马怡、刘元风五位专家进行主旨发言。此外，“服饰史研究”“少数民族服饰研究”“服饰传承与创新设计研究”三个分会场共计有30余名学者分方向发言。（图八）

图八 2020年，孙机先生与中华民族服饰文化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嘉宾合影

图九 2020年，孙机先生在会议开场发言《新形势下如何研究中国服饰文化》

图十 2020年，中华民族服饰文化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现场

孙先生此次发言的题目是《新形势下如何研究中国服饰文化》（图九）。为什么选择这个主题？孙先生说：“北京服装学院要在传承当中创新，传承就得对过去的情况比较了解。”接下来先生从五个方面加以阐释（图十）。

第一，中国的服装首先得跟生活密切相关。先生从早期的室内低坐家具讲起，切入到上衣下裳配伍中裈和裳的功用。随着历史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的步战、车战催生了裤的普遍穿用，尤其是到了魏晋南北朝之后高家具的流行，高家具的应用与日常着裤互相适应。此外，先生还谈到古代生活方式中赤足、穿袜、着履、穿靴的不同讲究。这指向服装设计需要跟随生活而变化。

第二，服饰的变化与礼制有关系。先生从古代的大型工事开始讲起，认为古代中国的“众”和古代埃及的“奴隶”是不同的身份概念。由此讲到：“这样的情况下中国讲礼制，当时是有一套行为规范，也包括服装部分各个方面。”虽然有一些不能够完全从考古上落实，但礼制对于服装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第三，每个时代的美有不同所指。孙先生发问：“我们设计服装首先要得好看，要美，美是什么？”并进一步阐释“实用跟美还是有距离的。”并与玉佩为例，结合古时行走的步幅大小、步态缓急，来说明玉佩不是完全的装饰品，而是融合了“节步”的礼制之需，材料之美，技术之巧。

第四，服饰文化交流不容忽视。先生认为：“中国与西方的服饰文化交流，中原与少数民族的服饰文化研究很重要。”并举例再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北方服饰各不相同，而对服饰产生重要影响的群体是“府兵”，先生说：“不管是鲜卑人还是汉人都当府兵，兵就要穿着制服。虽然当时没有制服的概念，但是都要穿的比较一致，虽然那个时候没有制服的概念，汉人当府兵也要穿鲜卑装，鲜卑装就普及开来。到了隋唐之后中国服装变成双轨制，一个是常服，穿的鲜卑装；一个是礼服，穿着传统汉族服装。”

第五，研究服装还担负着爱国主义教育的任务。先生谈到“国服设计的研究还是很值得我们再给予关注的”。此外，“加强爱国主义，爱我们的民族，爱我们的人民，要从历史上汲取力量，也就是文化自信。”先生进一步谈到对服饰研究的期待“将来怎么样使我们的历史画更有感染力、说服力，更让大家与古人共呼吸，更感受到古人的情操，古人的爱国精神，加强我们现在的爱国主义精神，服饰研究是很重要的方面。”

2021年：《走出历史认知的误区》（孙机）

2021年12月11日，“走出历史认知的误区——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论坛”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与北京服装学院联合主办，受疫情条件所限，会议采用现场和网络结合的方式同时进行，听会通道为线上。与会主旨发言的还有扬之水、赵连赏、赵丰、王方四位专家，八位青年学者参加互动交流（图十一）。

图十一 2021年，孙机先生与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论坛嘉宾合影

图十二 2021年，孙机先生在会议发言《走出历史认知的误区》

图十三 2021年，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论坛现场

孙机先生此次论坛的主题——“走出历史认知的误区”阐释如下：中国古代服饰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悠久而隽永的文化内涵。璀璨悠久的古代服饰中蕴藏着丰富的文化财富，不仅为当今的服饰创作提供着源源不断的文化灵感，更如有源之水，滋养着中华民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创造、新发展，给我们的文化自信打下了最深厚的历史根基。不足的是，由于对古代服饰的认识不够深入,现如今无论在绘画、雕塑或影视作品中，均曾出现过一些与史实不符之处，这就削弱了它们的感染力。为了改进这种状况，中国国家博物馆与北京服装学院联合主办这次“走出历史认知的误区——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论坛”，希望能对历史人物形象等方面的创作提供帮助，推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深入发展。

会上，孙先生以《走出历史认知的误区》为题进行了30分钟左右的发言（图十二、图十三）。因这次联合办会的会场不是在北京服装学院，而是设在了中国国家博物馆，孙先生特别指出了博物馆与学校的不同：“博物馆是什么地方？博物馆是一个文物的收藏和展览的殿堂，‘殿堂’这个词当然是带有敬意，但是殿堂是比较高贵，而且有点神圣的意味。习主席去视察陕西历史博物馆，他说：‘一个博物馆就是一所大学校，因为学校呢，不光是学习的地方，而且在学习当中不断地提问，得不断地刨根究底，不断地探索了解，所以在学校跟一般的在殿堂里走一走，参观一下，不大一样’。”先生进一步提出做好博物馆展览的看法：“我们都说中国5000年文化是人民创造的，人民创造的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背后都有一些历史上的代表人物，都有一些仁人志士、古圣先贤，是他们推动了中国的发展，这些人物和事情的发展，具体到一件文物上来说不容易反映出来。所以如果我们要想从这个历史的重大事件背后看到人物的活动，看到这些人物怎么推动历史，这就需要有更形象的东西来表达，这个形象的东西的表现就是历史画的展现。”先生提出了展览中，除了应用文献和文物，还要重视用“历史画”的方式展现历史，先生说：“我们如果用这样一些手法画出历史人物，这些历史人物站在历史重要的一个情节，在历史关头上他们用历史的面貌出现了，出现了以后，有情节、有人物、有情节的发展，有亮点、有激情，这样的画给观众的感情上的震撼不是说我们哪一件文物，或者哪一个书本能替代的。”

继而，孙先生从阐释“历史画”的重要性，指出“服饰研究这个方面做的工作很不够”，并举出多个当下影视剧、人物画、塑像中服装误用、错用的案例。针对这些误区，先生发问：“那么谁应该来解决这个问题？学校，包括博物馆也有这样的责任。把这个问题解决好，本身最后的结果是爱国。”最后，孙先生再次强调当下服饰研究的工作还很不够，希望：“服饰研究需要给创作者一个正确的引导，我们现在办‘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展’也是想说明这件事情。如果我们这个会能开好，我们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我们也会取得很好的成果。”

先生对历史形象准确性的高标准、严要求，也体现在2021年2月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的“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展”人物形象的具体塑造上，比如对宋代男子叉手示敬的具体姿势，先生亲自示范，并在展览过程中亲自跟进北服塑像团队进行调整（图十四）；又比如在对清代女性服饰形象的准确塑造上，强调人物整体气质相似度的还原（图十五）。

图十四 2019-2021年，孙机先生指导北京服装学院团队宋代叉手礼造型

图十五 2019-2021年，孙机先生指导北京服装学院团队清代满族女子造型

2021年11月，北京服装学院举办“楚汉观照——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研究与艺术创作作品展”，11月14日，孙先生亲临展览现场（图十六）。先生认真地观看了每一件作品，对师生创作的楚汉题材历史人物形象进行了细致的指导（图十七），给予了非常宝贵的学术建议，并鼓励师生的美术创作应深度与服饰研究相结合，才能创作出优秀、准确的历史题材美术精品（图十八）。

图十六 2021年，孙机先生参观北京服装学院“楚汉观照”艺术作品展

图十七 2021年，孙机先生为北京服装学院师生讲解楚汉服饰之别

图十八 2021年，孙机先生在“楚汉观照”现场与学子交流

2022年12月17日，“衣冠崇礼——经学与服饰学术研讨会” 由北京服装学院与清华大学中国经学研究院联合主办，彭林、冯时、赵连赏三位专家主旨发言，三十余位学者参加分会场宣讲。由于正值新冠疫情暴发高峰期，孙机先生未参加此次会议，但孙先生所倡导的研究路径仍然持续指导着大家前行。

以上是对孙机先生近几年来在北京服装学院主办学术会议发言的简要回顾。孙先生身体力行践行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其严谨的学术精神、深厚的学术修为令无数学子敬仰。正是因为有孙先生这样包容执着、率真至诚的长者，才使得不同研究领域的优势力量能够汇聚一堂，并带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与责任感，突破单一学科视角的研究局限，开展更具广度与深度的服饰文化研究。

重读这些文字，那位“全程站着讲座”、 求真问真、授业解惑的孙先生犹如仍在眼前，巧思利言，诙谐幽默。先生为我们留下了太多实实在在的精神财富——除了这些讲座发言，还有《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中国古舆服论丛》《中国圣火》《从历史中醒来》《仰观集》《载驰载驱》《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以及即将面世的《孙机文集》等。

先人以一己之力，一文一书，微光觉照。

微光吸引微光，微光照亮微光。先生微光如炬，将照耀着更多学子从历史中醒来，走出历史认知的误区，仰观俯察大千世界。

蒋玉秋  2023年8月25日

（作者蒋玉秋系北京服装学院教授, 供图：北京服装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