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统三年（1911）十一月初，袁世凯从清朝取得内阁总理后，把因刺杀摄政王载沣而被囚监禁的汪兆铭（即汪精卫）特赦释放，并奏请留京试用。获释后，汪兆铭参与南北议和，并以同盟会会员的身份充任南方总代表伍廷芳的公开参赞，而暗中又充任北方总代表唐绍仪的秘密参赞，依违其间，成为袁世凯对付南方革命军的筹码。杨度和汪兆铭是在日本的同学好友，曾为清政府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起草报告，主编《中国新报》（月刊），鼓吹实行君主立宪。辛亥革命爆发前后，他依附袁世凯。经袁世凯授意，杨度与汪兆铭联络，于十一月十五日宣布成立“国事共济会”。此布告即为杨、汪等组织国事共济会而颁布的宣言书和简章。

在宣言书中，杨、汪二人俨然以立宪党与革命党的代表自居，认为“中国自有立宪之说发生，国中遂分为君主立宪、民主立宪两党”，在他们看来，“二党者各持一说，各谋进行，其所争之点无他，君主、民主之一问题而已”，而“确定宪政，发挥民权”是两党的共同点，“成立宪国家以救危亡之祸”则是两党的共同目的。对于武昌起义后所形成的南北对峙局面，杨、汪二人认为“北京政府与武昌军政府各以重兵相持，两不相下，设必欲恃兵力以决胜败”，无论胜负如何，势必会使“民生涂炭，财力困穷”，甚至还会酿成“内部离立”、“外部瓜分”的悲剧，从而违背两党救国的本意。但是两党的政见之分，并不能由两党自己所能解决，应该由公民来决定，“无论所决如何，君主、民主两党皆有服从之义务，不服从者即为国民公敌”。为此，两党决定成立国事共济会，“意在使君主、民主一问题不以兵力解决，而以和平解决”。实际上，国事共济会是袁世凯的触须，借以促进有利于袁世凯的南北议和。后由于遭到革命党人的非难，该会随即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