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青年节来临之际，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英模蜡像展”以一场沉浸式的历史对话，将百年来中国青年的热血、理想与担当凝固成永恒。当英模的形象与泛黄的手稿重叠，当青春的誓言与时代的脉搏共振，我们听见历史的回声在说：青春，当以信仰为火种，以家国为原野，燃尽生命，照亮山河。

一、以笔为刃，劈开混沌

1916年，日本早稻田大学的一盏孤灯下，27岁的李大钊提笔写下《青春》。“春日载阳，东风解冻。”他以诗意的笔触，将中国喻为“白首之民族”，却坚信“青春之中华”必将在青年手中重生。蜡像展中，多媒体展示了1916年9月李大钊发表在《新青年》上的《青春》。李大钊笔下，青春不是年龄的刻度，而是“以宇宙为生涯”的壮阔格局，他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的构想，将个体生命与民族存亡紧密相连。

另一侧的展柜中，有一份泛黄的家书。1920年，向警予在法国蒙达尼女子公学写下给侄女向功治的信：“世界潮流、社会问题，不可不察；关门读死书，万不可取！”她以革命者的清醒告诫后辈：真正的青春，不在书斋里的独善其身，而在与毛泽东、陶毅这样的“改造社会健将”同行。

二、以血为墨，书写信仰

展厅中，方志敏的蜡像立于铁窗之前，监狱中的桌子上放着他写下的《可爱的中国》手稿。1935年的南昌监狱，镣铐锁不住他对山河的赤诚。他写道：“朋友！中国是生育我们的母亲，你们觉得这位母亲可爱吗？”字句泣血，却在绝境中预言光明：“到那时，明媚的花园将代替凄凉的荒地！”轻触稿纸，仿佛能触摸到他书写时的体温。这份在黑暗中诞生的希望，成为百年青年最悲壮也最炽热的告白。

第一展区通道的尽头，是刘胡兰的蜡像，定格在15岁的凛然瞬间。少女脊背挺直。“我入党后，不怕流血，不怕牺牲，坚决革命到底！在困难面前不低头，在敌人面前不屈服。”她的誓言与江竹筠狱中遗书遥相呼应。1949年，江竹筠在渣滓洞给表弟谭竹安写下绝笔：盼教儿“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蜡像展用光影重现她们就义前的回眸——那目光中不是恐惧，而是对未来的笃信。

三、文艺星火，唤醒大地

1932年，20岁的聂耳在给母亲的信中宣告：“我是为社会而生的，我不愿有任何的障碍物阻止或妨害我对社会的改造，我要在这人类社会里做出伟大的事业。”此时，《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在对面的展墙视听区回响。

鲁迅蜡像的场景处，有一段文字铿锵有力。“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1926年鲁迅为纪念“三一八”惨案烈士刘和珍撰写的泣血之文，与鲁迅沉思的面容下，是对“为中国而死的中国青年”“虽殒身不恤”的痛惜与礼赞。

四、薪火相传，以平凡铸就不凡

雷锋的蜡像身着军装，笑容温暖。“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干一行爱一行，甘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黄文秀的蜡像站在百坭村的梯田模型前。她的“贫困户分布图”上，195个红点连成希望的星火。“很多人从农村走了出去就不想再回去了，但总是要有人回来的，我就是要回来的人。”2019年的山洪带走了30岁的生命，却让这句话成为新时代青年最铿锵的誓言。

在展览结尾的留言台，有观众在留言簿写下：“以吾辈之青春，护盛世之中华！祖国有我请放心！”这是青春之我，对祖国郑重的承诺。走出展厅，心潮澎湃。百年前李大钊呼唤的“青春中华”，早已在无数青年的接续奋斗中成为现实。那些英模蜡像像是一座座穿越时空的灯塔——他们告诉我们：青春的模样，可以是向警予书信中的灼见，可以是刘胡兰铡刀前的傲骨，也可以是黄文秀泥泞山路上的脚印。

值此五四青年节，让我们以英模的青春为镜，照见自己的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