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知道齐吉祥先生，是刚刚工作时看国博建馆100周年纪录片《国脉》。其中表现国博第一代讲解员青春岁月的片段，感动得我反复看了好几遍，因此也就牢牢记住了作为讲述者的齐先生。他清朗的声音至今犹在耳畔：“我的第一志愿填的是北京大学的数学力学系。”“放弃这次的高考，到博物馆去做讲解员，我这一生的命运就改变了。”“博物馆有那么多专家、学者，郭沫若郭老、沈从文先生……感觉真的到了一个专家的堆里去了。这真是我的一个幸运。”

2019年国博新春团拜会上，齐吉祥先生朗诵（王溪摄）

2019年的新春团拜会上，我第一次见到齐先生，是在国博剧院的观众席里，远远望着台上的他朗诵毛主席诗词《沁园春·雪》。老照片里的形象、纪录片里的形象和舞台灯光下的形象一瞬间衔接起来，虽然愈发年迈，却一直那么有精气神。国博第一代讲解员，这个身份自带光环，令人神往。从事讲解工作四十多年该有多少故事，什么时候能听齐先生讲讲他的故事呢？

这个愿望到2020年7月终于实现了，似乎有些太晚。当时，社教部招聘了一批新讲解员，安排了阵容强大的岗前培训，齐先生的讲座是其中之一，我们有幸和新同事一起聆听。在齐先生的娓娓讲述中，三个小时过得飞快，我的不少困惑迎刃而解，也为他的敬业和专业感慨良多。他用力最勤的是怎么把内容讲扎实、讲出彩，与此同时又磨练出了很好的仪态和声音，在“华”与“实”之间毫无偏废；他经常思考“怎么讲观众能听懂”“怎么讲观众喜欢听”“怎么讲观众能记得住”，站在观众角度想问题已经成了他的本能；他用自己的经历，为“中国通史陈列成为伴随几代人成长的社会教育大课堂”作了最生动的注脚；他让讲解员更有底气和志气，明白“讲解工作是大有可为的事业”，只要肯钻研，这个岗位有无限可能。

在那次讲座之后，我们又有幸数次亲炙齐先生的教诲，主要是在撰写普及读物《中学生博物之旅·古代中国》期间。当时，齐先生详细审读了全书稿件，也曾来馆指导。我清楚地记得，午后的社教部办公室里，他连说带比划“簸糠”和“筛糠”的区别，记得他面带质疑之色地建议，不宜用一千多年前的面粉和现在的面粉比精细程度。给我们答疑解惑的时候，他的开场白经常是：“为你这个问题，我特地请教了×××（机构）的×××（专家学者）……”他咨询的总是很对口的机构、很有发言权的专家学者。根据他提供的线索探寻下去，往往能刷新我们对某个问题的认知。“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在“问”上下功夫的意识，以及用实力换来的人缘与威信，都在齐先生的一次次解答中让我们深有感触。

齐先生最后一次为我们指导业务，是首届“博协杯”全国博物馆讲解大赛的准备阶段。当时我们有个参赛作品讲水稻在中国的栽培史，一度起了个题目叫《文物里的中国“稻”路》。齐先生直言不讳地指出，当前这种滥用谐音的现象不少，有损于语言的规范性，是一种不高明的做法。给讲解稿提意见时，他经常随口把其中的内容用自己的话表述一遍。很神奇，我们搜索枯肠想出来的“拧巴”句子，被他一讲，总能变得接地气、吸引人。我深知这样的语言能力绝非一朝一夕之功，也绝非只从书本上来。

2023年11月，我第一次在全国博物馆社教界的会议上作主旨发言。后来发言稿刊登在《中国文物报》上，同事转告我，齐先生看到了，说“讲得很好”。我十分意外和感动。一是没想到齐先生记得我这个小字辈，二是久已听说的他订阅报刊的习惯得到了实实在在的证明。而更重要的是，我即便真能“讲得很好”，也是长期受他影响的结果啊。

工作时间越久，越感受到齐先生对于这个岗位的分量。他的见解永不过时，几乎揭示了讲解工作的真理，即使在文博事业日新月异的今天，依然历久弥新，启发我们去探索符合时代需要的最优解。遗憾的是，一直想多听齐先生讲些故事，那些与时代、与国博、与观众之间的故事，这将是一部具体而微的新中国博物馆讲解事业的发展史。可惜这些故事已随他而去，恐怕再没有人会用像他那么有特点的语言讲出来。

有人说，一个人离开以后，直到世上再也没有人记得他，他才算真正离去。那么，只要世上还有博物馆讲解员这个职业，还有文博科普事业，齐先生就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作者王溪，系中国国家博物馆社会教育部副主任、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