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是中国文字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至迟从商代中晚期开始，中国已经出现了最早的、相对成熟的文字体系，其中甲骨文、金文数量最繁，意义重大。作为占卜、祭祀过程的重要记录和媒介，这些文字或被契刻于龟甲、兽骨之上，或被浇铸于吉金彝器之内，承载着商代贵族们虔诚庄重的信仰与祈盼。商代中期，最早出现的商代青铜器铭文以符号性族徽文字为主，其造型往往近似人形或鱼、鸟、蛙、象等动物形象，图画仿形风格显露无遗。由于契刻工艺的限制，甲骨文出现之后，人们对文字造型进行了线条式、符号式以及省略式的简化和调整。商代中晚期之后，随着文字数量、篇幅的不断增加，甲骨文、金文的图画性持续减弱，线条感则进一步增强。自此，商代文字的书写意味大大增加，中国文字独有的书法韵味和美感也日益显露出来。

商

这片卜骨是罗振玉旧藏著名的甲骨大版之一，曾著录于《殷虚书契菁华》。此骨硕大而完整，叙辞、命辞、占辞及验辞四项俱全，只有局部残损，十分难得。卜骨的内容颇为丰富，涉及祭祀、田猎、天象等诸多方面。

这片卜骨书风雄健，气韵宏大，字大体端，笔画遒劲，书法谨严，是典型宾组类甲骨的典范。字划中存留有当时涂饰的朱色，显示了它的珍殊和神圣，是殷商甲骨中不可多得的珍品。

商

这件骨匕相传出土于河南安阳，旧录于商承祚所辑《殷契佚存》，记载了商王帝乙或帝辛六年五月壬午日，王在麦麓田猎，捕获了犀牛。宰丰因有功而受到赏赐，由寝官小□转赐。骨匕的文字内容是单纯的记事刻辞，极为罕见。

宰丰骨匕的书法风格与同时期的甲骨刻辞迥异，完全没有卜辞的镌刻感，却存有浓厚的毛笔书法意蕴，堪称殷末书法的翘楚之作。

周武王克商之后，周人在承继商代青铜礼乐文明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开拓性的改造和创新，金文书法方面也是如此。西周早期，无论首尾尖细或头粗尾细的线条处理，还是有意为之的波磔肥笔，金文均显露出浓郁的晚商遗风。成王、康王以后，随着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体制的实施和完善，青铜礼器的铸制数量迅速增加，铭文涉及的内容更加丰富，金文的单篇长度和总体数量均远逾西周之前。在此过程中，西周金文进一步走向成熟化、规范化，结体匀美、法度雍容、线条精劲、笔意纯熟的金文书法成为西周王朝气象的一种象征和体现。厉王、宣王之后，西周政局长期动荡不稳，与政治密切相关的青铜礼器制度颇受影响，金文书法风气也随之发生转变。部分铭文的书写简便率直，字势倾斜随意，结体宽疏不工，这种风格在打破旧有规范的同时，也赋予金文书法以新的美感和趣味。这种趋势被秦国继承下来，成为导致战国时期秦文字发生隶变的重要因素之一。

西周

铭文记载了甲子日清晨武王伐纣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岁星（木星）在商之分野，武王“迎岁”进军，一日之间便取得了胜利。辛未日，武王驻军于管地，赏赐右史利铜材，利为□公铸造了此簋。

利簋为西周初年的器物，铭文风格仍保留很多商代晚期的特征，书风朴素粗犷却不呆滞，布局欠规整，字成列而横不成排，字形竖直，大小不均匀，象形性强，笔画浑厚、凝重，有的笔画中间粗肥，“王”字最下横笔、“右”、“史”等字的捺笔以及“辛”字的竖笔皆有较明显的波磔。

西周

铭文表明此青铜器是燕侯所作饙盂，具有盛饭的功用。该盂为1955年辽宁喀左窖藏出土，说明在西周早期燕国的势力已达到此地。

铭文规整严饬，笔画均匀舒畅。

西周

铭文记载的是周王在宗周对盂的一次册命：首先追述文王受天命、武王灭商的功德，周康王强调自己要秉承先王懿德，告诫盂也要效仿其祖父南公，勤于奉公、恪尽职守；其后天子任命盂继承祖父南公的官职，并赏赐给盂秬鬯、服舆、旗帜、车马等；盂感激周王册命，制作了这件宝鼎。

西周康王后期，铭文书体逐渐形成自己的特色，铭文排列规整，字体匀称。笔画均匀、拘谨，但仍不失“波磔”之势，部分笔画仍作中间粗两头尖形。大盂鼎铭文是西周早期的书法典范，其书风凝重瑰丽、朴茂沉雄，线条圆润凝练，自然疏阔，堪称金文书法冠绝。

西周

铭文内容为周宣王十二年正月，虢季氏子白在洛水之北大败猃狁，周王在宗庙设宴款待子白，赏赐其弓矢、钺，授予子白极高的军权。虢盘铭文多四字成句，末字协阳部韵，俨然一篇诗章。

虢盘铭文字形规整瘦劲，多方笔，笔画较短，粗细一致，线条停匀明丽，多力丰筋，起笔藏锋，收笔无痕，略呈顿尖状，极其自然，堪称金文书法清疏秀美风格的范本。由于春秋时期秦国占据西周旧畿，故秦国文字多继承西周章法，秦公簋、石鼓文的文字特征皆有虢盘遗韵。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从此，周王朝政治、文化方面的凝聚力和控制力丧失殆尽，西周礼乐文明土崩瓦解，青铜礼器的内涵随之发生变化，神圣性和严肃性大不如前。金文由器内转至器表，文字本身的线条美成为器物装饰的一部分，金文书法获得独立的艺术品质。这一时期，各诸侯国相继展现出蓬勃的活力和创造热情，文化面貌焕然一新，金文书法绽放出浓郁的地域色彩：南方以楚系文字为代表，影响遍及汉淮两岸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其结体工整修长，线条宛转灵动；东方以齐国文字为代表，影响波及齐鲁大地，其结体整饬秀丽，线条挺拔遒劲；西方则以秦国文字为代表，影响力随着秦国领土的扩张而逐渐远播四方，其结体开张宽博，线条浑厚苍雄；中原地区以宗周、三晋为代表，其书法虽缺乏独创精神，但在秦、楚、齐、吴越等各方大国风气交替影响下，文字风格呈现出复杂、多元的面貌。

春秋

铭文表明这是春秋早期曾国国君曾侯宝自作之鼎。

铭文布局较散，字体大小不一，笔画多曲笔，并有故意拉长的趋势，尤其是“曾”字的上下结构被分解的较甚，比较罕见。

春秋

盖、器铭文连读（秦汉时期加刻铭文若干字），记载秦国立邦延续十二世，秦公承继其祖先功德，抚育万民，兼文武大臣辅佐，永固国基。

秦公簋铭文为模印制成，字体仍有西周晚期金文孑遗，字形规整，书体更加接近石鼓文，结构上较为严谨方正，笔法圆折，逐渐趋向平直，近于小篆。可见秦国金文字体篆书化肇始于春秋中叶，秦公簋即为滥觞。

春秋

铭文表明这是宋景公栾自作用戈。

宋国虽地处中原，但其文化也受南方楚国的影响和渗透。宋公栾戈的错金鸟篆铭文带有典型的南方楚、蔡金文鸟篆书的意味，“宋”字上部以鸟首为装饰，盘旋婉转；“之”字形体修长，变直笔为弯曲的线条，以加强字形的长度和圆转之美，而且还增加肥笔的变化以取得对比效果。

战国

铭文表明，这是楚王颁发给受封于今湖北鄂城的鄂君启的通行符节，其中规定了鄂君启水陆交通运输的路线、运载额、运输种类和免税条件。

鄂君启节铭文书法风格深受同时期的楚国简牍书风影响，为战国中晚期楚系文字的典型代表，书法特征承上启下，战国早期铭文字体硕长，末期字体扁平松散，笔画较短多弧笔，而鄂君启节铭文字体宽阔，笔画较长且圆润直挺，颇似草叶篆，带有明显的过渡特征。

秦汉时期，伴随着人们精神世界的日益觉醒，商周以来的鬼神信仰变得日趋淡漠，祭祀、礼仪场合原本不可或缺的青铜礼器逐渐褪去光环，沦为实用器皿。与此同时，青铜器在贵族生活中的地位，也逐渐被精巧美观的漆器、陶瓷器所取代，青铜文明全面走向没落。此时的青铜器铭文在数量方面较之先秦时期急剧减少，在内容、风格方面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秦汉金文往往用铁制工具直接契刻于诏版、权量、兵器、铜镜等器物表面，刻制手法日益纯熟、精湛。秦汉金文的内容多涉及器物名称、制作年月、重量、容量、管理者、监制者或工匠姓名等，书体为小篆或隶书，或自然率意，或工整精致，均别有意趣，成为研究早期中国书法的重要资料。

秦

铭文记载秦始皇二十六年完成统一中国大业，百姓安宁，立号为皇帝，乃诏令丞相隗状、王绾制定有关度量的法令，将度量单位进行标准化统一。秦二世继位元年发布诏书，重颁秦制。

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将诏书多刻于度量衡器上，这种诏书字体是典型的秦篆，由于是刀刻在金属表面，所以笔画方正。这种诏量多为实用器，故铭文写法草率，行款错落，质朴自然。

西汉

1955年陕西省西安市汉长安城遗址出土铜锭十大块，每块都錾刻其重量、编号。此块最大，重达34公斤，含铜量达99%。铜锭为西汉官府铸钱或铸造铜器使用的铜材，铭文表明西汉官营铸造业的铜料可从私人手中收购，将商贩籍名勒刻其上，建立了有效的监督机制。

铜锭铭文字体在由篆变隶之间，笔画不带挑法，没有波磔，字近方正，极为拙朴。

西汉

铭文表明，此壶为西汉河平二年（公元前27年）干章县铸造；归中阳县使用后，加刻“中阳铜漏”。

壶身的铭文具有明显的隶书风格，与西汉早期竹简上的古隶特征相同，但是由于錾刻工具和材质的不同，反映在本器上的金文隶书风格与使用毛笔书写的汉隶“八分”特色还是存在较大差异，字体横平竖直，扁方规整，但缺少汉隶典型的波势，不见斜画捺脚、出锋上挑等韵味。

新

王莽建立新朝，托古改制，改革度量衡是其政治举措之一。此量壁刻有新朝王莽统一度量衡的诏书。

嘉量铭文字体多为工整垂脚的方正小篆，排列整齐规矩，书法以方折笔法为主，线条瘦细劲挺，结构舒展挺拔，风格典雅迤逦，结构上紧下松，尤其是下部笔画被拖长，极具装饰性。这种篆字韵味对后世书风影响颇大，可视为魏晋时期官、私印中悬针篆字体的滥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