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白鹤梁石鱼雕刻是我国重要的文化遗产和水文资料，本文对白鹤梁石鱼从构图布局、雕刻技法和形态种类方面进行系统研究。指出石鱼雕刻在构图布局方面形式多样，雕刻风格以写实为主，雕刻技法有线雕、浅浮雕、高浮雕。石鱼形态种类包括鲤鱼、花鲈、鲻鱼、岩原鲤、青鱼、鲫鱼、胭脂鱼、中华倒刺鲃、短身白甲鱼等9种。从唐代开始，作为水标的石鱼形态属于鲤鱼。元代、明代石鱼形态为花鲈、鲻鱼等溯流海鱼。清代以后雕刻的石鱼作品，主要是岩原鲤、青鱼、鲫鱼、胭脂鱼、中华倒刺鲃、短身白甲鱼等三峡地区特色鱼种或优势鱼种。

【关键词】重庆 白鹤梁 石鱼 雕刻

重庆白鹤梁石刻群是我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9年在此地建成了世界上唯一的水下博物馆。该石刻群包括唐宋以来174组石刻（图一），计有3万余文字、2组石刻画（清“送子观音”图、民国“白鹤时鸣”图）和9组石鱼等。“石鱼”是人们自古以来对白鹤梁鱼形雕刻的俗称，最早见于北宋文献。如《太平寰宇记·涪州·风俗》记，“开宝四年，黔南上言，江心有石鱼见。上有古记云：广德元年二月。大江水退，石鱼见。部民相传丰稔之兆。”白鹤梁石鱼标记了1200多年来长江上游的枯水水位，是驰名世界的古代水文资料［1］。但长期以来，关于白鹤梁石鱼雕刻的专项研究较少。本文对白鹤梁不同时期的石鱼种类进行考证，并对石鱼雕刻技法、构图布局等分别进行简述。

一 石鱼种类考证

人类雕刻艺术的渊源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当时创作内容是以动物形象写实为主［2］。西方学者认为，史前人类动物题材的雕刻作品，一般都是以写实为表现方式［3］。我国考古学和自然科学研究中，许多成果就是根据古代动物题材艺术作品的写实特征，对作品中所刻画的动物进行种类分析和鉴定。譬如，人们从仰韶文化彩陶鱼纹中，鉴别出有鲤鱼、鲢鱼、游鯛、大鲵等多种鱼类［4］；从湖北邓家湾遗址石家河文化陶塑动物中，鉴定出有狗、猪、绵羊、山羊、水牛、鸡、鸭等家养动物和亚洲象、华南巨貘等野生动物［5］；从对河姆渡遗址陶塑猪形态、性状分析认为，长江下游是世界上家畜猪的最早发源中心之一［6］；从对阴山岩画动物形态的分析发现，内蒙古史前时期曾经有虎、熊、梅花鹿、马鹿等多种野生动物，古今生态环境差异较大［7］。本文对白鹤梁石鱼也同样是基于古代刻工对鱼类形态写实艺术的基础，通过工匠细致刻画的不同鱼类生长形态，对不同石鱼作品所属鱼种进行分析和考释。

（一）石鱼保存状态与雕刻背景

白鹤梁是长江中与江水基本平行的东西向石梁，北纬29°43′，东经107°24′。白鹤梁海拔高度约137米，梁脊高出江水最低水位约2米，低于最高水位约30米。石鱼作品均雕刻于白鹤梁岩石表面，枯水时期才露出水面。因为石鱼长时间被保存在水下，所以除了较早的一组石鱼有损毁、形象不完整外，其他石鱼均保存完好。三峡工程蓄水后，白鹤梁及石鱼现已淹没于30多米深的水下。

白鹤梁石鱼及其题刻的产生，与该地地理位置、经济生产、风俗和文化传统有关。白鹤梁位于三峡地区长江干流，这一地带在古代除了盛产圆口铜鱼、中华倒刺鲅、胭脂鱼等地方优势鱼种外，还有大量长江淡水生殖洄游性鱼类、海洋—江河溯河洄游性鱼类，包括青鱼、草鱼、鲢鱼、鳜鱼、鲥鱼、鲚鱼、鲟鱼、银鱼、鳗鲡等［8］。可见，白鹤梁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是该地点曾存在有数量和种类均很丰富的鱼类资源。同时，白鹤梁及其附近区域，自古就是三峡地区最为重要的渔业生产地之一。《水经注·江水》记，“江水东经阳关巴子梁，江之两岸犹有梁处。”此“梁”即为鱼梁，是古人特设的捕鱼设施。《华阳国志·巴志》又记，江州“结舫水居五百余家，承三江之会”（长江、嘉陵江、乌江），这则史料反映出该地区曾居住有中国内陆人数最多的水上居民（疍民）。白鹤梁及三峡地区除了有丰富的鱼类资源和水上古居民外，还有相关的特殊文化习俗。先秦至汉晋，各地较普遍地存在春日修禊于水滨的传统。如《后汉书·礼仪志》载：“三月上巳，官民洁于东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禊为大洁。”《晋书·礼志》记：“汉仪，季春巳日，官及百姓皆禊于东流水上，洗濯祓除，去宿垢。”唐宋以后这种风俗在我国大部分地区式微。而在长江三峡地区，唐宋乃至明清时期仍然兴盛。三峡地区地狭水急，人们修禊时主要集中于江边磐石、石梁之上，地点较为固定，修禊时还常常礼请刻工铭石刻记［9］。因此，白鹤梁石鱼及其题刻是在三峡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文化风俗下产生的。白鹤梁石鱼的雕刻和制作，并不是一般人随意而为。刻石作为三峡地区重要的风俗和文化传统，这些石鱼是由有精细雕刻经验的专业刻工完成的。该类记述在地方史志中有反映，在白鹤梁石鱼题记里也有直接说明。如白鹤梁元代张八歹石鱼题记里，直接说明是“请工刻之”；清萧星拱石鱼题记里，也直接言明是请“石工刻而新之”［10］。白鹤梁石鱼雕刻作品的专业性、写实性，是我们准确鉴定石鱼所刻画的鱼属种类的良好基础。

（二）石鱼种类分组考释

白鹤梁石鱼计有9组13尾，分别考述如下。

第一组：石鱼水标（唐代早期水标；清康熙乙丑年水标，1685年）

该组石鱼在白鹤梁石刻群中编号为127。该组石刻现保存有3尾石鱼（图二），均为线刻，分别为唐代早期的石鱼水标和清代翻刻的石鱼水标。石刻中位置稍上一点的，是两尾前后并列的石鱼。在两尾石鱼衔接部稍下方，另有一尾较完整的鱼头和身后漫漶不清的部分鱼鳞（图二红色虚线内是鱼头部分）。这尾整体形态不够完整的石鱼，是白鹤梁石鱼中最早的一件作品。根据石鱼题刻文字考证，该件漫漶不清的石鱼雕刻年代为唐广德元年（763年）以前，是唐代早期的石鱼水标［11］。该石鱼具体特点为：头部整体形态较小，口端位（前位），须两对（前须长约为后须的一半）；头长约为吻长的2.95倍，为眼径的5.30倍（我国常见鲤鱼的这一平均比例分别为2.97倍、5.33倍）［12］；此外，该石鱼的头后鳞片还显示鱼体背部较高，鳞片较大。这尾石鱼的鱼头比例特征、鱼体形态、鱼鳞大小等性状，显示其鱼形种类与我国常见的鲤鱼（Cyprinus carpio haematopterus）是一致的。该组石鱼中，另两尾石刻线条清晰、构图完整、前后并列的石鱼，前者体全长为100、体高28厘米，含莲花，三十六侧鳞（右鱼）；后者体全长为105、体高27厘米，含蓂草，三十七侧鳞（左鱼）。这两尾石鱼均具有体形侧扁、背部隆起，背鳍外缘内凹、臀鳍起点与背鳍末端相对，端位口、叉形尾、鱼鳞形态较大等特征。这些特点也均是属于鲤鱼（Cyprinus carpio haematopterus）种类的。鱼类学研究中，将鱼口的不同生长部位分为上位口、端位口（前位口）、下位口（腹位口）。上位口的下颌长于上颌，口裂向上斜，主要活动于水体中上层，一般以虾及小型鱼类为食。端位口鱼类多数也属于中上层鱼类，善于游泳，一般营捕猎性生活方式。下位口鱼类则一般生活于水体中下层，以底栖生物为食。鱼类尾鳍形态多样，包括有新月形、叉形、内凹形、平直形、圆形、尖圆形、双凹形等多种。具体到鲤鱼来说，其总体形态特征是端位口、叉形尾，生活习性是以摄食底栖动物（螺、蚬）、水生昆虫和高等水生植物为食（其叉形尾便于长期、快速游水）。该组石刻中前后并列的这两尾石鱼，是清康熙乙丑年（1685年）涪州牧萧星拱等人请工翻刻的石鱼水标。其镌刻背景在石鱼题刻文字中已有说明：“涪江石鱼，镌于波底，现则岁丰。数千百年来，传为盛事。康熙乙丑春望水落，而鱼复出。望前二日，偕同人往观之，仿佛双鱼蓂莲隐跃。盖因岁久剥落，形质模糊，几不可问。遂命石工刻而新之。”［13］这段题刻文字除表明镌刻时间及缘由外，同时也说明康熙年代此处唐代早期的石鱼水标仍然隐约可见，并且唐代早期石鱼水标也是双鱼，一尾含莲花，一尾含蓂草。萧星拱等人只是请工匠仿照前人作品“刻而新之”。石鱼题记内容也说明康熙年翻刻的石鱼水标，与唐代石鱼水标均属于鲤鱼，题记内容与我们根据石鱼图像作的鉴定结果是相符的。

第二组：张八歹石鱼（元代至顺癸酉年，1333年）

该组石鱼编号为107，为一尾浅浮雕石鱼（图三）。石鱼体全长85、体高14.3厘米。其主要形态特征为体形长而侧扁，双背鳍，头中等大；口端位，口型较大、斜裂，上颌延伸至眼后缘下方；鱼体背面、腹面皆钝圆；腹鳍胸位，臀鳍短。该尾双背鳍石鱼，与在淡水里常见的鲤形目（Cyprinomorph）鱼类有明显区别，其主要差异为鲤形目为单背鳍，而这尾石鱼为双背鳍。此外，该尾石鱼胸鳍、臀鳍的组合特征也与一般鱼类有区别。综合观察这尾石鱼整体形态特征，可以确认其应属于鲈形目、鮨科、花鲈属、花鲈（Lateolabrax japonicus）。花鲈在我国是主要产于东南沿海的鱼类，但这种鱼的生活能力很强，也常栖息于河口咸淡水处，并能沿江河溯流生活于淡水水体。花鲈主要生活方式是在水的中下层游弋，或潜入底层觅食。该种鱼属于肉食性鱼类，鱼苗以浮游动物为食，幼鱼以虾类为主食，成鱼则以鱼类为主食。我国长江干流在历史上也是花鲈的主要活动区域。

北宋范仲淹的《江上渔者》中有“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 的诗句［14］，宋人苏东坡《赤壁赋》中则记述有“举网得鱼，巨口细鳞，状若松江之鲈”［15］，清乾隆年《太湖备考》言及太湖“与江水通，出鲈鱼”［16］。上述记载均是对鲈鱼溯江而上、长江水域出产鲈鱼的描写。历史上，长江上游地区也出产鲈鱼。其实物证据，已经在长江三峡的考古研究中有较多发现。如近年重庆忠县中坝遗址［17］、忠县瓦渣地遗址［18］等地点，均发现有许多鲈形目鱼类的遗骸。该组石鱼以鲈鱼为对象进行写实创作，正是对长江上游鲈鱼资源状况的真实反映。

第三组石刻：李宽双鱼（明正德元年，1506年）

该组石鱼编号为116，是两尾头部相对的浅浮雕石鱼（图四：1）。这两尾石鱼大小和形态相近，一尾石鱼体长29.2、体高12.6厘米（左）；另一尾石鱼体长29.1、体高12.8厘米（右）。两尾石鱼均为双背鳍，端位口，口裂宽短；尾鳍叉形，上叶稍长于下叶。体态圆筒形，全身被圆鳞，眼大、眼睑发达。该组石鱼的形态特征，与鲻形目、鲻科、鲻属、鲻鱼(Mugil cephalus)相一致。鲻鱼同鲈鱼一样也是海产鱼，主要分布于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是温、热带浅海中上层优质经济鱼类，杂食性。鲻鱼属于广盐性鱼类，生命力强，从盐度为38‰的咸水到纯淡水都能正常生活。鲻鱼喜栖息于浅海或河口咸淡水交界处，有时亦上溯至淡水江河干流中，食性广，以浮游植物、底栖生物、泥土中的硅藻等有机质为食，也兼食一些小型水生动物。鲻鱼与花鲈均属于双背鳍，但它们在形态上还是有较大的区别。如花鲈体态侧扁，口裂长大；鲻鱼体态较圆，口裂较短。花鲈的背鳍、胸鳍位置都比较靠前（在头的后部），而鲻鱼的背鳍、胸鳍位置都靠后（分别在背中央和腋部）；鲻鱼鱼鳞比花鲈明显偏圆［19］。

第四组石鱼：杨名时双鱼（清康熙乙亥年，1695年）

该组石鱼编号为130。双鱼为线雕，鱼头朝向右侧，前后相连（图四：2）。两尾石鱼大小、形态相近（后一尾石鱼形态特征与前尾石鱼一致，但没有雕刻背鳍，可能是漏雕或因其他原因未完工）。两尾石鱼鱼体尺寸分别为长62、体高约14.6厘米（左）；长61.8、体高约14.7厘米（右）。石鱼主要形态特征为头部较小，端位口，吻钝。口亚下位，呈马蹄形，唇发达。有较长的吻须。眼中等大，位于体长中轴线上部。体躯略呈圆筒形，背部略隆起，叉形尾。背鳍低矮而长，外缘略有内凹。鳞片半圆形，较大。这种鱼的形态，以其显著的吻须和有特色的背鳍区别于其他一般鲤科鱼类。该组石鱼形态特征，与鲤形目、鲤科、原鲤属、岩原鲤（Procypris rabaudi）相一致。岩原鲤主要分布于长江上游，栖息于底质多岩石的江河中。这种鱼属于杂食性鱼类，但较喜食底栖动物，其主要食物成份为摇蚊幼虫、蜉蝣目和毛翅目幼虫、寡毛类、小螺、蚬、淡水壳菜等软体动物，其次为腐烂的高等植物碎片，亦偶尔食用少数浮游动植物。岩原鲤是三峡地区的特色优势鱼种之一，肉质细嫩，无肌间刺，味道鲜美，营养丰富，自古为三峡地区的人们所喜爱［20］。

第五组石鱼：董维祺石鱼（清康熙丙戌年，1706年）

该组石鱼编号为149。鱼体浮雕而成，形态完整，造型生动（图五：3）。石鱼体全长47、体高14厘米。整体形态为体躯侧扁而高，背厚、腹圆。头短小，口端位，吻钝。口裂为弧形，口裂和下颌明显向上倾斜。眼中等大，位置比较偏上。无吻须。背鳍长，外缘较平直。尾鳍深叉形，上、下两叶末端较尖。鳞片较大。这种石鱼的形态特征，与鲤形目、鲤科、鲫鱼属、鲫鱼(Carassius auratus)相一致。鲫鱼是一种以植物为主食的杂食性鱼类，维管束水草的茎、叶、芽和果实是鲫鱼爱食之物。此外，它也食用硅藻、小虾、蚯蚓、幼螺、昆虫等。鲫鱼在我国江河湖泊中广布，江河流动水域里的鲫鱼喜群集而行。有时顺水，有时逆水，常在水草丰茂的浅滩、沟汊寻食，即所谓“过江之鲫”。鲫鱼的骨骼较为碎细，以前在三峡地区考古中还没有发现鲫鱼遗骸。但据文献记载，在重庆奉节以上的长江三峡地区及附近支流中，以前较为盛产鲫鱼，并且是当地居民喜食的鱼种之一［21］。

第六组石鱼：张师范高浮雕鱼（清嘉庆乙亥年，1815年）

该组石鱼在白鹤梁石刻群中编号133。是白鹤梁石刻群中唯一的高浮雕石鱼（体表面高出岩基105厘米），也是石刻群中形体最大的一尾石鱼（图四：3）。鱼体系利用一块独立的磐石镌刻而成，鱼体全长280、宽92厘米。鱼体形态主要为体躯延长，略呈圆筒形；尾部侧扁，腹部圆，无腹棱。头部稍平扁，吻钝；口端位，呈弧形。上颌较下颌突出，无触须。眼大，位于头中部。鳞片较大，半圆形。背鳍较矮。胸鳍较小，紧位于鳃盖骨后下方。臀鳍向后延伸不达尾鳍基。尾鳍叉形，尾鳍上、下两叶末端圆钝。观察这件石鱼作品的整体形态和细部特征，其属于鲤形目、鲤科、青鱼属、青鱼（Mylopharyngodon piceus）类型。青鱼是主要分布于我国长江以南的特有鱼种，生长迅速，个体较大。是鲤科中生长最快、成鱼形态最大的鱼类。该鱼为肉食性鱼，通常栖息在水体的中下层，以螺、蚌、蚬、蛤等为主食，亦捕食虾和昆虫幼虫。三峡地区的考古发现证明，青鱼是三峡地区出现频率最高的鱼类之一，早在先秦时期，该地区的人们就已经掌握了使用拖网在江底捕捞大型青鱼的渔业技术［22］。

第七组石鱼：佚名浮雕鱼（清晚期）

该组石鱼编号为148。石鱼形态生动，似正张口吸食动物性食饵，系用浮雕技法完成（图五：2）。石鱼体全长128.5、体高39.3厘米。总体形态特征为体躯扁长，背部在背鳍起点处特别隆起。口较小，亚下位；吻钝圆，呈马蹄形。唇厚，上唇与吻皮之间有一深沟；下唇向外翻出，形成一显著的肉褶。无吻须。背鳍延伸很长，背鳍前端扬起若帆，后端较低矮、一直延伸至臀鳍基部后上方。背鳍位置与较短的臀鳍基本对应。尾柄细长，尾鳍叉形。胸鳍与鳃盖骨位置接近。鱼鳞较大。根据该组石鱼体躯、背鳍等显著特征，可以确定其形态属于成年的鲤形目、胭脂鱼科、胭脂鱼属、胭脂鱼（Myxocyprinus asiaticus）。胭脂鱼是一种体形、色彩奇特多变的鱼种。该种鱼在幼鱼阶段体形较短，体色为绚丽的竖向黑白相间的条带。但随着生长阶段的变化，体躯逐渐变长、变黄，至成年后体躯变得较长而侧扁，体色成为鲜艳的红色。胭脂鱼科在我国只分布有一个种类，为温水性中下层鱼类，长江、闽江流域均产（现闽江已绝迹）。该种鱼行动迅速敏捷，主食底栖无脊椎动物和植物碎屑。其幼年时主要生活在江流中下游及其所属湖泊，成年后则主要分布在江水上游底质为石滩的急流和深潭。从古至今，长江三峡地区均为我国成年胭脂鱼的主要分布区［23］。

第八组石鱼：佚名线雕鱼（清晚期）

该组石鱼编号为151。线雕，石鱼表面留有颜色较深的拓印痕迹（图五：1）。石鱼体全长51.5、体高19.3厘米。体长而侧扁，背缘和腹缘的流线型形状较为对称。头锥形，吻钝；口亚下位，呈马蹄形。叉形尾。该尾石鱼使用简洁、生动的线刻技术，刻制出其躯体轮廓和头部特征等，但对鱼鳍则进行了省略。该尾石鱼的主要形态特征，是鳃盖骨的形状和组合特点非常准确，即鳃盖骨后上角呈直角状，匙骨呈圆弧形环绕于后。这种鳃盖骨和匙骨的组合特征及其特征鲜明的体型、头型、口型和尾型等，综合显示出其与鲤形目、鲤科、倒刺鲃属、中华倒刺鲃（Spinibarbus sinensis）相一致。中华倒刺鲃是长江上游干、支流里常见的一个特色鱼种，属底栖性鱼类，性活泼，喜欢成群栖息于底层为乱石的流水区域。杂食性，以水生高等植物为主要食物，也摄食丝状藻类、昆虫幼虫、淡水壳菜等。冬季主要在江河干流和支流的深坑岩穴中越冬，春季开始游向水大而湍急的江水干流产卵［24］。

第九组石鱼：民国石鱼（民国时期，具体年代不详）

该组石鱼编号为160。线雕，石鱼头部前面有似为吞吐的气泡（图五：4）。石鱼体全长40、体高15厘米。鱼体形态若纺锤形，体较高，躯短。头短阔，吻圆钝，口横裂较宽。前眶骨处有明显的弧形沟，眼较大。腹圆。背鳍位于背缘的最高点，起点离吻端较近。背鳍有一种独有的显著特征，即游水时鳍棘向前倾斜。背鳍和胸鳍长度相近。尾柄细，尾鳍深叉形。该尾石鱼的鲜明鱼体特征（纺锤形、背鳍向前倾斜等），显示出它属于鲤形目、鲤科、突吻鱼属、短身白甲鱼（Varicorhinus brevis）类型。古人对短身白甲鱼的独有特征（背鳍鳍棘向前倾斜）是有较清楚认识的，亦名之为“倒挂鱼”。如清人李调元《然犀志》中记述，“倒挂鱼，出万州（今重庆万县市—引者注）”［25］。短身白甲鱼是分布于长江上游（四川南川县至三峡地区）的地方特色鱼种，喜栖息于水流较急、底质多砾石的江段。常以下颌刮取水底藻类为食，鱼体形态一般较小，常见体重多在一公斤以下。但这种鱼在三峡地区产量较大，有些区域的网获物中可达50%以上［26］。

二 石鱼构图及雕刻技法

白鹤梁石鱼及铭文题记，是三峡地区风俗和文化传统的产物，并且是专业工匠精心雕刻的。所以，白鹤梁石鱼代表着三峡地区唐宋以来石刻文化及工艺技术水平。

（一）构图布局

白鹤梁石鱼在构图布局方面形式多样，各组作品在石鱼数量、空间布局、姿势形态、附加雕刻内容等方面存在一定变化。

在石鱼数量上，各组作品以单鱼出现的形式较多，双鱼出现的形式较少，没有3尾以上的石鱼作品。其中双鱼的时代主要集中在清代早期以前，清中、晚期以后都是单鱼作品（附表）。

在空间布局方面，石鱼群雕总体特点是不拘一格、灵活多样，详细考察还有一些其他规律。如构图形式上有双鱼、平行布局、尾首相连的，也有双鱼、平行布局、鱼首相对的；有单鱼、头向朝左的，也有单鱼、头向朝右的。形式多样的布局方式，反映出白鹤梁石鱼在构图布局方面具有较大的灵活性。白鹤梁石鱼群除了总体上的构图灵活特征外，还有一些其他特点：（1）双鱼,平行布局、头向朝右、尾首相连，是白鹤梁最早出现的石鱼形式。这种构图形式，是白鹤梁石鱼水标的范式（从唐代一直延续至清代），同时也是白鹤梁不同时期双鱼作品中的主要形式（4件双鱼作品中，有3件作品是这种形式）。（2）单鱼，是白鹤梁其他石鱼作品的主要形式。其最先出现于元代，清代以后逐渐成为白鹤梁石鱼的主要形式。（3）白鹤梁单鱼头向变化有一定规律。元代时头向朝左，清代早、中期时头向朝右，清晚期、民国时期头向又逐步改为朝左。

白鹤梁石鱼的姿势形态属于游鱼状态，其躯体为游动状，口型微张或衔物，鳍、尾舒展。石刻中的133号（张师范石鱼）作品，雕刻的是一个较大的成年青鱼类型，鱼头部倾向岸边，头高尾低，若上岸状。这一姿势，实际是对三峡青鱼产卵状态的刻画。三峡是长江干流大型青鱼产卵场，每年春季，长江中下游的大型产卵青鱼溯流至此，在支流汇江部的激流中冲滩产卵。三峡地区古居民利用鱼类的这一生态进行捕捞，但官府也曾禁捕进行资源保护。重庆与四川交界的合江入口处，即立有明朝保护产卵青鱼的大型石碑，上书“州主示，禁止钓捞”［27］。

白鹤梁石鱼在构图上除了刻画鱼体本身外，有些作品中也增加雕刻了一些附加内容。这一特征从白鹤梁最早出现石鱼时就有。如唐代石鱼水标即是“双鱼蓂莲”，除了鱼本身外，还雕刻了一鱼衔莲花、一鱼衔蓂草。清代翻刻的石鱼水标亦是如此。编号148的清晚期佚名浮雕鱼、编号160的民国石鱼，在鱼体口部前面分别增刻有吞吐物或吐出的气泡。这种在鱼体之外附加雕刻其他内容的手法，实际是借以增加了石鱼的动态感。

（二）雕刻技术

白鹤梁石鱼雕刻技法，包括有线雕、浅浮雕、高浮雕三种形式。其中线雕和浅浮雕为主要形式，各有4组作品。唐代石鱼水标和清代翻刻石鱼水标均使用线雕。所有线雕石鱼线条流畅，刀法娴熟。能够准确表现出石鱼的体态轮廓和活动姿态。高浮雕石鱼只是偶尔出现（只有清代中期、编号133的石鱼1例）。从时间顺序上，白鹤梁石鱼雕刻技法有一定演变规律。最早的是线雕（唐），元、明时期为浅浮雕，清早、中期是线雕、浅浮雕、高浮雕间杂，清晚期以后又均是使用线雕。下面重点讨论一下浅浮雕石鱼。

浅浮雕石鱼在白鹤梁石刻群中计有4组，分别为元代（编号107）、明代（编号116）、清代早期（编号149）和清代晚期（编号148）作品。论雕刻技法，中国新石器时代即已有线雕、浅浮雕、高浮雕、圆雕、透雕等多种技术［28］。但各种雕刻技术中，以先秦时期的浅浮雕技艺在世界艺术史上影响较大，其影响最大者是商代青铜器中的“三层花”技术。所谓“三层花”，是指在器物表面满布地纹（常见为云雷纹），地纹之上雕刻兽面或动物形态等主体塑纹，主体塑纹表面再饰刻各种阴线纹（上层纹）。“三层花”技术是中国早期雕刻技艺的奇葩，但在东周以后却迅速衰落了［29］。通过对白鹤梁石鱼的观察，发现白鹤梁浅浮雕石鱼创作中，隐约表现出“三层花”的艺术传统。白鹤梁石鱼三层花结构是这样的：地纹，借用基岩表面的天然纹理和自然色彩；主体塑纹，凸起的鱼体轮廓及躯体形态；上层纹，鱼鳍、鱼鳞、鱼尾及头部结构的阴线雕刻。其“三层花”技法中，最为巧妙的是对白鹤梁基岩天然纹理和自然色彩的借用。这种以天然纹理和自然色彩为地纹的艺术，在我国先秦时已有，当时人把这种雕刻意识称为“以天合天”［30］。石鱼“三层花”特征，在各组浅浮雕石鱼上均有反映，其中以编号149的董维祺石鱼最为典型。

白鹤梁石鱼的总体雕刻风格是以写实为根本，这一特征与我国历史上以动物为母题的雕刻作品艺术风格一致。白鹤梁石鱼非常重视细节刻画。中国古代动物题材艺术品创作中，除了以写实为本外，常常通过“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鳞”等细节塑造，来渲染准确、生动的动物形态［31］。白鹤梁9组13尾石鱼中，有12尾石鱼是满身遍布鱼鳞，其鱼鳞大小、形态、疏密等，均与其鱼种特点完全一致。所有石鱼中，只有一尾石鱼没有刻画鱼鳞，然而却对其鳃盖骨、匙骨的形状与组合，进行了细致、准确的雕刻（鳃盖骨后上角呈直角状，匙骨呈圆弧形环绕于后）。在对这一尾石鱼进行形态种属鉴定时，我们正是根据其鳃盖骨、匙骨的形状与组合关系，取得了较为肯定的鉴定依据。

三 结 语

长江三峡地区是我国古代内陆渔业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渔业资源从史前至明清一直是当地人们重要的生活资料。该地先秦时期曾出现以渔业为主的经济生产形式，汉、晋、唐、宋都还有规模较大的渔民部落［32］。因此，三峡古居民非常熟悉当地的渔业资源。三峡地区民风敦厚尚古，中国汉代以前的修禊风俗在该地长期留存，并演变出礼聘刻工在水滨名胜刻石的文化传统。丰富的鱼类资源，尚古的文化传统，专业的雕刻技术，使白鹤梁能够保存多组形象、生动的石鱼雕刻。白鹤梁石鱼，除了唐代石鱼水标漫漶损坏外，其余各尾石鱼均保存形态完整。全部石鱼雕刻中，以民国时期的短身白甲鱼形态最小（长40、宽15厘米）；而最大的则属清嘉庆张师范石鱼，该石鱼为白鹤梁石鱼中唯一使用高浮雕技法的雕刻作品，石鱼长280、宽92厘米，浮雕高度达105厘米。

白鹤梁石鱼具有构图布局形式多样，鱼体形态生动、形象的特点。鱼体形态均以游姿为主。在构图上有双鱼和单鱼两种。石鱼水标是双鱼，但其他作品以单鱼构图较多。石鱼雕刻技法包括线雕、浅浮雕、高浮雕等。线雕作品较多，浅浮雕技法占有重要位置。雕刻风格以写实为主，比较重视细节刻画。浅浮雕中“三层花”艺术具有远承商代雕塑文化的特点。根据石鱼鱼体形态、躯体比例、鳍尾特征、须鳞分布等特点，石鱼形态种属有鲤鱼、花鲈、鲻鱼、岩原鲤、青鱼、鲫鱼、胭脂鱼、中华倒刺鲃、短身白甲鱼等9种鱼类。其中作为水标的石鱼形态属于鲤鱼。元代、明代石鱼形态具有花鲈、鲻鱼等溯流海鱼特征。清以后雕刻的石鱼作品，有岩原鲤、青鱼、鲫鱼、胭脂鱼、中华倒刺鲃、短身白甲鱼等种类，这些鱼基本上是三峡地区的特色鱼种或优势鱼种。白鹤梁各组石鱼在形态种类上一般不重复，除了唐代石鱼水标和清代翻刻唐代石鱼水标均属于鲤鱼外，其他各组石鱼所属种类均不一样。最早的石鱼作品（唐代石鱼水标），所刻画鱼种是我国分布最为广泛的鲤鱼。而元代、明代石鱼是刻画从海洋河口溯流至三峡的海洋性鱼类（花鲈和鲻鱼）。清代以后的石刻鱼类，则不再有海洋性溯流鱼类出现，均改为三峡地区特色鱼种或优势鱼种。白鹤梁石鱼种类的这种变化现象，可能与三峡历史时期鱼类资源种群结构演变相关。它反映出明代以前三峡应该尚有较多海洋性溯流鱼类，而清代以后该地区海洋性溯流鱼类可能已急剧减少。

有关白鹤梁石鱼的观察和研究，对科学认识白鹤梁石刻群、研究三峡区域文化和我国古代文化传统等有重要意义。白鹤梁石鱼历代记述较多，但都是从某些局部或某些方面进行的零碎记述，对石鱼的名称都是笼统地以“鲸鱼”、“神鱼”“仙鱼”等称之，关于石鱼构图与雕刻技法等考述阙如。本文通过对白鹤梁石鱼雕刻信息和刻画种类等方面进行系统考证，为人们全面认识和科学研究白鹤梁石鱼奠定了基础。此项研究还可以帮助人们进一步了解三峡地区古代风俗、区域文化以及三峡渔业资源变化等。中国历史文化研究中，长期以来重视书画而轻于雕刻。如史志中书画家史迹不绝于书，而雕刻家事迹为数寥寥；碑碣摹拓“有字必录”、“一字千金”，而字边的花纹和浮雕却不受重视。中国工艺美术史中对金属器、陶瓷器、漆木器、染织和书画等均记述很多，而对刻石则常常以石窟一带而过。这种对刻石文化较为冷漠的历史传统，与古代中、西方文化差异性相关。如古希腊建筑善于用石，非常重视历史文化中的石料雕刻；而中国古代建筑善于用木，重视的是书画和文字［33］。白鹤梁石鱼考证，不仅从学术研究上使我们对某些具体问题有了深入认识（如三峡地区的刻石文化传统、雕刻工艺与“三层花”技术应用等），而且启示我们以后应加强对中国古代刻石技艺及其文化的研究。

附记：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微痕分析与数字模型技术在考古研究中的应用”（批准号：10XKG007）阶段性成果之一。

注释：

［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涪陵地区工作委员会：《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白鹤梁》，中国三峡出版社，1995年，第1、2页。

［2］ 裴文中：《旧石器时代之艺术》，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32页。

［3］ Sieveking A, Paleolithic decorated bone discs, Prehistoric and Roman Studies, The British Museum, 1971, pp.206－229.

［4］ 吴山：《中国新石器时代陶器装饰艺术》，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18页。

［5］ 武仙竹：《邓家湾遗址陶塑动物的动物考古学研究》，《江汉考古》2001年第4期。

［6］ 常洪主编《动物遗传资源学》，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8页。

［7］ 文榕生：《中国珍稀野生动物分布变迁》，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年，第254－258页。

［8］ 陈国阶、徐琪、杜榕桓等：《三峡工程对生态与环境的影响及对策研究》，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204－311页。

［9］ 胡昌健：《三峡库区川江水文石刻与巴渝修禊习俗》，《文史知识》1997年第4期。

［10］ 陈曦震主编《水下碑林白鹤梁》，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0－115页。

［11］ 龚廷万：《四川涪陵“石鱼”题刻文字的调查》，《文物》1963年第7期。

［12］ 叶富良主编《鱼类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169－211页。

［13］ 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重庆市博物馆：《长江上游宜渝段历史枯水调查—水文考古专题之一》，《文物》1974年第8期。

［14］ 《范文正公集》卷六，民国版四部丛刊本，第112页。

［15］ 《苏轼文集》，岳麓书社，2005年，第201页。

［16］ 《太湖备考》，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306页。

［17］ 付罗文、袁靖：《重庆忠县中坝遗址动物遗存研究》，《考古》2006年第1期。

［18］ 黄蕴平、朱萍：《忠县瓦渣地遗址T363动物遗骸初步研究》，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重庆·2001三峡文物保护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75页。

［19］ 梭鱼鲻鱼研究文集编辑组：《梭鱼鲻鱼研究文集》，农业出版社，1982年，第192－266页。

［20］ 张峰：《岩原鲤的生物学特征及人工养殖》，《北京水产》2008年第2期。

［21］ 《四川资源动物志》编辑委员会主编《四川资源动物志》第一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3－45页。

［22］ 武仙竹：《长江三峡动物考古学研究》，重庆出版社，2007年，第286－298页。

［24］ 曹文宣、常剑波、乔晔、段中华：《长江鱼类早期资源》，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7年，第135、136页。

［25］ 李调元：《然犀志》，上海古籍出版社编《禽鱼虫兽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41页。

［26］ 伍献文：《中国鲤科鱼类志》下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318、319页。

［27］ 冯广宏、高宇天、郭嘉仁：《巴山蜀水》，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第205、206页。

［28］ 冯贺军：《雕塑鉴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8－31页。

［29］ 刘敦愿：《中国早期雕刻及其特点》，《美苑》1982年第3期。

［30］ 刘敦愿：《〈考工记·梓人为筍虡〉篇今译及所见雕刻装饰理论》，《美术研究》1985年第2期。

［31］ 刘敦愿：《中国古代动物画艺术的细节表现》，《美术》1984年第9期。

［32］ 武仙竹：《考古学所见长江三峡夏商周时期的渔业生产》，《江汉考古》2002年第3期。

［33］ 张正明：《古希腊文化与楚文化比较研究论纲》，《江汉论坛》1990年第4期。

（责任编辑 霍宏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