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容宛在、风范长存。2026年3月29日，中国国家博物馆联合中国考古学会秦汉考古专业委员会、陵墓考古专业委员会，共同举办了“信立祥先生追思会”。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张伟明出席并致辞。国家文物局、北京大学及信立祥先生的友人、同僚、学界同仁等50余人参加，共同缅怀信立祥先生的人格风范与学术成就。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院院长游富祥主持会议开场环节。

张伟明副馆长代表国家博物馆向与会嘉宾致谢，高度评价信立祥先生对国博考古事业的贡献。信立祥先生历任考古部副主任、主任，田野考古部主任，始终坚守在考古一线，用严谨务实的治学态度，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将自己最宝贵的年华奉献给了国家文博事业的发展，书写了一名文博工作者的忠诚与担当。先生治学严谨，造诣精深，成果卓著，为我国考古事业的规范化、科学化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他还鼓励年轻后学学习信先生深耕田野、严谨治学、无私奉献的精神，传承先生遗志，不断推动国博考古事业向前发展。

追思会上，与会各位先生顺次发言（王巍、赵辉、韩国河三位先生视频发言），表达对信先生的怀念。发言环节由焦南峰先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主持。

（左）张伟明，（右）焦南峰

王巍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王巍先生深情回忆了与信立祥先生在日本奈良研修的经历。1987至1988年间，二人在日本朝夕相处，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先生豪爽正直、光明磊落、心胸坦荡、嫉恶如仇；先生重情重义、待人以诚；先生幽默风趣、乐观豁达；先生外表粗狂，内蕴华章；先生心地善良、古道热肠、乐于助人。在学术领域，先生学识渊博、学养深厚，是汉代画像石、画像砖研究的第一人，是国内首位获得东京大学博士学位的考古学者，是秦汉考古的领军人物。先生在担任国家博物馆考古部主任期间，恪尽职守、兢兢业业，积极推动了国家博物馆考古事业的发展。先生淡泊名利、不慕虚荣，主动辞让秦汉考古专委会的主任职务，令人敬佩。信立祥先生的高洁品格与学术成就堪称典范，先生对中国考古学的贡献将名垂青史。

赵辉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赵辉先生高度赞扬了信立祥先生的为人、做事，也深情回忆了与信立祥先生在日本相处的点点滴滴。在日本研修期间，信立祥先生古道热肠，体恤入微，从安排住宿、办理门票到购置图录皆一手安排。同为糖尿病患者，先生在自己求医问药时，还时时惦记我的病情，无私分享医生的诊疗建议，令我感动不已。在学术方面，我与信立祥先生的专业方向有差异，不便评价先生学问的贡献，但先生的品格令我敬佩与学习。先生的离世让我痛失一位兄长。我永远怀念“老信”。

韩国河 郑州大学嵩阳研究院

韩国河先生深情回忆了信立祥先生特有的学术话语、神态以及爽朗的笑声；回忆了先生为学的认真精神，对田野考古的执着劲头；回忆了先生对秦汉考古研究的贡献。2016年，我邀请先生到郑州大学讲学，先生对遗迹遗物的精准解释，对海昏侯墓葬发掘与大遗址保护理念的深度解读，深受师生赞誉。信立祥先生在汉画像石研究领域达到了历史新高度，所著《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已成为国内高校考古专业的指定书目。本次追思会是对先生的全面致敬，更是其学术精神的郑重交接。学界将传递先生的学术精神、治学理念，开创中国考古学新局面。

张磊 国家文物局考古司 

张磊司长代表国家文物局向信立祥先生致敬。张司长表示，2003—2017年，自己在考古处工作，十余年间经常陪同先生出差、检查工地，深受先生言传身教。在考古发掘方面，先生长期深耕田野，主持过山西平朔煤矿汉墓、河南班村遗址等重要工地的发掘，指导了海昏侯墓、“早期秦文化”等重大考古项目的实施。在文物保护方面，先生长期参与三峡、南水北调等国家重大工程的文物保护工作，助力大遗址保护与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在学术研究领域，先生长期致力于战国秦汉考古与美术考古研究，在汉画像石研究领域成就突出。在国际合作方面，先生享有很高的国际学术声望，不遗余力地推动中国考古学的国际化。在个人品格方面，先生自律、宽厚、渊博、敬业，淡泊名利。我们要传承弘扬老一辈考古学家的优良作风，落实大考古的工作思路，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考古学。

李零 北京大学中国汉语言文学系 

我与信立祥先生认识很久了，我们读研究生的时间差不多同时。我清晰记得1985年7月16日，在北大食堂举办俞伟超先生离开北大的欢送会，当时是信立祥等几位主持的，他们都身着西装，十分庄重。我带来了这场欢送活动留言簿的照片，在上面签名的很多人，这次也在追思会的现场。在工作中，我与信立祥先生合作频繁。我们一起去连云港的祭祀遗址考察、去宁夏考察。在信立祥先生的支持下，北京大学还与海昏侯墓开展了出土简牍方面的合作研究。最后一次见到信立祥先生，是在甘肃四角坪遗址的现场会上，当时他还提出了颇具创意的想法，精神也很饱满。我们的很多研究都得到过他的支持和帮助，非常怀念他。

王子今 西北大学历史学院

数十年来，秦汉考古无论在人才建设、学术积累、研究开拓的深度和广度，以及科技参与度方面，均进步显著，这其中信立祥先生的贡献非常醒目。他是做大事的人，有大将之风，是个“帅才”！他主持或参与的考古项目，如平朔大规模汉墓群的发掘与清理、连云港带有佛教文化元素的汉代遗迹的调查与研究、西汉水上游早期秦文化探索、海昏侯墓发掘等，皆是影响秦汉史研究的学术大动作，形成了具有世界意义的学术影响。我们相处之间，他的努力、严谨、谦和，极强的人格感染力都让我印象深刻。以花喻人，他的学术人生不是盆栽中的花朵，他的学术贡献就像一棵高大的乔木，繁花满枝。信立祥先生也是“好大一棵树”。谨此表达对他的深心敬仰和怀念之情，以及学习他的学术精神的心愿。

（左）张磊，（中）李零，（右）王子今

李季 故宫博物院考古研究所 

信立祥先生对于我来说是亦师亦友的长兄。他倾囊相授，无私分享的品格让我记忆犹新。上世纪80年代，我因参与起草第一版的田野考古工作规程，需要翻译日本文化厅的《地下文物发掘调查手册》，是信立祥先生不辞辛苦，连译带校，非常细致地帮助我完成，这让我由衷敬佩信立祥先生的学识和为人。在当年配合基建发掘平朔大规模汉墓群的时候，信立祥先生展现出卓越的协调指挥能力。2015年，我和故宫考古同仁考察海昏侯墓发掘时，先生亲自开车接送我考察并细致讲解遗存和工作概况。在日常相处中，我们两家曾为楼上楼下邻居，充分体验到信立祥先生极具人格魅力，既有学术的认真严谨，又有江湖的豪爽磊落。信立祥先生处于考古学代际传承的关键节点，他的学问、人品、见识都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和学习。

袁靖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袁靖先生深情回忆了送别信立祥先生的场景。1994—1996年，信立祥先生在日本茨城大学任客座教授，不仅出版专著、授课育人，还与日本学者茂木雅博教授创办了《博古研究》刊物，至今仍在发行，在日本树立了中国学者的丰碑。先生逝世后，茂木雅博教授及日本友人在《博古研究》推出了纪念专刊，日本学者委托我与王建新分别撰写了纪念文章。在文章中，我从学术成就、学术理念与人格魅力这3方面，深切缅怀了信立祥先生。第一，先生专心专注于汉代画像的综合研究，其著作具有里程碑意义。第二，先生指导的海昏侯墓发掘，真正实现了发掘、保护、利用协同推进，彻底改变了传统墓葬考古发掘的模式，成为中国以及东亚墓葬考古发掘的经典范例。第三，先生对后辈关怀备至，不仅在学业上高瞻远瞩，为人指明方向；在生活上也是照顾有加，让人如沐春风。先生的光辉形象永远铭刻在我们这一代考古人的心中。

王建新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

我同样受《博古研究》委托，在纪念专刊上撰写了纪念信立祥先生的文章。在文章中，我详细梳理了信立祥先生的生平。先生早年家境清贫但家教严格。1965年考入北大历史系中国史专业，是班级的优秀学生；1972年在定县博物馆，参与了多座汉墓的发掘，执笔了很多篇文章。他执笔的《河北定县发现两座宋代塔基》发表于1972年的《文物》上，获得了宿白先生的高度评价。1979年，信立祥先生考取了北京大学的研究生，并于1982年入职中国历史博物馆。1987—1988年，我与信立祥先生同在日本研修，信立祥先生视我为师弟，无私分享了治学的经验。我在信立祥先生的支持与帮助下，促成了西北大学和奈良县立橿原考古学研究所的交流合作。1991—1999年，先生主持班村遗址发掘期间，开创了多学科参与式的合作模式。此后，先生还推动了早期秦文化研究、海昏侯墓等诸多考古大项目的实施。信立祥先生不仅在学术上继承了俞伟超先生的衣钵，在为人处世上也有俞伟超先生的风范，他不遗余力地支持和帮助年轻学者，如兄长般和蔼可亲。先生的离世是考古界的重大损失，他的人格风范与学术成果将始终激励大家。

（左）李季，（中）袁靖，（右）王建新

白云翔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我们常称呼信立祥先生为“老信”，这既是敬称，也是多年情谊的缩影。我与老信交谊有30多年，建立了深厚的兄弟情谊。限于时间的关系，我将重点从中国考古学会秦汉考古专家委员会建设的角度，缅怀信立祥先生。信立祥先生是秦汉考古专委会首届主任，2014年专委会成立时，他就明确将专委会定位为促进学术繁荣的沙龙，提供学术交流的平台，确立了科学、民主、开放、包容的专委会工作方针。这些意见为秦汉考古专委会的建设和发展定了基调，对秦汉考古工作的繁荣具有重要意义。2017年，为了秦汉考古专委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同时也为了扶持后学，信先生主动请辞专委会主任职务，并提议设立主任的任职年龄限制。换届后，信先生受聘为秦汉考古专委会的学术顾问，仍积极建言献策，彰显了先生的学者风范。信立祥先生虽然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他为中国文博考古事业做出的重要贡献将为历史所铭记。他热爱考古事业，毕生奉献于考古事业的精神，将激励我们为我国考古事业的发展和繁荣不断努力，接续奋斗。

关强 中国博物馆协会

我与信立祥先生相识四十年，在校期间便结识了，入职国家文物局后长期与先生交流共事。第一，先生是国博考古部的核心组织者之一，推动河南班村、山西平朔汉墓、三峡工程、早期秦文化等重大项目的实施，对历博也就是后来的国博考古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第二，信立祥先生全力支持国家文物局的工作，担任海昏侯墓专家组组长期间，几乎每日通报发掘进展、全程驻守，认真负责。第三，先生为人敦厚，在俞伟超先生患病、童明康先生患病期间，先生均跑前跑后、悉心照料。信立祥先生不仅在学术上树立了榜样，更在为人处世上做出了很好的指引。追忆先生最好的方式是把工作做好，把人做好，推动文博考古事业向前发展。

孙英民 河南省文物考古协会

我与信立祥先生相交数十年，视信立祥先生为兄长与老师。河南是秦汉考古重地，先生曾多次赴河南指导工作，是河南考古的核心专家。当曹操墓的发掘引发社会关注时，先生带队深入考古一线、发声护航，起到了很好的正面引领作用。先生对地方的考古工作用心指导，总能鼎力相助，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先生为人敦厚，就像个大哥，我们总会回想起他的笑声。先生70岁寿辰时，河南考古界在洛阳为其祝寿，此后先生遭遇血栓、癌症等病痛，仍带病坚持指导工作。先生将一生扑在考古事业上，忽视了身体健康，令人痛心与惋惜。我永远铭记先生的指导与帮助，永远怀念他。

（左）白云翔，（中）关强，（右）孙英民

杨哲峰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于我而言，信立祥先生既是受敬仰的学界前辈，也是令我敬重的北大学长。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信先生1982年北大研究生毕业，而我是1983年进入北大学习的。但我第一次真正见到信先生本人，还是多年后信先生受邀回母校参加汉唐方向研究生毕业论文的答辩。先生身材魁梧，声音洪亮，性格开朗，众人皆被他爽朗的笑声所感染。还有一件令我记忆犹新的事是在洛阳参加学术会议期间，我曾与信立祥、赵化成、焦南峰几位先生赴北邙山上考察东汉帝陵前的石象。当时，因石象周围院墙围挡导致无法拍摄，信立祥先生主动蹲下，让我站在他的肩上，他托举着我，这才成功拍到石象的照片。这种不拘一格对学术的执着追求深深感染了我。信先生在汉代画像石的研究方面成就卓著，在北京大学秦汉考古教学中，先生所著《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是必讲的内容。在此，我提议加快推进平朔煤矿汉墓资料的整理与出版，这也是对信先生很好的纪念。我坚信先生的学识、品格、学术影响将在学界长久传承。

孙波 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

我的学术专业与信立祥先生不同，在学术上与先生交流不多，但是先生的品格令我敬佩。信立祥先生曾两次赴山东指导琅琊台遗址、定陶汉墓的发掘工作。在考古现场，先生细致入微，认真负责，展现了极高的田野考古水平。在日常生活中，先生对晚辈总是热情随和，在一次探望中，天降大雪，先生不顾严寒，推着自行车外出远迎，让我们非常感动。先生的汉画像石研究与山东结下了深厚的渊源。今天在会场，聆听了各位嘉宾的发言，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先生的高尚人品与学术魅力。再次缅怀先生。

王奇志 南京博物院

我去年未能到京送别信立祥先生，十分遗憾。借这次追思会的机会，我专程从南京前往北京，缅怀信立祥先生。早年在连云港的考古发掘项目中，我跟随信立祥先生工作长达四、五年之久。从野外发掘、资料整理到报告出版，我与先生朝夕相处，深受先生教诲。我曾借宿于先生在天坛的旧居，在先生指导下系统研读秦汉文献，这使我首次真正走近秦汉考古的学术殿堂。先生在河南班村遗址、江西海昏侯墓葬、早期秦文化等重大考古项目的实施中，身体力行，为考古发掘与研究树立了典范与标杆。先生《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等著作已成为秦汉考古的典范之作。我未能继续跟随先生深造，十分遗憾。我将永远铭记先生的提携与教诲，深切缅怀这位可亲可敬的前辈。

（左）杨哲峰，（中）孙波，（右）王奇志

方勤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先生长期关注湘鄂豫皖楚文化研究会的发展，以及湖北及相关地区的考古工作。三十年来，先生多次赴三峡地区指导工作，仔细认真，严谨负责，为这项重大工程的文物保护贡献了卓越的智慧。在这些重大的考古工程上，如三峡、海昏侯墓、早期秦文化等的具体实施上，先生不仅亲力亲为，亲身实践。在学术研究领域，也令人敬佩。先生《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等著作是学界的经典著作，影响深远。长期以来，先生也十分关心地方考古所的人才队伍建设与学术发展，细心指导地方考古所年轻人的成长。先生的爽朗与豁达总是历历在目。先生的风范、学识与人品影响深远，将持续指导地方考古院所的高质量发展。

张居中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我与信立祥先生是在河南班村遗址的发掘中熟悉起来的。先生亦师亦友、平易近人，在工作与生活上对年轻的考古队员的关怀无微不至，亲自安排考古队员在工地学车、学电脑、配剃须刀等生活琐事，令众人如沐春风。先生是俞伟超先生多学科考古综合研究理念的核心实践者和具体组织者，在班村发掘期间，先生要求参加班村多学科考古的其他学科专家也要参与发掘并在工地组织相关讲座，真正贯彻了多学科综合研究的理念。先生组织团队自制浮选工具，在班村考古工地开展了中国最早的浮选实验，取得了重要收获。先生是非常优秀的组织者，不仅能凝聚各领域的学者，更能在交往中使大家都获得新的收获，开阔新的思路。先生乐于助人，曾冒大雪赴贾湖遗址指导博物馆建设，令我印象深刻。先生如火炉般温暖众人，不管何时何地与他相识，都能令人如沐春风。深切缅怀先生。

张庆捷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

我与信立祥先生初次相识是在1983年山西平朔煤矿汉墓的考古大会战中。当时，先生是考古工地唯一的研究生。他以突出的专业技能与极强的人格魅力迅速成为团队的核心。先生任历博考古部主任期间，与山西考古所密切协作，鼎力相助各项事宜。先生的《汉画像石综合研究》是国内首部综合性的研究著作。在人格风范上，信立祥先生更是为人所称道。他认真筹备苏秉琦先生的海葬仪式；他尊师重道，主动承办俞伟超先生70岁寿辰。追忆先生是最好的送别，愿先生一路走好、风范长存。

（左）方勤，（中）张居中，（右）张庆捷

宁立新 山西省文物局

信立祥先生逝世一周年，是中国考古学界的重大损失，更是山西考古界难以弥补的遗憾。我与先生相识于1983年平朔考古工地，该工地是为配合中美合资露天煤矿建设而开展的抢救性发掘，信先生作为俞伟超先生的大弟子，被推选为考古队副队长。当年条件极为艰苦，零下二十多度仍要赶工期。一次雨天，我和先生与四位民工共用一件棉大衣遮雨，坚持测量绘图。在先生带领下，平朔考古队共发掘汉墓2000余座，出土文物1万余件，被国家文物局树立为典范，1985年被评为文化部先进单位。先生牵头完成的汉墓分期编年研究被俞先生评价为“中国长城地带汉墓分期的标尺”。考古队2004年解散，报告长期未完成，2018年邀请先生重回山西研讨，目前报告第一卷已出版，告慰先生。先生曾将出土的一件雁衔鱼青铜灯定名为“雁鱼灯”，名称沿用至今。80年代初，先生面临生活压力，山西考古界曾以优厚条件挽留，但他仍坚守北京。先生为人磊落、风趣幽默，是值得我们永远怀念的考古大家。

闫向东 科学出版社 

我进入出版行业八年后与信立祥先生相识。先生对我的出版业务始终悉心指导、无私支持。刚参加工作时，常见先生午休时与焦南峰老师下象棋，两人斗嘴打趣。我偶尔与先生对弈，他明知我棋艺不佳却丝毫不让，看我发愁便开怀大笑。2008至2012年，我们合作编纂《中国出土壁画全集》，项目难度极大。先生主动承担核心统筹工作，每周固定一天到科学出版社坐班处理稿件，坚持两年多，从不计较编委排名与个人名利，其中《河北卷》荣获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先生的贡献不可替代。先生是考古圈可敬可爱的老大哥，为人坦荡、淡泊名利、心系学术出版事业，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李岗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

得知信立祥先生去世，我十分悲痛。今天在国家博物馆的追思会弥补了我未能及时吊唁的遗憾。我与先生的渊源始于1994年班村考古工地实习，听闻先生既是威严的学术大家，又是风趣随和的长者，给我留下深刻印象。1998至1999年，我第一次当面见到先生，他耐心解答我关于陕北考古、汉画像石研究的问题，还赠予我珍贵学术著作，令我深受感动。此后因汉陵、早期秦文化、秦始皇陵考古等工作，我与先生有了更多接触，他的学术见解和文物保护理念对我个人成长和单位发展起到了重要引导作用。先生曾多次到秦始皇陵考古现场指导，还为我院院刊创刊号撰写了俞伟超先生小传。追思是为了传承，我们要把先生热爱考古、严谨治学、无私奉献的精神传承下去。

（左）宁立新，（中）闫向东，（右）李岗

杨爱国 山东石刻艺术博物馆 

我重点追忆信立祥先生在汉代画像石研究领域的开创性贡献。先生师从俞伟超先生，硕士论文《汉代画像石的分区与分期研究》是国内第一篇运用考古类型学系统研究汉代画像石的成果。2000年中文版《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问世，成为该领域的经典著作，在祠堂画像来源、汉代宇宙观解读等方面具有突破性贡献，在考古学、历史学、美术史学界影响深远。中国台湾学者邢义田院士高度评价先生的著作。先生临终前说：“《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再版完成，我没有遗憾了。”信先生高风亮节、学问扎实，我本人深受先生提携，曾协助整理研究资料，对先生的逝世深感悲痛。

郑岩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

我接着杨爱国老师的话题，从个人受教经历及美术史研究视角，补充信立祥先生的学术贡献。2000年我读博士期间第一次见到先生，杨泓先生曾评价他“值得深交”。我的博士论文答辩，先生作为同行评议人，手写一整页评议意见，给予我极大鼓励。先生是推动考古学与美术史学科融合的关键人物，其著作是全国高校美术史专业的必读书。2008年，我与贺西林、孔令伟发起“考古与艺术史的交汇”国际学术研讨会，先生积极参与并大力支持。汉代画像石研究是两大学科融合的重要抓手，先生以扎实的考古研究为引领，带动了跨学科交流。我已将追思会消息发布到汉文化研究微信群，美术史、舞蹈史等多个领域的学者纷纷缅怀先生，足见其学术贡献是历史性、跨学科的。

张天恩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我与信立祥先生深入共事交往，是从“早期秦文化考古项目”开始。该项目2002年酝酿，2004年正式启动，先生是最核心的发起者、组织者和推动者。他积极热情地协调这一创新性的，跨地域、跨系统的校、馆、所五家研究单位参与的合作科研团队形式，开创了国家文物局指导下国家队、高校、地方院所联合攻关的考古发掘研究模式，成为全国考古协同项目的标杆。先生和其他核心成员协商将项目定名为“秦文化探源”，打破地域限制，把陕西、甘肃纳入统一研究框架。为了避免延误项目开展快速进入研究工作状态，他倡导项目自2004年起先由各参与单位自负经费开始，不等待项目经费批准到位再实施，获得相关单位的支持，保证了项目的及时进行。经连续多年开展的调查、发掘和研究，项目取得一系列重大发现，明确了早期秦人的发展脉络与文化制度，西犬丘、西新邑、秦邑等多个秦人早期都邑的所在，已掌握了基本的定位。先生性格爽朗、激情满怀、敢于担当，是项目团队的精神核心。这种多单位合作模式被公认为最成功的考古协同模式之一，产出了丰硕成果，培养了大批青年人才。先生的奠基性贡献将永远载入中国考古史册，光耀学林。

（左）杨爱国，（中）郑岩，（右）张天恩

王占奎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我于1982至1985年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期间认识信立祥先生。我们的宿舍被称作“聊斋”，先生常来畅谈。后来，先生主持班村发掘，我与他下棋，前八盘他一盘未赢，他豪迈地说：“好汉不赢前八盘。”结果后来我再也没有赢过。他的豁达、好胜与智慧给我留下极深印象。先生学识广博，无论学术、时政、野史还是趣闻轶事，样样精通。读过他的汉代画像石研究著作后，我更感受到他治学扎实、功底深厚，是真正的学术大家。在我心中，先生豪爽、大气、敞亮，能文能武、敢想敢干，是考古界的“枭雄”式人物。接到追思会邀请时，我才意识到先生已离开一年，但我始终觉得他还在我们身边。我对先生的敬佩与怀念将伴随一生。

田亚岐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2004年年初，我在甘肃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协调会上首次见到信立祥先生，当时为解决秦文化的溯源事项，以信老师所代表的国家博物馆和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西北大学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同仁们组成联合考古项目组，计划在甘肃陇东地区天水、礼县和甘谷一带开展工作。可当年的秦文化工作，原本陕西是重心地区，我们这边从凤翔才开始从考古上追寻秦人的足迹到达陇县，而信老师等五方的老先生们此时已经按照先前赵化成先生在甘谷毛家坪的考古收获，以及礼县大堡子山秦大墓的信息，在当时考古线索极少的情况下，把目光注视到陇东一带，中间跨越百十公里，而且给甘肃的工作项目起名“秦文化探源工程”，今天从这一点回头想，信老师和几位老先生们学术目光还是非常敏锐和具有前瞻性的，它打破传统认知局限，一下子把秦人起源研究从陕西向西延伸至甘肃地区，当年我作为陕西考古研究院的代表也一度参与了在陇东地区的考古调查。后来在信老师的倡导下，整合了陕西、甘肃的秦文化考古资源，确立了以田野调查为基础的研究路径。经过二十多年持续工作，基本厘清了“九都八迁”背景下早期秦人迁徙路径和发展历程，较为清晰地展现了秦从封国、王国到帝国时期的制度转型。在宝鸡、凤翔等地的秦汉考古工作中，先生又积极推动国家博物馆考古团队加入，助力了秦汉考古学研究得以从文献、考古方面的双重实证。先生性情温和、视野开阔、布局长远，既重视现场发掘，更注重学术体系构建与青年人才培养。他的学术指导、资源协调与精神引领，是秦文化考古不断突破的关键。先生虽已离去，但他的学术思想与人格力量永远激励着我们。

梁云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

信立祥先生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的老领导。2024年11月我还在宝鸡的会议上见到信立祥先生，他谈笑风生、声音洪亮，没想到数月后便离世，感觉很突然。1998年我参与河南班村考古项目，第一次见到先生，就被他的豪爽大度、慷慨热情所折服。信老师对国博考古工作的发展、对人才队伍的建设倾注了很大心血。2003年，我受先生委派参加“早期秦文化考古项目”启动会，经过他的斡旋，国博得以顺利加入项目。2004年项目正式启动，成为跨单位合作考古的标杆。我在这个项目上一干就是二十多年，期间国博至少连续十年派人参与，培养出一支作风硬朗，能打硬仗的队伍。对于我们年轻人而言，在业务起步的阶段就能参加这种学术目标明确，组织有力，持续投入，而且专家云集的项目，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让我们能很快地成长起来。2008年先生又牵头策划“关中秦汉离宫别馆考古调查项目”，推动了宝鸡魏家崖、凤翔血池等重要遗址的发现。如果没有先生的积极参与组织策划，我们很可能与这些大项目无缘，学术方向乃至人生道路都会不一样。2011年我准备调离北京，先生出于对单位人才的珍惜，多次托人挽留；对此我至今仍心有愧疚，感觉有点辜负先生的期望。先生的离去是秦汉考古界的重大损失，我们将沿着他指引的方向继续前行。

（左）王占奎，（中）田亚岐，（右）梁云

高大伦 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我补充三件大家可能不太熟知的往事，以更完整地呈现信立祥先生的人格与担当。第一，先生生前希望将个人藏书捐赠。在游富祥院长、田伟等同志的协助下，全部藏书已顺利捐赠至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学校专门开辟场地进行陈列，供全院近千名学生使用，真正实现了学术资源的传承。第二，整理藏书时，我们发现一封1996年1月11日信先生发给王建新先生的传真。内容为细致入微地协助王建新办理日本留学资格认定、材料审核、课程安排等事宜，一字一句周全耐心，充分体现了先生外表粗犷、内心细腻、倾力提携后辈的品格。第三，1995年底，日本的中国考古学会召开年会，信先生主动出面联络，细致组织，为参会的中国留学生争取到免费的晚餐，在异国他乡给予了后辈最实在的关怀。此外，信先生曾赴四川考察，对四川的崖墓年代给出了中肯的指导，解决了四川考古界长期未决的年代难题，体现出顶尖的田野判断能力。信先生一生重情重义、心系学界、无私奉献。他的学术成就与人格魅力，将永远被中国考古界铭记。

郭伟民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信立祥先生对湖南考古事业给予了长期关心与支持。我与他相识二十余年。2010年因永顺老司城遗址第四次考古发掘，与先生有了密切交往。2010年11月21日，老司城遗址考古现场会召开，当天大雨，先生冒雨实地考察，仔细观察出土瓷片，提出关键性的指导意见。2013年7月16日，为配合“中国土司遗址”，即湖南老司城、湖北唐崖、贵州海龙屯三地联合申遗工作，先生再次来到湖南，顶着酷暑徒步十余公里，走遍全部核心区域，对考古发掘、文物保护、展示利用的同步推进提出了系统务实的意见，为申遗成功奠定了学术基础。先生为人平易近人、治学严肃认真、性格幽默豪迈，如同考古界的“大侠”。海昏侯考古期间，他担任专家组组长，长期驻守工地。先生对后学的关心毫无门户之见，传承了老一辈学者的大爱。我们将以先生为榜样，继续做好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事业。

林留根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

我与信立祥老师相识于他到江苏指导考古发掘工作。信老师发掘连云港孔望山遗址群，特别是发掘东海庙遗址，令我印象十分深刻。该项目与区域文化、民众生活关联紧密，学术价值极高。当时驻地是林场的废弃房屋，阴暗潮湿，蚊虫蜈蚣丛生，信老师毫无怨言，始终坚守一线，每天亲临现场指导。他对基层考古工作者毫无架子，将我们视作晚辈悉心指导。江苏地区但凡有考古难题，只要致电邀请，他无论多忙都会赶来支援，在秦汉考古领域给予江苏全方位学术把关。2013年扬州有重大考古发现，信老师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精准把控学术判断，稳妥安排专家论证节奏，既尊重现场实际，又兼顾学术严谨性，实现了高质量、高效率的发掘成果。我记忆中他最后一次参与江浙地区重要的专家会议是2024年10月31日在绍兴，他担任专家组组长，遗址环境复杂危险，他依旧精神饱满。信老师还高度重视考古保护理念，在文物保护、环境考古等领域做了大量开拓性工作。他是跨时代的考古学者，生于旧中国、长在红旗下，作为“文革”前的大学生、改革开放后的首批研究生，学术造诣深厚，格局宏大。他的精神永远留在考古事业中，我们将永远缅怀。

（左）高大伦，（中）郭伟民，（右）林留根

宫希成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我与信立祥老师相识已久。我到安徽工作后见面次数减少，直至手机普及后才恢复密切联系。我担任副所长后，在安徽汉代考古工作中经常向信老师请教，他每次都毫无保留、倾囊相助，是我事业上的恩师。他为人随和，私下让我叫他老信，但在公开场合我始终敬称“信老师”。他既是师长，又是值得信赖的兄长。尽管很少到安徽，他仍通过公开资料全面掌握安徽考古动态，展现大家素养。2020年我承担一项重要考古项目，邀请信老师担任专家组成员。他坦言身体难以长期挂职，却承诺“随叫随到、有需必应”。2023年11月项目进入关键阶段，我邀请他亲临现场。他停留了一整天，细致审阅方案，并分享其他地区的考古经验，供我改进思路，为项目少走弯路提供了关键指导。我们约定2024年发掘至开棺时，请他再次莅临，却因他身体原因未能实现，成为永久遗憾。信老师对安徽考古的支持、对我个人的指导，安徽考古界永远铭记。他淡泊名利、待人真诚，用专业与品格温暖了基层考古工作者。我们永远怀念他。

王辉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我与信立祥老师相识于硕士阶段，一段借书往事成为初识印记。当年我从图书馆借出《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撰写论文，信老师随即从我处借阅参考，一借半年，我虽焦急却也感受到他对学术的执着。90年代在日本，我毕业论文陷入困境，他在画像石研究方面的成果给我极大启发。回国后，我们共同策划“早期秦文化”研究项目，开展了一系列调查、发掘、考察、学术会议、报告编写等工作，信老师在其中贡献了诸多良策。信老师十余年间，我们一同调查时，他总是风趣幽默，分享考古界轶事，让田野工作充满欢乐。2024年底在宝鸡开会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2025年3月26日我在新疆开会时突闻他离世，立即返程回京送别恩师。在我心中，信老师睿智豁达、光明磊落，待人真诚、治学严谨，足迹遍布全国，是学界标杆。他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郑同修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通过此次座谈，信立祥老师的形象更加鲜活立体。我因工作关系与信老师交往密切。他常年奔赴全国考古工地，对山东考古格外关注与支持，在琅琊台连续六年的发掘、滕州采石场论证会、定陶学术会议等重要工作中均给予了支持和帮助。我们原计划邀请他参加琅琊台学术会议，带他与老伴到海边散心，却因他住院未能成行。我在山东考古所主持工作十余年，与信老师交往深厚，他从不摆架子，亲切随和。信老师在全国考古文博界享有极高威望，不仅源于深厚学术造诣，更在于高尚的人格魅力。他为人豁达大度、直来直去、真诚直爽、粗中有细。检查地方考古工作时，他不仅指出不足，更主动想办法弥补，全力支持地方工作。他对年轻学者真心关爱、悉心指导，不求回报。离世一年多，学界同仁依旧念念不忘，这是因为他的学术思想、为人处世的态度、豁达真诚的性格是最值得我们尊重与学习的地方。

（左）宫希成，（中）王辉，（右）郑同修

刘振东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我参加信立祥先生追思会，主要是想聆听前辈、师友们讲述他的人生经历和学术贡献，来向信先生学习。我与信先生交往不多，主要是在各种会议上见面，当然他的著作我是读过一些。虽然接触不多，但还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有四点体会和认识。一是他为人热情豪爽、与人为善，言谈举止很有感染力。二是做事有格局、有魄力，能与大家打成一片，团结大家一起干事情。三是学术成就卓著，他的代表作是《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在汉代图像研究、美术史研究领域具有开创性，也极大地惠及后学。四是他为秦汉考古专业委员会倾注了大量心血，2014年被推举为首任专委会主任后，他组织了“秦汉考古视野下的汉代海昏侯墓地考古及其意义学术研讨会”“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秦汉考古专业委员会学术研讨会”“汉代海上丝绸之路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等多场高水平学术活动，为学科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信先生为人、处事、治学的方方面面，值得我们追忆、学习，将激励我们前行。

曹兵武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我初到北京工作时，与信立祥老师渊源深厚。我于1987年9月到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报到时，便被安排使用他赴日交流时空着的办公桌。我先被安排在水下考古，后转入陆地考古，主攻环境考古，跟随信老师参与俞伟超先生主导的“陆海空”考古布局落地。俞伟超先生筹划河南班村遗址发掘工作启动后，信老师是实际上的负责人。俞先生把握宏观方向，信老师开展现场统筹、团队凝聚、工作推进等工作。当时，除了顾问及其团队的多学科参与者，参与发掘的来自全国各单位的多位学者几乎都是以志愿者身份投身工作的，是信老师用组织能力和人格魅力凝聚团队，让团队充满活力。俞先生认为班村发掘开启了中国考古第三阶段，正是信老师全力落实了俞先生在班村的考古规划，推动中国考古学进入新阶段。如今，我们在这里怀念信老师，也是在怀念那段热火朝天的青春时光，是对过去工作的反思，更是对考古事业未来发展的期望。

张建林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信立祥先生是“文革”前的大学生、“文革”后的首批研究生，改革开放后迅速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的核心领军人物与学界标杆。河南班村遗址的发掘，俞伟超先生是宏大考古规划的提出者，信老师等前辈是这个宏大方案的核心执行者，大家以志愿者身份全力配合，是重要的参与者。1993—1994年，我以“共同研究者”的身份前往日本，见证了信老师在日本求学所面临的挑战。那时，他受邀请在日本高校开设秦汉考古课程，语言障碍与专业备课压力巨大。加之他身材偏胖、极易出汗，导致他讲课时常年汗水浸透白衬衣，但他仍坚持一边教学一边撰写博士论文，完成博士答辩。信老师面对挑战时的举重若轻，让我由衷地敬佩。他是我们的良师益友。同时也感谢国博给我们提供这样一个机会，可以共同怀念他。

（左）刘振东，（中）曹兵武，（右）张建林

戴向明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我于1993年入职中国国家博物馆，2023年离开，与信立祥老师在国博共事30年。他是我的老领导、恩师与挚友。信老师亲和力极强，不分职级年龄，与年轻同事无拘无束相处。我刚入职时，他亲自带我熟悉部门、安排工作，细致规划我的职业方向，尊重我的选择。他重视人才、倾心相助。在我工作期间，他全力支持我的发展。2000年，我停薪留职留学，留学后返回国博继续工作，他前后都给予了很大帮助和支持。他学识渊博，历史文献功底深厚。他风趣幽默、真诚待人、与人为善、重情重义。年轻时曾因喝酒耽误朋友的事，他便从此彻底戒酒。病重在家休养期间我去看望他，他依旧谈笑风生，看淡生死，坦然拒绝化疗，从容豁达。30年相处，他在工作、学术、做人上给予我全面影响。他虽离世，却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杨林 中国国家博物馆

我与信立祥老师相识于北京大学校园。1978年我读本科，1979年他读研究生，同随俞伟超先生学习，我们在北大时就接触很多。毕业后，我追随俞先生到国博考古部。信老师深耕田野考古，我负责遥感考古，与张威的水下考古形成“陆海空”布局。当时的历博考古部还承担着国家文物局的一些科研任务，为全国各地的重大考古发现提供一些技术和业务方面的咨询。我印象深刻的比如山西平朔汉墓的发掘，当时不仅有山西省考古所、山西各地文物干部的参与，历博考古队也是重要的力量，山西大学的一些年轻教师也参与其中。因此，信老师与山西考古界、山西大学结下了深厚缘分，在他晚年时，将藏书捐赠给山西大学，尽显深情。平朔考古报告至今未出版，这是俞先生与信老师的毕生心愿。我呼吁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山西大学携手推进，尽快完成报告出版，告慰两位前辈。

曹龙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我受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种建荣委托，代表种院长、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及全体陕西考古人，向信立祥老师致以最诚挚的哀思和最崇高的敬意，感谢信老师多年来对陕西考古的学术关怀与支持以及对后学晚辈的提携与帮助。我年轻时曾在科研管理岗位，同时也参与西汉帝陵考古，因此与信老师多有接触。彼时他已是学界泰斗，每次聚在一起，也总是认真听他的学术指导以及考古界的逸闻趣事，对他洒脱豪迈的个性、独到的学术视角和处世之道，甚为崇拜。今日聆听各位前辈老师的讲述，信老师忠厚善良、侠肝义胆的形象在我心中更加丰满，更加立体鲜活。虽然信老师已经离开一年了，但我们总觉得故人犹在，因为他宽厚待人、豁达处世、深耕学术的精神一直在影响我们、激励我们。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遗忘才是，信老师一直活在我们心中。

（左）戴向明，（中）杨林，（右）曹龙

焦南峰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我认识老信较晚，应该是1998年，但一结识就非常投缘，于是老跟着他一起活动，以至于有朋友开玩笑说“信不离焦，焦不离信。”能有附骥之幸，是我考古生涯的机遇。今天追思老信，我只想提两件很多人不太关注，或不太清楚的往事。第一件事是上世纪七十年代，老信在定县博物馆工作期间，先后参加了河北省定县43号汉墓、定县八角廊40号汉墓和宋代静志寺、净众院塔基地宫的考古发掘和资料整理工作。首次发掘、确认了东汉中山穆王刘畅陵和东汉中山怀王刘修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发掘出东汉中山怀王刘修陵的陵园园墙，这在中国陵墓考古田野工作中是首次发现，体现出老信他们团队超前的研究意识和老信个人超强的考古研究天赋。第二件事，是江西海昏侯墓刚刚发现，老信是国家文物局指定最早到现场考察的专家之一，在现场他就明确表态先勘探，搞清墓地整体规模、布局及内涵后再确定发掘与否，显示出“大遗址考古”的宏观思路和理念，这时国家文物局《大遗址考古工作要求》尚未颁布。海昏侯墓园的首次勘探，发现了墓葬、礼制建筑遗址及外藏坑等等，没有发现墓园垣墙。我拿着勘探图请教老信，是否让勘探队再次进场，寻找理论上必须存在的“园墙”。老信笑着回答，“园墙是应该有的。勘探你负责，找不到看你怎么交代？”于是勘探队二次进场，终于发现了有异于北方黄土地带夯土墙的梯形堆土园墙，圆满完成了海昏侯墓园的考古勘探工作。信立祥先生是中国秦汉考古和中国陵墓考古的领军人物，是中国艺术考古的先行者，中国科技考古和聚落考古的推动者。老信走了，我们永远怀念你！

与会诸位先生发言结束后，国家博物馆考古院院长游富祥发言致谢。我们选择在信老师离世一周年之际，与中国考古学会秦汉考古专业委员会、陵墓考古专业委员会共同举办此次追思活动，缅怀信老师的一生。今日各位前辈老师的深情讲述，再现了信立祥老师的学术成就与人格风范，信老师在我们后学心目中的形象更加立体。作为后辈，我们将传承他的为人之道、治学理念与优良学风，坚守考古初心，继续推动国博考古事业不断向前发展。再次感谢大家。

除参会嘉宾外，国博考古院的诸位同仁以及部分高校的学生也到场参会。与会同行一致认为，本次追思活动不仅是对信立祥先生的缅怀，也是对未来考古事业的展望。我们将传承信立祥先生深耕田野、严谨治学、无私奉献的精神，赓续前行，推动中国考古事业持续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