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大众长久以来对楼兰、龟兹、高昌、于阗这些邈远的西域故地心驰神往，并因井喷的考古新发现和“故纸堆”里的文书、写本愈发着迷时，焉耆则一度显得沉寂。

它在法显和玄奘的生命体验里，却是律仪整饬、僧徒精勤之地。

《高僧法显传》和《大唐西域记》的记述里，勾勒出作为小乘佛国的晋唐焉耆，这一形象在今日以唐代遗存为主体的七个星佛寺遗址中仍有浓墨重彩的体现。而在邻近博格达沁古城未经科学发掘的现实情况下，玉孜干古城出土的魏晋 — 北朝时期遗存，自然具有重要的补充认识价值。这也为项目的整理工作奠定了基调。

一、从田野回到库房

作为新疆考古的突然“闯入者”，在尘土飞扬的田野上，我每一天里似乎都有“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时刻。巨大的不确定性，让我在回到库房开始系统整理资料前，脑中纷乱繁杂，难以梳理。好在当我回到库房，触摸那些清洗后焕然一新的陶片时，这一切便重新回归相对稳定的状态。

基于目前的认识及测年，古城主体分为两期：城址始建和早期使用应在早期铁器时代，提供了西域绿洲早期城市化的线索与例证。而汉代遗存在此遗址似乎不明朗，测年结果也没有很好的支撑。随后的魏晋—北朝阶段，出土的陶片数量又井喷，且以生活用器为主，这表明该时期城内存在明确的人群活动。2025年的整理，我主要处理了晚段的遗存。在领队和同事们前期准备工作的支持下，我目标非常明确地开始对大量的陶器标本进行梳理。

就库尔勒所在的地理位置而言，除了焉耆盆地内汉晋阶段的小山口墓地材料比较系统，当然还率先想到邻近的三个方向的遗存可资对比：东面的吐鲁番，西面的库车，以及向东南还有孔雀河沿岸、罗布泊境内的大量汉晋遗存。甚至南道的相关材料亦能带来诸多启发。

我终于理解了处理残片比处理完整器要困难许多。从口沿的变化与器身的曲线、腹片上的残断纹饰，或是陶胎的色泽与层次中，都要尽可能多地提取关于器物风格与工艺的信息。忆及学生时代，老师们随手拾起残碎不堪的陶片，便能判断其年代渊源与器物部位的场景，一直让我印象深刻。

那时还以为是有什么神通，恐难以企及。

二、城址背后是一个真实世界

以往我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汉唐的墓葬材料。迄今为止，新疆境内历史时期大量的考古发掘简报和报告多出自墓葬，其中不乏明确纪年，在研究过程中自然而然会作为标尺拿来比照。然而历史时期墓葬的随葬品与生活实用器之间存在某种界限应属常识，这提示新疆考古应愈发注重发掘聚落结构完整且空间类型多样化的“大遗址”，以达到构建随葬品和生活用器在同一时空框架下的内在关联。以吐鲁番阿斯塔那墓群为例。高昌郡时期的墓葬随葬陶器以实用器为主，火候较高，质地坚硬。体量上以陶罐、陶瓮为例，口径基本都在10cm以上，器身宽大，显然是实际生活中制作甚至使用过的器皿用于随葬。例如阿斯塔纳北区墓葬TAM305随葬文书有建元廿年纪年（384年），出土的表面有烟炱并盛放有粟的汉式灰陶罐显然就是生活用器。玉孜干遗址也见一例相同形制的实用灰陶罐，器表呈瓦楞状弦纹，胎质细腻，汉地风格明显。而麴氏高昌时期随葬品开始以制作粗糙的彩绘陶罐为主，体量小，口径与腹径普遍在10cm以下，整体明器化特征明显，陶器组合也不如高昌郡时期复杂多样。这种变化体现出的是独属于地下世界的墓葬制度的形成。那么高昌郡时期墓葬随葬品对现实生活场景的复原，显然比麴氏高昌时期墓葬所见的可信度要高。

因此，玉孜干古城遗址作为古焉耆地域内近来科学发掘的一座城址，它在魏晋—北朝阶段的使用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一阶段的陶器目前主要发现于古城中央高台东墙的台下低地地层中。

在我看来，这批晚段的陶器主要有如下几个关键的特点：1.陶质陶色驳杂，烧制水平参差；2.器型以西域风格为主，偶见汉式器；3.部分器物体量大，可证定居生活稳定。

整理过程中，我偶尔会联想到《周书》所载：“（焉耆）国小民贫，无纲纪法令。”焦头烂额间，这些陶片的确也给我一种“野蛮生长”的无序感。但这可能恰好反映的，就是本地朴素的生产生态和工艺水平。

三、“东去高昌九百里，西去龟兹九百里”

焉耆在龟兹与高昌正中。玉孜干古城遗址魏晋—北朝时期的性质，以目前的发掘认识自然称不上是都城级别，但基本可认为是国境内一处沿用早期城址的聚落。陶器虽残，但器类能够丰富我们对这一阶段的认识，有陶罐、碗、钵、盏、盆、瓮、缸、纺轮等，还有制作较粗糙的釉陶器皿。

此时轮制技术已非常成熟。对比稍早和静小山口汉晋墓葬出土的陶罐，能明显看出从早期手制逐渐向成熟轮制技术发展的过程，小山口汉晋墓常见随葬典型的汉式束颈灰陶罐。而玉孜干古城遗址魏晋—北朝阶段呈现的陶器面貌则复杂许多。

在玉孜干古城遗址内能看到的这些生活用器中，陶瓮、陶缸自不必说，在新疆历史时期人群的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种大体量的容器，与储藏的功能密切相关。吐鲁番西旁景教遗址中，陶缸放置在酿酒的葡萄酒窖里。西边库车亦有黄文弼先生在哈拉墩遗址北区发掘的规模宏大的成组陶缸。而在玉孜干，那些巨型的夹砂黄皮红陶陶缸亦深嵌在文化层中，标志着一种稳定有序的生活。环塔里木盆地可谓“一衣带水”。继续向西，这样巨型且厚重的器皿在粟特地区也同样常见。

玉孜干出土相当数量的夹砂黄皮红陶器物则昭示了与西向龟兹带来的稳定陶器烧制工艺之间的关联。其火候高，质地坚，胎体厚重，显露其耐用的特性。

四、粟特未远

荣新江先生讲粟特人的轨迹“从撒马尔罕到长安”，甚至更远。学生时代未曾涉足新疆，我也以为撒马尔罕如何遥远。可当一切回归到物质性遗存上，千丝万缕的联系表征着这条通路上政商往来与人群流动之频繁。

在玉孜干晚段陶器的纹饰系统里，以线刻与戳印纹饰为主，这一阶段的纹饰和南、北道同时期类似，呈现出精细化和模件化的特点，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早期铁器时代——汉代陶器纹饰的随机性，是生产专业化的一个切面。这种技术上的突飞猛进背后是文化交流的疾速。

本遗址出土魏晋—北朝陶器主要在器物腹片上发现有水波纹、戳印篦点、同心圆圈（联珠纹）、刻划三角几何纹等。这些和西域及中亚同时期出土陶器所见纹饰风格类似。如果说上面这些纹饰易于理解，那么2024年新发现的那件贴塑人面陶片则尤其有趣。

它的图像组合不仅复杂，且较为少见。这是一件由四片残片拼缀而成的陶器腹片，中部由凸起的界格将陶片分为上下两个部分，各自形成一组回环的图像。上层从左至右由圆形联珠（残）、多层雉堞、联珠围合的贴塑人面三部分组成，向右紧接着还有一组已经脱落了的雉堞贴塑留下的边缘残痕。下层则让人相对熟悉，线刻三角填充戳印的回环构成常见的垂幛纹，在垂幛之间的空间里则保留了和上层一致的贴塑人像。二者均在发髻顶部穿孔，人像鼻部宽硕，眉目似肃穆，嘴部则有笑意。这是典型的西域或中亚人物应无疑。此为其一。

雉堞贴塑的形象与构图更是在环塔里木盆地同时间的陶器上罕见。除南疆且末有遗址采集到单层凸字型刻划几何纹陶片（发掘者认为是佛塔纹）可能有相关性，新疆境内目前发表的材料中似乎再难寻觅。偶然在阅读友人推荐的马尔夏克关于5-7世纪粟特地区陶器的研究著作时，使我把注意转移到这种三角垂幛的刻划戳印纹饰上，这在粟特地区那种单耳高领罐上非常流行，人们最有印象的恐怕就是那些出自纳骨瓮或是建筑构件近顶部的连续三角垂幛。而位于撒马尔罕东南的Kafyr Kala遗址出土的小小一件陶器残片上就出现了和玉孜干雷同的疑似多层雉堞状图像和三角垂幛纹的组合。粟特当然并不遥远，或许这就是留下的雪泥鸿爪，昭示着一种共同的审美取向或者神圣追求。

我当然很兴奋。这让我在浩如烟海看似同质却又彼此疏离的材料里至少找到一点抓手，也反过来更加期待，在一座现代城市安静的边缘地带——玉孜干如此广阔的平野和高台间还能藏着一个更生动的生活世界，等待着逐步探寻与还原，丰满我们对那个暂时有些沉寂的古焉耆的认识。

那大概是对考古人最好的激励与奖赏。

（文 | 闵婕 国家博物馆考古院 玉孜干古城遗址考古队队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