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机先生去世的第二天，我像往常一样来到馆里的食堂吃饭，忽而心中一紧，想起曾在食堂见到过的孙机先生的背影。这突然击中的回忆，将我带回那个白衣瘦骨的先生身后。

初次接触孙机先生是在字里行间。我博士研究的选题定为马车，初接触马车研究时，最早阅读的著作便是孙机先生的《载驰载驱——中国古代车马文化》一书。坦言讲，孙机先生最初于我留下的印象是四个字“晦涩难懂”。本就不熟悉的领域，加之复杂的马车专用名称，以及孙机先生惯用的文言表达方式，一篇小文读下来，不懂之词繁多。一本书也被我写画得乱七八糟。而最丧气的莫过于专注于字斟句酌后，却对内容依旧难以译解。

至读博中期，专研于马车系驾法研究的我深知，凡谈至此必绕不过孙机先生。车辆是一项重要的技术发明，承担着运输、作战和礼仪等功能，对人类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系驾法是解决车辆动力问题和操纵控制问题的技术方法,是马与人、马与车连接的关键，其本身也是一项重要的技术。车辆利用畜力的关键即是对于系驾法的发明和改造，因此系驾法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马车系驾法的研究分为三个重要的时期：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创立时期，以法国军官勒菲弗尔·德诺埃特（Lefebvre des Noëttes）专门研究古代马匹驾驭重要著作的出版为代表；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的传播与发展时期，以英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所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对牲畜牵引问题的讨论为代表；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本土化时期，此时便是以孙机先生的研究为代表。而孙机先生对于系驾法的研究可以还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对胸带式系驾法和鞍套式系驾法论述的研究初创阶段，二是加入了轭靷式系驾法的研究成型阶段，三是逐渐完善的研究推广阶段。

孙机先生对系驾法研究初创阶段的标志为1980年发表的《从胸式系驾法到鞍套式系驾法——我国古代车制略说》。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将殷车系驾法与西方系驾法相比附。提到在公元三千年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将马颈用颈带连于车衡曳辀，之后在公元前十五、十四世纪克里特、埃及、地中海等地又在此基础上增加了轭和腹带，形成了“颈式系驾法”。孙先生认为这种系驾法产生的问题是颈带会压迫马的呼吸。他认为当时的证据还无法证明殷代时东西方古车系驾法的结构是否相同。第二部分是对比古文献的记载和西周张家坡2号车马坑中发现的两辆车，对西周车及其系驾法绘出了复原图。认为西周马车的系驾法与西方古车不同，采用的是不压迫马呼吸的胸式系驾法，因此我国古车的性能较西方更优越。并进一步推断殷车与周车都不与西方古车同属一类型，是我国古代人民独立的发明创造。第三部分则是主要讨论西汉之后双辕车中系驾构件的变化，陈述了轭的形制变化以及宋代肩套和元初小鞍的出现，这也形成了沿用至今的小鞍——肩套式系驾法。第四部分则是对整篇文章的概括总结，再次强调胸式系驾法和鞍套式系驾法的领先之处。孙机先生还在本文中将胸带式系驾法出现的时间于李约瑟的研究相比提前到了西周。

孙机先生对系驾法研究成型阶段的标志为1983年发表的《始皇陵二号铜车马对车制研究的新启示》。文中第一次提出了秦始皇陵二号铜马车中采用了轭靷式系驾法，主要承力的是轭和靷，这与当时西方地中海及近东地区的系驾法完全不同。1984年，孙机先生在《中国古代马车的系驾法》中对1980年和1983年的两篇文章中系驾法的论证进行了重新整理和总结，并对国外的系驾法进行了分析。从而系统地说明了中国系驾法由“轭靷式系驾法”到“胸带式系驾法”再到“鞍套式系驾法”的三种不同系驾方式的演变（图一）。另外孙机先生还在文章中讨论了中国古车的创制时间，认为中国古车的出现时间与中国古代轮转工具的发展顺序相吻合，因此设想中国的车是中国独立发明的。孙机先生进而以出土实物秦始皇陵二号铜马车和象形文字的证据，说明中国商周秦时已经采取了轭靷式系驾法，而这样的系驾法不会像西方系驾法一样影响马的呼吸。而自战国开始，独辀车改为双辕车并出现了新的胸带式系驾法，再次强调了中国在古代马车系驾法中做出的巨大贡献。

图一  1984年孙机总结“中国与西方古车系驾法的比较图”（《自然科学史研究》1984年第2期《中国古代马车的系驾法》第176页）

孙机先生系驾法研究推广阶段的标志是将中国古代马车三种系驾法的观点整篇或节选收录于《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中国古舆服论丛》、《中国古车制研究的回顾与前瞻》、《中国古代物质文化》、《载驰载驱 中国古代车马文化》等著作和文章中。但是自1984年孙机先生的《中国古代马车的系驾法》发表之后，其对系驾法主要观点并没有发生很大的改动，仅是对个别证据的补充或替换，以及对个别语句的修改。

由此可见，孙机先生的系驾法研究从初创阶段到成型阶段还是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其一提出了殷商周时期的马车为轭靷式系驾法，其二是将胸带式系驾法推后至西汉之后才出现。其观点发生变化的重要影响因素是秦始皇陵铜马车的出土和修复工作。孙机先生非常宏观地进行了中国古代系驾法的系统研究，给出了中国古代最主要的三种系驾法，并且将系驾法作为中国马车独立起源的证据之一，具有相当重大的意义。

首先，在学术研究中，很大一部分是复述总结孙机先生的观点，如杨英杰的《战车与车战》、陆敬严和华觉明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机械卷》、戴吾三的《成语中的古代科技》、张春辉等编著的《中国机械工程发明史第2编》等。另一部分则是在孙机先生的基础上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如张柏春在《中国古代固定作业农业机械的牲畜系驾法概述》中结合三种系驾法对牲畜围绕固定机械的立轴旋转并驱动此轴旋转的系驾法进行了讨论。其次，在众多科普著作中多将系驾法作为中国重大发明之一，并引用孙机先生的观点进行详细说明。最后，在博物馆陈列中，也将孙机先生提出的三种系驾法作为展览内容，如临淄中国古车博物馆等。至今，孙机先生在马车系驾法上的观点仍占主导地位。

而我其后随着拜读先生的著作数量与日俱增，深知孙机先生对中国古代文化研究的重要贡献。但那时先生于我只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名字，一个代表着学术最高峰的符号。但是在得知先生长期生活在北京，并且还在进行着许多学术活动后，我便一直期冀能有机会和孙机先生相见。2020年冬，彼时恰逢北京服装学院举办“中华民族服饰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我也前去参会，终于有了能够见到孙机先生的机会。前一天便和研究马车的同门约好，带上孙机先生的著作，两个人兴奋地商量着如何与孙机先生合影要签名，讨论着有可能遇到的各种情况。第二天早早便来到了北服，孙机先生的瘦小身影在庞大的阶梯教室里却格外显得醒目。我们立刻上前向孙机先生要来了他的签名，并做了自我介绍。孙机先生一笔一划极为认真地写着自己的名字，微笑着听我们的介绍，表达了对后辈能继续研究马车的肯定，而这便是我们的第一次相见。我很庆幸于当时留下了我们宝贵的合影（图二）和先生的签名。在那次研讨会上，孙机先生做了约二十分钟的发言，时间虽短，但先生的发言中却处处流淌着思辨的智慧。我不免感叹已年过九十的他却依然有着如此矍铄的精神、清晰的思路、闳深的学养。而这也是我对先生跳脱出书本文字的真实印象。

图二 2020年12月19日周默轩与孙机先生在北京服装学院的合影留念（李欣摄影）

随着我对马车研究的深入，时至博士毕业之际，对于孙机先生的学术研究有了更多的感悟。他的成果于我也不再是“晦涩难懂”，而成为了拨开迷雾看得清却又无法触达的高峰（图三）。先生在考古成果和画像图形的细微细节之中却可窥见宏观马车系驾法整体的发展脉络，在宏观的梳理中却又不会忽视细节的考证。宏微相济，于细节中不迷失，于整体中不妄论，这是何等的聪敏博学！正是因为有着先生对马车系驾法宏观框架的确立和对细节的探讨，才使得我有机会更进一步探究马与车、马与人之间的传力方式，思考不同系驾法之间的差异，探讨不同时期系驾法发展的特点和影响因素，辨析系驾法先进性的评判标准……

图三 孙机先生讲系驾法（图片来源于网络）

除了我对先生的感佩，我亦听到过许多学者对于孙机先生的敬重与赞美。青年学者们总会羡慕我与孙机先生有过一面之缘；在我博士毕业答辩时，老师们多次强调孙机先生研究成果的重要性；在入职国博博后工作站后，曾经的老师们会拜托我代为转达对先生的敬意。

国家博物馆，这是孙机先生朝乾夕惕了半生的地方。在这里我仿佛感到和孙机先生的关系又更近了一步。随着研究的深入，对于孙机先生的了解也渐深。我曾师从沈从文先生的学生王亚蓉老师研究古代服饰，而孙机先生也同为沈从文先生的学生，同样地，先生更为人知的是对古代服饰的研究。因此深感冥冥之中与孙机先生有着某种缘分。我之后也如愿在2022年7月的“文学中的服饰——纪念沈从文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学术论坛”中再次见到了先生，兴奋地又一次介绍了我的研究，转达了老师们对他的敬重，照了合影（图四）。现在想来，此次我却是忽略了先生脸上那第一次见面时没有的倦容，也忽略了他这次明显的少言寡语。

图四 2022年7月15日周默轩与孙机先生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合影留念（王杨摄影）

在国博，我更加频繁地在各种场合听到提及孙机先生。王春法馆长在国社科项目会上细数孙机先生的成就，让大家以孙机先生为榜样修正自己的工作成果和工作态度。霍宏伟研究馆员多次讲述与孙先生办公室相邻、与先生吃饭交流的趣事。并提到日本人逼迫孙机先生父亲任山东即墨县伪县长时，先生父亲的宁死不屈，最终被汉奸用枪托击打头部致死。每次听到这些关于孙机先生的事迹，我都会忽然兴奋地心跳加速。件件事迹都证明着先生人格与学术的双重魅力，自豪地想着那是我接触过、追随过且一直崇拜着的先生啊。

其实，马车系驾法是一个十分小众的研究领域，孙机先生在如此小的领域都有如此之大的贡献，而这仅是他所有学术成果中的太仓一粟。中国马车系驾法研究最为重要的三个人：法国的德诺埃特（1856年~1936年）、英国的李约瑟（1900年~1995年）和中国的孙机（图五），我曾将他们当做我学术的楷模，希望自己能在系驾法研究中也能如他们一样有所建树。我也曾戏言他们都是高寿，希望能够像前辈们一样有所成就且延年益寿。近几个月也曾想过孙机先生会不会因为经历疫情而影响身体，这种想法却又会转瞬而逝，生怕成真。但是这一切却在6月15日的早上沉重地撞在心中，朋友圈中转载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孙机先生逝世”链接为繁体字，简单的几个字我却不敢置信地再三阅读后才读懂了其中的含义。

图五 周默轩2022年博士毕业答辩PPT

6月18日正午的八宝山阳光耀眼，来到礼堂送别孙机先生的各界同仁肩背相望。听着他们谈论先生的事迹，我恍惚间觉得先生并未离我们而去。但透过正播放着的孙机先生和李约瑟合影的屏幕瞥见先生的棺椁，让我确然意识到大家已逝（图六）。历史带走的还有他经历的那些澎湃岁月，和中国古代文化历史上一座真正的高峰。我与先生交集甚少，只是于两次讲座各有一面之缘，只是学术上的一点交集。但这甚少的接触让我感叹于先生的大家风范和人格魅力。先生于古代物质文化的突出贡献为后人学者披荆斩棘开辟了学术之路，没有孙机先生，就没有现在的马车系驾法研究，就没有我的学术之路。

图六 孙机先生悼念仪式手册及胸花（周默轩摄影）

忽而又想到了孙机先生在食堂吃饭的背影，又想到了那时的心情。那次我兴奋之中带着崇敬，和身边的同事反复确认那是不是孙先生却又不敢上前。那白色的背影仿佛抽化出了我一直以来对孙先生的心境：先生那么崇高的学术成就于我似是那样的远，先生在学术之路上对我的指引似又是那样的近；远去的是先生那波澜壮阔的一生，近在耳畔的是先生留在整个文博界的响亮声音。既远却近，就像那白色的背影一样，看着他，崇敬他，追随他。

永念，先生。

（作者：周默轩系中国国家博物馆博士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