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0日，中国国家博物馆召开“馆藏中国早期佛教造像研究学术研讨会”。本次会议由国家博物馆主办，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等单位的近30位专家、学者参与了发言、讨论。国博研究院院长陈煜出席并致开幕词，国博研究院副院长霍宏伟主持开幕式。

研讨会分主旨演讲和分议题四场进行。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所长张风雷教授发表最新研究成果，通过《阴持入经注》讨论了早期中国佛教大小乘并传的特点。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李静杰教授梳理了南北朝、隋代佛教造像的三个发展阶段，并提出法华经等思想在图像发展过程中起到巨大的指导作用等观点。

研讨会的第一个议题是馆藏中国早期佛教造像整理与研究。与会学者对国博“中国古代佛造像艺术展”“古代基本陈列”展出的成都万佛寺天王立像、曲阳白石造像、佛教造像碑拓片进行梳理，提出国博馆藏佛教造像具备历史价值和艺术鉴赏价值，其学术价值与文化内涵有待更进一步的深挖和运用。

第二个议题是中国早期佛教图像及其文化内涵。学者们分别介绍了丝路西域南道火祆教与佛教图像、东汉塔型铜器、白马负图与白马驮经问题、平城到洛阳的佛教造像风格演变等研究。

第三个研讨的议题是佛教中国化相关问题研究。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分析了梁武帝事佛历史、早期般若学的玄学特征、道生思想中的小乘佛教、华严经论的早期翻译与流传、《提谓波利经》、净土观念的跨文化传播及其文学艺术表达等论题。

同时，与会专家对古代佛教造像的修复和利用提出了建议，为国博馆藏佛教造像的展陈提供了更加坚实的学术支撑，对推进中国佛教造像学术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有着重要意义。

附录：

发言摘要

《从<阴持入经注>看早期中国佛教大小乘并传的特点》

张风雷（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所长、教授）

一般认为，在佛教初传中国的东汉三国时代，中国有大小乘佛教两大系统流传，其中安世高系统向来被认为偏于小乘，安氏传译的《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是研究小乘佛教的的重要典籍。然而通过对《阴持入经注》所引佛教经典的考释，我们会发现约成立于3世纪上半叶的该文献大量援引了大乘“三支”系统特别是支谦的译经，表明佛教在中国初传时期实际上并没有严格的大小乘区分，而是混揉并传的。

“背屏式佛像”一词不规范

金 申（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

近年来，学术界在描述古代石造像时常用“背屏式佛像”一词，特别是1996年山东青州出土了一批石佛像后，背屏式石佛造像似乎成了一个描述佛像的专用词汇。所谓背屏式佛像，不过是佛像的身光背，是不可或缺的造像规制。“背屏式造像”一词既说明不了佛像的制作时代，也说明不了佛像的属性，可以套用在任何一尊带光背的佛像上。“背屏式佛像”的说法是近年来凭空创造的没有任何意义的词汇。为了避免学术混乱误导青年学者，建议不要继续使用为好。

南北朝隋代佛教造像的谱系与思想

李静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南北朝、隋代佛教造像呈现一体化发展态势，期间经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5世纪下半叶前后)注重形体结构造型，在大量吸收以犍陀罗美术为主体的西域文化因素基础上，积极地推进中国化进程。第二阶段(6世纪上半叶前后)造型重心转移到服饰刻画方面，受东晋南朝审美观念影响，注重塑造飘逸潇洒之气质精神。第三阶段(6世纪下半叶前后)在笈多美术为核心的印度、东南亚文化因素冲击下，肌体形态成为造型的主要着眼点，形成圆润、优美、冥想风格。总体上说，在南北朝、隋代佛教图像发展过程中，禅观实践与大乘佛教义理交互作用，法华经思想从中起到巨大的指导作用。其次，北朝、隋代受到重视的维摩诘经思想，及大乘涅槃经思想，施加佛教图像一定程度的影响。但是，这两部经典囿于教义的单调性，难以负担组织复杂图像的功用，其图像基本从属于法华经或华严经的图像构成。第三，敦煌石窟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图像构成的两重性。

国博藏成都万佛寺天王立像的几点观察

孙博（中国国家博物馆陈列工作部副研究馆员）

国家博物馆藏成都万佛寺天王立像，现展出于“中国古代佛造像艺术展”，展签标为唐代作品。万佛寺石刻造像为南梁、北周、唐代不同时代造像的混合窖藏。四川地区现存萧梁时期天王像尚有平阳府君阙四天王浮雕、中大通五年（533）上官法光造释迦石像、成考所商业街5号背屏式造像、成考所西安路5号背屏式造像等。通过与成都地区出土的萧梁时期天王的造型、服饰等风格特征的比对，可断定国博藏天王像为6世纪造像。这种风格的天王像曾经由百济传入日本，是飞鸟时代天王像的祖型。益州地区地处北周、萧梁边境地带，这种风格的天王像也对北周护法神像有过一定影响。萧梁普通年间以后，益州南朝造像中的护法神像开始增多，并成对出现，有别于犍陀罗的单尊执金刚，也不见于印度次大陆造像。这种成对配置的护法神像的出现所体现的中国本土佛教观念值得省思。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释慧影造释迦牟尼佛像》拓片轴考述

刘剑辉（中国国家博物馆文保院副研究馆员）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释慧影造释迦牟尼佛像》拓片轴，三级文物，上有李嘉福、吴滔、吴昌硕等清末金石书画家题跋。原像为南朝梁大同元年“释慧影造释迦牟尼佛像”，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经过图像对比和文献考证，结合传拓技术特征，笔者认为，清末藏家李嘉福获此造像后，运用当时金石圈颇为流行的刻板传拓技术，将此造像正面、背面图像文字刻于板上，便于传拓赠友。国博馆藏此拓即是板刻拓片之一，并非原器拓。通过题跋研究可知，李嘉福将此拓片题赠吴榖祥，吴榖祥好友吴滔题雪峰禅师七绝两首，后拓片归毛子坚，吴昌硕为之作跋。国家图书馆藏《慧影造像记》拓片轴有同样的“结石佛缘”篆书题端，推测与国博藏本同出一板，可以参照研究。

国家博物馆藏北朝菩萨像风格探析

——围绕曲阳出土菩萨像服饰展开

杨晓慧（中国国家博物馆博士后）

通过对国家博物馆藏40件北朝时期菩萨像的梳理，发现有多件保存较好的白石菩萨像，其中出土地及年代较为明确的是来自曲阳地区的8件白石菩萨像。曲阳地区出土白石造像数量较多，且带有纪年的造像数量非常客观，年代延续较长，为研究北朝晚期白石菩萨造像提供了可靠的参考标尺。本文结合现已公布的曲阳北朝菩萨像及其相关研究，对馆藏的8件曲阳菩萨像服饰风格进行细致分析，旨在探究曲阳菩萨像服饰风格形成与发展的基础上，将其与周边菩萨像服饰风格之关系进行深入讨论。以期厘清馆藏白石菩萨像服饰风格问题。

国博藏造像碑拓片整理与分析

蔡晓菁（国博研究院馆员）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造像拓片8000多件，品相较好的造像碑拓片数量约为200件。它们大部分为民国时期近拓，少数为清拓，其中不乏棰印清晰，墨色匀净，具备鉴赏价值、艺术价值和学术价值的精品之作。这些佛像拓片由多系统汇集，拓本版本类型多样，复本较多，可进行相互补充。如李道赞造像碑、宋买造像碑、陈神姜造像碑、陈荣欢造像碑拓片等。除了巨始光造像碑和薛凤规造像碑藏于本馆，大部分拓片的原碑分藏于全国各地乃至海外的博物馆，少数拓片原石已遗失。在这种情况下，本馆所藏的造像碑拓片弥足珍贵，需要我们有效利用和保护这些造像碑拓片，充分挖掘这些文物的真正价值。

梁武帝舍道事佛与三教并举

夏德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

梁武帝时代，思想界对儒、道、佛三教关系已有很多探讨，但将儒释道明确称为并列的“三教”，则是从梁武帝开始的。 作为最高统治者，梁武帝对三教的态度必然会产生重要影响。我们认为，有关梁武帝与三教关系，可以从三个层面考察：第一，在政治层面，梁武帝主张三教并重，三教并举，三教并用。第二，在信仰层面，梁武帝认为佛教思想最为究竟圆满，儒家和道家都可以包含在佛教之内。第三，在思想层面，梁武帝认为三教可以互相补充、互相融合。

再议“狩猎王”

张南南（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研究员）

阿富汗巴米扬地区卡克拉克（Kakrak）佛教祠堂窟遗址壁画中，绘有一幅交脚人物坐像，时代约在7世纪末至8世纪初，因其双手托弓上举胸前、身侧地面插有两支羽箭，故长期以来被称作“狩猎王”（Hunter King）。U. 亚格尔（U. Jäger）将其解释为皈依佛教的贵族形象，图像构成与当地富有游牧传统的王室相关。在此基础之上，康马泰（Matteo Compareti）认为其形象受到琐罗亚斯德教雨神提什特里雅（Tištrya）的影响，抑或与水星神关系密切，即“狩猎王的图像配置应被看作由当地神祇（很可能是琐罗亚斯德教）和其他游牧民族世界之元素的混合体，但将狩猎王辨识为行星神（水星神），以其向佛陀进献武器来宣告弃杀从善，这种以同样的多元素混合的观点亦有其合理之处。 ”

上述图像解释是前辈学者在充分考量当地错综复杂的宗教文化基础之上谨慎得出的，确实具有多方面的指导意义。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卡克拉克祠堂窟首先是一处佛教文化遗址，在思考此图像受到其他宗教艺术强烈影响的可能性之前，是否更应当将其范围限定于佛教、从佛教义理及佛教艺术自身出发，首先对“狩猎王”图像进行一番基于佛教思想的“内部”阐释呢？本发表即意图对此进行尝试。

俄藏和田梵文《法华经》插图研究

张建宇（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

从新疆和田地区以及敦煌藏经洞中发现的梵文、于阗文写本来看，大乘经典《法华经》曾在古代于阗广泛流行。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公布了一件出自和田地区的《法华经》写本照片，部分经页绘有插图。题记显示该写本为于阗人Inkula供奉，从风格学、图像学角度观察随经插图，可见于阗与克什米尔地区在宗教艺术方面的交流与融合，丰富了对高原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认知。

丝路西域南道火祆教与佛教图像关系考论

陈粟裕（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

中古时期，在粟特人沿着丝绸之路入华的过程中，于阗、鄯善是他们主要停留的区域。而对西域南道佛教艺术材料的梳理与挖掘可以发现入华粟特人的身影始终缠绕其中，其信仰的琐罗亚斯德教（火祆教）艺术在某种程度上对于西域南道以及汉地的佛教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主要通过对以于阗为代表的丝路南道上可能是火祆教图像的梳理，讨论该宗教对佛教的依附、影响方式。

浴佛初传汉地考

马宗洁（国博研究院副研究馆员）

本文对载有浴佛内容的东汉竺大力与康孟详共译的《修行本起经》的翻译时间和历史意义，以及东汉末年笮融举办浴佛活动的地点、时间、频率、物质基础和精神基础等进行研究，指出从现存古籍来看，浴佛初传汉地始于东汉时期，有关的教义理论主要出自竺大力和康孟详共译的《修行本起经》，其宗教实践以笮融举办的浴佛活动为代表，对汉地的宗教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浴佛是佛教文化的独特习俗，东汉时期出现浴佛的教义理论与实践反映佛教已经脱离汉地传统信仰模式而独立发展。浴佛不仅是我国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南传佛教的重要宗教活动，也是有佛教文化传播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重要宗教活动，可谓不同民族、国家、地区的佛教徒共同的宗教文化现象。东汉时期浴佛的教义理论与实践对于浴佛时使用的释迦牟尼金身像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有助于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塔、浮图的早期用例

——兼谈巩县出土的东汉塔型铜器

陈志远（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塔”的用例见于后汉支娄迦谶译《道行般若经》，且与舍利相联系，说明汉末译场及其相关的信众群体清晰地了解佛塔的功能。但在关于佛教初传的早期世俗史籍中，却从未见到“塔”之用例。最初以“浮屠”这一音写词指称佛陀，大概在西晋时期，与“浮屠”互见的“浮图”具有了佛塔的含义，见于汉译佛典。其中的语义衍化过程是，三国至西晋时期，以“浮图（屠）祠”来指称寺院，后以“浮图”作为寺院主体建筑佛塔的称谓。“浮图”从佛陀祭祀建筑向舍利埋纳建筑“塔”的转化，有助于理解汉地早期的高层楼阁式建筑与印度佛塔的关系。从现有记载来看，这类高层建筑与舍利并不存在必然联系。

从平城到洛阳：民族融合与北魏佛教造像风格的中国化演变

冉令江（中国国家博物馆博士后）

从平城到洛阳，拓跋鲜卑政权实现了对汉文化由被动接受到主动改制的根本转变。这一根本性转变，离不开孝文帝自身的汉文化修养及其“光宅中原”，统一南北的政治理想。北魏佛教造像也实现了从梵像胡貌的“云冈模式”到秀骨清像的“龙门模式”的中国化演变。文章在北魏民族融合与文化表现、佛教传播与南朝艺术风格北传考察基础上，以云冈昙曜五窟和龙门古阳、宾阳洞为例，从造像题材与组合形式、人物形象与服饰特征、构图方式与雕刻手法三个方面探析北魏佛教造像风格的中国化演变，认为北魏孝文帝为实现“光宅中原”的政治文化理想而进行的改制，直接推动了北魏佛教造像中国化演变。

中国早期般若学的玄学特征

毕游（中国国家博物馆英模馆研究馆员）

佛教早期传入中国时带有浓厚的中土色彩。比较典型的，是魏晋时期般若学依附于玄学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带有玄学特征。魏晋般若学有六家七宗之说，综之可归于三派：本无派代表人物是道安，其玄学渊源是何晏、王弼的贵无论；心无派的代表人物是支慜度，其玄学渊源是裴頠的贵无论；即色派的代表人物是支道林，其玄学渊源是向秀、郭象的二迹论。以玄学思路对般若学的解说实际上有悖于印度佛教的本旨。自鸠摩罗什以后，译经趋于完备，僧肇、竺道生等辈以龙树中观为依据，对般若智慧进行“正解”。至此，早期佛教的中土色彩方渐褪去，佛教文化中国化的进程始随之开启。

白马驮经还是白马负图——汉明帝永平求法传说辨证

张雪松（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早期版本的汉明帝梦佛故事求取的是佛像而非佛经，将白马负图变为白马负经的传说，我们能够看到的材料，最早不超过西晋甚或更晚，而且当时所负之经也非《四十二章经》。《牟子理惑论》是最早将汉明帝梦佛与《四十二章经》联系起来的文献，南朝刘宋才开始普遍流行。《四十二章经》以及《牟子理惑论》中的相关记叙都是使用的是“佛”而非“浮屠”，即便汤用彤先生等人关于《四十二章经》第一个已经亡佚的译本用“浮屠”的假设成立，也无法解释如果《牟子理惑论》是汉末人撰写的，为何提到《四十二章经》不用“浮屠”而用当时还未出现的新译本中的“佛”。佛像在公元一世纪才在犍陀罗等中亚地区出现，汉明帝梦佛传说出现早出的可能性是很低。

从龙门到响堂山的石窟造像看佛教中国化

刘晓玉（中共河南省委党校副教授）

龙门石窟开凿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公元493年）前后，是国内规模最大的石窟群，其中宾阳中洞是北魏南迁后皇家主持修建的最大石窟，其造像风格上承云冈，下启隋唐，开一代新风，对佛教造像中国化具有划时代意义。响堂山石窟造像特别是佛像主是要本土造型基础上的自我发展，这体现了从云冈到北魏龙门，到北齐天龙山再到北齐响堂山的一脉相承，但有部分胁侍菩萨接受了印度笈多王朝注重人物肌体表现的造型，当然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北齐佛教造像同样具有多元交融的文化特质。

道生思想中的小乘佛教

向慧（河北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

汤用彤如此评价道生：“晋宋之际佛学上有三大事。一曰 《般若》, 鸠摩罗什之所弘阐。 一曰 《毗昙》, 僧伽提婆为其大师。一曰《涅槃》, 则以昙无谶所译为基本经典。 竺道生之学问, 盖集三者之大成。”关于道生如何融贯《般若》与《涅槃》，学术界已做过较为丰富的讨论，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般若学与涅槃学在道生思想建构中的重要影响。但是般若、涅槃与毗昙在道生思想中的关系问题，以及毗昙学对道生思想的影响问题，则很少被讨论，讨论的面向也有很大差别。本文对已有的讨论小乘佛教与道生思想关联的学术成果进行了整理，并通过对道生判教、无我、有为无为等思想的阐释，说明道生早期思想中受小乘佛教影响较甚，在学习《涅槃》之后，影响虽然减弱，但仍有一些思维框架借鉴了小乘佛教。

梁武帝的般若学复兴运动

张凯（宁波大学佛教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

梁武帝是掀起南朝佛教全盛时代的“皇帝菩萨”，他对佛学尤其是般若学青睐有加，面对当时般若学一蹶不振的局面，他勤于撰述，广设讲筵，编著《大品经注》《三慧经》等，冲破流行于当时的五时判教对《般若经》的评判，讨论般若五时说，主张以般若学为主融摄涅槃、法华、毗昙、成实等当时显学，提升了《般若经》的地位，对般若学在南朝的复兴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为三论宗的崛起及后世中国佛学的发展走向开拓了道路，奠定了基础。

华严经论的早期翻译与流传

王富宜（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华严经典的早期翻译和流传是中国佛教经典翻译史的典型，彰显了佛教中国化的早期路径和样态。华严经典在华翻译发端于东汉，而后单品经与集成经并行、经与论并译；最初由西方来华僧人担任主译，精通梵语的汉人为其襄助，后逐渐形成官方译场。翻译的方法由音译转变为意译，由乖本变为返本。华严经论的早期翻译反映出魏晋南北朝大乘佛教中菩萨信仰的逐渐兴起，刺激了华严经论在判教中占据重要地位。

《提谓波利经》与佛教中国化

——以慧沼为例

侯广信（南京行政学院副教授）

慧沼是我国唐代高僧，被尊为中国佛教唯识宗第三祖。他戒行精严，善达翻传；一生以弘化为己任，为唐代佛教文化传承做出重要贡献。他宣讲众经，著述颇丰，曾在《十一面神咒心经义疏》《成唯识论了义灯》《能显中边慧日论》征引融合三教思想之《提谓波利经》，作为弘宗演教的理论支撑。本文以慧沼为例，基于其对《提谓波利经》的引用，探讨该经在唐代佛教中国化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与意义。

净土观念的跨文化传播及其文学艺术表达

李想（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大乘佛教经典中关于超验世界的描绘与论述构成了中国净土思想发展的重要思想资源。净土作为重要的文化意象，对传统的思想体系、文学艺术等方面均产生了重要的启迪作用，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化对“宗教中国化”进程的认识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