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孙机先生接触较晚。孙机先生是1979年到博物馆考古部工作的，办公地点在西朝房；我是1982年毕业分配到保管部通史资料室的，位于博物馆大楼一层西南角。见面不多，但很快就对他有所了解。当时资料室藏书有限，又没有开架阅览室，很多资料要到馆外查找，外借台有两本集体借书证，一本是科学院图书馆的，一本是北京图书馆的，凭集体借书证去这两馆借书，比个人借书证可借图书的范围要广，数量要多，这两本集体借书证经常不在，一查登记本，往往是在孙机先生手里。1983年春，我被借调到国家文物局职称办公室，那时职称评定刚刚恢复，规章尚不健全。受领导指派，让我在各单位报送材料中筛选出一些研究成果多的典型范例。当时革历博已分开，在历史博物馆报送的申报副研材料中，有两人比较突出，一位是宋兆麟先生，其论文按照研究领域分为若干类，每类列举代表作十篇；另一位就是孙机先生，论著按年编号，不仅成果丰硕，而且书写隽秀，犹如硬体书帖一般，给我留下很深印象。至今我还保存着一份孙先生手书论著目录的复印件。职称评审在1983年夏突然暂停，1986年才恢复，86年评审通过的副研究馆员中有部分就被认定为83年的，其中的宋兆麟先生和孙机先生，在86年评审中还被评为研究馆员。那时我已回到馆里，馆里同事都认为这两位是由中级破格评为正高。后来我才知晓两人是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1960届毕业的同班同学。

图一、图二 孙机先生手书论著目录复印件

1992至1997年我调到陈列部参加中国通史陈列修改，考古部的办公地点也挪至馆东门外，但与孙机先生也不常见面。大约是98年底，我已调回图书馆工作，一天孙先生到图书馆找我，说他承担了国家文物局的一个项目，编辑《中国古代印刷文物图集》，希望我能参加。我当然很高兴，很快按分工完成了明代刻本的选目。清代刻本选目记得是文物出版社孟宪钧先生完成的，而唐宋元选目是孙机先生自己撰成。此项目的论证会八月在国家文物局举行，规格很高，傅熹年先生、李致忠先生、罗树宝先生等前辈都参加了。可惜这一项目因各种原因没能进行下去。

我与孙机先生有较多接触交流是在2008至2010年兼任学术研究中心主任期间。当时正值国家博物馆改扩建工程期间，全馆人员在三元桥临时办公楼办公。办公楼三层有会议室和阅览室。为提高博物馆员工专业素养，这期间学术研究中心受命组织每周一次学术讲座，馆内外许多知名专家都应邀授课，其中，孙机先生主讲的《中国古代物质文化》持续时间最久，也极受欢迎。后来孙机先生将讲稿整理扩充，由中华书局于2014年出版，当年就荣获了好几项图书奖。我除了参与组织讲座，因临时办公楼没有食堂，孙先生讲座结束后，往往要陪同先生到附近餐馆用饭，所以有了较多向先生请教的机会。学术研究中心还负责馆刊的编辑，孙先生返聘承担《中国历史文物》的终校。孙先生校稿极其认真。记得2008年9月的一天，我正在京郊参加《方志中国》文献片审稿会，接到孙机先生电话，要和我谈馆刊的问题。我连忙告假赶回城内。孙先生急切找我，是因为当时馆刊编辑部人员短缺，三校之后仍发现许多问题，为保障馆刊质量，他建议调整编辑部人员。我将孙先生的意见向馆领导汇报，不久，董琦副馆长兼任了馆刊主编，又调入了李维明博士作编辑，后来相继调进一些年轻人，编辑人员得到充实。孙先生也改任终审。

孙机先生对所承担的工作认真负责，见不得任何瑕疵。在学术研究上也是一丝不苟，容不下些许错漏。1998年我将新出版的《宋仁宗 宋英宗》一书送孙先生，有一天孙先生特意到图书馆找我，见人多又引我至花园，很郑重的说，你那本书内容很全，但其中一节的标题“太后殡天”用错了词，应该是“宾天”，加歹字旁，那是犯了大忌的。孙机先生就是这样一个性格直率的人，从不假以颜色。我与他都是《古代中国陈列》总体组成员，讨论大纲修改时，不论是馆领导讲话还是老专家发言，如果孙先生认为有欠妥之处，都当场指出。2005年，孙机先生在馆刊发表《简论“司南”兼及“司南佩”》，对王振铎先生设计的司南模型提出质疑，认为王先生设计模型依据的是《论衡·是应篇》所述“司南之杓，投之于地，其柢指南”，用的是明通津草堂刻本；而历史博物馆旧藏南宋刻本前四字是“司南之酌”，因而不应设计为勺子形状，司南应为指南车。由于司南模型长期摆放于表现三大发明的展柜，其图片也进入一些教材，因此引发很大争议。2005年，孙机先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作专题报告，在会后的讨论环节，有学者提出，关于司南是什么，还要等待考古实物出现才能确认。孙先生当即回答：“因为它无可等待，如果没有这个东西，你等什么呢?”

我与孙机先生的另一次长谈就与司南相关。2010年春，孙先生将看到的有关司南的各种观点作了梳理，写了篇《再论“司南”》，准备在馆刊发表。其中一些措辞较激烈，编辑看后不敢修改，提交到部门。那时新馆大楼已建好，我们也搬回新馆办公，我也不再兼任学术研究中心主任，专心筹备新图书馆的开馆。可能考虑到我与孙先生关系尚洽，学术中心孙彦贞副主任找到我，希望我出面与孙先生谈。我虽然答应了，考虑到孙先生一贯风格，内心还是很忐忑。果然，孙先生见我拿着校样进来，反应强烈，不待我说话，就开始讲述他撰写这篇文章的依据，我已记不清是如何谈下去的，只记得孙先生沉默了好一会儿，最终说道：“我知道这不是你一个人的看法，我会再考虑的。” 我如释重负，马上到办公室转告，大家都说孙先生很给我面子，我自己感觉是孙先生对晚辈的体谅。后来得知，孙先生自己撤下了这篇稿子，经过多次修改，迟至2018年才在馆刊发表，那时我已经退休了。

追忆与孙机先生几十年间点滴接触，我深切感到孙先生是一位孜孜问学，心无旁骛的学者。学术研究几乎成了他生活中的全部内容。与孙先生聊天，若与学术相关，便滔滔不绝，引经据典；谈及其他，则一言不发，似与己无关。好在孙先生与我同样有啤酒之好，但也只是小酌一杯。孙先生早年曾随沈从文先生学习文物知识，沈先生到历史博物馆后经常在展室义务讲解，孙机先生也到展室旁听，他说过沈先生是他服饰史研究的启蒙老师。孙机先生到历史博物馆工作后，接续了沈先生的遗风，也经常为一些重要展览作讲解，1997年，在中央大厅举办“全国考古新发现精品展”，我就到现场旁听了他的精彩讲解。孙机先生提携后辈，关爱青年，向他请教问题，都能得极为耐心的解答。在送别孙先生时，我方得知，已经93岁的孙先生不久前曾在家跌倒受伤，但他仍到馆对青年进行指导。令人感喟不已。

孙机先生一生孜孜问学，并能持之以恒。上世纪七十年代，历史博物馆承担了《中国古代史常识》第五册专题部分的撰写，此前已出版的四册分别是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是断代史体系，第五册则按物质文化史拟题。全书71个题目，孙机先生承担了其中15个，涉及中国古代饮食、纺织、服饰、铸造、筑城、音乐、戏曲等。因是为青年编纂的普及读物，所拟题目极简明，如“我国什么时候开始有馒头、包子、饺子、面条、元宵、粽子等食品？”“我国古代有哪些主要的蔬菜？”“我国什么时候开始种植棉花？我国古代棉纺织技术的发展情况怎样？”此书由中国青年出版社于1980年出版，我在上大学时就看到这本书。当年参与撰稿的有30人，大多没能继续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只有刚刚调入历史博物馆的孙机先生以此为契机，开启了他探讨古代物质文化的漫长旅途，从《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到《中国古代舆服论丛》，从《寻常的精致》到《中国圣火》，从《仰观集》到《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从《华夏衣冠》到《从历史中醒来》。一步一步，每一步都是那样的扎实，那样的掷地有声。

大约二十多年前，在纪念沈从文先生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孙机先生有一个发言，用四个生动事例说明在博物馆开展古代物质文化研究的必要，至今记忆犹新。他说：徐悲鸿先生画《田横与五百壮士》，本是秦末汉初人的田横，却穿着隋唐时期才流行的圆领袍，佩戴明代样式的宝剑；电视剧《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头盔上装饰着日本镰仓时代才出现的称之为“锹形”的一对犄角；电视剧《马可波罗》中的忽必烈摘下帽子后，竟露出一个大光头，而不是那时期称之为“婆焦”的用小辫子绕成的发环；《红楼梦》中妙玉给宝钗喝茶的杯子，是一件明清时期才较常见的葫芦器，上面却有晋代王恺、宋代苏轼的刻款。他认为，不能苛求于古今文学艺术家也都首先成为历史学家，而是应该像沈从文先生那样，从古代服饰入手，深入研究古代各类文物，将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制度风俗搞明白，并提供给社会各界，不然就会出现张冠李戴，汉唐宋元一锅煮的各类作品了。

孙机先生82岁那年，在自编论文集《仰观集》的后记中，谈到他为什么能够持续进行馆藏文物的研究，他说：“博物馆是文物的殿堂，而文物是人类文化成就之物化的见证。在博物馆服务，有幸和这些世间珍异朝夕谋面，没有理由不掬其丹诚，倾其绵薄，去揭示它们的内涵，阐扬它们的意义。”孙机先生这段话，是对自己在博物馆从事学术研究漫长旅程的一段小结，也可成为博物馆从业者的一段铭言，我们当置之座右。

孙机先生千古！

（作者：黄燕生系中国国家博物馆终身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