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博物馆是个很特别的地方。这里不仅位居天安门广场东侧、祖国的“心脏”，被称为国家的“文化客厅”；历史上还有过多位大作家、大画家、大学者曾在这里工作，甚至就是在这里成长起来而卓然成家的。不久前以94岁高龄辞世的孙机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大学问家。我作为晚辈后学，同时也是孙先生的同事，虽与先生治业有别，并无深交，但一向景仰先生的学问人品，撰此小文，以表哀悼和纪念。

孙机先生高寿，但从未虚度光阴，而是真正做到了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据说去世前不久刚刚完成自己八卷本文集的修订。30年前我走出校门来到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现在的国博考古院）工作，初识孙先生，当时他已经是64岁的老者了。但他精神矍铄，毫无老态，且一直为单位返聘而未退休，还时常骑单车来上班（骑车上班的习惯一直持续到他80多岁）。当时的历博考古部在故宫端门与午门间的西朝房办公，老中青几代加起来不过20来人。我记得刚工作时，考古部主任信立祥老师带我到各办公室与大家见面相识，出来后跟我说我们这里孙机先生学问最好，以后要多向他请教。当时孙先生的成名作《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出版不久，《中国古舆服论丛》则是刚刚面世，正是先生盛名远播之时，我对先生也是景仰有加。但作为考古的年轻人必须要常出差参加田野工作，更主要的是，我所学专业为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初期参加山西垣曲商城遗址的发掘，稍许涉及点夏商周考古；加上天资不敏，学不敢旁逸，对秦汉以后的考古学实在无力兼顾。特别是对孙先生以名物考辨见长的学问，我也只能旁观、欣赏，而不能追随跟进，这样也就没能多向先生请教。到本世纪初，中国历史博物馆与中国革命博物馆合并，组建成立中国国家博物馆，年事已高的孙机先生就先后转到了学术中心和国博研究院工作，我与先生接触的机会也就比较少了。但先生的文章我仍不时有所阅览，对先生的学问一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的。

在历博考古部期间，同事间闲聊，时常听到一些前辈老师谈起孙机先生的坎坷经历。孙先生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工作，但天生聪敏好学，喜欢钻研古代文物，曾跟随沈从文先生整理古代服饰史，后于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学习，毕业后因特殊境遇而留在资料室工作。在北大的20年时间里，他心无旁骛，埋头读书，在文献、历史、考古等方面积累了深厚的学养。1979年孙机先生调入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工作。博物馆丰富的藏品、展品和各种接触文物的机会，为博学的孙机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广阔舞台。很快，他就探索出了一条结合文献资料、历史背景，对众多门类的出土文物进行考辨源流、理清功能用途等方面的治学途径。或者也可以说，他此前经长期读书思考而摸索出的这一治学途径，在历史博物馆得到了适得其所的成功运用。因此，到历博工作之后，他的研究成果如井喷般一发不可收，而且这样的势头一直持续到耄耋之年。

孙机先生的学问，研究的是古代特别是汉唐时期的出土遗物、名物典章，依托的是广征博引的传世文献，两者互相参证，而常能以小见大、透物见史，见常人所未见、发常人所未发。读其文，常有醍醐灌顶、豁然开朗之感。举凡农具、武备、手工工具、车马器具、冶金铸造、纺织服饰、建筑家具、饮食用具、乐器和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杂具等等，孙先生的研究皆网罗殆尽，其涉猎之广、考辨之精，世所罕见，令人咋舌。而且先生治学从不模棱两可，非常较真，往往在细微之处可见其真功夫。比如古代车马各部件的名称、安装、系挂、使用的具体方式，古代不同服饰的具体样式、穿戴和佩戴方式、渊源与流变，等等，他都不嫌琐细地述说明白；而且他还常常利用出土文物及其图像，亲自精描细绘，用准确精美的线图来加以明示。所以孙先生的文章大多是图文并茂，读来既感其学识渊博、考证精细、梳理清晰，又觉晓畅易懂，令人折服。

孙机先生是北大考古专业出身，但由于特殊的经历，他始终没有从事田野考古及以之为基础的专门的考古学研究。虽然他研究的对象也主要是出土文物，但孙先生治学的功底在文献，其长处在于对文物、典章的考证和辨析。这样的研究路数，在考古界并不多见，而恰恰又是极为重要的一门学问，尤其对博物馆来说更是如此。各博物馆中虽不乏从事馆藏文物研究的人员，却极少有人能像孙机先生那样涉猎如此之广、考辨如此之精。考古与文博，经常遇到对出土文物的名称、功用等最基本方面难以说清的尴尬情况，有些对当时制造和使用的古人来说习以为常的东西，历经漫长岁月的沧桑巨变，到现在因早已失去其使用的环境、背景，今人自然就会常常难以明了其名称或功能。要想搞清楚，就需要下一番追源溯流、爬梳考证的功夫。而这种功夫的获得非有长年累月的积累不可，尤其在古文献方面。孙机先生正是有着这种长期的积累，对相关文献熟稔于胸，能够信手拈来，加上其严谨、求真的精神和得当的方法，才能在治此种“常识”之学中脱颖而出，成为文博领域近乎百科全书式的大学问家。这种于古人为常识、于今人为晦涩的学问，总结起来就是“古代物质文化研究”，正如孙先生最后集大成著作的书名一样（《中国古代物质文化》）。这样的研究成果，即对古代具体事物常识的揭橥与认识，对于考古、历史学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尤其对博物馆工作来说，更是极为重要而不可或缺的。因此，每当孙先生的著作一问世，便会洛阳纸贵，成为畅销的热门学术作品。孙机先生真正做到了“以物写史”，惠及学界和民众多矣！

孙机先生平生为人谦和而又耿介，这两种看似矛盾的性格在他身上奇妙地结合在一起，展现出一名学者丰富的个性。我与先生交往不多，不知这样的感受是否准确。孙先生平时待人谦和有礼，颇有古君子之风，尤其在他熟悉的年轻人面前，常有诙谐幽默之语。他身上那种随遇而安、看淡尘世名利的一面，除了天性，大概也与其坎坷的经历有关。然而在谈及学术问题时，孙先生则会立刻显现出认真、较真的一面，评人论事，言辞犀利，直言不讳。细想起来，这种既谦和又耿介的性格，其实在很多卓有成就的大学者身上似乎都能感受到。这也许正是中国二千多年来士人风骨、儒家风范不绝如缕的延续，如同融入血液中的精神基因，代代传递而不辍。其为君子自会谦逊待人，同时又会有所坚守，尤其在求真务实的学术上，更是不愿随波逐流、人云亦云。由是，出于一种自信和自尊，在像孙机这样的大学者身上，便常常会不自觉地流露出一种凛然之气。气之长存，魂之所系，无论对于过去、现在还是未来的中国学术乃至精神文化，都是弥足珍贵的。

（作者：戴向明系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国博考古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