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15日上午，著名文物专家和考古学家、中国国家博物馆终身研究馆员孙机先生与世长辞，这一噩耗令人悲痛不已，直至此时我仍觉百酸搅肠，难复平静。现在回忆起自己与孙先生共事的十二载，恍如昨日，先生的闳言高论，谆谆教诲，音容宛在，曷日而忘。

2009年7月，我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毕业后，入职中国国家博物馆。彼时正值国博改扩建，各部门皆在北三环静安里的通成达大厦办公，博物馆的对外业务工作节奏放慢，借此闲暇之际，学术部门邀请孙先生讲授文物知识，每周一次。那时我刚走出校园，久闻孙先生大名，上学时在图书馆借阅过《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书中对不同门类的器物皆有精彩细致的考证，堪称近年来名物学的扛鼎之作。当时我们能够聆听孙先生的现场授课，倍感亲切。这一系列讲座后来集结成为《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一书，泽惠学林，常读常新。

近十年间，孙机先生在国博奉献了数十次讲座，每场报告对于听众而言都是知识的洗礼、精神的享受。诸如上世纪七十年代关于司南、地动仪等科技文物的复原情况，虽已时过境迁，然而孙先生仍能如数家珍，娓娓道来，引人入胜。近年孙先生对丝绸之路的历史意义、汉朝与古罗马的文化交流等宏观问题有很多新认识，他在讲述之时绝无空谈虚论，皆列举大量的实物例证，从马车的靷系方式、耕田农具、谷物加工的方法等具体内容出发，抽丝剥茧，阐释发微，闻者无不啧啧称赞。最令人敬佩和折服的是，孙先生讲座从不坐席而谈，两三个小时全程站立，也不饮水，精神饱满，热情洋溢，虽耄耋鲐背之年，更显矍铄健旺。每场讲座下来，我们感受到的是孙先生对历史文物的执着钟情，对中华文明的推崇挚爱，孙先生毕生致力于宣传中华传统文化，愿将古代文化的种子播撒在每一位聆听者的心田里。

直至先生去世的大半年前，孙先生也是每周二必来馆上班。2010年春节之后国博改扩建工程结束，员工们都搬回了天安门广场东侧的馆舍上班。此后的前几年，已是80多岁高龄的孙先生来馆上下班仍然骑着他的那辆28大杠自行车，无冬历夏，风雨无阻，这辆车就停放在西南门的自行车棚里，我们每每路过必能看到，格外醒目。有时候孙先生午间还会骑着车去五四大街北大红楼门口的文物出版社门市部采购一些图书资料，满载而归，神采奕奕。

图一 2020年12月 陪同孙机先生参观“镜里千秋——中国古代铜镜文化”展

孙先生来馆之后，通常会利用空闲时间受同事们之邀来到展厅为大家讲解展览（图一），起初三两个同事一起陪着，渐渐观众越聚越多，竟达数十人，簇拥在孙先生周围，如星拱北辰，水泄不通，我们这些“先进弟子”则被挤出了“包围圈”，无可奈何又束手无策。尤其是“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展”，孙先生以92岁高龄亲自挂帅担当策展人，该展览凝结了孙先生毕生的精力和研究成果，2021年2月开展之后，孙先生经常来到展厅为馆内同仁和观众讲解，背影虽伛偻，步履略蹒跚，但是先生依旧侃侃而谈，议论经旨，道尽华夏衣冠之美，服饰之盛。

孙先生博学洽闻，学问精深，众所周知，自不待言。通过一件趣闻，从侧面可以体味出先生笃厚渊博的学识。据国博老同志讲，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某高校研究生来中国历史博物馆向史树青先生求教问题，时孙先生也一同在场，该研究生欲求之问题，孙先生稔熟于心，倾囊而赠，引经据典，绘声绘色，令求教之人惊叹不已，此人当即表示回学校后要跟校方申请，改投名师，愿拜孙先生门下。

我在国博工作的十二年，从藏品保管一部到藏品征集与鉴定部，一直从事中国古代文物的征集鉴定工作。孙先生是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对中国古代文物如吉金彝器、陶瓷玉石、石刻雕塑、金银铁器、漆木牙角、织物丝品等诸多门类皆有钻研涉猎，为国博文物征集工作不辞辛劳，贡献甚巨（图二、图三、图四）。

图二 2013年3月 孙机先生鉴定青铜器

图三 2016年1月 孙机先生鉴定家具

图四 2018年11月 孙机先生鉴定虎鎣

十余年间，我们能够跟随孙先生左右，聆听教诲，受益良多，收获颇丰。其间最值得回忆的是孙先生对东汉永寿二年错金钢刀的鉴定过程：2011年8月，西安市公安局移交给国博一件铁刀，一日下午我们邀请孙先生来保管部鉴定此器，孙先生依旧风趣地说：“今天又要看什么宝贝？”当时铁刀装在一个略显破旧的锦盒之内，打开包装盒，里面是用保鲜膜包裹的一件长近一米的器物，当我们小心翼翼的将保鲜膜一层层解开时，随之也掉下来一粒粒铁渣，最后展现真容才看出来是一件环首刀，通身长满铁锈，环首和刀身近柄处有极其纤细的错金云纹，接着我将刀翻转，脊部赫然呈现错金铭文数十字。“永寿二年二月濯龙造，廿灌百辟”当孙先生念到这里时，不禁脱口而出：“这可真是件稀世瑰宝啊！”孙先生于是便讲起了铭文的重要意义：灌是灌钢法，辟是百炼钢，利用灌钢技术制作的刀剑以前只是在汉晋时期的文学作品中有记载，这可是难得的实物！接着孙先生又开始追述中国古代的冶铁炼钢技术，百炼钢与灌钢法的革新，又说到环首刀的形制和发展，从轰动学界的上世纪七十年代山东苍山出土的三十湅钢刀谈起，再列举日本出土的数件钢铁刀剑，洋洋洒洒，旁征博引，着实为我们上了一节生动的“小灶儿”私教课。大家聆听的如痴如醉，不觉日已西斜，孙先生最后在鉴定意见书里对这件国宝留下了“汉代第一刀”的极高赞誉。

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难以枚举，每次孙先生为我们鉴定文物时，总是会详细介绍它们的价值以及鉴定经验，令我们大开眼界，叹为观止。孙先生为国博征集工作不仅奉献了眼力、学识和责任，更表现出他的朴厚仁心：孙先生的办公室在南部办公区的三楼，每次鉴定时我们都是去他的办公室拜望敬请，然后陪着他横穿大厅，乘坐扶梯，经过长途跋涉才能走到东门内的征集室库房。鉴定结束后我们要送孙先生回去，他却执意自己返回：“我们都是同事，没必要这么客气，你们还要收拾库房，别给你们添麻烦了。”望着孙先生离去的背影，我们心中隐隐不忍，对先生崇高的人格敬重益深。

孙机先生虽然离我们而去，但是他给我们留下的丰富深厚的学术遗产和纯洁净朴的赤诚之心，萦绕伴随在我们身边，永远激励鼓舞着世人。

（作者：田率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