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席“苏东海先生追思会”的领导及专家学者合影

近日，由中国国家博物馆和中国博物馆协会共同主办的“苏东海先生追思会”在国博召开。追思会由国博研究院承办，邀请了文博界、高校等有关单位的32位领导、专家学者和苏先生生前友好，以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围绕“中国博物馆学的研究与开拓”和“生态博物馆建设的探索与实践”两个议题进行交流研讨，共同缅怀苏东海先生。现将整理出的发言摘要与大家分享，敬请关注。

议题一：“中国博物馆学的研究与开拓”

主持人：李金光（中国博物馆协会秘书长）

学习苏东海先生的治学精神 推动中国特色博物馆理论建设

安来顺（上海大学教授）

苏东海先生是新中国博物馆学理论研究最重要的开拓者。先生在文博领域辛勤耕耘了一个甲子，其中近40年专注于中国特色博物馆理论的构建与发展，成就卓著，令人深切缅怀。

苏先生的研究始终驱动于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变革，在历史和现实的不断反思中成为立场鲜明的博物馆思想者，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始终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以东方哲学特有的视角和方法揭示博物馆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具有突出的民族性；始终坐标于理论思辨和实践应用的彼此观照，既反对将博物馆学作为玄学，又反对简单实用主义，具有治学的经世性；始终着眼于国际前沿理论在中国的本土化探索，在不同国际学术流派于中国邂逅时，倡导“和而不同，同而不和”，具有独特的国际性。

这些理念和成果不仅是苏先生为我们留下的令人肃然起敬的学术遗产并影响了至少两代博物馆人，更为今天中国特色博物馆理论的建设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学术研究范式。

回忆我的老朋友苏东海先生

周士琦（中国国家博物馆终身研究馆员）

苏东海先生和我既是几十年的老同事，也是多年的老朋友。1958年，革命博物馆开始筹备“中国革命史陈列”，我们都参加了此次筹展工作。他主抓陈列制作，主要负责现场施工以及沙盘、模型、布景箱等陈列设备的加工制作等。

此后苏先生和我又一同合作出国办展。1981年10月，“中国共产党六十周年”图片展览在南斯拉夫展出，苏先生担任展览组组长，我负责形式设计。这是我们俩首次合作出国办展，我们一起解决了在展品托运、设计、布展等工作中遇到的诸多难题。这次展览在当地受到了热烈欢迎。1982年9月，由南斯拉夫档案局筹办的“铁托——思想、言论和事业”展览作为友好交流展在我馆展出，形式设计也是我做的。

2019年，苏先生为拙作《跨时空的历史文化再现：中国博物馆陈列艺术60年》作序。他说：“我与周士琦同志是多年的老朋友、好朋友，我们见解相同并且志同道合。他在博物馆陈列艺术设计方面，非常难得可贵地始终坚持内容与形式的和谐统一；坚持陈列艺术设计与陈列技术设计的统一；坚持传统与创新的结合。”今年是国博创建110周年，也是苏先生去世一周年，值得我们共同纪念。我以“坚守岗位，永不掉队”为一生誓言，也希望年轻人夯实专业基础，把握时代脉搏。

立言立行终一世 道德文章第一流

白云涛（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

从1959年32岁来原中国革命博物馆工作，到去年辞世，苏东海先生在文博领域工作了60多年，可以说是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中国博物馆事业。

关于博物馆学理论，苏东海先生主编《中国博物馆》和原来的《中国博物馆通讯》，出版了《博物馆的沉思》1-3卷和《苏东海思想自传》，在国内外刊物发表了大量博物馆学论文，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博物馆学理论遗产，被誉为中国博物馆学的拓荒者。关于博物馆实践，苏东海先生曾长期从事文物征集、藏品保管和陈列展览、学术研究等博物馆的基础性工作，承担多项大型展览陈列的总体领导工作，具有丰富的博物馆实践经验。尤其是开创生态博物馆的实践和研究，世人瞩目，被誉为“中国生态博物馆之父”。苏东海先生善于将博物馆的理论研究与博物馆的具体工作实践结合起来，用实践印证理论，用理论指导实践。苏先生关于博物馆的理论和实践，有力推动了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

苏先生虽然是享誉国内外的博物馆学大家，但他平易近人，乐于助人，奖掖后进，培养了大批博物馆人才，这也是我们今天深切怀念苏先生的原因之一。因同在国家博物馆任职，和苏先生交往较多，我个人在科研和工作中，得到苏先生恩惠甚多，对于苏先生的平易近人、奖掖后进，感受颇深。

我们常讲人生三不朽，立言立行立德。苏先生在这三个方面，都给我们树立了榜样。所以，我们可以用“立言立行终一世，道德文章第一流”，来评价和怀念我们敬爱的苏先生。

一位马克思主义者的中国博物馆学构建之路

张伟明（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品保管部主任）

苏东海先生在国家博物馆工作几十年，具有扎实的展览基本功和丰富的实践感悟，对博物馆从入藏、保管，再到陈列展示等基本业务的全流程理解非常深刻，结合他对党史和近现代史的研究，形成其独特的博物馆历史表达风格。其中，有关博物馆本体论的思考和哲学体系的建构是其学术研究中的关键，提出物是博物馆本质特征的观点。他始终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阐释“什么是博物馆，怎样认识博物馆，怎样发展博物馆”这一基本问题，提倡博物馆和博物馆学研究要强调民族和时代特色，开启了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中国特色博物馆学的构建之路。

1995年，苏东海先生开始在中国传播和实践国际生态博物馆思想，确立了生态博物馆中国化的实践经验和建立成果，并对中国生态博物馆的未来给出了自己的科学预判和长远建构，在国内外产生广泛影响。

议题二“生态博物馆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主持人：丁鹏勃（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

扎根沃土 守正创新——苏东海生态博物馆思想与实践

宋向光（北京大学教授）

苏东海先生是我国杰出的博物馆学研究者。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批判性借鉴国际博物馆学理论和经验，关注中国博物馆实践和发展问题，在中国生态博物馆建设中探索博物馆与社会发展的新联结，促进博物馆学理论的自我审视和发展。苏东海先生的生态博物馆建设实践是中国博物馆人勇于创新、善于创新的优秀范例。突破传统博物馆的舒适区，激发博物馆学的批判活力，主动参与社会发展，生态博物馆成为博物馆演变的突破口。苏东海先生具有学术研究的敏感性，他注意到国际博物馆的躁动和创新，生态博物馆是后工业社会发展在博物馆行业中的反响，也是中国博物馆学与国际博物馆学对话的共同话题。

苏东海先生系统介绍国际生态博物馆的理论，分析生态博物馆发生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从理论上把握生态博物馆特征，论证中国建设生态博物馆的可行性，制定中国生态博物馆的建设目标和建设路径。提出生态博物馆是对自然环境、人文环境、有形遗产、无形遗产的整体保护、原地保护、自我保护和动态保护，在固有的生态关系中和谐共生并向前发展。

苏东海先生基于中国贵州特定地域社区发展实际，坚持促进社会发展责任，不简单挪用海外生态博物馆模式，他不辞辛劳，深入贵州偏远山区，考察当地社情民意，为贵州生态博物馆建设奉献专业智慧，创建了中国生态博物馆的“梭戛模式”。他与国际专家讨论并提出解决中国生态博物馆保护与发展问题的“六枝原则”，丰富了生态博物馆理论。

苏东海先生热情宣讲生态博物馆的理念和原则，增进公众对博物馆社会责任和专业性的理解，扩大了博物馆的社会影响。他积极向国际同行介绍中国生态博物馆的特点，让世界了解中国博物馆发展状况。

信息视角下的博物馆学——关于生态博物馆的若干思考

曹兵武（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馆员）

我与苏先生的工作交集，一是在国博工作期间，二是在《中国博物馆》编辑部期间。借此机会，向大家汇报一下自己对于生态博物馆的思考，并以此作为对苏先生的怀念。

生态博物馆最大的优势是人类生存及其环境物证的原生态性，转化为博物馆学语言，即物或遗产的在地性和在文化脉络中。这使得它相较于传统博物馆对物的去脉络化转化为藏品，以及再脉络化成为展品，具有了一种信息载体方面的优势。而物的脉络化与信息学思维也为生态博物馆理论与实践提供了可能的出路。

博物馆的第一性是物。博物馆史上发生过以物为本还是以人为本的争论，我认为只有以物人关系为本才能突破之。在特定的物人关系中尤其是博物馆语境之下，物被人不断地意识形态化，成为特定的信息载体。物与人之间除了传统的用和被用的关系，还有更深一层的能量或者信息的转换、交换关系。博物馆收藏、保存、展示的物，主要就是作为信息载体的功能而体现的。方兴未艾的信息化给了博物馆学莫大的启示。

面对物的生命历程以及物人关系中的情境语境，物的博物馆化不可避免地要进行去脉络化、再脉络化，物人关系可以不断变化甚至重新建构。但是在博物馆物的处理中，其信息传递与信息叠加的链条则应该力求完整。生态博物馆力求将物和物人关系置于原脉络化、原语境，并将物的生命历程的时间界面空前压缩。如果引入物的生命史意识作为对生态博物馆脉络化和语境化思维的补充，以脉络的延展与语境的活化处理好原生与展示两个脉络、多种语境的关系，生态博物馆的物、物人关系或许可以获得一种在不同脉络或者语境链条中的时间优势。在此，信息学理论与方法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苏东海先生与中国生态博物馆

方李莉（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学研究所名誉所长）

由于苏东海先生的努力，生态博物馆的概念被引入中国，并得以实践。当年，苏先生邀请挪威的杰斯特龙先生一起到黔西北的梭戛乡考察当地的一支长角苗的生活状态和文化。这支苗族由于长期与外界分隔，保存了非常古朴的传统文化。于是两位博物馆专家分别向各自政府申请经费进行保护研究。这一项目得到了两国领导人的支持，1998年10月亚洲第一座生态博物馆——梭戛生态博物馆建成开馆。

2005年苏先生在贵阳主持召开一个有关梭戛生态博物馆的国际研讨会，我应邀参会。会上苏先生提出，在国内建设生态博物馆，要把国际化的种子，种在中国的土壤里等观点，使我深受启发。为了了解这一欧洲的经验是如何被实践的，我带领考察队住进了生态博物馆的核心区——陇戛寨进行了全面的纪录。从考察到写作，前后花了三年时间。期间我们多次到苏先生家请教和交流，正是在他的帮助和指导下，我们完成了80多万字的研究报告，40多万字的工作日记，均已出版。另外，还有几千张照片和几百个小时的录音、录像资料等，这些都是非常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在此，我代表当年一起考察的学者们对苏东海先生表示敬意和哀悼！苏先生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学术永存，精神永存！

积累·思索·发挥——永不停息的博物馆学探索者苏东海先生

侯春燕（中央礼品文物管理中心研究馆员）

因机缘巧合，我有幸一度成为苏先生的学术助手。这一身份和经历使我切身感受到，苏先生一生所持守的“三不停”精神，即“不停地积累，不停地思索，不停地发挥”，乃是他在退休之后乃至耄耋之年，仍能高瞻远瞩地继续开创中国生态博物馆理论，并在躬身实践过程中不断深化完善，始终引领中国博物馆学研究得以在不断开拓中奋力前行的内驱动力。

苏东海先生治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颇具国际视野，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他先后与国际博协博物馆学委员会三任主席鹤田总一郎、冯·门施和马丁·施尔，以及生态博物馆的创始人法国学者戴瓦兰等，进行过多次颇具开创性和建设性的学术对话，广泛而深入地讨论了博物馆在发展和转型过程所面临的挑战、机遇及其未来着力之点，对中国和国际博物馆事业的健康发展启示良多。

苏东海先生一直强调博物馆实践探索以及在学术研究方面的“积累”，十分注重对博物馆界学术人才的培养，为数甚多的博物馆学青年学人，都曾得到过苏先生润物无声、醍醐灌顶般的学术点拨和无私提挈。苏东海先生的治学精神、学术视野及对青年学人无私提挈的嘉言懿行和高尚情操，将在中国博物馆学界永久存续并日益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