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6月22日下午，国家博物馆在学术报告厅举办了内部培训“中华文明探源和文化遗产”系列讲座第三讲：“明清国家制度设计与多民族国家治理”，特邀中央民族大学知行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彭勇主讲。馆内各部门业务骨干、青年文博学者齐聚现场，围绕明清统一多民族国家治理体系、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展开系统性学习。本次讲座兼具制度史理论深度与文物实证研究视野，为依托馆藏文物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脉络提供了全新学术思路与实践方向。

本次讲座的核心内容是以“大一统”为纲，拆解明清多元治理逻辑。彭勇教授跳出单一朝代、单一制度碎片化解读的固有范式，以传统“大一统”理念为总纲，以“内治外安”为核心治理主线，双线串联自上而下的王朝制度设计与自下而上的民间民族交融实践，完整梳理明清两代塑造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制度路径与历史成效。

讲座开篇明确核心论断：明清是统一多民族国家走向成熟定型的关键历史阶段。元朝奠定广袤疆域基础，明朝着力整合内部族群、凝聚向心力，清朝经康雍乾三代经略稳固边疆；两朝均以包容性“大一统”思想作为顶层制度设计的政治根基，摒弃排他性的民族划分，秉持“天下一家，华夷无间”治理内核。

针对学界常见认知误区，他以明初史料辩证分析朱元璋 “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的时代属性，指出该口号主要是元末起兵时的政治动员策略，明朝立国后即刻承认元朝的正统地位，开国次年便修《元史》，将蒙古、色目百姓视作“天下赤子”，恪守“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治边准则。与之对应，清代耗时近百年纂修《明史》，同样确立了明朝的正统地位，这种王朝间接续正统的历史书写传统，持续维系中华文明历史连续性，成为多民族国家统一和稳定的思想根基。

依托国博馆藏明代敕书、边疆屯堡相关文物实物，彭勇教授从南北疆域治理、经济互通纽带两大板块，细致阐释明清两朝“内治外安”的多元治理手段。

南北疆域治理方面，一是关于北方边疆治理，针对广为流传的“明修长城，清修庙”一说提出全新解读，认为两种治边策略并非彼此割裂。一方面，明代长城不只是军事防御工事，更是农耕、游牧文明长期交融互动形成的秩序分界线；俺答封贡达成后，明朝亦在西北多地敕建藏传佛教寺院，尝试借助宗教力量稳固边疆。另一方面，清代虽以藏传佛教安抚边疆为核心思路，流传有“一座喇嘛庙，胜抵十万兵”的说法，但清廷并未放弃边界修筑工程。例如柳条边，借鉴历代边墙、界壕的分区管控逻辑用以划定各族群生产活动范围，最终形成刚性边界管控与柔性宗教安抚相辅相成的治理体系。二是关于西南、青藏高原边疆治理，明朝主要依靠军政管控、土流并治、儒家文教三重体系促进各民族交融。军政管辖层面，朝廷设立乌斯藏、朵甘都司管理藏地；国家博物馆藏洪武、正德时期敕书实物，实证中央政府对西藏长久有效的统辖。针对云贵、四川、广西等西南腹地，明朝全面推行土流并治制度，大批中原军户奉命迁往边疆屯田戍守，安顺屯堡等多民族聚居聚落应运而生；当地留存的家谱、碑刻等民间文献，完整记载了汉、瑶、壮等各族民众长期共生、深度交融的历史脉络。与此同时，朝廷在边疆广设官学、社学，明文要求土司子弟必须入读受教，方能承袭土司职权，依靠儒家教化不断凝聚全体民众共通的文化与政治认同。

经济互通纽带方面，认为经济层面的深度互补，是维系多民族共同体长久稳定的底层支撑。明清两朝依托茶马贸易，打通中原农耕区与草原、高原、山地族群的物资流通通道，搭建起各民族相互依存的经济格局。在朝贡往来层面，明朝对边疆各部进贡马匹划定品级、匹配对应回赐，以此完成物资交换，长期维持跨区域商贸往来。讲座特别指出，土木之变、庚戌之变等多次大规模边疆冲突，导火索多与朝贡贸易的利益分配、贸易诉求失衡相关。这一史实也直观印证：经济互通是协调民族关系、稳固国家秩序的关键纽带，朝贡体系兼具政治整合与经贸往来双重职能。

讲座将研究视野拓展至全球史维度，梳理大航海时代背景下明清中外交流的完整脉络。16世纪前后，西方殖民势力相继抵达我国东南沿海，耶稣会传教士深入内地布道译书，深刻影响了徐光启、李之藻等朝中士大夫，推动天主教逐步走上中国化发展道路。而早在大航海时代开启之前，明代已有郑和下西洋的远洋探索；至明末，郑成功经略东南海疆，一系列历史实践共同勾勒出古代中国主动走向海洋、开展对外交往的图景，当年的海上交流通道，亦与当下中外文明对话路径形成鲜明呼应。

最后，彭勇教授总结指出明清治理体系最鲜明的特质，是国家治理具备极强的制度韧性。面对纷繁复杂的内外变局，明清统治者灵活调适治理策略，秉持因俗而治的核心原则，推行改土归流等一系列边疆治理举措，在恪守传统祖制与顺应时代发展之间寻求动态平衡，长期维系了国家大一统格局与社会秩序稳定。从地理文明视角进一步审视，胡焕庸线与考古学上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带高度契合，勾勒出中原核心文明区与边疆各民族长期交流互动的地理框架。近百年来，胡焕庸线两侧的人口分布与族群格局基本保持稳定，充分印证了自然地理格局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与稳固的深层塑造作用。

整场讲座以自上而下的王朝制度设计、自下而上的各族群众交融实践为双重主线，依托馆藏文物、正史文献、田野调查三类材料多维互证，凝练出三项核心学术观点：其一，“大一统”是极具包容性的治理理念，绝非狭隘单一的民族本位思维；其二，都司卫所、茶马互市、边疆文教等制度化举措，是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长效路径；其三，传统史事中诸多被简单归为“民族矛盾”的事件，本质上多为政治统治、经济利益或社会治理层面的冲突。讲座内容紧密呼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主题，提出未来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研究，应进一步推进多学科交叉融合，依托量化分析与实证研究深化对民族“三交”学理阐释，助力构建中国自主的历史话语体系。

在最后的互动交流环节，学员结合馆藏文物研究、展览策划工作中的疑惑与彭勇教授进行了探讨。彭勇教授在答疑环节着重强调：研究统一多民族国家治理史，应当坚持多重史料交叉互证，整合馆藏实物、官方正史、民间族谱、边疆碑刻等材料搭建完整证据链，规避单一史料造成的片面化解读。在依托古画、碑刻、古文书等遗存开展历史考证时，研究者不可仅停留在表层信息解读，更要结合时代制度框架与民间生活细节，以小见大，还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真实历史样貌。

整场讲座在热烈的研讨交流氛围中圆满落幕。学员们纷纷表示，本次讲座打通了传统制度史研究与博物馆文物阐释的学科边界，清晰梳理出依托馆藏文物挖掘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的可行研究路径，也为馆内后续展览策划、文物深度研究、公众历史教育工作，提供了坚实深厚的学术依托。

（本文依据讲座现场内容整理而成，文稿经彭勇教授审阅修改，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