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3月24日下午，国家博物馆在学术报告厅举办了内部培训“中华文明探源和文化遗产”系列讲座第一讲：“碎片与重构：敦煌写本学的研究与启示”，由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文科一级教授荣新江主讲。国家博物馆近二百名业务人员参会。

荣新江教授的讲座以“碎片与重构”为核心方法论，系统阐述了敦煌写本学的学科意义与研究实践。讲座以藏经洞文献的发现、流散与性质为起点，深入剖析了这批写本文献在经学史、书籍史、社会文化史、民族史及归义军史等领域的非凡价值。通过“张淮深碑复原”“于阗国王统世系考证”等生动案例，荣教授精彩演示了如何通过对分散、残损的文书碎片进行缜密拼合与综合研究，从而重构出失落的历史图景。讲座不仅展现了敦煌学的前沿动态，也深刻揭示了写本时代知识生产与传播的独特面貌，为理解中古中国与丝绸之路文明提供了关键启示。

一、 引言：从“碎片”到“重构”的学问

荣新江教授开宗明义，指出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文献大多是以“碎片化”状态呈现在研究者面前。这种碎片化，既是物理形态上的残缺与散乱，也是历史信息上的断裂与遮蔽。“敦煌写本学”的核心任务与魅力，正是通过学术的“重构”，将这些碎片重新置于其原有的历史、社会与物质语境中，使其焕发新的生命力。

二、 藏经洞的发现、流散与文献性质

荣教授详细分析了敦煌文献的原始构成与性质，指出藏经洞文献并非“废纸堆”，而是有组织的储藏。其内部可分为“正规包裹”（多为汉文佛经卷轴，包裹皮有编号签题）和“杂包裹”（含少数民族文献、绢画、社会文书残片等）。理解这种原始分类，是进行后续“重构”研究的基础。而通过这种包裹方式，可以看出藏经洞应该是敦煌僧侣为保护寺院珍宝而有意识封存的结果。

讲座细致回顾了斯坦因、伯希和等西方探险家攫取敦煌文书的经过，并分析了其不同取向（斯坦因获得汉、藏文写卷及大量美术品和非汉文文献，而伯希和则挑选了非汉文卷子、带有写经题记的卷子及典籍文书）对文书原始集合造成的破坏。同时，也提及了清末中国官员与学者（如叶昌炽、汪宗翰）因时代局限而与这批国宝“失之交臂”的遗憾，令人扼腕。

三、 敦煌写本的多元学术价值

荣教授从多个维度阐述了敦煌写本的“重构”之力如何革新相关研究领域：

一是经学史与思想史。敦煌保存了如古文《尚书》、《论语郑玄注》等佚失千年的儒家经典，以及大量佛道典籍，为重新审视中古时期的思想流变与知识传播提供了第一手材料。

二是书籍史与知识社会史。敦煌卷子活态展示了写本时代书籍的制作（如彩笺、栏线、校对）、流通与管理（如目录、签题）。从卷轴到册页装的演变痕迹，是研究中国书籍形制革命的关键证据。

三是社会文化史与日常生活史。契约、账册、书信、医方、历日、占卜、蒙书等大量“非经典”文书，为了解中古敦煌乃至整个中国的民间信仰、医疗习俗、教育状况、经济活动与法律实践打开了窗口，使历史叙述得以“下沉”到普通民众。

四是民族史与丝绸之路研究。作为丝路重镇，敦煌出土的藏文、于阗文、粟特文、回鹘文、梵文文献，是研究吐蕃统治、西域诸国历史、粟特商队网络、宗教文化交流的无可替代的宝藏。

五是政治史与地方史。尤其是归义军时期的官府档案、碑铭、牒状，极大弥补了正史记载的缺失，使我们可以细致复原这个唐末五代宋初地方政权的政治结构、外交策略与社会治理。

四、 案例精讲：“重构”方法的实践

一是对《张淮深碑》的拼合与释读。荣教授以其团队的研究为例，展示了如何将分藏于中、英、法等多国的碑刻残片，通过文字内容、书法风格、石材纹理、断裂痕迹等信息进行物理与文本上的精准拼合。复原后的碑文，为了解晚唐敦煌张氏家族与地方政治提供了全新史料。

二是对于阗国王统世系的考证。通过将敦煌文书与莫高窟题记、汉文史料进行缜密对勘，成功复原了于阗国王的世系、年号及其对应的汉名与于阗本名，清晰勾勒出一段湮没的西域王族历史，展现了跨语言、跨材料“重构”的卓越效力。

五、 总结与启示

荣新江教授总结道，敦煌写本学是一门“从碎片中重建整体”的学问。它要求研究者具备文献学、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等多学科素养，以及敏锐的关联思维能力。这项研究的意义远超补史之阙，它正在重塑我们对中古中国社会复杂性、文化多样性以及丝绸之路文明互动网络的理解。最后，荣教授呼吁学界应加强对敦煌文献的系统性复原与出版工作，并积极探索利用数字人文技术助力写本学研究的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