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壶提梁作鸡冠状，中有一孔，壶盖与壶身以银链相连，盖面錾刻四瓣花纹，口缘錾刻8个四瓣花纹。壶颈较高，环刻缠枝纹。壶身起鼓，两面錾刻图案相同：两个相套的菱形图案，边框由花瓣和联珠组成。外层菱形图案之外四角各錾刻一组缠枝花草，内层菱形图案以鱼子纹为地，正中錾刻一只卧鹿，神态安详自若。鹿前后上下各錾刻山石、水波，犹如仙境。壶身正面呈三角形，三条边仿皮绳纹，鱼子纹地，上錾有上下交错的四瓣花纹，左右对称，共24簇。契丹族的金银器制作受唐朝影响较大，但器形和装饰花纹又具有游牧民族的独特风格，此鎏金银质鸡冠壶是辽代金银器中的精品。
这件银鸡冠壶1979年发现于内蒙古赤峰市郊的城子公社，同时发现的还有两件鎏金鱼龙提梁银壶。1976年赤峰市喀喇沁旗锦山镇曾发现一批唐代鎏金银质器皿，有4件银盘、1件双鱼壶和1件圆罐，其中的鹿纹银盘铭文说明该银盘是唐宣州刺史刘赞向朝廷进献的贡品。对比两批鎏金银器可以发现，城子公社出土的鱼龙提梁银壶，在鱼龙的布局、纹饰及錾刻工艺等方面都和锦山出土的双鱼壶十分接近。尤其是这件鹿纹银鸡冠壶腹部的鹿纹，在鹿的形象、姿态等表现手法上与锦山出土的鹿纹银盘几乎一致，这说明辽代早期金银器制作工艺受唐代金银器影响很大。同时辽代金银器在继承唐代工艺特征的基础上又融入本民族的风格，比如锦山出土的唐代双鱼壶器身扁矮，颈部稍短，大口，而城子公社出土的辽代鱼龙提梁壶则器身较高，长颈，小口，使内装液体不易散溢。同样，这件辽代鎏金鹿纹鸡冠壶形如马镫，更具契丹民族自身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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