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厚（1826-1893），满洲镶黄旗人，完颜氏，字地山，道光二十九年（1849）中举人。咸丰十年（1860）底，任三口通商大臣，署直隶总督。后创设北洋机器局。光绪五年（1879），在与沙俄交涉伊犁事宜时，擅自签订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使中国丧失伊犁之外的大片领土，被逮捕入狱，定斩监候。后捐献白银三万两为军费以赎罪而得释放

同治九年（1870）六月间，天津育婴堂收养的不少婴孩因流行病传染而死亡。经该堂负责修女同意，民众代表于六月二十日到堂内检查。正当代表要进堂时，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得报亲自赶到育婴堂。他不问情由，就把民众代表轰出堂外。次日，丰大业持枪往见北洋通商大臣崇厚，谈判未开，即行开枪恫吓。丰大业又在回去的路上向天津知县刘杰开枪，击伤随从一人。民众极为愤怒，当场把丰大业打死，又把法、英、美国的教堂和法国领事馆焚毁。事件发生后，英、美、法等七国联衔向清政府抗议，集结军舰于天津、烟台一带示威，法国海军提督声言要将天津化为焦土。这就是“天津教案”。

天津教案发生后，清政府调派直隶总督曾国藩到天津“查办”，接着又派李鸿章会同办理。当时，各国使臣告诉清朝主持外交事宜的恭亲王奕䜣：法国的代理公使“罗淑亚性情躁急，其水师提督尤暴躁非常”，难保不动干戈，各国亦难以阻止；“若赶紧奏请大皇帝特简大员，亲赍国书，驰赴法国，先尽中国友谊道理”，则法军逞强时才好“从旁代为理阻”。奕䜣觉得这话“似非虚声恫喝”，又怕不接受他们的意见则将“协以谋我”，于是奏请派员前往法国道歉，“或亦亟图弭衅之一端”。经过奏请，崇厚成为出使法国的钦差大臣。

此奏折为崇厚离津赴京时所奏。在奏折中，崇厚叙述了天津教案爆发后，他“以大局所关，大义所在”，在天津帮助曾国藩“殚竭血诚商办，但求于时事稍有挽回，不致遽行决裂”。崇厚认为，作为出使法国之人，受命已经一月有余，他应该早一日启程，这样“可早安外国一日之心，于筹维大局极有关系”。崇厚的这种论调与上述恭亲王奕䜣所言并无二致，较为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在处理对外关系时清朝官员的普遍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