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博物馆藏一西周早期青铜斧，器长方銎，銎口下凸起一周弦纹，短边一侧附一半环状钮，圆刃无角；器上铸铭文“康侯”(图一、图二、图三)[1]。同铭器共两件，另一件藏于故宫博物院(图四、图五、图六)[2]。两器系20世纪早年同出于河南浚县，为于省吾旧藏[3]。此“康侯斧”尺寸虽小，但器中却蕴含着有关斧、钺贯穿于中国上古时期作为礼器之象征与西周初年“封建诸侯”等一系列深厚的历史信息，可谓 “小中见大”。  

图一（上图左）、康侯斧，周成王时器，高9.1厘米，刃宽6.8厘米，銎宽3.7厘米，传河南浚县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图二（上图中）、康侯斧铭文拓片；图三（上图右）、康侯斧拓片

图四（上图左）、康侯斧，周成王时器，高10.3厘米，刃宽6.8厘米，重0.28千克，传河南浚县出土，故宫博物院藏；图五（上图中）、康侯斧铭文拓片；图六（上图右）、康侯斧拓片

一、钺——中国上古时期军事统帅之象征

在商周时期青铜器中，有一类兵器造型如图七、图八，其使用形式见于商代青铜器上所铸图形，如图九、图十所示。此类兵器以宽阔之开刃为主要特征，器身横置以安装长柲。此器之名于商代甲骨文中作“”，青铜器铭文中作“”，均属象形之类，此字即是“戉”[4]。而“钺”则为“戉”后起之字。《尚书·顾命》云“一人冕执钺”，东汉郑玄注谓：“钺，大斧也。”是知古人将此类大型阔刃之斧称为“钺”。另有一类兵器造型与钺相似，但在钺身上下两侧加饰以齿牙，见图十一、图十二、图十三。此器之名于商代甲骨文中作“”、“”、“”，均为象形之结构，此字即是“戚”。而“”字则是“戚”后起之字。由此，“戚”乃是一种特殊形制之钺[5]。戚，有时用于乐舞，如《礼记·文王世子》曰“大乐正舞干戚”，又如《祭统》语“朱干玉戚以舞”。而且，此类执戚而舞之事在商代甲骨卜辞中已有记录[6]。  

图九(上图左)、商代青铜器上所铸图形；图十(上图右)、商代青铜器上所铸图形

据《史记•殷本纪》记载，商纣王封姬昌为西伯，赐“弓矢斧钺，使得征伐”。同时，《周本纪》在描绘牧野之战时，云周武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是知，“钺”在商周时期是用以象征军事统帅。而且，钺之此种象征，也在出土材料中得到验证。西周宣王时期虢季子白盘，器内底铸铭文8行111字，记述虢季子白率军对玁狁作战，斩敌首500，俘虏50人，战后献馘，周宣王宴飨虢季子白，并赏赐马、弓矢、钺以资勉励。此铭文中述及周宣王之赏赐，语云：“赐用钺，用征蛮方。”见图十四。1978年，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墓二号车马坑中出土一柄青铜钺[7]，器上铸有铭文：“天子建邦，中山侯□作兹军□[8]，以警厥众。”见图十五、图十六。

综上，直至战国时期，“钺”，始终用以象征军事统帅。西汉武帝时期成书的《淮南子•兵略训》云，君主在授命于将军之时，需“亲操钺，持头，授将军其柄，曰：‘从此上至天者，将军制之’。复持斧，持头，授将军其柄，曰：‘从此下至渊者，将军制之。’”此段引文中叙述的操钺授命仪式显然有其久远之渊源。

图十四、西周宣王时器虢季子白盘铭文

图十五（上图左）、中山侯钺，长29.4厘米 宽25.5厘米 重2.3千克，1977年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墓出土;图十六（上图右）、中山侯钺铭文，释文：“天子建邦，中山侯□作兹军□，以警厥众。”

此外，基于对商代甲骨文之研究，我们了解：商王不仅是最高行政长官，也是方国联盟之最高军事统帅。而在商代甲骨文中，“王”字有“”、“”、“”等结构，均是“钺”之象形。商代青铜器上所铸“钺”之图像，多如图九所示。与之相比，甲骨文中“钺”之形象虽有所简括，但仍突出钺之主要特征：宽阔之开刃，安装之柲，甚至柲端之镦也有描绘。因此，洞察“王”字之初形，更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钺”被赋予之象征[9]。

追根溯源，斧子，是人类最早发明、使用的砍、剁类工具之一，始终伴随着人类的进化与繁衍。在久远、蛮荒的旧石器时代，我们古人使用的砍砸器之类石斧，大多就地取材，利用石料稍加打制而成，见图十七[10]。到了新石器时代，人们对于此类石斧予以加工，磨制精细。以目前考古发现考察，至迟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我们祖先已将一种石钺从实用的生产工具中分离出来，而将其独立用作一种重要的礼仪用具。在大约距今5000多年前的浙江良渚文化墓葬中，有一柄磨制精细、附件齐全的玉钺发现于墓主身体左侧，出土时龠、镦之间距离约为80厘米，且玉钺柲上镶嵌有细小玉粒[11]，见图十八，类似之玉钺又见图十九、图二十[12]。此类石钺无疑已从实用的生产活动中脱离，而作为一种重要的礼仪用具。而且，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此类磨制精细之玉钺同时存在于众多不同地域的考古学文化中，如在广东石峡文化中亦可见到[13]，见图二十一。上述考古学文化虽相隔异地，但显而易见，此类玉钺之造型却大致相同。

由此可知，“钺”作为一种重要的礼仪用具，在当时应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或许还应具有相同的文化内涵。在进入早期青铜时代之后，此种普遍存在的“钺”文化得以传承，夏代晚期的二里头文化还发现特殊形制的玉钺——玉戚，见图二十二;同时，“青铜钺”，也随之应运而生。二里头文化中青铜钺造型多样，见图二十三[14]、图二十四[15]，是为商周时期青铜钺之滥觞。 

图十七（上图左）、砍砸器，旧石器时代早期 距今约24万年，长12厘米，宽10厘米；长13厘米，宽8厘米，1964年贵州黔西观音洞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图十八（上图右）、良渚文化玉钺，玉钺长17.9厘米，肩宽14.4厘米，刃宽16.8厘米，玉龠高4.7厘米，宽8.4厘米，厚1.35厘米，玉镦高2.8厘米，宽8.3厘米，厚2.3厘米，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反山遗址出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图十九（上图左）、良渚文化玉钺，玉钺长16.6厘米，肩宽4.7厘米，刃宽8.2厘米，玉龠高3.65厘米，宽7.5厘米，厚1.2厘米，玉镦高3.12厘米，宽7.8厘米，厚2.5厘米，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反山遗址出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图二十（上图右）、良渚文化玉钺安装示意图。

图二十一（上图左）、石钺，新石器时代石峡文化，约公元前2900-公元前2700年，长15.2厘米 宽10.7厘米，1978年广东曲江石峡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图二十二（上图右）、玉戚，二里头文化，长11.3厘米，刃宽7厘米，1974年河南偃师二里头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二、典籍中的“康叔、卫叔”与出土材料中的“康侯”、“卫侯”

公元前11世纪中期，活动于今陕西地区的周人在武王姬发率领下，发动了讨伐商纣的战争。某一甲子日清晨，在距商都朝歌仅有70里之远的牧野(今河南淇县南)，周人击溃商军。纣王败走，登上鹿台自焚而死。牧野之战，宣告了商朝的灭亡与周朝的建立。1976年，在陕西临潼零口公社零河西出土了西周武王时期的利，器内底铸铭文4行32字，记载甲子日清晨武王伐纣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见图二十五。 

周武王灭商之后，封纣子武庚为商后，留在商都，用以控制商人，同时由武王弟管叔、蔡叔、霍叔对其加以监督，称为 “三监”。不久，周武王病死，其子成王姬诵继位。因成王年幼，遂由武王弟周公旦摄政，管叔、蔡叔对此不满，散布流言，说周公有谋害成王，窃取王位之心。此时，纣子武庚趁机与管叔、蔡叔串通，并联合东夷中的徐、奄、薄姑、熊、盈等方国、部落，发动了复国战争。周公旦奉成王之命，兴师东征，经过3年，平定了叛乱，杀死武庚与管叔、流放蔡叔。通过此次东征，沉重打击了商朝的残余势力，巩固了周人刚刚建立起来的统治。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禽 ，铸造于西周成王时期，器内底铸铭文4行23字，见图二十六，记述了周成王伐奄侯之事，亦即所谓“周公东征”。 

之后，为了长治久安，西周统治者开始“封邦建国”。所谓“封邦建国”，《左传·僖公二十四年》称为“封建亲戚，以蕃屏周”, 即周天子分别授予自己的子弟、亲族及功臣一定范围的土地，建立封国，以屏卫王室，受封者即是诸侯。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宜侯 ，器内底铸铭文12行120余字，见图二十七，记述周康王册封 为宜侯，赏赐他鬯、瓒、弓、箭、土地、庶人等，是研究西周“封邦建国”的重要史料。对于西周初年的封邦建国，《荀子·儒效》曰“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其中较大的封国有鲁、齐、燕、晋、卫等。

图二十七、宜侯铭文

殷都朝歌，乃商势力之中心，也是纣子武庚叛乱之发源地，对周人而言，此地最具战略意义，而受封于此要地的诸侯即是周武王之弟—“姬封”。

《史记·卫康叔世家》云：“卫康叔，名封，周武王同母少弟也。其次尚有冄季，冄季最少。”又云周公旦东征之后：“以武庚殷余民封康叔为卫君，居河淇间故殷墟。”是知，康叔，在周公旦平定纣子武庚与管叔、蔡叔叛乱之后，封于殷都朝歌，为卫国之君。而且，据《左传·定公四年》记载，康叔封于卫国之时，辖领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启以商政，强以周索”，以捍卫西周王室。同时，周公旦担心康叔年少负此大任有所失误，对其进行告诫，此即《尚书·康诰》、《酒诰》、《梓材》三篇所载。

《康诰》云“朕其弟，小子封!”，“爽惟民迪吉奥。我时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别求闻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 。其宗旨是周公旦告诫康叔，需向殷商之先哲、先王探求殷商兴亡之原因，重在爱民。而在《酒诰》篇中，周公旦云商纣“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国灭，无罹”，大意是说商纣好酒，不思其过，最终导致国灭邦亡。又云“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则是言周之臣属能够遵守文王的教诲，不酗酒，因此能够代殷受天命。通篇均是周人对于商人嗜酒误国前车之鉴之警醒，与西周康王时器大盂鼎铭文语句“我闻殷坠命，唯殷边侯甸与殷正百辟，率肆于酒，故丧师矣”相合。《梓材》篇语曰“若作梓材，既勤朴斲，惟其塗丹雘”，“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怀为夹，庶邦享作，兄弟方来，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 ，也是周公旦对少弟康叔提出的为政方略。

康叔封卫之后，《史记·卫康叔世家》云：“康叔之国，既以此命，能和集其民，民大悦。成王长，用事，举康叔为周司寇，赐卫宝祭器，以章有德。”是言康叔谨遵周公旦之命，治民有方，并于周成王为政时，担任周王室司寇，可见其在周人统治集团中之重要。而此“康叔”即是本文开篇所示“康侯斧”之作器者 “康侯”。

《史记·卫康叔世家》云：“卫康叔，名封，周武王同母少弟也。其次尚有冄季，冄季最少。”索隐：“康，畿内国名。”是知，姬封初封于 “康”，又因其在兄弟排行中为“叔”，故称其“康叔”。又《易·晋》曰：“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此“康侯”即是前文所云之 “康叔”[16]。 “康侯”是据“康叔”之“爵位”而言，而且，在目前所见青铜器铭文中，均称“康侯”而不称“康叔”。除上述两柄“康侯斧”外，“康侯”之器别见如下：康侯觯[17]、康侯罍[18]、康侯鬲[19]，见图二十八;康侯矛[20]，见图二十九;康侯刀[21]，见图三十;康候车銮铃[22]，见图三十一;康侯鼎[23]，见图三十二;康侯爵，见图三十三。同时，“康侯”之名又见于作册 鼎[24]，见图三十四; 土[25]铭文中，见图三十五。康侯鼎铭文云：“康侯封作宝尊。”由此，“康侯”确是“姬封”，《史记·卫康叔世家》所云“卫康叔，名封”为实言。又土铭文云：“王来伐商邑， 令康侯鄙于卫，土鄙，作厥考尊彝。。” 此皆与《史记·卫康叔世家》语“以武庚殷余民封康叔为卫君，居河淇间故殷墟”，所言周公东征、康侯封于卫之事相符。1932年至1933年，前中央研究院与河南古迹研究会在河南浚县辛村西周早期墓地进行考古发掘。此地位于淇水北岸，西距朝歌约20公里，是史载卫国之地，而墓中出土甲泡上之铭文“——卫师昜”，更是实证[26]。 

图二十八（上图左）、康侯鬲铭文;图二十九（上图中）、康侯矛铭文;图三十（上图右）、康侯刀全形拓

图三十一（上图左）、康候车銮铃铭文;图三十二（上图中）、康侯鼎铭文，释文：“康侯封作宝尊。”;图三十三（上图右）、康侯爵，周成王时期，高21.5厘米，姚鉴先生捐赠，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图三十四、作册鼎铭文，释文：“康侯在朽师，赐作册贝，用作寳彝。”；图三十五、土铭文，释文：“王朿伐商邑，令康侯鄙于卫，土鄙，作厥考尊彝。。”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系年》云：“周成王、周公既迁殷民于洛邑，乃追念夏商之亡由，方埶出宗子，以作周厚屏。乃先建卫叔封于庚(康)丘，以侯殷之余民。卫人自庚(康)丘迁于淇卫。[27]”见图三十六。据此简文，姬封乃初封于“康丘”，故称 “康侯”，后迁于卫，故又称 “卫叔”[28]。《史记·卫康叔世家》索隐云：“康，畿内国名。”此文中之“康”，清朱骏声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云“在今河南开封府禹州(今禹县)”，《路史·国名纪》云“《姓书》康叔故城在颍川”，清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云，《说文》“邟，颍川县”，又有同音地名“”，即是此 “康”，是今河南汝州。上述传世典籍中之“康”当是上揭简文之“康丘”，不知确在何处[29]?

图三十六、《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系年》。释文：“周成王、周公既遷殷民于洛邑，乃追念夏商之亡由，方埶出宗子，以作周厚屏。乃先建衛叔封于庚(康)丘，以侯殷之餘民。衛人自庚(康)丘遷于淇卫。”

“康侯斧”与上举其他“康侯”诸器，均为周成王时器，经历、记录着“周公东征”、“封邦建国”之重大历史事件。干戈玉帛，沧海桑田，不禁令人感慨唏嘘。而或谛审康侯之器铭，结字方正，象形意味较浓;提、按波磔分明;用笔刚劲，为西周早期之典型书风。且此雄健、豪迈之格调亦恰是西周王朝初创，虽历经劫难，但君臣同心、励精图治、奋发有为之抒发。（作者系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

（注：此文已刊登于《收藏家》2014年第11期）

 注释：

[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中华书局1984-1994年，18.11778。

[2]故宫博物院编《故宫青铜器图典》，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6月，73页。又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中华书局1984-1994年，18.11779。

[3] 有关情况请见于省吾《双剑誃吉金图录》。

[4] 关于“戉”字详见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第三册2394页之2424条，中华书局1999年12月。

[5] 《左传·昭公十五年》云“钺矩鬯”，晋杜预注：“，斧也。”唐孔颖达疏谓：“具是斧也，盖钺大而斧小。”

或云：“钺、是同一类兵器，然而有大小的区别。”见马承源主编《中国古代青铜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5月,43页。

[6] 以上有关“戚”字之述引自林沄先生所论，详见《说戚·我》，《古文字研究》第十七辑。中华书局1989年198-202页。

[7]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墓-战国中山国国王之墓》，文物出版社，1996年2月第一版，294页，彩版三六。

[8] 对于器铭中此字，学术界存在以下几种释读：

1、“钺”，张政烺《中山王壶及鼎铭考释》，《古文字研究》第一辑，中华书局1979年，208-232页;

2、“钎”，张守中《中山王器文字编》，中华书局1981年，53页;

3、“”，黄盛璋《关于战国中山国墓葬遗物若干问题辩证》，《文物》1979年第5期,43-45页;《再论平山中山国墓葬若干问题》，《考古》1980年第5期，444-447/435页;

4、“”，吴振武《释平山战国中山王墓器物铭文中的“”和私库》，《史学集刊》1982年第3期。

其他主要参考文章还有徐海斌《“中山侯钺”器名小考》，《南方文物》2008年第1期，93-94页。

[9] 关于商代甲骨文中“王”字之考释详见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第四册3270页之3246条，中华书局1999年12月。

以上有关“钺”作为军事统帅之象征与“王”字的演变论述详见林沄《说王》，《考古》1965年第6期，311-312页;林沄《甲骨文中的商代方国联盟》，《古文字研究》第六辑67-92页，中华书局1981年11月;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第四册3270页之3246条，中华书局1999年12月。

[10] 中国国际博物馆编《中华文明——〈古代中国陈列〉文物精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6月，21页。

[11] 浙江省文物局 中国国家博物馆编辑 《文明的曙光——良渚文化文物精品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7月，202-203页。

[12] 浙江省文物局 中国国家博物馆编辑 《文明的曙光——良渚文化文物精品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7月，204页。

[13] 中国国际博物馆编《中华文明—〈古代中国陈列〉文物精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6月，81页。

[1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市二里头遗址发现一件青铜钺》，考古2002年第11期，31-32页。

[1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偃师二里头1959年—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6月，249页，图版118之二。

[16]见顾颉刚《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与于省吾《双剑誃易经新证》有关论证，又见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中华书局1986年12月，32页。

[17] 英国Herbert Ingram藏。

[18] “康侯”之器著录情况见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中华书局1986年12月，34页。

[1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中华书局1984-1994年，3.464。

[2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 中华书局1984-1994年，18.11450。

[21] 现藏于美国华盛顿弗里尔美术博物馆。着录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中华书局1984-1994年，18.11812。

[2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 中华书局1984-1994年，18.12020。

[23] 现藏于台湾中央博物院。着录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中华书局1984-1994年，4.2153。

[24]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中華書局1984-1994年， 4.2504。

[25] 现藏于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馆。著录见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中華書局1984-1994年， 7.4059。

[26] 详见郭宝钧《浚县辛村》，科学出版社1964年。

[27]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 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系年》，图版见上册47页-48页，释文见下册144页，上海文艺出版集团中西书局2011年12月。

[28] 李学勤云：“‘庚’、 ‘康’系通假字。原来‘康丘’就在殷，是‘邶鄘卫’的‘卫’的一部分，所以康叔封也可称‘卫叔封’，不久卫人迁都‘淇卫’，即在淇水流域的朝歌，那里便专称‘卫’了。”见李学勤《清华简系年及有关古史问题》，《文物》2011年第3期，70-74页。

董珊云：“可以确定‘康侯’”、‘康叔’之‘康’是据封邑名‘庚(康)丘’而来，卫康叔应是先受封于康。郑玄说康为谥法，是不正确的”，“上引清华简《系年》这段话的意思应该是：先封建(后来所称的)卫叔封在康丘，来统治殷余民，(后来的)卫人是从康丘迁到淇水卫邑的”，“据此，叔封最初受封在康丘时，并没有‘卫叔’这个名号。同样的例子，《史记·晋世家》开头便说：‘晋唐叔虞者’，也是据晋侯燮父徙晋之后的国号来指称唐叔虞”。见董珊《清华简《系年》所见的“卫叔封”(修订稿)》，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2012年11月26日发表。

[29] 唐兰云：“疑康叔之康也未必在畿内。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说：‘在今河南开封府禹州(今禹县)。’不知何据，待考。”见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中华书局1986年12月，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