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小雅·北山》语云：“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此诗句是以强调西周时期周王对于臣民的至尊地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亦如西周康王时器大盂鼎铭文所谓“我一人”。又《诗·大雅·常武》云：“王谓尹氏，命程伯休夫。”此乃是周王任命臣僚以职官。对周王而言，此任命、封赐，于典籍之中，称为 “策命；而于西周青铜器铭文中则谓之“册命”。陕西梁带村芮国墓地出土西周晚期毕伯鼎铭文云 “毕伯克肇作朕丕显皇祖受命毕公彝”，铭文之“毕公”即“毕公高”。《史记·魏世家》记：“毕公高与周同姓。武王之伐纣，而高封于毕，于是为毕姓。”此铭文云“受命毕公”即言此事[1]。由此，西周时期的职官任命对臣子而言，亦可称为“受命”。

在目前所见出土材料中，对于 “册命”之记录，见于多篇西周时期的青铜器铭文之内[2]。而且，通过这些铭文所记可知，至少始自西周初年，周王在对臣僚予以“册命”时，均要举行隆重的典礼仪式，其中包含严格而固定的程式化仪节，凝聚着周人的诸多文化内涵。其中，以 “颂”器铭文所记载的“册命”典礼仪式最为详尽、完整，并可与《周礼》、《礼记》、《仪礼》及《左传》等古代典籍中的相关记载彼此发明。“颂”器铸于西周晚期[3]，包括故宫博物院所藏颂鼎[4]，见图一；颂[5]，见图二。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颂壶[6]，见图三；上海博物馆所藏颂鼎[7]、颂 [8]，山东省博物馆所藏颂 [9]，台湾故宫博物院所藏颂鼎[10]，台湾中央博物院所藏颂壶[11]，美国堪萨斯纳尔逊美术陈列馆所藏颂[12]，日本京都黑川古文化研究所所藏颂盖[13]等器。于此“颂”器群中，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颂壶，形体高大，器口、颈、腹部均呈扁方而圆角，腹部庞大而下垂，高圈足；器腹部饰蛟龙纹，翻腾扶摇，气势磅礴，是西周晚期的典型器型，亦为“颂”器中之翘楚。 

图一

图二  

图三 

(一)古代典籍中的“策命”

有关中国古代君王在任命职官时举行的典礼仪式，《礼记·祭统》一文记其梗概：“古者明君爵有德禄有功，必赐爵禄于大庙，示不敢专也。故祭之日，一献，君降立于阼阶之南，南向，所命北面，史由君右执策命之。再拜稽首，受书以归，而舍奠于其庙。此爵赏之施也。” 又《周礼·春官·大宗伯》曰“王命诸侯，则傧”，是周王在封赐、任命诸侯时，大宗伯一职作为“傧”。汉郑玄注谓：“傧，进之也。” 《仪礼·聘礼》云“卿为上傧”，郑玄注云：“傧，主国之君所使出接宾者也。”《说文·人部》：“傧，导也。”是故上引《周礼·春官·大宗伯》文中语大宗伯为“傧”，意即出接将“受命”之诸侯，以作引导。如此，综览上述典籍中所载任命职官之典礼，可将此仪式过程归纳为如下五个关键：

1、 典礼，必于宗庙中举行;

2、 傧，引导受命者入门;

3、 君与受命者及宣命之史，三者均有相对固定的位置，即“君降立于阼阶之南，南向，所命北面，史由君右;

4、 史执策宣君命;

5、 受命者对君王行稽首礼，受书以归。

《周礼》成书于战国时期，《礼记》则集于汉初，但其中所述渊源甚久。《书·洛诰》云：“王入太室祼，王命周公后，作册逸诰。”此乃记西周初年成王任命鲁公伯禽之事。文中“太室”，汉马融注谓即“庙中之夹室”。《国语·周语》记 “宣王命鲁孝公于夷宫”，韦昭注：“夷宫者，宣王祖父夷王之庙。”由此，知周人于庙中举行职官之“受命”，至迟始自西周初年，西周末年仍循此制。而对于在庙中举行此典礼仪式之故，《礼记·祭义》云：“爵禄庆赏，成诸宗庙，所以示顺也。” 又以《白虎通义·爵篇》所论最得要旨：“封诸侯于庙者，示不自专也。明法度皆祖之制也，举事必告焉。” 是故上引文《礼记·祭统》语“古者明君爵有德禄有功，必赐爵禄于大庙”，乃以宣示此“受命”于庙，是为效法祖制。

作为前述《春官·大宗伯》之“傧”，其意在引导“受命”者入庙。《春官·大宗伯》又曰：“朝觐会同，则为上相。”汉郑玄注：“相，诏王礼也。出接宾曰傧，入诏礼曰相。”是“傧”与“相”因事而异称。且《仪礼·聘礼》语“卿为上傧”，郑玄注：“傧，主国之君所使出接宾者也。”《乡射礼》语“相拜”，郑玄注：“相谓赞主人及宾相拜之辞。”是“傧”与“相”异名。但是，《聘礼记》云：“傧者立于外以相拜。”《礼记·檀弓》云“子游傧由左”，郑玄注：“傧相，佐丧礼者。”是“相”亦名“傧”。故唐贾公彦疏谓，此“傧”、“相”异名，对文则异，通而言之，出入皆可称“傧”[14]。通考“受命”典礼，即如上述《周礼·春官·大宗伯》所记，于此仪式中出接受命者，以称作“傧”更为允当[15]。

上引《礼记·祭统》文又云“史由君右”，且“执策宣命”。《周礼·春官·内史》记内史之职曰“凡命诸侯及孤、卿大夫，则策命之”，此“内史”与前述《祭统》文宣命之史职责相同。两文中之“策”，即“册”之借字。 “册”，于商代文字中即已存在，其构形作 “”，见图四;其中的直竖用以标识细长的竹、木简，两道横线则是将简片系连的编绳之抽象。在纸普及之前，竹、木简一直是中国古代书写的主要载体。在古代典籍中，“简”是据一片而言，而“册”则是编连之称。且由“册”之象意，商代的史官称作“作册”，如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商代末年作册般甗之作器者般即是[16]，见图五、图六、图七。以其所掌职事言之，“作册”一词，甚为贴切。西周之后，“作册”一职犹存[17]，如《书·洛诰》云：“王入太室祼，王命周公后，作册逸诰。” 文中“作册”是西周初年周成王“受命”鲁公伯禽典礼仪式中的宣命之史。

图四 

图五 

 图六

 图七

战国之后，“策”字替代“册”字而始见，如战国中山王壶铭文云“载之简策”。但“册”字仍被沿用，且与 “策”字并行，如河南新蔡葛陵战国楚墓出土简文新甲三：137云“册告自文王以就圣王，各束锦加璧” [18]，见图八；《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耆夜》语“作策逸为东堂之客” [19]，见图九。上举两则简文中，“册”与“策”同见。而在《左传》、《周礼》及《礼记》等典籍中，则是以“策”代“册”。

 图九

又因君王之命辞须书写在“册”上，故上引《礼记·祭统》文云“受命”之时，史“执策命之”;《周礼·春官·内史》记“凡命诸侯及孤、卿大夫”，内史“则策命之”，亦即代君宣命。而且，上述《祭统》文中“受书以归”之“书”，是前文“执策命之” 一句中“策”之换文。由此，古代典籍中的“受命”仪式遂被称为“策命”。

上引《祭统》文所述“策命”典礼仪式结束之时，谓受命者“再拜稽首”。此“稽首”乃古之拜仪，而古人之拜仪又与当时之生活方式紧密相连。

至少自商人开始，“席地而坐”，即成为我们古人日常生活中的主要起居方式。曲双膝跪地，臀部置于足跟之上，此即古人所谓“坐”;如上身直立，臀部离开足跟，此即古人所谓“跪”。此“席地而坐”之图像广泛见于商代出土的玉器、石器及青铜器之上。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一尊商代晚期的青铜鼎，器内壁铸有图像，见图十，上部状如二人相向，对“坐”而食，此即“飨”字之初文[20]。图十一所示与之类似[21]，均是时人生活中 “坐”之如实写照。而且，此“席地而坐”之生活方式一直延续至唐代。

 图十 

 十一

古人行拜以示敬意，基于当时“席地而坐”之起居方式，拜则必“跪”，故《说文·足部》云，“跪者，所以拜也。”《周礼·春官·大祝》云“辨九拜，一曰稽首”，“三曰空首”。《礼记·内则》记：“凡男拜尚左手，凡女拜尚右手。”清段玉裁云：“九拜皆必拱手。凡拱，右手在内，左手在外，是谓尚左;左手在内，右手在外，是谓尚右。”上引《周礼·春官·大祝》文之 “空首”，汉郑玄注：“拜头至手，所谓拜手也。”其操行仪态正如《说文·足部》所云，“既跪而拱手，而头俯至于手与心平，是之谓头至手，《荀子》曰 ‘平衡曰拜’是也。头不至于地，是以谓之空首”。典籍之中，男子之间行礼单言拜者，均为“空首”。详言之则曰“拜手”，略言之则曰“拜”，且此“空首”之拜通于尊卑。[22]”

而对于上引《周礼·春官·大祝》文“稽首”之操行仪态，《左传·僖公五年》唐孔颖达疏云：“稽首头至地，头下缓至地也。《尚书》每称‘拜手稽首’者，初为拜，头至手，乃复申头以至地。至手是为拜手，至地乃为稽首。然则凡为稽首者，皆先为拜手，乃成稽首，故《尚书》‘拜手稽首’连言之。传虽不言拜手，当亦先为拜手，乃为稽首。稽首、拜手共成一拜之礼，此其为敬之极，故臣于君乃然。”又清段玉裁云：“稽首者，拜头至地也。既拜手，而拱手下至于地，而头亦下至于地。拱手至地，手仍不分散，非如今人两手按地也。手前于膝，头又前于手，《荀子》曰：‘下衡曰稽首’是也。” 是知古人所行“稽首”之礼，初为“拜手”，亦即上述之“空首”，后为“稽首”，《尚书》之类典籍中详称之，即为“拜手稽首”。河南新蔡葛陵战国楚墓出土简文新乙四：70云“小臣成拜手首”[23]，见图十二;《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祭公之顾命》语云“公懋拜手首” [24]，见图十三。此两则简文中之“”，乃“稽”之本字，而“稽”则是“”之同声假借[25]。简文详言此拜仪而作“拜手稽首”，与上述《尚书》同。而如《礼记》之文则简称之为“拜稽首”。

 图十二 

 图十三 

 图十四

考察“稽首”之意，《礼记·郊特牲》云：“拜，服也。稽首，服之甚也。” 又以《白虎通义·姓名篇》语“必稽首何？敬之至也，头至地”最得要旨。稽首之礼，多行于君臣之间，如《玉藻》云：“君赐稽首，据掌致诸地。”有时，非君臣之间亦行此稽首之拜，如傧郊劳、归饔饩使者，卿饩聘宾及大夫相食[26];又行于祭礼中祭主于飨祭之主之间，如《儀禮·特牲饋食禮》记阴厌之节：“主人再拜稽首，祝在左，卒祝，主人再拜稽首。”此稽首之礼即是祭主行于所祀之祖祢[27]。

古人行礼，多用一拜，典籍之中言“拜手稽首”或 “拜稽首”者均是。其或再拜，即如《燕礼》、《大射》、《觐礼》、《士虞礼》及《特牲馈食礼》中所言之“再拜稽首”，意在加敬[28]。上引《礼记·祭统》一文记受命者对君“再拜稽首”，无疑是借此再拜之礼以示对君之无上敬意。

(二)“颂”器铭文中的 “册命”

自西周初年之始，青铜器上开始出现长篇铭文，直至西周晚期，其中涉及 “受命”仪式之内容占有较大比例。如下，我们拟选择两篇有关之铭文，用以演示西周早期至晚期之变化：

1、大盂鼎铭

大盂鼎，铸于西周康王时期，清道光年间陕西郿县出土。器腹内壁铸铭文19行291字，记述了周康王二十三年九月贵族盂“受命”之事，见图十四、图十五、图十六。器铭经隶定，并依文意列为四段如下：

唯九月，王在宗周，命盂。

王若曰：盂，丕显文王受天有大命，在武王嗣文王作邦，闢厥慝，抚有四方，畯正厥民。在雩御事，! 酒无敢，有柴烝祀无敢，故天翼临子，灋保先王，□有四方。我闻殷坠命，唯殷边侯甸与殷正百辟，率肆于酒，故丧师矣!汝妹辰有大服，余唯即朕小学汝，勿余乃辟一人，今我唯即型禀于文王政德，若文王命二三政。

今余唯命汝盂召荣，敬雍德经，敏朝夕入谏，亯奔走，畏天威。王曰：而命汝盂型乃嗣祖南公。王曰：盂，廼召夹死戎，敏谏罚讼，夙夕召我一人烝四方。

雩我其遹省先王受民、受疆土。赐汝鬯一卣，絅衣、市、舄、车马；赐乃祖南公用狩；赐汝邦四伯，人鬲自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赐夷 王臣十又三伯，人鬲千又五十夫。□□自厥土。

王曰：盂，若敬乃政，勿废朕命!

盂用对王休，用作祖南公宝鼎。

唯王廿又三祀。 

图十五

图十六

上揭大盂鼎铭中，篇首语“唯九月，王在宗周，命盂”，为铭文第一部分，铭中之“命”，对作器者“盂”而言，即为 “受命”。此部分铭文是记时间、地点、周王所在、事项。

铭文第二部分系追述周康王在授命仪式中所说，始自“王若曰：盂”，止于“王曰：盂，若敬乃政，勿废朕命”。文中周康王首先向盂讲述文王、武王的立国经验与商内、外臣僚因沉湎于酒以致亡国的教训，即自“王若曰：盂，丕显文王受天有大命”至“我闻殷坠命，唯殷边侯甸与殷正百辟，率肆于酒，故丧师矣”之语。 次之，周康王告诫盂要效法其祖先，忠心辅佐王室，并命官，此内容见于“汝妹辰有大服”至“夙夕召我一人烝四方”铭中。之后，周康王宣布对盂之赏赐：鬯、命服、车马、邦司、人鬲、庶人等，亦即铭文自“雩我其遹省先王受民、受疆土”至“人鬲千又五十夫。 □□自厥土”所云。“王曰：盂，若敬乃政，勿废朕命”，是铭文第二部分之结语，也是周康王对贵族盂所说勉励之辞。铭文语句“盂用对王休，用作祖南公宝鼎”，为受命者盂对周康王之称扬，并作器。通篇铭文尾句“唯王廿又三祀”，系盂“受命”之年，与篇首“九月”均为时间。

基于上述，可将大盂鼎铭文所记贵族盂之 “受命”仪式提炼关键如下：

时间、地点、王位、事项

王命： 追述

            教诲

            命官

            赏赐

            勉励

称扬 作器

时间

2、“颂”器铭

“颂”器铸造于西周晚期，器内壁所铸铭文记述了作器者颂“受命”的典礼仪式，在西周时期的同类青铜器铭文中最为详细。但因器型差异，各类器内壁所铸铭文之行文排列有所差异，如故宫博物院所藏颂鼎铭为15行151字，见图十七，布局疏朗；颂 铭为15行150字，见图十八；而颂壶铭则为21行151字，且写于界栏之内，更显规整，见图十九。“颂”器铭文之结字端正规范，书风厚重，而不失柔美，是西周晚期的书法佳作。经隶定，并依文意将其列为如下六段：

唯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王在周康昭宮，旦，王各大室，即位。

宰弘右頌入門，立中庭。尹氏授王命書，王乎史虢生冊命頌。

王曰：頌，令汝官成周貯廿家，監 新造貯用宮禦。賜女玄衣、黹純、赤芾、朱黃、鑾、攸勒，用事。

頌拜稽首，受命冊、佩以出。

返入堇璋。

頌敢對揚天子丕顯魯休，用作眹皇考龔叔、皇母龔姒寶尊壶，用追孝祈匄康純祐通禄、永令。頌其萬年眉壽，畯臣天子，霝终。子子孫孫寶用。

 图十七 

图十八

图十九

上揭“颂”器铭篇首语“唯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王在周康昭宮，旦，王各大室，即位” ，系记录此次颂“受命”之时间、地点与周王所至之处。铭中“既死霸”乃西周时期“月相” 之术语之一。中国古代采用阴阳合历，至少始于夏代，《夏小正》即是此类历书，并长期延用。此历法中的 “月”，是基于月亮圆缺变化的一个周期。周人观察月亮由弯月至满月，再由满月至弯月的变化，将一个月划为相应的时间段，并以“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之类专名，标识这些变化。其中，“初吉”始自一日至七日、八日;既生霸是自八日、九日以降至十四日、十五日;既望为十五日、十六日以后至二十二日、二十三日;既死霸是自二十三日以后至于晦[29]。此类“月相”相对缩小了时间跨度，从而使纪时更加准确。如此，上举“颂”器铭文云“五月既死霸甲戌”，即是确指五月二十三以后至于晦之间的甲戌之日。则“唯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已囊括年、月、月相、干支日四项纪时要素。上揭大盂鼎铭中，篇首时间仅云“唯九月”，且“唯王廿又三祀”又记于篇尾，是西周初年的纪时格式，秉承商代之制。与之相比，“颂”器铭文之时间记录格式更显规范，形成于西周中期之后[30]。

上举大盂鼎铭篇首云“王在宗周”，而 “颂”器铭则云“王在周康昭宮”，“王各大室”。铭中 “各”，意为“至”。《书·洛诰》云：“王入太室祼，王命周公后，作册逸诰。”此乃记西周成王时鲁公伯禽 “受命”之事。文中“太室”，汉马融注谓即“庙中之夹室”[31]。由此，知“颂”器铭中之“大室”，为周庙即周康昭宮中之夹室。在前文(一)古代典籍中的“策命”一节，我们已归纳典籍中所记周人之“策命”，至迟始自西周初年，需行于宗庙之中，且西周末年仍循此制，以此宣示 “受命”于庙是为效法祖制，此即是《礼记·祭统》语“古者明君爵有德禄有功，必赐爵禄于大庙”之所云 。“颂”器铭云 “受命”举于周庙之“大室”，可证典籍所记此事为实。而大盂鼎铭则对于周康王是否于周庙缺载。而且，“颂”器铭中云“受命”始于“旦”，即清晨，更可弥补典籍缺载之憾。

上列“颂”器铭之第二部分，即“宰弘右頌入門，立中庭。尹氏授王命書，王乎史虢生冊命頌”，铭中 “右”即“佑”，意为 “引导”[32]。此乃记“受命”之始，宰弘引导颂进入受命之所，立于中庭。此铭中省略不记受命者颂之面向，在其它同类铭文中，如善夫山鼎铭文云受命者善夫山“立中庭，北向”[33]，以此推知，颂亦是“北向”。“尹氏授王命書，王乎史虢生冊命頌”，铭中“尹氏”，为史官之长，由尹氏将王命之书授予史虢生，王让史虢生宣读命辞[34]。虽然此铭中未云周王、尹氏、史之面向，但其与受命之颂必面对，故知周王、尹氏与史虢生面向南方[35]。如此，此段铭文所记与本文于(一)古代典籍中的“策命”一节，所归纳典籍中记载的“策命”典礼仪式过程中五个关键中的“傧，引导受命者入门”与“君降立于阼阶之南，南向，所命北面，史由君右”相同。此“颂”器铭文中之“宰弘”，引导颂入门，即是上述典籍所记“策命”中之 “傧”。而且，“颂”器铭记受命者立于中庭，亦可补史载之缺。又此段铭中云“王乎史虢生冊命頌”，此“册命”亦即本文前述典籍中所云“策命”之本字，与前文(一)古代典籍中的“策命”一节所引《礼记·祭统》文云史“执策命之”及《周礼·春官·内史》曰内史“则策命之”同意，均是史执 “册”代君而宣命。而且，西周中期之后，有关 “受命”之类铭文中均云周王“册命”作器者，如西周中期师虎簋铭文云，“王乎内史吴曰：“册命虎”[36]，是故此“受命”典礼仪式即称为 “册命”。

上举“颂”器铭第三部分为王之命辞：命官，即“令汝官 成周貯廿家，監 新造貯用宮禦” ;赏赐，即“賜女玄衣、黹純、赤芾、朱黃、鑾 、攸勒”;勉励，即“用事”。此命辞正是本文于(一)古代典籍中的“策命”一节，所归纳典籍中记载的“策命”典礼仪式过程中五个关键中的“史执策宣君命”。

“頌拜稽首，受命冊、佩以出”，作为铭文第四段，文中“拜 首”，即前文(一)古代典籍中的“策命”一节所引《礼记·祭统》文之“拜稽首”，“ ”即“稽” 之本字，而“稽”则为“ ”之假借。西周晚期扬 铭文言“扬拜手首”，又班 铭文云“班 首”，两铭中“拜手首”、“首”，分别与前文所述《尚书》“拜手首”、《周禮·春官·大祝》曰“辨九拜，一曰稽首”相同。是故“稽首”之礼，典籍与青铜器铭文两者所记完全契合。此段铭文系记述史宣王命之后，受命之颂对周王行稽首之礼，并接受写有命辞之 “册”及所赐，出“册命”之所。“受命者对君王行稽首礼，受书以归”，乃是本文于(一)古代典籍中的“策命”一节，所归纳典籍中记载的“策命”典礼仪式过程中五个关键中的最后一项，也与上述“颂”器铭文所记相同。且此铭文中之“册”，即是上述典籍中之“书”。

上列“颂”器铭第五段语“返入堇璋”，此事在周人礼仪中称之为 “傧”。

《仪礼·觐礼》记诸侯见天子之礼：诸侯至于王郊，王派使者慰劳诸侯，待使者宣读王命之后，“侯氏用束帛乘马傧使者”，汉郑玄注谓：“傧使者，所以致尊敬也。”此文之“傧”，乃主人待宾之礼[37]，即诸侯以束帛乘马赠送王之使者。又《仪礼·聘礼》述诸侯相互聘问之礼：主国派卿慰劳宾国使者，待卿致主国君命之后，“宾用束锦傧劳者”。此文中之“宾”，为宾国使者;而“劳者”，即所谓付出劳务之人，乃指主国之卿。文中“傧劳者”之“傧”，意即宾国使者以束锦赠送主国之卿，与上引《觐礼》一事相同，均是对劳者而言，意在致敬。

上举“颂”器铭文语“反入堇章”，当读为“返纳瑾璋” [38]，即是“册命”典礼之后，“受命”之颂对此次“册命”典礼仪式中之劳者：引导颂入门之宰弘、秉策之尹氏、宣王命之史虢生等有司赠以瑾璋。此与上述《仪礼·觐礼》、《聘礼》中“侯氏用束帛乘马傧使者”、“宾用束锦傧劳者”之 “傧” 类同，均是对劳者赠送，以“傧”礼致敬[39]。

“頌敢對揚天子丕顯魯休，用作眹皇考龔叔、皇母龔姒寶尊壶，用追孝祈匄康 純祐通禄、永令。頌其萬年眉壽，畯臣天子，霝终。子子孫孫寶用”，为铭文第六段，系颂称扬 、作器与祝愿之辞。

基于上述，“颂”器铭所记之 “册命”典礼仪式可归纳为如下五个进程：

1、三年五月甲戌之日，清晨，周王就位于宗庙中的大室;

2、宰弘为“傧”，引导受命者“颂”入门，“颂”立于中庭，面向北方;周王面南，尹氏将“册命”之书授予史虢生，王命史虢生宣读“册命”;

3、史虢生宣布周王命“颂”所司之职与所赐命服;

4、受命之“颂”对周王行稽首礼，并接受册书及赏赐出门;

5、“颂”对有司行“傧”礼，即对宰弘、尹氏、史虢生之类“劳者”赠以瑾璋。

由此，“颂”器铭中之“册命”典礼仪式又可提炼关键如下：

时间、地点、王位

傧，引导受命者入;受命者立于中庭，尹氏将“册命”之书授予史虢生，王命史虢生宣读“册命”

王命：

       命官

       赏赐

       勉励

拜稽首

受册、佩出

返纳瑾璋

称扬 作器 祝愿

对比上揭大盂鼎铭与“颂”器铭所记之“册命”，前后变化鲜明。遂知，此“册命”之典礼仪式，始自西周初年，经过西周中期，至西周晚期，典礼之时间、地点，渐趋具体;典礼进程中之仪节逐渐增多，仪式内容也随之愈发丰富，且已形成固定的程式[40]。而且，其中之诸多仪节也与典籍中有关记载相同。静而思之，此“册命”典礼中繁缛而程式化的仪节，均是周人对于君臣、父子之类纲常、伦理之表征，即所谓“周礼”，而此“周礼”曾长期作为统治思想，对中国古代社会生产了深远影响。

(三)论《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所载周襄王策命晋侯文句“出入三觐”之古今注疏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记，公元前632年，周襄王“策命”晋侯。文曰：

“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内史叔兴父策命晋侯为侯伯。赐之大辂之服、戎辂之服，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贲三百人，曰‘王谓叔父，敬服王命，以绥四国，纠逖王慝。’晋侯三辞，从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扬天子之丕显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觐。”

上引《左传》文所述之“策命”，其事亦见于《国语·周语》。基于前文对典籍中“策命”与青铜器铭文中“册命”典礼仪节之概括，可知上引《左传》文“尹氏”与“内史叔兴父”，分别相当于上揭“颂”器铭之“尹氏”与“史虢生”，一为秉册，一为执册宣读。句“赐之大辂之服、戎辂之服，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贲三百人”，是周襄王之赏赐;而“王谓叔父，敬服王命，以绥四国，纠逖王慝”，则是周襄王对晋侯之勉励。此文句之后，云晋侯受命，并对周王行稽首礼，亦即句“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扬天子之丕显休命”所云。之后，又云“受策以出。出入三觐”。

在本文前述(二)“颂”器铭文中的 “册命”一节，在“颂”器铭所记“册命”典礼仪式中，待史宣王命之后，为“拜稽首”、“受册、佩出”与“返入堇璋”，前后相继之三项仪节。此三项仪节正与上举《左传》文于晋侯受命之后，对周王行稽首礼、“受策以出”与“出入三觐”之语境相同。如此，此《左传》文之“出入三觐”，应读为“出纳三瑾”，即如本文于(二)“颂”器铭文中的 “册命”一节所考，此乃是“策命”之后，受命之晋侯对此次“策命”典礼仪式中之“劳者”，即尹氏、王子虎、内史叔兴父等有司，赠以瑾璋，以“傧”礼致敬。

在中国文化的传承过程中，至少自汉代开始，学者即为前世流传之典籍作以注疏，以使时人晓明古籍记文之本意，此传统一直延续至清代末年。而这些历代注疏，也是我们阅读古代典籍之必备。上举《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所载周襄王策命晋侯文句“出入三觐”，古今亦有注疏如下：

晋人杜预注：“出入犹去来也。从来至去，凡三见王也。”以杜预之说，“出入三觐”意为，从来至去，见王共三次。

明邵宝《左觿》谓：“始至而见，一觐也;享醴再策，二觐也;去而辞，三觐也。[41]”

沈钦韩曰：“当献楚俘之时，则觐礼裨冕墨车以朝，一也;受策之后，拜命于王，二也;聘礼食飨之后，拜礼于朝，三也。[42]”

今杨伯峻云，“则出入犹言前后”，“窃疑献楚俘，一觐也;王享，二觐也;受策‘三觐也。前后三觐，自统始终言之” [43]。

上举“出入三觐”之古今注疏，均是以“书”解“书”，即单纯 “望文生义”，依旧徘徊于传世典籍之互相援引中，以搜寻解读，但牵强附会，无有阐发，且徒增困惑。是“颂”器铭中之“返入堇璋”句，解开了这一千古之谜，并订正以往之误读。如此，对于古代典籍之历代注疏，反思为首要。宋代金石学兴起，始以地下出土文物与典籍所记相互征引，多有收获。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商代甲骨文及殷墟相继被发现，自此掀开殷商历史研究新的篇章。王国维先生结合传世典籍与地下出土文物以研究历史的“二重证据法”，科学地阐发了新史学。20世纪30年代，田野考古学开始引入中国。此后，考古学也以其科学性、客观性成为历史研究的主要手段。换言之，是新材料给历史研究带来了新生。关于古代典籍之历代注疏，一些作者受当时时代背景之局限，即缺乏出土实物之证，其所作注疏不免失于主观，对此，我们亦应客观加以看待。但是，当代所作的古籍研究，如果不借鉴出土材料，无视最新学术成果，而是又回归到单纯在传世典籍中行走，欲以寻求答案之境地，那么，此类所谓的古籍研究极易脱离学术研究之范畴，进入自我臆测之空间。

(本文作者系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于成龙博士，本文内容已见于作者《索隐金文说“册命”，钩沉匡正古今疏 ——由“颂”器铭文考察西周时期“册命”之仪节，兼论《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所载周襄王策命晋侯文句“出入三觐”之古今注疏》，《紫禁城》2013年第1期，110-131页。)

 注释：

[1]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渭南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韩城市景区管理委员会《梁带村芮国墓地——2007年度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0年6月，227页。

[2] 陈梦家云：“这些王命，最先是书写在简书上的，当庭的宣读了，然后刻铸于铜器之上。原来的简书已经不存，赖此保存了周王室的官文书，它们实具有古代档案的性质。西周档案的流传于后世的，主要的只有两种：一是今文尚书中的周书部分，一是西周铜器铭文。周书与西周金文在研究上有彼此发明的地方，而在作为档案与史料的意义上说，是同等重要的。”见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三)·九、西周的策命制度》，《考古学报》，1956年第一期98-114页之100页。

[3] 此前，郭沫若、陈梦家等均将颂鼎定为西周共王时器。详见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上海书店籍出版社1999年7月，下册73页;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三)·九、西周的策命制度》，《考古学报》，1956年第一期98-114页之105页。

[4]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 中華書局1984-1994年， 5.2827。

[5]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 中華書局1984-1994年， 8.4335。

[6] 中國国家博物馆编《中华文明—<古代中国陈列>文物精华》，中国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6月，158-159页。

[7]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中華書局1984-1994年， 5.2829。

[8]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中華書局1984-1994年， 8.4339。

[9]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中華書局1984-1994年，8.4334。

[10]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中華書局1984-1994年， 5.2828。

[11]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中華書局1984-1994年，15.9731。

[12]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中華書局1984-1994年，8.4332。

[13]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中華書局1984-1994年，8.4336。

[14] 详见【清】孙诒让《周礼正义》，中华书局2000年3月，第五册，1411页。

[15] 学者或称之为“傧相”。颂鼎铭文云：“宰弘右頌入門，立中庭。”陈梦家云：“此宰弘即是王的傧者所以导引受命者。”铭文中 “右”，陈梦家云，“与相、导、介同义”，“右即傧相，义为赞导宾客”。见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三)·九、西周的策命制度》，《考古学报》，1956年第1期，98-114页之105页;又见马承源主编《中国青铜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5月， 353页。

[16]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中華書局1984-1994年，， 3.944。又见《中国古代青铜器艺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3月，25-27页。

[17] 孙诒让云：“《书·洛诰》云： ‘王入太室祼，王命周公后，作册逸诰。’ 此即成王命尹逸策命鲁公伯禽之事。尹逸盖即为内史，以其所掌职事言之则曰‘作册’。 其后世为此官，故又称尹氏。”详见【清】孙诒让《周礼正义》，中华书局2000年3月，第八册，2130-2131页。

王国维云，“自诗书彝器观之，内史实执政之一人，其职与后汉以后之尚书令，唐宋之中书舍人、翰林学士，明之大学士相当，盖枢要之任也。此官周初谓之作册，其长谓之尹氏”，“是作册即内史”，“亦称作册内史”、“亦称作命内史”，“内史之长曰内史尹，亦曰作册尹”，“亦单称尹氏”，“或称命尹”，“作册、尹氏皆周礼内史之职，而尹氏为其长，其职在书王命与制禄命官，与大师同秉国政。”见王国维《观堂集林·释史》。

陈梦家云：“西周初期的史官以作册为主，中期以内史为主，而尹氏至晚期始盛。共、懿时期的师晨鼎与师俞记录了同日同地同右举行的两次策命，而一称作册尹一则作册内史，故知在当时作册与内史并存。西周晚期，内史与尹氏并存，其制延至春秋，所以左传僖廿八周襄王命尹氏与内史赐晋文公命。作册、内史、尹氏出现有先后，虽皆主一时策命的事，而其来源不同。” 见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三)·九、西周的策命制度》，《考古学报》，1956年第一期98-114页之104-105页。

[18]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新蔡葛陵楚墓》，大象出版社，2003年10月第1版，图版九一，释文192页。

[19]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西书局，2011年8月，图版见上册63页，释文见下册150页，注释见152页【七】。

[20]《中国古代青铜器艺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3月，12页。

[21] 王心怡、高明编《商周图形文字编》文物出版社2007年10月，96页;又见容庚《金文編》，中華書局1996年8月，1051页。

[22] 详见【清】孙诒让《周礼正义》，中华书局2000年3月，第八册，12011页

[23]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新蔡葛陵楚墓》，大象出版社，2003年10月第1版，图版一四六，释文见207页。

[24]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西书局，2011年8月，图版见上册103页，释文见下册174页。

[25] 详见【清】孙诒让《周礼正义》，中华书局2000年3月，第八册， 2007页。

[26]详见【清】孙诒让《周礼正义》，中华书局2000年3月，第八册，2008-2009页。

[27] 本文有关 “稽首”所论，部分已见于作者博士论文《楚礼新证——楚简中的纪时、卜筮与祭祷》(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2004年6月，导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葛英会教授、中国钱币博物馆馆长黄锡全教授)第三章之第四节“祈禱儀節”。

[28] 清黄以周云，“经云拜手稽首者，一拜也。再拜则曰再拜稽首”。见【清】孙诒让《周礼正义》，中华书局2000年3月，第八册，2015页。

[29] 详见王国维《观堂集林·生霸死霸考》。

[30] 西周初年，纪时方式秉承殷制，以時王在位年次紀年。如成王時器何尊，其銘文云：“在四月丙戌，……隹王五祀。”置紀年於月、日之後，與商人相同，大盂鼎铭也与之相同。直至西周中晚期，紀时格式才變成典型的周式，即“年—月—月相—干支日”。如曶鼎铭云“隹王元年，六月，既望乙亥”，是其中一例。详见作者博士论文《楚礼新证——楚简中的纪时、卜筮与祭祷》(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2004年6月，导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葛英会教授、中国钱币博物馆馆长黄锡全教授)第一章之第二节“纪年法”。

[31] 宋吕大临《考古图》于《敦》考释中，即引《礼记·祭统》文以证“册命”举于宗庙之事。

陈梦家云，周王策命之地点，虽亦行于宗庙，而常常行于王宫或臣工之宫的大室，“大室”应当是天子与臣工治事之所。甚误。见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三)·九、西周的策命制度》，《考古学报》，1956年第一期98-114页之104页。

[32] 陈梦家云，“此宰弘即是王的傧者所以导引受命者”，铭文中 “右”，“与相、导、介同义”，“右即傧相，义为赞导宾客”。见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三)·九、西周的策命制度》，《考古学报》，1956年第一期98-114页之105页。

[33]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中華書局1984-1994年，5.2825。

[34] 陈梦家云，“颂鼎所记则秉策(册书)的是尹氏，读策(策命)的是史”。见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三)·九、西周的策命制度》，《考古学报》，1956年第一期98-114页之106页。

[35] 陈梦家云：“策命的仪式，根据西周初期以后的铭文记录，受命者在左必有傧相在其右，导引受命者入门立中庭，面北向。如此王必南向，所谓南面而王;而此大室亦必是向南的，所入之门也是向南的。由此可见宫室的南向、王者的南面，都是由来已久的。” 甚是。见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三)·九、西周的策命制度》，《考古学报》，1956年第一期98-114页之104-105页。

[36]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 中華書局1984-1994年，8.4316。

[37] 见《仪礼·觐礼》胡培翚正义。

[38] 郭沫若云：“‘反入堇章’当读为‘返纳瑾璋’。盖周世王臣受王册命之后，于天子之有司有纳瑾报璧之礼。召伯虎第二器，言‘典献伯氏，则报璧琱生’，典即召伯所受之册命，琱生即师 之宰琱生，乃天子之宰，其确证也。《左传》僖廿八年晋文公受王册命后亦云‘受策以出，出入三觐’，与本铭近似。 ‘出入三觐’亦当读为 ‘出纳三瑾’。古金文凡瑾、觐、勤、谨均以堇为之，左氏古文必亦作堇，后人因读为觐，更进而更易其字也。”见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上海书店籍出版社1999年7月，下册73页。

[39] 学者或云，返纳瑾璋于王。见马承源主编《中国青铜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5月， 353页。

[40] 学者云：“册命制度创立与西周初期，穆王以后更为习见，逐渐形成了一套固定的典礼仪式，在青铜器铭文中更显然地已将这套仪式成为一定的礼制。册命铭文的格式主要包括时间、地点、受册命者、册命辞、称扬辞、作器、祝愿辞等内容。西周晚期册命格式最为完备，除了上述基本部分外，还有记录王位、授册、宣命、受册、返纳瑾璋于王等部分，在册命辞里又有命官 赏赐、勉励三个内容。”见马承源主编《中国青铜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5月， 353页。

[41]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中华书局2000年7月，第一册466页注引。

[42]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中华书局2000年7月，第一册466页注引。

[43]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中华书局2000年7月，第一册4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