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弧壁砖室墓是魏晋南北朝墓葬中的特殊现象，可能与汉末乐浪墓葬有关。西晋时期向中国内地扩散，逐渐成为高等级墓葬的典型形制；南北朝时期弧壁砖室墓的发展南北方出现异途，东晋南朝仅在南京个别高等级墓葬中使用，而在北朝东部则被各代高等级墓葬普遍采用。北朝弧壁砖室现象滥觞于平城时期的北魏，可能经由三燕地区传入。其发展、传播与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化密切相关，可能是中原与乐浪、辽东地区士庶迁徙往来的结果。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 墓葬 弧壁砖室墓 乐浪

墓葬的形制与结构是丧葬习俗在考古学上的直观反映，在绝大多数古代墓葬都被盗扰的情况下，它易于保持相对完整，所以成了研究墓葬文化传统的重要材料。魏晋南北朝墓葬总体来说是汉墓传统的延续，但已发生很多因丧葬制度引起的变化，如因薄葬引起的墓室数目、随葬品组合和装饰等方面的简化等。在魏晋南北朝墓葬的诸多变化中有一种十分特殊的现象：弧壁砖室，即砖砌墓壁呈弧形向外凸出，以往常被称作“弧方形墓”[1]。为适应墓壁的弧度而往往采用穹隆式墓顶，这是一种符合力学原理的设计，有助于承受较多的墓外土壤压力。这样的墓葬建造难度较大，但内部空间更宽敞，也更加坚固，因此常被高等级墓葬采用。

弧壁砖室在魏晋南北朝墓葬中并未成为主流，但其形制演变、分布状态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与文化关系密切。目前学术界对这种在文化上极具典型意义的墓葬形制鲜有系统的论述。王培新先生在整理乐浪墓葬材料时讨论了乐浪弧壁砖室墓与中国内地墓葬的关系[2]，但对这种特殊形制墓葬的发展、流布及与魏晋南北朝文化的关系未作更多的讨论。本文拟对魏晋南北朝弧壁砖室墓资料作一简单整理，讨论这种现象的兴起、发展及所涉文化传播等问题。

一 汉末：弧壁砖室墓的兴起

自西汉中期中原地区出现竖穴木槨墓向砖室墓的转变后，砖室墓就成为延续时间最长的主流墓葬形制，大部分为平直墓壁、券顶、单室或多室结构，但在个别时期和地区出现了特殊的墓壁弧形外凸现象，一般采用穹隆式墓顶。

王培新针对乐浪墓葬中广为流行的弧壁砖室墓，详细讨论了它的起源问题，认为它出现于东汉末期，流行于汉末公孙氏割据势力范围，即西北朝鲜（乐浪地区）、辽东和山东半岛北部地区[3]。他对这三个地区的弧壁砖室墓作了详细比较，认为无论单室墓还是前后二室墓（有的带侧室）的形制，三地都保持了同步发展。以乐浪砖室墓为例，单室墓的演变规律是由方形向长方形发展，四壁弧形向两侧壁弧形发展；二室墓的演变规律是前室规模逐渐缩小，后室由纵长方形向方形发展（图一）。

与乐浪弧壁砖室墓形制相似的墓葬在辽东和山东地区有旅顺南山里M6、大连前牧城驿M802、瓦房店马圈子汉魏晋墓地M2、山东福山东留公村汉墓、潍坊后埠下墓地M14等[4]。

弧壁砖室墓在乐浪、辽东和山东地区出现的时间很难区分早晚，王培新认为它源自辽东，由于汉末公孙氏势力的扩张而带到了山东半岛和乐浪地区，但并未详细说明理由。事实上，这种特殊的墓葬形制在三地的流行情况是有差别的。据王培新的统计[5]，乐浪地区自20世纪初期发现墓葬以来，共发现砖室墓近2000座，已发表的汉末以后砖室墓几乎都采取了弧壁、穹隆顶的形制，显然是该地的主流墓葬形制，而在辽东和山东发现的同时期墓葬绝大多数是直壁砖室墓或石室墓，弧壁砖室墓所占比例很小，并非墓葬的主流形制。因此，尽管乐浪墓葬的其他传统（如木槨墓、随葬品、墓砖图案等）大多来自中国内地，但也不能排除个别现象（如弧壁砖室）在本地滋生发展起来，并传入辽东和内地的可能。

文化的传播是人群流动的结果，乐浪地区在乐浪设郡之前和之后都与中国内地保持着频繁的人员往来。

秦末动乱时，内地流民大量涌入朝鲜半岛北部，朝鲜王侯准设地安置燕、齐、赵流民。“及秦并天下……二十余年而陈、项起，天下乱，燕、齐、赵民愁苦，稍稍亡往准，准乃置之于西方”[6]。

汉初发生七国之乱，又发生了新的一波移民朝鲜半岛浪潮。“汉初大乱，燕、齐、赵人往避乱者数万口”[7]。

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8年）置乐浪四郡之后，理应有更多的中原士庶移居朝鲜半岛；东汉末年，辽东郡守公孙度父子割据辽东及乐浪地区，社会一度相对安定、繁荣，而中原地区战乱频仍，于是乐浪成为中原士庶的理想避乱之地。其中包括很多中原大族，如汉末“（王）烈，字彦方，太原人也。……遭黄巾、董卓之乱，乃避地辽东，夷人尊奉之。太守公孙度接以昆弟之礼，访酬政事。欲以为长史，烈乃为商贾自秽，得免。曹操闻烈高名，遣征不至。建安二十四年，终于辽东，年七十八。”[8]中原士庶流寓之地并不仅限于辽东，也可能遍及朝鲜半岛各地，“桓、灵之末，韩濊强盛，郡县不能制，民多流入韩国。建安中，公孙康分屯有县以南荒地为带方郡，遣公孙模、张敞等收集遗民，兴兵伐韩濊，旧民稍出，是后倭韩遂属带方”[9]。

秦汉时期移民辽东和朝鲜半岛的中原士庶中有很多中原著姓大族，西汉初年的琅琊人王仲家族即其一例。汉初，王仲为避诸吕之乱而东奔乐浪山中。“王景，字仲通，乐浪邯人也，八世祖仲，本琅琊不其人，好道术，明天文，诸吕作乱，齐哀王襄谋发兵，而数问于仲。及济北王兴居反，欲委兵师仲，仲惧祸及乃浮海东奔乐浪山中，因而家焉。父闳，为郡三老。更始败。土人王调杀郡守刘宪，自称大将军、乐浪太守。建武六年，光武遣太守王遵将兵击之。至辽东，闳与郡决曹史杨邑等共杀调迎遵，皆封为列侯，闳独让爵，帝奇而征之，道病卒。景少学易遂广窥众书，又好天文术数之事，沈沉多技艺”[10]。王仲家族经过数代经营，已成为乐浪地区较有影响的家族，王景之父王闳在东汉初年任郡三老，他们的籍贯甚至也改为“乐浪”。东汉明帝时，中原社会复归安定，王景率家族回归，受到朝廷重用，主持了修筑浚仪渠、治理汴河等大型水利工程。

因此，秦汉时期中国内地与乐浪地区的交往是较为频繁的，既有为避乱而出走乐浪者，也有因中原社会复归安定而回归者，其中不乏中原大族。他们既能将中原传统文化带入乐浪，也可能将个别文化现象带入中原。从弧壁砖室墓在乐浪地区的流行程度看，它很可能是一种兴起于乐浪的墓葬形制。

二  西晋：弧壁砖室墓的扩散

尽管弧壁砖室墓在汉末至曹魏初年主要局限于乐浪、辽东、山东地区，但到西晋时期，分布范围有明显扩大的趋势。大致以山东半岛为中心，向中原和长江流域扩散。发现此类墓葬的地点明显增多，山东、河南、江苏、湖南等地都有发现，如：

山东诸城M1、M2前、后室墓壁均略外弧，四隅券进式穹隆顶，前室较小，后室弧长方形[11]；此外还有王培新列举的山东潍坊后埠下M100、M14等[12]。

南方的三吴地区（吴、吴兴和会稽三郡）似乎率先接受了这种北方传来的新式墓制，西晋出现了弧壁的前后二室墓和单室墓，如江苏宜兴发现的周氏家族墓，年代从西晋元康七年（297年）一直延续到建兴四年（316年），很好地反映了墓葬形制变化的过程[13]（图二）。这种弧壁砖室墓到东晋时期才传到南京，被高等级墓葬使用。

湖南常德元康四年（294年）墓[14]、长沙永宁二年（302年）墓[15]都是弧壁单室墓，另一座长沙发现的弧壁前后二室墓也可能是一座西晋墓葬[16]（图三）。到东晋时期，湖南地区的弧壁砖室墓也与三吴地区一样已极为罕见，多变为直壁形制。

中原地区西晋时期的弧壁砖室墓有单室墓和前后二室墓，前者如洛阳元康九年（299年）徐美人墓[17]、巩义仓西M40[18]、新安县晋墓[19]；后者一般为前室方形、后室长方形的结构，如洛阳58LSM3088[20]、郑州南门外晋墓[21]、巩县石家庄M11[22]等。尽管弧壁砖室墓数量较多，但远未成为中原西晋墓葬的主流，如1957年发表的洛阳城西54座西晋墓中，仅有一座是弧壁砖室（元康九年徐美人墓）[23]，而且墓壁的弧度一般较小。

北京地区发现的西晋王浚妻华芳墓墓道偏于一侧，不与墓壁平齐，墓壁略呈外弧形[24]。但除此之外的北京其他西晋墓仍以所谓“刀形墓”为主，无论单室、双室或三室都有一道墓壁与甬道的一壁处于同一直线上，这类墓葬的规模都不大，墓壁都较平直，如北京顺义大营村西晋墓[25]。

以上各地发现的西晋弧壁砖室墓在规模上似乎高于当地的直壁形墓，结构较为复杂，可能因墓主身份较高，如洛阳徐美人墓、宜兴周氏家族墓等。与前一阶段的弧壁砖室墓相比，三吴和湖南地区的墓葬形制与山东地区非常接近，可能因三吴地区的地主豪族率先接受了这种来自北方的新墓制，而辗转传入湖南地区；北京的幽州刺史王浚之妻华芳墓可能受到了辽东墓葬的影响[26]，而洛阳西晋弧壁墓的弧度普遍较轻，所占比例极小，可能仅是弧壁砖室形制的波及之地。

三 南北朝：弧壁砖室墓的发展异途

西晋以后的弧壁砖室墓在南北方的发展大不相同，既有形制上的，也有流行程度上的区别。

南方的东晋南朝墓绝大多数采取了直壁墓室，以长方形单室券顶为主要形制，即所谓“凸字形墓”。仅在南京地区发现了少数弧壁砖室墓，多为规模较大、建造精致的墓葬，大多采取穹隆顶，有的还在封门两侧、四壁外围砌有辅墙，这些作法可能都是因墓葬规模较大而加固墓室的措施。南京象山大墓就是一座典型的弧壁砖室大墓（图四）[27]。

在南京以外地区，弧壁砖室墓趋于消失，如西晋时期大墓众多的三吴地区不再出现代表高等级的弧壁砖室墓。在整个东晋时期，南京以外的长江下游地区只发现了几座弧壁砖室墓，如溧阳果园东晋墓[28]、吴县何山东晋墓[29]、无锡赤墩里东晋墓[30]、马鞍山上湖村东晋墓（M1、M2）[31]等，墓葬的规模也比前一阶段的三吴墓葬要小得多。这些墓葬的墓主可能是当地豪族。晋室南渡之后，建康以外以弧壁砖室墓为代表的大型墓的消失，可能与当地豪族为了调和与南迁皇族的矛盾而刻意保持低调有关[32]。

与南方正好相反，弧壁砖室现象在北方相当普遍，主要发现于北魏、东魏、北齐的政治文化中心，如平城、洛阳、邺城、晋阳等地，是一种规格很高的埋葬方式（图五）。

在北魏定都平城时期，身份较高的贵族墓普遍采用了弧壁砖室形制，一般为结构复杂、建造精致的多室墓。迄今已知年代最早的是大同太延元年（435年）沙岭壁画墓（M7，即破多罗太夫人墓）[33]，弧壁砖室、四角攒尖顶。墓主可能是侍中、主客尚书、平西大将军破多罗氏之母[34]，或破多罗太的夫人[35]，是北魏太武帝时期相当显赫的鲜卑贵族。其次是怀仁县“丹扬王”墓，该墓由前室、后室、两侧室组成，四个墓室总面积达120多平方米（不含甬道），前设斜坡墓道，各墓室四壁皆呈弧形外凸[36]。墓主可能是北魏前期地位显赫的丹阳王叔孙建（卒于太延三年，437年）[37]。

平城发现的迁洛以前弧壁砖室墓有前后二室和单室者，除上述二例外，前后二室墓还有太和八年（484年）司马金龙墓，有前后二室和一个侧室，其中后室和侧室为弧壁[38]；建成于太和八年（484年）的冯太后方山永固陵有前后两个墓室，后室为弧壁，室内面积达70多平方米，穹隆顶[39]；大同湖东北魏1号墓也有两个弧壁的墓室[40]。单室墓有太和元年（477年）幽州刺史宋绍祖墓[41]、大同金属镁厂9座砖室墓[42]、电焊器材厂砖室墓[43]、雁北师院M2与M52[44]等。迁洛后不久的正始元年（504年）屯骑校尉封和突墓[45]、正始五年（508年）平城镇将元淑墓[46]等。

北魏迁都洛阳以后，都城附近的高等级墓葬仍然主要采取弧壁砖室形制，不过墓葬均简化为单室，墓室空间增大，一般边长在4.0－4.5左右，最大可达7米，墓内流行放置砖棺床或石棺床，石棺床上多有线刻图像，以孝子故事、升仙、墓主家居、庖厨和牛车出行场面等为主。此类墓葬包括延昌四年（515年）宣武帝景陵[47]、熙平元年（516年）洛州刺史元睿墓[48]、正始三年（506年）平北将军燕州刺史寇猛墓[49]、孝昌元年（525年）清河王元怿墓[50]、孝昌二年（526年）江阳王元乂墓[51]、永平四年（511年）阳平王元囧墓（孟津M17）[52]、永平元年（508年）豫州刺史司马悦墓[53]等。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宣武帝景陵，规模堪比冯太后永固陵，墓道长40多米，分前后二段，墓室近方形，四壁外弧，面积近40平方米，穹隆顶高达9.36米，墓壁厚度达2米多。

都城平城、洛阳以外的北魏墓葬发现较少，但也有弧壁砖室现象，如西安任家口正光元年（520年）阿阳令邵真墓[54]、朝阳北魏墓[55]等，此亦可证弧壁砖室是一种代表了高等级的埋葬方式。

在北魏时期，无论平城还是洛阳，墓葬的类型都包括土坑墓、土洞墓、砖室墓等多种形制，但高等级贵族墓几乎都采取了弧壁砖室形制，变化趋势是由多室向单室发展。

北魏分裂之后的东魏、北齐时期，墓葬形制基本上是洛阳传统的延续，仍以弧壁、穹隆顶的单室墓为最高规格的墓葬，不同的是墓内空间更加扩大，并流行大面积的出行、威仪内容壁画。此类墓葬主要分布在当时的两个政治中心—邺城（今磁县）和晋阳（今太原），如武定八年（550年）茹茹公主墓[56]、湾漳大墓[57]、天保四年（553年）骠骑大将军贺拔昌墓[58]、河清元年（562年）顺阳王厍狄迴洛墓[59]、天统二年（566年）骠骑大将军赵州刺史姚峻墓[60]、天统三年（567年）泾州刺史库狄业墓[61]、天统三年（567年）骠骑大将军青州刺史韩裔墓[62]、武平元年（570年）东安王娄叡墓[63]、武平二年（571年）武安王徐显秀墓[64]、武平七年（576年）文昭王高润墓[65]、太原南郊热电厂发现的北齐壁画墓[66]、磁县北齐皇族高孝绪墓（M39）[67]等。

邺城和晋阳以外的东魏北齐墓葬发现相对较少，但高等级墓葬依然采取弧壁砖室形式，如毗邻邺城的定冀地区大多为单室砖墓、穹隆顶或四角攒尖顶，墓室均有较大弧度，如河间发现的延昌四年（515年）博陵太守邢伟及夫人封氏、房氏合葬墓[68]，黄骅发现的武平二年（571年）兖州瀛县令常文贵墓[69]，平山发现的天统元年（565年）祠部尚书赵州刺史崔昂墓[70]，吴桥无纪年的北朝墓M1、M3、M4[71]等，其中崔昂墓规模最大，墓室呈圆形；也发现了极少的前后室砖墓，如赞皇发现的武定二年（545年）都督五州诸军事司空公李希宗夫妇墓[72]、赞皇西高北朝赵郡李氏家族墓9座[73]、景县发现的天平四年（537年）诏书改葬的冀州刺史高雅夫妇子女合葬墓、武定五年（548年）左光禄大夫高长命墓[74]等。

山东地区的东魏北齐弧壁砖室较少，德州神龟二年（519年）太子中庶子高道悦墓为一座前后室墓，弧壁、穹隆顶[75]，是一座少见的大型弧壁砖室墓；但在山东地区发现了较多的圆形石室墓，如北魏至北齐时期的崔氏家族墓[76]。

上述定冀（河北）地区和青齐（山东）地区为北朝重要的军事、经济重地，弧壁砖室墓的主人多为北朝势力强大的世家大族，他们像邺城、晋阳的鲜卑贵族一样大胆采用了弧壁砖室大墓的埋葬方式。此与晋室南迁之后的南方土豪截然不同，后者为了在皇族面前保持低调而舍弃了这种高规格的埋葬方式。这点可能反映了南、北方统治者与世家大族关系上的差异。

综上所述，弧壁砖室墓在南北朝时期南北方的发展出现了异途：

南方远不如北方普遍，西晋时期原本出现于三吴、湖南等地的高规格墓葬基本消失，仅在南京地区的极少数高等级墓中使用，而且以弧壁长方形墓（即所谓“腰鼓形”）为主。北方的北魏、东魏、北齐的高等级墓葬几乎都是弧壁砖室，使用非常普遍，主要流行于各政治中心附近，其他地区只是偶尔出现；墓葬形制基本为方形，不见南方常见的长方形墓；从北魏到北齐，弧壁砖室墓的发展趋势是由多室向单室发展，墓室面积逐渐增大、墓内设施愈趋精致。

四  弧壁砖室现象反映的文化传播

如前所述，由于秦汉时期中原与乐浪地区频繁的人员往来，兴起于乐浪地区的弧壁砖室传统可能在汉末受公孙氏割据的影响而传入山东。在短暂统一的西晋时期，弧壁砖室现象以山东为中心向外扩散，传到了毗邻的中原地区，以及长江下游的三吴和中游的湖南；北京发现的弧壁砖室墓则可能直接受到了来自辽东或乐浪的影响。

西晋弧壁砖室墓并未成为内地任何地区的主流墓葬形制，但作为结构复杂、精致的大墓，墓主皆为势力强大的地方豪强，弧壁砖室也可能由此具备了等级的意义，南北朝时期无论南北方的弧壁砖室墓几乎都代表了最高等级的埋葬。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种新型墓葬形制，南方最先出现的地区是三吴和湖南，这可能与西晋时期南方地方豪族的势力强大有关。晋室南渡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都城建康地区的大墓多是由单墓室和甬道构成的凸字形结构，墓顶多为券顶，少见其他地区已经出现的穹隆顶、排水管、直楞窗、凸字形灯龛以及弧壁特征，而且随葬品和墓内设施也表现得相当保守，蒋赞初先生认为这是由于东晋皇族努力维护传统的丧葬礼制所致[77]。三吴地区的情况也是一样，东晋时期抛弃了西晋已经出现的弧壁砖室大墓形制，这可能与当时南迁皇族与地方豪强的矛盾有关，后者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也开始像前者一样趋于保守。

总之，南方地区的弧壁砖室现象虽在西晋时期出现，但并没有继续发展下去，在整个东晋、南朝时期，弧壁砖室只出现在个别高等级墓葬里，从未超越占主流地位的凸字形砖室墓。

与南方的情况相反，北方的弧壁砖室墓在北魏、东魏、北齐时期得到了极为充分的发展，成为北朝东部地区高等级墓葬的普遍形制。

西晋灭亡以后的北方地区，由于胡族政权的统治，在长达一个多世纪里没有出现弧壁砖室现象，直到北魏统一北方之后的平城地区再次出现规模较大的弧壁多室墓，如前述太延元年（435年）破多罗太夫人墓、太延三年（437年）“丹扬王”叔孙建墓等。平城地区的弧壁砖室墓传统显然并非来源于时隔一百多年的中原西晋墓，也不太可能来源于输入了大量文化传统的建康或河西，因为那里的弧壁砖室也只是极个别现象。因此，乐浪地区似乎是平城弧壁砖室传统的唯一来源。

根据王培新的研究，公元313年乐浪、带方郡被高句丽灭亡之后，乐浪系统的弧壁砖室墓并没有消失，而是延续到4世纪中叶或5世纪，如路岩里砖室墓（有后赵建武八年铭）、辽东韩玄菟太守佟利墓（有东晋永和九年铭）、带方太守张抚夷墓等，可能都是4世纪中叶的砖室墓，而福隅里墓群则可能延续到5世纪初期[78]。

4世纪前期，中原地区遭遇了永嘉之乱，乐浪地区也被高句丽占领，于是前燕、后燕、北燕统治的辽西、辽东就成了中原和乐浪二地士庶共同的避难之地。

前燕慕容廆时，“二京倾覆，幽冀沦陷，（慕容）廆刑政修明，虚怀引纳，流亡士庶多襁负归之。廆乃立郡以统流人，冀州人为冀阳郡，豫州人为成周郡，青州人为营丘郡，并州人为唐国郡”[79]；乐浪地区的中原士庶也在此时内附北迁，“（建兴元年，313年）辽东张统据乐浪、带方二郡，与高句丽王乙弗利相攻，连年不解。乐浪王遵说统帅其民千余家归廆，廆为之置乐浪郡，以统为太守，遵参军事”[80]。此为乐浪士庶内附之一例，被慕容廆安置在今辽西地区的乔置乐浪郡内。此期间归入慕容氏前燕政权的还有各个时期流寓乐浪的中原大族，如永嘉之乱后避难乐浪的幽州刺史王浚之后，以及燕仪同三司、武邑公王波等[81]。

随着前燕军事势力向中原的逐步深入，前已归附慕容廆的各方士庶继续内徙，而当北魏灭前燕，进一步进取辽西的后燕、北燕时，燕地士庶的内徙活动更加频繁。从北魏定中山前后到攻取后燕、北燕之时，中原与燕地的移民浪潮出现了秦汉以来的大规模反向流动，《魏书》诸本纪里记载了大量燕地吏民内徙的事实。

因此，尽管乐浪地区被高句丽所灭，但乐浪文化仍有可能经由前燕、后燕、北燕地区辗转传入北魏平城。前述破多罗太夫人墓和“丹扬王”墓都是太武帝时期的墓葬，而且墓主人生前经历都曾与三燕有一定的关系，如大同沙岭壁画墓的主人之子破多罗可能是太武帝时期的重臣贺多罗，曾从驾征和龙[82]；叔孙建曾出使后燕慕容垂[83]；方山永固陵的墓主文明太后更是北燕皇族后裔（冯氏的祖母即北燕昭成帝冯弘的元妻，北魏延和元年的行动中，冯太后之父冯朗为避祸而举郡降北魏）。这些慕容贵族因显赫的地位或个人经历，有可能从燕地接触并率先使用弧壁砖室这种新的墓葬形制。

北魏迁洛以后，仍然继承了以弧壁砖室为高等级埋葬的传统，不过墓葬简化为单室；东魏、北齐墓葬是洛阳传统的延续，以弧壁单室砖墓为最高等级的现象似乎已经制度化，内部空间变大、墓内设施更加精致，弧壁砖室现象发展到了它的顶峰。

综上所述，弧壁砖室作为魏晋南北朝墓葬的一类特殊形制，其发展、流变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文化环境密切相关，可能兴起于朝鲜半岛北部的乐浪地区，汉末受公孙氏割据政权的影响传入山东地区；西晋时期自山东向长江中下游和中原地区扩散，被当地的高等级墓葬采用，并逐渐具备了等级的意义；南北朝分裂时期，弧壁砖室现象在南北方的发展轨迹大不相同，南方地区只被南京地区的极个别高等级墓葬采用，而且多呈弧壁长方形；但在北方地区的使用非常普遍，自北魏至东魏、北齐，弧壁砖室墓由多室向单室发展，墓葬建筑日趋复杂和精致。弧壁砖室在北朝的流行可能与北魏经略三燕地区有关，乐浪郡灭之后，乐浪地区传统的弧壁砖室形制经由三燕地区辗转传入平城，最先被地位显赫的高级鲜卑贵族使用，此后在东魏、北齐时期继续发展为高等级墓葬的典型形制。

注释：

[1] 考古报告和论文中对这种墓葬形制的称呼较为混乱，所谓“弧方形”、“弧长方形”、“弧形外凸”、“腰鼓形”、“葫芦形”等大致都指此类形制。唐宋辽金时期流行的南方葫芦形墓和北方圆形墓不在本文讨论范围。

[2] 王培新：《乐浪文化—以墓葬为中心的考古学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11页。

[3] 同[2]，第114页。

[4] 同[2]，第111－113页。

[5] 同[2]，第12页。

[6] 《三国志》卷三○《魏书·乌桓鲜卑东夷传》注引《魏略》，中华书局，1959年，第850页。

[7] 《后汉书》卷八五《东夷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2817页。

[8] 《后汉书》卷八一《独行列传·王烈》，第2696－2697页。

[9] 《三国志》卷三○《魏书·乌桓鲜卑东夷传》，第 851页。

[10] 《后汉书》卷七六《循吏列传·王景传》，第2464页。

[11] 诸城县博物馆：《山东诸城县西晋墓清理简报》，《考古》1985年第12期。

[12] 同[2]，第112－113页，图五○、五二。

[13] 华东文物工作队清理小组：《江苏宜兴周墓墩古墓清理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3年第8期；罗宗真：《江苏宜兴晋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7年第4期；南京博物院：《江苏宜兴晋墓的第二次发掘》，《考古》1977年第2期。

[14] 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湖南常德西郊古墓葬群清理小结》，《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5期。

[15][16] 湖南省博物馆：《长沙两晋南北朝隋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第3期。

[17]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二队：《洛阳晋墓的发掘》，《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

[18]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河南巩义仓西战国汉晋墓》，《考古学报》1995年第3期。

[19]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河南新安县晋墓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98年第1期。

[20] 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洛阳西郊晋墓的发掘》，《考古》1959年第11期。

[21]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一队：《河南郑州晋墓发掘记》，《考古通讯》1957年第1期。

[22]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巩县石家庄古墓葬发掘简报》，《考古》1963年第2期。

[23]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二队：《洛阳晋墓的发掘》，《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

[24]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西郊西晋王浚妻华芳墓清理简报》，《文物》1965年第12期。

[25]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市顺义县大营村西晋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10期。

[26] 西晋时期的幽州与辽东、乐浪联系甚为紧密，幽州刺史王浚在西晋末的“八王之乱”中结交鲜卑，自保于幽州，但不久在永嘉之乱中被石勒斩杀于襄国。其子孙为避难，于建兴元年（313年）流寓乐浪。

[27] 南京市博物馆：《南京象山5号、6号、7号墓清理简报》，《文物》1972年第11期。

[28] 南京博物院：《江苏溧阳果园东晋墓》，《考古》1973年第4期。

[29] 南京博物院：《江苏吴县何山东晋墓》，《考古》1987年第3期。

[30] 无锡博物馆：《无锡赤墩里东晋墓》，《考古》1985年第11期。

[31] 安徽省马鞍山市博物馆：《安徽省马鞍山上湖村东晋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0年第6期。

[32] 丁爱博著、李梅田译《六朝文明》第四章“墓葬建筑”第三节“南方墓葬”（Albert E. Dien, Six Dynasties Civilization, ch.4.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待刊。

[33] 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沙岭北魏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2006年第10期。

[34] 赵瑞民、刘俊喜：《大同沙岭北魏壁画墓出土漆皮文字考》，《文物》2006年第10期。

[35] 张庆捷：《北魏破多罗氏壁画墓所见文字考述》，《历史研究》2007年第1期。

[36] 求实：《怀仁县发现北魏丹阳王墓》，《北朝研究》1999年第1辑；怀仁县文物管理所：《山西怀仁北魏丹扬王墓及花纹砖》，《文物》2010年第5期；王银田：《丹扬王墓主考》，《文物》2010年第5期。

[37] 王银田先生推断墓主为南朝著名的北奔士人刘昶及诸位夫人，参王银田《丹扬王墓主考》，《文物》2010年第5期。笔者认为墓主可能是卒于太延三年（437年）、被赐葬金陵的丹阳王叔孙建，参拙文《丹扬王墓考辨》，《文物》2011年第12期。

[38] 山西省大同市博物馆等：《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司马金龙墓》，《文物》1972年第3期。

[39] 大同市博物馆等：《大同方山北魏永固陵》，《文物》1978年第7期。

[40] 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大同湖东北魏一号墓》，《文物》2004 年第12 期。

[41]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大同市宋绍祖墓发掘简报》，《文物》2001年第7期。

[42] 韩生存等：《大同城南金属镁厂北魏墓群》，《北朝研究》1996年第1期。

[43]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大同南郊北魏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92年第8期；王银田等：《大同南郊北魏墓群M107发掘报告》，《北朝研究》1999年第1辑；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等：《大同南郊北魏墓群》，科学出版社，2005年。

[44] 刘俊喜：《平城考古再现辉煌—雁北师院发现一批北魏墓葬》，《文物世界》2001年第1期。

[45] 大同市博物馆马玉基：《大同市小站村花圪塔台北魏墓清理简报》，《文物》1983年第8期。

[46] 大同市博物馆：《大同市东郊北魏元淑墓》，《文物》1989年第8期。

[4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北魏宣武帝景陵发掘报告》，《考古》1994年第9期。

[4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偃师县杏园村的四座北魏墓》，《考古》1991年第9期。

[49] 侯鸿钧：《洛阳西车站发现北魏墓一座》，《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2期。

[50] 徐婵菲：《洛阳北魏元怿墓壁画》，《文物》2002年第2期。

[51] 洛阳博物馆：《河南洛阳北魏元文墓调查》，《文物》1974年第12期。

[52] 310国道孟津考古队：《洛阳孟津邙山西晋北魏墓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3年第1期。

[53] 孟县人民文化馆：《孟县出土北魏司马悦墓志》，《文物》1981年第12期；《河南省孟县出土北魏司马悦墓志》，《考古》1983年第3期。

[54]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西安任家口M229号北魏墓清理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12期。

[55] 朝阳地区博物馆、朝阳县文化管理委员会：《辽宁朝阳发现北燕北魏墓》，《考古》1985年第10期。

[56] 磁县文化馆：《河北磁县东魏茹茹公主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4期。

[5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邺城考古队：《河北磁县湾漳北朝墓》，《考古》1990年第7期；徐光冀：《河北磁县湾漳北朝大型壁画墓的发掘与研究》，《文物》1996年第9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著《磁县湾漳北朝壁画墓》，科学出版社，2003年。

[58] 王立斌等：《北齐砖室墓葬》，《文物世界》2002年第2期。

[59] 王克林：《北齐厍狄迴洛墓》，《考古学报》1979年第3期。

[60] 磁县文化馆：《河北磁县东陈村北齐姚峻墓》，《文物》1984年第4期。

[61] 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太原北齐库狄业墓》，《文物》2003年第3期。

[62] 陶正刚：《山西祁县白圭北齐韩裔墓》，《文物》1975年第4期。

[63]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北齐娄叡墓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10期。

[64]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太原北齐徐显秀墓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10期。

[65] 磁县文化局：《河北磁县北齐高润墓》，《考古》1979年第3期。

[66]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太原市南郊北齐壁画墓》，《文物》1990年第12期。

[67]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张晓峥、张小沧：《河北磁县发现北齐皇族高孝绪墓》，《中国文物报》2010年6月4日。

[68] 孟昭林：《记后魏邢伟墓出土物及邢蛮墓的发现》，《考古》1959年第4期。

[69] 沧州地区文化局王敏之：《黄骅县北齐常文贵墓清理简报》，《文物》1984年第9期。

[70] 河北省博物馆等：《河北平山北齐崔昂墓调查报告》，《文物》1973年第11期。

[71] 河北沧州地区文化局：《河北省吴桥四座北朝墓葬》，《文物》1984年第9期。

[72] 石家庄地区革委会文化局发掘组：《河北赞皇东魏李希宗墓》，《考古》1977年第6期。

[7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工作队、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北赞皇西高北朝家族墓地考古发掘与收获》，《中国文物报》2011年3月25日第4版。

[74]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景县北魏高氏墓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3期。

[75] 秦公：《释北魏高道悦墓志》，《文物》1979年第9期。

[76]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淄北朝崔氏墓地》，《考古学报》1984年第2期；淄博市博物馆等：《临淄北朝崔氏墓地第二次清理简报》，《考古》1985年第3期。

[77] 蒋赞初：《南京东晋帝陵考》，《东南文化》1992年第3－4期。

[78] 同[2]，第120页。

[79] 《晋书》卷一○八《慕容廆载记》，中华书局，1974年，第2806页。

[80] 《资治通鉴》卷八八，中华书局，1956年，第2799页。

[81] 王波是北魏王祯、王基、元愿平妻王氏、王奴（以上墓志皆已在洛阳发现）、北周明德皇后及兄王盟等的六世祖，皆自署籍贯为“乐浪遂城”。待刊拙作《乐浪王氏墓志及考古遗存述略》对洛阳所出乐浪王氏墓志进行了考释，讨论了“乐浪乐都”和“乐浪遂城”两支王氏流寓乐浪与回归中原的历程。他们的经历在中原人士移民乐浪史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82] 殷宪：《贺多罗即破多罗考》，《学习与探索》2009年第5期。

[83] 《魏书》卷二九《叔孙建传》：“叔孙建，代人也，父骨，为昭成母王太后所养，与皇子同列……登国初，以建为外朝大人，与安同等十三人迭典庶事，参军国之谋。随秦王觚使慕容垂，历六载乃还。拜后将军。顷之，为都水使者，中领军，赐爵安平公，加龙骧将军。出为并州刺史。”中华书局，1974年，第7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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