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舆服论丛》，孙机著，文物出版社，1993年。

这是一部研究唐代舆服制度的力作。研读唐史，当读到李密叛唐，“简骁勇数十人，著妇人衣，戴羃䍠，藏刀裙下，诈为妻妾，自率之入桃林县舍。须臾，变服突出，因据县城”时，就知道此次行动成功的关键实在于男扮女装时所穿的“妇人衣”。那么，“羃䍠”为何物？当读到唐初高祖李渊有意识地实施“突厥化”，以骑兵与突厥相对抗，最终采用轻骑突击、迂回掩袭的高度机动战术屡建奇功时，想到过它与突厥式马具在唐军中的广泛使用有关吗？其他诸如“黄衣”、“绯紫”、“闹色装”、“压胯”、“周家样”、“三梁”等等，如果不知道它们的含义，又怎能理解唐代宦官由“黄衣廪食”到“衣绯者尚寡”直至“衣绯紫至千余人”的发展过程，怎能了解“鞍鞯盘龙闹色装，黄金压胯紫游缰”、“周家新样替三梁，裹发偏宜白面郎。掩敛乍疑裁黑雾，轻明混似戴玄霜”中反映的社会习俗并欣赏其中的意趣呢？

帮助我们解决这些问题，使我们能够了解唐代衣生活、行生活从而更深入地理解唐代社会礼俗的书，就是孙机先生所著《中国古舆服论丛》。以上提到的方方面面，都是作者在此书中研究和探讨过的问题。

众所周知，对古代名物典章制度的研究渊源流长。在古代，这种研究大都归于礼制研究范围，由经学家和小学家作的多一些。像阮元释车制、任大椿释服制都是如此。但是，由于他们的研究主要是从文献到文献，未能与考古文物资料相结合，因此著述虽丰，失误却也不少。到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学者原田淑人开始大量利用考古资料研究中国古代服饰，写出了《中国唐代的服装》、《西域绘画所见服装的研究》以及《汉六朝的服装》等专著。到六、七十年代，沈从文更以文物资料为纲，纵横上下，写出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这一开拓性的通史著作。孙机先生正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更广泛地运用考古文物资料，更细致地爬梳史籍文献，长年孜孜于古代名物典章制度的研究，写出了许多有分量的论文。本书就是将已发表的文章中有关车马、服饰的内容汇结成集，同时附以对唐代舆服制度基本史料的校释，共计十六开本366页，可谓洋洋大观。由于书中内容广博、研究深入，笔者无力评介其全部内容，只能就其中与唐代有关的部分作一些简单评述，其实也就是笔者读后的一点感想。

孙氏此书分上下二编。上编共收论文十七篇。文章的大部分都已发表过，但在收入本书时有些作了较大的补充和修改。十七篇文章中涉及到唐代的有《中国古车马的三种系驾法》、《辂》、《中国古代的革带》；以唐代为主的有《进贤冠与武弁大冠》、《说“金紫”》、《幞头的产生与演变》；以唐代制度为研究对象的有《唐代的马具与马饰》、《唐代妇女的服装与化妆》。本书的下编为《两唐书舆（车）服志校释稿》。作者有感于近年来社会上有关古代服饰的读物增多但水平不高的现状，指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有许多基本情况尚待弄清，有许多基础史料尚待整理”（366页），因此毅然从基础文献入手，对《旧唐书·舆服志》、《新唐书·车服志》的全文作了校释，仅讹夺之字就校出260余个。作者所作的这一基础文献的整理工作不仅对舆服制度，而且为唐代社会历史的研究发展作出了十分可贵的学术贡献。

粗读本书有关唐代制度的论述，感觉有以下几个突出特点：

一、资料充实。作者继承了用文献和考古资料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充分发挥学术优势，在使用国内资料的同时还大量使用国外考古资料，因此能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超过他人，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以《唐代妇女的服装与化妆》为例，作者在这篇小文中引用古今文献达七十余种，包括正史、政书、类书、诗文别集、笔记小说。除唐代文献外，前代如《周礼》、《楚辞》、《方言》、《抱朴子》等，后代如《梦溪笔谈》、《黑鞑事略》、《少室山房笔丛》等，都在征引范围之内。此外就考古资料论，除使用了敦煌壁画、克孜尔石窟壁画、吐鲁番出土文物、唐人墓葬壁画、石椁线雕、陶俑瓷器、金银玉器、传世绘画之外，还引用了Kul Oba银瓶雕刻、犍陀罗石雕，以及瑞典斯德哥尔摩C.Kempe氏和美国明尼阿波里斯艺术馆所藏唐代器物，可谓蔚为大观。正因为充分使用了这些资料，使得文章的观点建立在相对可靠的基础上，以至能突破前人，自成一说。例如作者在本文中就依据国内外的文物文献资料，指出唐代妇女所用之“帔”源于中亚、“半臂”受龟兹服饰影响、“花钿”有印度和中亚因素、“妆靥”或与贵霜化妆法有关。作者这些观点的提出和展开扩大了读者的眼界，使人读后深受启迪，获益匪浅。

二、内容丰富。作者颇具学术自信，在不断研究的基础上，对所论述的任何问题都尽求全面，不因疑难而偷懒辍笔或舍弃不提。以《唐代的马具与马饰》为例，作者从马首开始，论述了络头、衔镳、鞍鞯、障泥、鞍袱、韅鞦、珂、鞘、跋尘、剪鬃（三花）、云珠、寄生、缚尾、蹄铁、马镫的来龙去脉，几乎包括了马具与马饰的全部。特别是书中下编对《两唐书·舆（车）服志》的校释，最见作者功力。据我所知，在本书之前还没有一位学者有胆量和能力来作这一工作。本书作者知难而进，不是选择《舆（车）服志》的部分内容，而是以其全文作校释对象，对其中绝大部分疑难点都作了校释。这其中，不仅包括有成果可借鉴的“车舆”“冕服”部分，而且也包括很少成果甚至前人没有研究过的“常服及其他”部分。例如对辇舆、回文环绕对兽绣袍、唐式团窠图案，以及对王公以下舍屋“三（一）间两下”等的校释都是如此，有些校释本身就是一篇出色的考证文章。作者这种建立在科学研究基础上的学术魄力和求全精神，实在值得后辈研究者们学习。

三、考证谨严，方法科学。由于作者占有了丰富的资料，又具有文献考证功力，特别是对考古学的方法运用自如，因此在研究舆服制度时不仅精于考辨、以图释文，而且能够在发展变化中把握它们，使读者读起这些文章来有一种疑团尽释的痛快感。例如对辂、袴褶、介帻、幞头的考释均是如此。此外如前所述，作者在校释《两唐书·舆（车）服志》时，校出讹夺字260余个。这也是作者勤于翻检、一丝不苟学风的反映，兹举一例如下（见本书245页）：中华书局标点本（殿本）《旧唐书·舆服志》在讲到隋朝朝服时有一句话作“玉佩，纁朱绶”。其中“玉佩”二字若据百纳本，应作“王佩”。但百衲本也写错了。查《隋书·礼仪志》，此处是紧接三公、亲王之后讲“绶”的等级。《隋书·礼仪志》此句原作“诸王：纁朱绶”，因此“玉（王）佩”当改为“诸王”。又，中华书局本、百纳本在下文还有“其绶纁朱者，用四綵，赤、红、缥、绀红，朱质”一句。作者在核查了《隋书·礼仪志》原文后指出，其中“朱质”前面的“红”字本应作“纯”，因此全句应读为“其绶：纁朱者用四綵，赤、红、缥、绀，纯朱质”。以下还有“纯绿质”“纯紫质”的“纯”，中华本百纳本均误作“红”。作者没有说明此处为何误“纯”为“红”，笔者以为这或许是由于避讳造成的结果，因为唐宪宗名“纯”。

作者在探讨某一典章制度时通常都是上溯其源，下及其流，从考古学的原则出发，若有缺环，决不断然下结论。例如书中《幞头的产生和演变》一文。作者指出虽然东汉以后就有“幅巾”出现，但幞头却不是直接继承幅巾而来。从形象资料中看不到幅巾向幞头演变的发展序列。作者认为幞头源自鲜卑帽，并利用考古资料描述了鲜卑帽向幞头过渡并在隋代最后形成的过程，指出文献中常将北周武帝推为幞头的创制者，而实际上他不过是在鲜卑帽的基础上略作改进而已。作者还用形象资料为我们图示了幞头巾子和幞头脚自隋经唐直至宋明的演变过程，使读者对幞头的产生发展一目了然，读后印象深刻。

由于受资料限制，研究舆服制度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笔者近年来也作了点唐代服饰的研究，深知个中滋味，因而对孙机先生此书的成就也就更表钦佩。至于书中一些具体结论，自然还有可以商榷的地方。例如关于唐代妇女服饰。作者认为半臂就是半袖，男女均穿，尤以妇女穿半臂的多（180页）。但是遍查唐代史籍，凡提到穿着半臂者，所指均为男子。例如《旧唐书·韦坚传》说陕县尉崔成甫“自衣缺胯绿衫、锦半臂”，《旧唐书·来子恂传》说来子恂为右羽林中郎将，“常衣锦半臂，言笑自若”。目前尚未发现有女子穿半臂的记载。笔者认为半臂是男子服饰，穿着者多为侍卫武人，将半臂穿在内衣之外外衣之内可使男子显得肩宽而威武。女子穿半臂也是如此穿，属于女子穿男服范畴，而套在外衣之外的女服应称为半袖。再如关于“金紫”。作者正确指出了唐代金紫和汉代金紫完全不同，后者指金印紫绶。但是前者，是否如作者所说，只是指“紫袍和金鱼袋”（154页）呢？从表面看，这一说法无可怀疑，但细究起来，似乎尚有可探讨之处。查唐代史籍，“金紫”实际有着不同的含义。其中第一是指散官品中的“金紫光禄大夫”。这时的“金紫”一般写作“金紫阶”或“进阶金紫”。《旧唐书·牛僧孺传》就说他在唐敬宗时“加金紫阶”。“金紫”的第二个含义当指“紫袍金带”。这是唐代“金紫”的最一般用法。在这一意义上使用“金紫”，通常称作“金紫之服”。这是因为唐制“文武三品以上服紫，金、玉带”的缘故。因此《旧唐书•独孤朗传》就记他在唐敬宗宝历二年（826）六月被“赐金紫之服”，《朝野佥载》更明确地说唐太宗给王显“三品，取紫袍、金带赐之。”在赐紫袍金带的同时，有时也兼赐鱼袋，但彼此区分得很清楚，《旧唐书·吐蕃传》说唐玄宗召吐蕃使者“赐紫袍金带及鱼袋”即可为证。“金紫”的第三个含义是指紫袍金鱼袋，但在这种意义上使用时一般不称作“赐金紫”而称为“赐紫金鱼袋”（其例甚多，不录）。所以，说“金紫”仅指“紫袍和金鱼袋”是不够全面的。笔者读完孙机先生《说“金紫”》一文后有上述一些不成熟的看法，愿意借此机会提出，以就教于孙机先生及诸位方家。

建议研究唐代历史或关心唐代社会生活、礼仪风俗的学人都来读一读这本《中国古舆服论丛》。相信大家一定会读出兴趣，并加深对唐代社会历史的理解，从而提高研究水平的。同时也希望有条件有能力大量接触考古资料、国外资料的学者能加入到这一领域的研究行列中来，从个别事物做起，从基础文献做起，推动唐代名物典章制度研究的全面发展。

（本文原载《唐研究》第一卷，530-53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

补记

1993年前后，我在初步研究唐代衣食住行时读到孙机先生的《中国古舆服论丛》，十分兴奋，因为此书解决了很多我解决不了的问题。1995年，荣新江先生主编的大型学术刊物《唐研究》创刊，我就不揣浅陋，将阅读此书的感想写出，作为书评刊登在了这一期的《唐研究》上。或许因为这是对此书的第一篇书评，所以所写虽不十分到位，但孙机先生看来还算满意，随即托扬之水先生到历史所，将他1996年新出的两本著作送给我，并题写“黄正建先生指正  孙机敬赠”，让我受宠若惊。

这以后，尽管我无缘向孙先生当面请教（2019年在北京服装学院举办的学术会议上才首次拜谒，并在合影时特意侍奉在他身旁），但他的研究论著一直是我最愿意且最喜欢拜读的。愿以这篇小文纪念孙机先生，并向他那些出色的学术成就致敬！

（作者黄正建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