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机先生是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研究的一代宗师，其研究兴趣和涉及面非常之广，古代兵器是其涉及的领域之一，科技文物是其毕生关注的重点，孙先生在这两方面所做的工作，有一些不大为人所知却很有意义，我根据个人的了解略述其事，谨表对先生的感念和缅怀。

（一）

孙机先生对古代兵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时他正在编著学术力作《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兵器是物质文化的重要部分，所以这部大书中的一个专门部分就是汉代兵器。为此他对汉代兵器资料进行了广泛收集和研究，并前溯商周，下及晋唐，进行联系分析，当时他发表的《玉具剑和璏式佩剑法》一文就纵论春秋战国直至隋唐时期中国佩剑方式的发展变化。此文也有把古兵器研究与服饰文化研究相融和的倾向，因为服饰文化是孙先生研究古代物质文化最关注的重点之一，古代服饰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怎么佩剑佩刀，孙先生此文至今仍是这方面最重要的文章。

当时还有一个重要的契机。八十年代初文化事业百废俱兴，“科学的春天”到来，国家组织编纂《中国大百科全书》，军队受命编纂《中国大百科全书》中的军事卷，为体现中国特色，军事卷中专门设立了中国古代兵器学科，邀请孙机先生撰写弓、弩、床弩等条目。《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的条目撰写人，大多是各学术领域的知名专家，孙先生因在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和科技文物方面的学术造诣，承担了古代兵器中技术性较强的抛射武器系列条目的撰写。孙先生把上述两个方面的工作结合进行，相得益彰。

我那时刚从大学毕业来到军队，参加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的编写工作，因而经常与孙先生联系接触，向他求教请益，得到孙先生多方面的指导和帮助，受益良多。孙先生甚至把尚未出版的《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稿本复印件借给我们学习、参考。该书的所有图版都是孙先生用大号纸手绘拼组的，稿本复印件很大，图很清晰，正式出版后书中的图都大大缩小了，反而没有稿本复印件好用。

孙机先生非常关注古代兵器的技术性问题，这与他对科技文物的毕生浓厚兴趣是分不开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他撰写百科全书的古兵器条目和《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的兵器章节时，对战国秦汉弩的复原作了细致的思考。这之前杨泓先生根据战国楚墓出土的弩的残件绘制发表过一幅战国弩复原示意图（图一），孙先生仔细分析此图后认为，杨先生的复原总体上是很合理的，但对弩弓和弩臂的绑缚固定方式有些问题，容易松脱，于是他对杨先生复原图的这个部分进行了修改，重新绘制了战国弩复原图，在《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中绘制汉弩复原图时，对弩弓和弩臂的绑缚固定方式也是如此处理（图二），这得到了杨先生的肯定。恰在那时，中国军事博物馆筹建古代战争馆，就以孙先生修订的复原图为依据制作了战国弩和汉弩的复原模型（图三）。这个复原之后便成为中国弩研究者广泛引用和复原者必须参考依据的经典。众所周知，杨先生和孙先生是中国文物考古界意趣相近、非常投缘的两位名家，曾合著《寻常的精致》一书，关于战国弩复原图的修改，也是体现他们两人亲密学术关系的一个佳话。

图一 战国弩复原示意图

（《中国古兵器论丛》第137页）

图二  汉弩射击示意图

（《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增订本]》，第166页）

图三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复原弩

（来源：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官网）

弩和床弩都是中国古代的高技术武器，床弩把大型弩安装在架子上发射，威力更大，技术更高。中国床弩在宋代发展到巅峰，当时的大型床弩联装三张弓、用三弓的合力发射巨箭，能够远及数百步，摧毁城楼。宋人《武经总要》中的床弩图描绘出了三张弓安装在架子上的相互位置关系，但没有画清楚弓弦的穿绕连结方式（图四），于是三弓床弩的弓弦怎么穿绕连结、三张弓怎么形成合力就成为疑问。对这个问题以前无人探讨过，更无人说得清楚。孙先生承担《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床弩条目的撰写任务后，对此作了反复思考，写成《床弩考略》一文，对三弓床弩的装弓绕弦方式提出了一种复原方案（图五）。中国军事博物馆古代战争馆便依据孙先生的复原图制成了宋代三弓床弩的复原模型，第一次比较具象地向观众展现了中国古代这种神奇的高技术武器。也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英国李约瑟博士出版《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第六分册《军事技术：抛射武器和攻守城技术》，其中对宋代三弓床弩的装弓绕弦方式给出了一些推测性的草图。除此而外，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迄今没有新的进展。因此，孙机先生和李约瑟博士的复原方案就为今后对这种古代高技术武器的深入研究特别是仿真模拟试验提供了仅有的基础。因此我认为，孙先生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古兵器研究方面所做的工作是很有意义的。

图四  明弘正本《武经总要》中的三弓床弩图

（《文物》1985年第5期《床弩考略》，第69页）

图五 三弓床弩复原示意图

（《文物》1985年第5期《床弩考略》，第69页）

（二）

孙机先生一辈子研究文物，以文物见文化。他的治学特点是把极深厚的文献功底和极深厚的文物功底相结合，在这两个方面都广搜细掘，相互印证，从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提出新说。他把握问题的关键往往是文献和文物资料的非常细微之处，正因其在这两个方面的深厚功力、广泛搜集积累和深入比照分析，故而能够敏锐地把握那些微细的症结点，不断提出问题和新说。他的每一篇论文几乎都有不同于前人的新观点，也常常引起不同的讨论，但孙先生非常欢迎学术上的争论，自己对他人学术观点的不同意见也喜欢直言不讳，似乎可以说喜欢学术讨论，视之为推动学术进步的动力，即使最后推翻了自己的观点，也非常愉快。我有幸见证了一起由孙先生发起、历经十几年而得到较圆满解决的学术论争。

指南针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但关于最早的指南针是宋代的罗盘还是战国秦汉时期的司南，学术界一直没有定论。中国历史博物馆建馆之初，王振铎先生研究制作了司南的复原模型，一直是体现中国发明指南针的标志性展品，这就把中国发明指南针的时间定在了战国秦汉时期。但王先生当年没有详细说明其复原的依据，因而在海内外学界一直存在一些怀疑的声音。2005年，孙机先生经过细致考证，写成《简论“司南”兼及“司南佩”》一文，对司南即指南针以及王振铎先生的司南复原模型正式提出了质疑，主张中国古代发明指南针应以宋代的罗盘为标志。

孙先生此文写成后，先是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举办的学术研讨会上做了一场报告。那是2005年的4月，当时会议主办者让我来主持那场报告会，可能是觉得我与孙先生较熟悉，而我对这问题根本是毫无研究。孙先生讲完后，马上引起了热烈的讨论，科技史界的华觉明、张柏春、冯立昇、胡化凯、郭世荣、戴吾三、刘益东、游战洪等老师纷纷发言，一些人介绍了关于此问题争论的历史情况，一些人对孙先生的质疑提出了反质疑，有的观点还比较尖锐，孙先生也直言不讳地作了回应，但全场讨论非常愉快，完全是学术性的交流。之后孙先生正式发表了文章（登载于《中国历史文物》2005年第4期），并在自编论文集《仰观集》时，把这篇文章和那场报告会上的讨论记录全部收入（图六）。

图六 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的报告会上关于“司南”问题的讨论记录

（《仰观集》，第137页）

一石激起波浪。孙先生这个质疑的正式提出，促使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领导认识到，必须对司南问题作新的全面深入研究，才能确证中国发明指南针的时间，随后他们把这个任务赋予了所里的黄兴博士。黄博士通过数年努力，从中国古代发现磁石及其应用历史的调查研究和司南考辨、司南模型复原及仿真模拟试验等多个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最终得出结论，司南就是最早的指南针，中国古代发明司南的历史是可信的，王振铎先生的司南复原模型是站得住的。

黄博士关于司南的研究成果发表后，中央电视台和网络媒体多次约他录播相关的科普节目，今年4月中央台10频道考古栏目又请他合作制作播出了“揭秘司南”的长篇专题片。以前我曾问黄博士与孙机先生有无联系，孙先生对他的研究有什么评价，他说一直没有。最近黄博士在自然科学史所评审正高职称的会上作述职报告时，特别提到孙机先生在去世前不久打电话找到他，说从电视上看了他解说司南的节目，认为这个问题得到解决了。我正好也参加了这次评审会，听到黄博士的话，立刻想起18年前孙机先生的那场报告会，不禁感慨这件事对我来说真有点巧，从孙机先生正式提出质疑引起讨论到获得解决，我正好见证了全过程。关于司南问题的争论是不是就此画上了句号，这要由这方面的专家来评判，并由以后的学术历史来验证。我只是深深感到，孙机先生质疑的提出，对促进这个问题的深入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孙机先生对待学术论争的态度，体现了真正的学术精神和大家风范，值得我们后辈好好学习！

我谨以这篇小文表达对孙机先生的崇敬之情。

（作者钟少异系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