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商颂•殷武》记载：“维汝荆楚，居国南乡。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早在3500年前，湖北地区已经成为商王朝南方领土的重要组成部分。1954年，武汉市黄陂地区发现大规模早商城址——盘龙城。经过考古发掘，这里揭示出上古城垣、大型宫殿基址、高级贵族墓葬、手工作坊等大批重要考古遗迹，还出土了大量青铜器、玉器等珍贵遗物，其文化面貌与中原地区的商王朝大体相同。种种迹象表明，盘龙城既是商王朝设于南方的军事重镇，也是其获取南方矿产资源的重要基地，甚至一度成为江汉地区的区域政治中心。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的文明在这里交汇融合，华夏文明从此开始在江汉之滨闪耀光芒。

西周早期新的方国被分封至湖北地区，同时南逃的殷遗民在这里形成新的聚居区；西周中期和晚期由于常年的周楚战乱，文化面貌相对萎缩，显现出一派荒芜的迹象。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群，主要发现在以蕲春为中心的鄂东、以随州为中心的鄂北、以荆州为中心的鄂中南三个区域。而西周中晚期的青铜器，绝大多数发现于随州一带，其他地区罕见。

春秋时期的江汉地区是楚国的核心区域，也是楚国文化的发源地和辐射中心。春秋早期，楚国势力开始飞跃发展并迅速跻身强国之列，其周边大量方国或为其所灭，或沦为其附庸。随着楚国实力的迅速膨胀，独具特色的楚国文化逐渐表现出强大的自信心与竞争力。春秋中期开始，在物质文化和礼仪生活方面，以湖北为中心的江汉流域广大地区受中原王朝的影响逐渐减少，楚人的文化特色日益浓郁。从考古发现来看，除楚国核心区域外，江汉地区发现的曾、黄、邓、郑、息等周边诸国的文化遗存也具有楚国文化的风韵。

战国时期的江汉地区仍旧是楚国的核心区域，而此时的楚国已然是东灭越、西达巴蜀、南至江西、北连齐鲁，“地方五千里”的泱泱大国。战国晚期，楚国被公推为合纵长，联盟六国共同抗秦。然而随着楚怀王被俘、秦将白起拔郢，在强大的秦军面前，庞大的楚国节节败退，最终于公元前223年亡于秦。

这个时期的考古遗存表明楚国的礼制传统存在两大壁垒分明的系统。以楚王、附庸和封君、大臣为代表的高级贵族，墓葬礼俗尽可能向周礼系统靠近，以成组的 鼎和圆鼎标识身份等级：而之下的低等级贵族，则更多地以鼎、敦、壶、簠、盒的组合形式，表现自身身份。后者在器物组合以及数量方面，几乎不见周礼的影子。在这种双重礼制的格局中，战国时期楚地文化呈现出色彩纷呈的特点。

九千年前，河南舞阳贾湖地区的先民创造骨笛，吹响了中华音乐史上的第一个音符。夏商周时期，优雅肃穆的宫廷音乐与中国礼仪制度相辅相成，形成了独步天下的青铜礼乐文明。

湖北是中国出土早期乐器最多的地区，囊括了先秦乐器“八音”之金（钟、镈、铙）、石（磬）、丝（琴、瑟）、竹（箫、箎）、匏（笙、竽）、土（埙、缶）、革（鼗、雷鼓）、木（柷、敔）的全部种类。随州战国早期曾侯乙墓出土乐器125件，其钟磬排列是符合墓主诸侯国君身份的“轩悬”；随州战国晚期九连墩１、２号墓出土乐器90余件，其钟磬排列是符合墓主人卿大夫身份的“判悬”。这些实例是对先秦礼乐制度的印证，也表明西周建立的礼乐制度在战国时期的楚国仍被沿用。湖北地区出土的乐器实物及相关乐律学铭文的发现，勾画出早期中国音乐文化的基本面貌，同时也改写了世界古代音乐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