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博访学记丨用“学术语言”讲好文物里蕴藏的“故事”

2020年，我有幸成为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首批访问学者，然而，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却打乱了原本的设想和研究计划，只能转至线上开展各项访学工作。

通过一年多的访学，我接受了一种新的理念，即用“学术语言”讲好文物里蕴藏的“故事”。国博是国内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是展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平台，在这里我才进一步地了解到策展人要考虑怎样把文物里蕴藏的故事形象直观地展示给国内外的观众，学者要思考怎样用“学术语言”把文物里的“故事”挖掘出来。一件文物可以从不同角度去研究，也可以用不同的叙述方式写出不同的文章，在国家博物馆这个文化平台上，要考虑如何选择一个好的角度，把文物中蕴藏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审美价值、科技价值、时代价值体现出来，同时揭示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内涵，增强国人的文化自信。

当然，这个要求还是挺高的，首先要培养一种“故事思维”，在研究文物的时候，要能敏感地意识到文物里蕴藏的故事，然后选择恰当地角度来讲述这个故事，还要用合适的“学术语言”来讲述，即说话要有逻辑性，要用证据和材料说话。光把故事讲述出来还不行，还要达到“好”的程度，即故事听起来既符合情理，又新颖有趣，能给人以新的认识或新的启迪。

我的访学是围绕馆藏甲骨展开的整理与研究，并尝试写了一篇小论文《甲骨刻辞“大方”“小方”地望之探讨》，发表在《殷都学刊》上，这篇论文通过对甲骨刻辞中“大方”“小方”地望的探讨，揭示了一个蕴藏的故事：商代晚期在陕西关中地区东部大荔一带活跃着一支强大的部族，从武丁到廪辛、康丁时期，“大方”与商王朝处于敌对关系，成为陕西关中东部地区与河南伊洛地区经济文化交流的一个障碍，武乙之后，这个障碍被打通。

此外，在国博访学期间我还成功申报了一个国家社科西部项目。之前已经申报了好几年，但一直都未获成功。我想这次之所以能够立项，原因之一可能就是这段访学经历，让我拓宽了研究视野，提升了学术水平，对文物也有了更深层次的认知和理解。

时光匆匆，一转眼访学就要结束了，但是对于我来讲，研究文物的脚步才刚刚开始，今后我将加倍努力，不断学习，特别是学习怎样用“学术语言”讲好文物里蕴藏的“故事”，这对我今后的教学、科研工作可能是很有帮助的。

感谢李维明先生和赵永老师的悉心指导！也感谢国博的各位专家与同行！更感谢国家博物馆给我提供一个难得的访学机会！（文丨西安财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刘新民）

国博访学记丨展览人的净心之旅

2019年底，首都博物馆人事部老师匆匆打来电话，让我尽快准备材料，馆里推荐我申报国家博物馆访问学者项目。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虽然此前与国博有过诸多工作往来，但从未想到能够走进其中潜心学习。国家博物馆现有藏品数量140余万件，藏品丰富、类型多样、精彩绝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代表性物证。作为国博的访问学者我将有机会探秘其文物库房，对于被戏称“一进库房就挪不动道”的我来说，动力满满。然而申请通过的喜悦很快被全国突发新冠疫情的暴发罩上了层层迷雾，各种待定与不确定喷薄而来。在疫情防控的大环境下，访学工作不得不更多地转为线上。

我的研究内容集中在西北科学考察团相关文物文献的整理方面。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与瑞典组成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在西北地区进行了历时6年的大规模科学考察，发现了10余处城堡、100多处烽火台，在张掖郡的居延和肩水两个都尉所辖烽燧遗址中发现了1万多枚简牍。考察团在气象观测、地质古生物调查、考古学等诸多学科取得了丰硕成果，反映了历史时期西北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折射出横跨欧亚大陆草原地带的文化面貌。作为展览人，我希望可以将展品和资料等信息还原至历史当中，借助已有的学术研究成果，业已推出的展陈信息，以及陆续出版的团员日记等，进行再次解读，建立今天与过去的纽带，让西北科学考察团变得清晰而富有血肉。此项研究对于西北科学考察团相关文献、文物的研究意义深远。

研究工作需要进行材料梳理，在无法出京等困境下，很多安排与计划一度搁置，幸而有导师戴向明给予我的中肯建议与悉心指导，让研究工作得以顺利推进。衷心感谢国家博物馆知名学者及热心的同事们、同行朋友们为我提供了学术线索、给予我关心与支持，这一切的一切，感激尽在不言中，收获受益终身。

期待终有一天，疫情慢慢散去，研究方案得以拓展、落地，以成熟的展览方式，让西北科学考察团的人、事、物，及当代不断深耕的学界成果，共享与广大观众。（文丨首都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俞嘉馨）

相关公告：

中国国家博物馆招收访问学者启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