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吉金——中韩日古代青铜器展

【展览信息】

展览名称：东方吉金——中韩日古代青铜器展

展览地点：中国国家博物馆北1展厅

展览时间：2022/7/26 - 10/9

主办单位：中国国家博物馆、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

中韩日三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传统，也具有互利共赢的现实基础，更拥有潜力无限的光明前景。2022年是中韩建交30周年和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在三国关系发展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值此中国国家博物馆创建110周年之际，中国国家博物馆、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联合举办“东方吉金——中韩日古代青铜器展”，就是希望通过挖掘和展示三国共同的文化记忆，推动三国民心相通、文化相融、价值共享，为促进地区持久和平、普遍繁荣略尽绵薄之力。

青铜器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阶段的重要标志之一。在许多地区的古代文明发展历程中，青铜器的出现都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东亚地区的古代青铜器在实用意义之上演化出独特而深厚的礼制和信仰内涵，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东方青铜文明。中国古代青铜文化以青铜礼器的使用为特色，礼器、乐器、工具、兵器、车马器等类别齐全，内涵丰富，青铜器作为先秦贵族身份等级的标志、家族荣誉的记录、财富威仪的象征，不仅是维护社会秩序和政治格局的重要符号，也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韩国古代青铜文化以剑、镜、铃为特色，象征政权和祭祀权的统一；日本古代青铜文化以兵器、佩饰、乐器、生活用具等为代表，广泛涉及礼仪、生活、信仰等各个领域。本次展览展出中韩日三国国家博物馆珍藏的青铜器类精品文物约50件（组），充分呈现了三国各具特色的文化传统与科技、艺术成就。中国的蔡侯墓出土青铜器是中国考古界取得的重大成就之一，其中的蔡侯鼎、方壶、编钟等作为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典型代表，为了解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文化、礼仪、外交提供了宝贵资料。韩国的青铜剑、细纹镜、钟，以及日本的青铜铎、矛、剑、镜等则体现了韩日青铜文化的基本面貌与特色。本次展览就是尝试通过这些珍贵的青铜展品深入解读中韩日古代文明的悠久历史与人文底蕴，充分展现三国之间广泛密切的交流与互鉴。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文明自古就以开放包容闻名于世，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要坚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自身发展道路的探索，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弘扬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博物馆作为国家最高历史文化艺术殿堂和国家文化客厅，向来重视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特别是通过举办国际交流展呈现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独特的历史文化面貌和文明成果，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成立110周年之际，衷心希望本次展览能够向世界充分展示东亚文明的独特魅力，为促进中韩日三国文化交流、增进三国人民交往理解作出贡献。

中国古代青铜文化最早出现于新石器时代晚期。从考古发现来看，距今5000多年以来的马家窑文化、龙山文化等远古文化遗址中，陆续发现工具、装饰品等青铜制品，从不同角度对当时社会的生产、生活产生了显著影响，青铜文明的曙光开始照耀华夏大地。夏商周时代是中国青铜时代的主体时期，以鼎、簋、鬲、甗、觚、爵、斝、尊、铙、钟、铃、镜、戈、矛、剑、戟等为代表的饮食器、乐器、兵器、装饰品、车马器将中国古代器用制度与礼乐文明紧密结合在一起，孕育出博大精深且独具特色的青铜礼乐文明。其价值和意义不仅在于精益求精的高超工艺和美轮美奂的造型、纹饰，更在于其中承载的政治、等级、礼仪、文化、信仰、审美等丰富内涵。中国青铜礼乐文明奠定了早期中华文明的基础，也对世界其他地区青铜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刻而久远的影响，对世界古代文明的构建作出了卓越贡献。

本单元重点展示安徽寿县蔡侯墓出土的几组代表性青铜器。作为春秋晚期非常重要的诸侯国君主墓葬，寿县蔡侯墓出土青铜器486件，青铜礼器涵盖食器、酒器、水器、乐器、兵器等门类，器型丰富，品类繁多，其中不乏制作工艺精湛、艺术水平高超的美器，也有铸刻长篇铭文、史料价值极高的重器。这些经过考古发掘及专家学者数十年考释研究的青铜器，纵然难以展示蔚为大观的中国古代青铜文明之全貌，也可借此管窥先秦时代礼乐文明之一斑。

蔡侯青铜鼎

蔡侯青铜升鼎

蔡侯青铜方壶

蔡侯青铜尊

蔡侯青铜方鉴、缶

蔡侯青铜编钟

韩国的青铜文化开始于公元前15世纪左右。在其青铜时代早期，青铜器仅有小型工具、装饰品等，尚未普及。公元前12世纪以后，琵琶形铜剑广泛扩散到韩国各地。公元前4世纪左右，随着细形铜剑的流行，韩国的青铜文化达到了顶峰。

韩国青铜时代的青铜器以剑为大宗，可分为琵琶形铜剑和细形铜剑两类。它们都采用分别制造剑身和剑柄，再将二者合为一体的制作方法，与剑身、剑柄一体制作的中国青铜剑有所区别。韩国青铜镜带有两三个钮，而且它们都偏离铜镜的中心，与单钮式中国青铜镜有所不同。八珠铃、竿头铃、双头铃等各式各样的青铜铃也是韩国青铜文化的重要特征。在韩国古代社会，青铜剑象征政治支配权，青铜镜、铃则象征祭祀权。这些青铜器往往共同出现于古代墓葬之中，表明当时社会已经形成了祭政一体的权力结构。随着公元前3世纪中叶新的铁器文化的传入，韩国的青铜时代逐渐走向衰落。但普遍使用铁器以后，细形铜剑作为统治权威的象征仍然沿用了很长时间。

在后来的韩国历史时期，青铜器继续广泛应用于日常生活、宗教信仰等不同领域。在佛教信仰广为流行的高丽时代（公元918—1392年），为了祈求国家安泰和个人幸福，人们普遍供养佛祖，香炉、净瓶和烛台等各种供养用具多以青铜制造。这一时期，匠人们制造青铜工艺品时灵活掌握了银入丝技术，表现出高丽文化本身的独创性。

多钮细纹镜

漆鞘青铜剑

青铜钟

青铜悬香炉

青铜香炉

古代日本以青铜器为代表的铜制品的发展演变，是在与中国、朝鲜半岛的交流和影响下，自主地选择取舍，而后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历程。在日本列岛，以青铜器为代表的金属器的使用始于弥生时代。这一时期，铜、锡、铅等青铜铸造原料来源于朝鲜半岛及中国。制铁原料则来源于朝鲜半岛。起初，铁器仅用作工具，之后成为农具、武器等实用品而得到普及。就这样，日本列岛完成了从石器时代到金属器时代的转变，金属制品的生产不是源于本土，而是源自日本列岛以外的异域影响，这也是弥生时代的特点。古坟时代前期，青铜镜、箭镞、筒形器、旋涡形器等都可用作墓葬中的随葬物品，青铜镜作为身份象征承担了重要功能。从弥生时代中后期到古坟时代前期前段，汉代、三国、六朝时期的中国青铜镜，源源不断地大量输入日本列岛，岛内随之兴起了大规模的仿制浪潮。从弥生时代到古坟时代，青铜镜出土地点的分布中心从九州地区北部转移到了近畿地区。从这些中国青铜镜及其仿制品的出土、分布、分配状况等方面，可以解读日本列岛社会阶层分化的发展过程及政治统一体的形成过程，也可以了解到统治阶层出现及大和王权（古坟时代）成立的若干细节。

6世纪中叶佛教传入以后，以天皇为首的日本贵族及地方豪族开始大规模兴建寺院，于是铜不仅用于制作建筑构件，也用于制作佛像及佛教器具。与此同时货币开始使用，和同元年(708年)日本最早的流通货币——和同开珎（珍的异体字）开始铸造并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