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冊般甗，商代末年，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器内壁铸銘文：

王宜（夷）方无，咸，王商（赏）乍（作）册般贝，用乍（作）父己（尊），（）册。

铭文凡3行20字，记述商代末年商征伐人(夷)方，商王赏赐作器者作册般贝，作册般因此为父己作器。商代末年，即帝乙、帝辛两代，曾长期与其东南今淮河流域的夷人部族发生战争，亦即上举《作册般甗》所云“王宜人(夷)方”。其他商代末年青铜器铭文中亦记有征伐人方之事，如《小臣艅尊》云“隹(唯)王來正(征)人(夷)方”，《小子网簋》曰“隹(唯)令伐人方”。仅帝乙之世，即于十祀、十五祀两次征伐人方。商甲骨卜辞中，记载了帝乙十祀征伐人方之时间、路线：商人自大邑商出发，至于淮水，征伐人方，如卜辞云：“隹十祀，在九月甲午，余步从侯喜征人方，告于大邑商”，“在五月癸卯，来征人方”，此往程“征人方”与归程“来征人方囗”共历260日，可知战争之艰苦^[1]。 

《左传·昭公四年》云“商纣为黎之蒐，东夷叛之”，《吕氏春秋·古乐篇》语“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又《左传·昭公十一年》曰“纣克东夷，而陨其身”，凡此均后世追述商纣伐夷方之事，因此丧国。足见此战争消耗国力之大，致使周武王乘虚而入，伐纣成功。

[1] 王宇信 杨升南主编《甲骨学一百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9月，497-498页;邓少琴、温少锋《论帝乙征“人方”是用兵江汉》，《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3期67-71页，4期56-62页;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1月，301-312页;李学勤《殷代地理简论》科学出版社1959年，37-60页;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增订本)，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331-3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