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半个多世纪前，在英国和挪威“中国医疗援助委员会”的组织下，在西班牙国际纵队中国战友的帮助下，20位来自西班牙反法西斯战场的医生和护士辗转来到中国，参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中国战场上，这些不同国籍的反法西斯战友们克服了自然环境恶劣、医疗条件简陋等困难，坚持为中国抗日军民服务。他们当中有的长眠在中国，大部分人于战后回到祖国。有的因为在中国的这段经历回国后受到本国政府不公正的待遇。
【关键词】 抗日战争 西班牙医生 名单
在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中，有许多国际友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帮助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有的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其中有20位医生和护士是从西班牙反法西斯战场辗转奔赴中国抗日战场的。虽然他们没有一个是西班牙人，但是因为他们都来自西班牙（在当时红十字会发给他们的证件的国籍一栏中都填着“西班牙”），所以在中国他们被称为“西班牙医生”。至2004年6月，他们当中的最后一位保加利亚医生甘扬道离开人世，这20位“西班牙医生”都已作古，但他们的英名将永载史册。
至今，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藏品中有一份珍贵的名单（图1），上面镌刻着他们的名字：
1） Dr.Samuel Mojszs Flato，Polish（傅拉都医生，波兰人）；
2） Dr.Victor Taubenflige，Polish（陶维德医生，波兰人）；
3） Dr.Frantisek Kriege，Polish（柯理格医生，波兰人）；
4） Dr.Wolf Jungermann，Polish（戎格曼医生，波兰人）；
5） Dr.Leon Kamieniecki，Polish（甘理安医生，波兰人）；
6） Mrs.Miriam (Mania) Kamieniecka，Polish（玛丽安夫人，波兰人）；
7） Dr.Jasulz Kranzdorf，Rumanian（柯让道医生，罗马尼亚人）；
8） Dr.Otto Schoen，Hungarian（沈恩医生，匈牙利人）；
9） Mrs. Edith Markus，German（马库斯夫人，德国人）；
10） Dr.Ianto Kaneti， Bulgarian（甘扬道医生，保加利亚人）；
11） Dr.Herbert Baer，German（贝尔医生，德国人）；
12） Dr.Walter Freudmann，Austrian（富华德医生，奥地利人）；
13） Dr.David Jancu，Rumanian（杨固医生，罗马尼亚人）；
14） Dr.Alexander Volokhine，Russian（何乐经医生，苏联人）；
15） Dr.Karl Coutelle，German（顾泰尔医生，德国人）；
16） Dr.Edith Kent，German（肯特医生，德国人）；
17） Dr.Rolf Becker，German（白乐夫医生，德国人）；
18） Dr.Frederick Kisch ，Czechoslovak（基什医生，捷克人）；
19） Dr.Fritz Jensen，Austrian（严斐德医生，奥地利人）；
20) Mrs.Kianzdorf， (Rumanian)（克兰兹多尔夫夫人，罗马尼亚人）。
他们的中文名字都是中国人起的。该名单是用钢笔写在一张长19厘米、宽25厘米的纸上。其保存者是原西班牙国际纵队反坦克炮队政委、中国人谢唯进，在西班牙时化名林济时。谢唯进等被关押在集中营的中国同志们积极促成了这20位医生的中国之行。
1936年，正当德意法西斯要毁灭年轻的西班牙共和国时，来自世界50多个国家的四万多名共产党员和爱好和平人士，翻越比利牛斯山，奔赴西班牙，在战火中组成国际纵队，与西班牙人民并肩战斗，保卫共和国。这20名医生和护士就是四万多名国际志愿军中的一部分。由于西班牙共和国政府的妥协，1939年2月，国际纵队志愿军和西班牙共和国民军大约十几万人被迫撤出西班牙，退入法国境内，先后被囚禁于圣·朴茨茅斯集中营和古尔斯集中营。在集中营里，这些爱好和平的战士们，一刻也没有忘记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伟大事业。集中营里的中国志愿军用西班牙文秘密出版《中国新闻》（《中国抗日情报》）等油印刊物，及时向集中营各国同志宣传祖国抗战。在“七七”抗战二周年时，他们举行纪念大会，宣传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战场，呼吁各国人民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中国志愿军的介绍，使被囚禁于集中营的各国志愿军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有了深入了解，他们渴望早日冲出牢笼，奔赴东方反法西斯战场，与中国人民并肩抗击日本法西斯。不久，英国和挪威的“中国医疗援助委员会”，从古尔斯（GURS）集中营的国际志愿军里，征求医生志愿到中国参加抗日战争，结果有50多位医生报名。后来按照国家分配名额，挑选医生。最后有18位医生和两位护士被选上，先后分三批前往中国。集中营里的中国同志为这些即将奔赴中国抗日战场的医生们举行了欢送会。
在这三批医生中，第一批出发的是白乐夫、严斐德和基什。他们三人在1939年5月1日从英国利物浦乘坐“EUMAUS”号英国客轮，在海上航行4周后抵达香港。第二批是贝尔、富华德、杨固和甘扬道。他们四位于1939年8月5日从英国伦敦乘坐“AENEAS”号轮船抵法国马赛港口，迎接八位医生傅拉都、戎格曼、甘理安、柯理格、陶维德、柯让道、沈恩、何乐经，以及戎格曼太太和甘理安太太，然后一起于9月13日到达香港，由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接待。由于当时广州已被日军攻陷，无法从陆路前往重庆，只得从海路绕道越南，经海防到达广西南宁。在克服了许多困难后，于10月16日抵达当时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驻地——贵州图云关。最后一批医生是顾泰尔和肯特，于1940年抵达中国。这三批医生和护士都集中到图云关，参加中国的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工作。
当时担任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队长的林可胜，是一个在苏格兰爱丁堡大学受过教育的新加坡华侨。他没有党派之见，只一心一意地投入抗战，对于任何愿意帮助中国抗日的人士，包括这些“西班牙医生”，他都敞开双臂衷心地欢迎。但是国民党当局从一开始就对他们不放心，因为他们来自西班牙，又几乎都是共产党员。有一天晚上，在图云关傅拉都和甘扬道睡觉后，有人悄悄溜进他们的房间，摸走了他们的护照和私人文件。几天以后，又把东西还给他们了。这些“西班牙医生”在图云关所感受的冷漠气氛，跟他们在西班牙处处所受到的热情拥抱，真是天壤之别。他们非常向往到西北，到延安去，为那里的抗日军民服务。他们也曾派代表去过重庆找周恩来，希望能够转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工作。但是为了国共合作的关系，周恩来劝他们继续留在图云关工作。他们也曾试图往北走，但由于战火的阻隔，他们的愿望没能实现。白乐夫和严斐德曾到重庆中共驻渝办事处，周恩来接见了他们。在周恩来的劝说下，他们继续留在了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
尽管“西班牙医生”来自不同的国家，但为了反对人类共同的敌人，维护世界和平的共同目标，走到一起，在他们的思想和行动中，没有任何国界种族的痕迹。在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他们组成几个医疗组，每一组有一两位外国医生，带领一批中国年轻人，当急救员和翻译。每一组都分有地图，详细注明他们的行程和目的地。他们开始前往抗日前线工作。他们仿效西班牙内战的经验，在前线设立流动医疗站。据白乐夫回忆，抗战后期，在云南楚雄，是最艰苦的日子。他们把大庙当作病房，两张椅子上摆上一张木板，就成为病床。白乐夫是当时那里唯一的医生，带着几个护士，为从缅甸战区源源涌入的伤兵治疗，先后治疗了五六百人。白乐夫因此差点把命丢在中国。有一次，他从病人身上的跳蚤感染了斑疹伤寒，昏迷了一个星期，幸好及时找到一位美国医生抢救，才挽救了他的生命。抗战胜利后，他带着满身斑疹疤痕离开了中国红十字会。
在英国和挪威的“援华医疗委员会” 从古尔斯集中营挑选赴中国抗日战场的医生时，顾泰尔夫妇有幸被选上。由于出现意外，顾太太中国之行未能实现。而顾泰尔等经过千山万水，来到中国红十字会所在地贵州图云关。1942年，史迪威将军来到滇缅战场，需要懂中国国情的外籍医生作美国人和中国人的桥梁。于是，中国红十字会将几位未携家眷的外籍医生派去，成为联络医官。史迪威称他们为“合同医生”。1945年，抗战胜利后，在史迪威的协助下，顾泰尔于十月返回德国。贝尔也回到祖国，后死于车祸。
保加利亚医生甘扬道在华期间，曾任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第三中队长、012分队队长和救护总队顾问等职。他带领医护人员转战湖南、广西、云南、贵州等地，从事战地救护工作。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甘扬道曾多次前往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汇报工作和赠送捐款。 甘扬道在战争中的出色表现得到了中国领导人的高度赞扬并多次受到宋庆龄、周恩来等的接见。1942年，他与并肩战斗的中国护士张荪芬结为夫妻。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甘扬道携妻子返回故乡。保加利亚政府为了表彰他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中的卓越贡献，特授予他“共和国勋章”。1983年，甘扬道夫妇来华探亲期间，将他们珍藏的文物和历史照片捐赠原中国革命博物馆。其中包括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聘甘扬道为该总队第三中队队长的聘书（图2）、名片等。
抗日战争胜利后，20位“西班牙医生”除克兰兹多尔夫夫人在抗战期间死于中国，其余他们大部分人都回到了自己的祖国，但是白乐夫和奥地利医生严斐德却有家难回，于是继续留在中国，参加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工作，协助运送血浆、疫苗、抗毒剂、驱虫药、农具、衣服、鞋子、种子、面粉、奶粉等到山东烟台，然后再分往内地。1946年，严斐德视察山东半岛时，发现有50万人感染了黑热病。如果不及时治疗，就会导致死亡。他向当地政府建议立刻成立黑热病治疗中心，由救济总署的医生和化验师来训练中国医疗人员，教他们如何使用药物来治疗。此外，他还提议恢复战前已有的研究及治疗站。白乐夫随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参加重建中国的工作，后在山东烟台一带参加扑灭黑热病的工作。在十几位参加中国抗战的外籍医生中，白乐夫是第一个来的，最后一个离开中国的。
有两位“西班牙医生”将他们在中国的经历写成了书，其中富华德写的书名叫《起来》，严斐德写的书名叫《中国胜利了》。他们都是奥地利人。他们在书里描写了许多国民党的医务卫生问题，诸如国民党伤兵的悲惨境遇，“所有的国民党伤兵都被扔在破庙里，地下什么都没有。条件非常恶劣，不给伤兵洗澡，所以满身都是蚤子。”
在中国期间，“西班牙医生”不辞辛苦，克服重重困难，为中国抗日军民服务，他们的足迹踏遍了贵州、湖北、湖南、河南、陕西、广东、广西、四川和云南等省份。为中国抗日战争作出了贡献。但他们在回到自己国家后却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有些人因为曾经在国民党区工作过而受到他们本国政府的猜疑，有的因为曾在国民党的红十字会工作过，所以不被信任，他们的心灵受到极大的创伤。波兰医生傅拉就是因为在中国国民党工作的这段历史没有调查清楚，所以一直未被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