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国博做博后｜笃行不怠 青铜之旅

韩雪

2020年9月，我非常荣幸地进入中国国家博物馆这座国家级历史文化艺术的最高殿堂，在国博研究院研究馆员霍宏伟先生、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晁福林先生的悉心指导下，开始了博士后阶段的研究工作。

在博士后工作站期间，我将自己硕博所学的专业——考古学与古文字学，与国博馆藏丰富精美的两周青铜器相结合，以女性铭文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继续深入发掘其背后的历史、文物和研究价值。在国博强有力的学术支持下，我有幸参加了国家博物馆与上海博物馆合作举办的两次青铜器学术研讨会。会议期间，我更有机会汇报自己最新的馆藏青铜器研究成果，并与顶尖的中国古代青铜器专家进行学习、交流，这样的机会实属难得。在国博搭建的高水平研究平台上，我主持有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1项，在核心期刊发表研究论文3篇。

除了学术研究外，我还参与了馆内业务工作：策划博士后沙龙；参与筹备国博青铜器学术会议；负责国博讲堂年度总结及相关的编辑工作等。这些宝贵的工作积累和历练，让我对国博的具体工作有了更为直接和深刻的了解，从中受益匪浅。

在国博做博后，我深感荣幸。国家博物馆对新人后辈的提携与鼓励是无时无刻、无微不至的，工作站的柔性管理和科研服务是体贴入微的，让我珍藏了无数次的感动瞬间。合作导师霍老师对我科研工作要求是严格的，指导更是耐心的，在他的身上我看到了国博学者的精深与严谨。还有我所接触过的许多国博老师、同事都令我记忆深刻，感触良多，能够遇到科研和工作上志同道合的好伙伴，是我的幸运。对此，我由衷感谢国博大家庭的关怀与温暖，他们让我的博士后工作经历充实而美好。

每当我徜徉在国博展厅，凝视着浑厚古朴的青铜器、古拙宛转的铭文，深沉朴茂的篆籀之气与商周古风扑面而来，三千多年历史积淀的精华在短短两年的博士后阶段是无法全部汲取的。岁月悠悠，来日方长，在今后的日子里，我将继续沉浸在青铜之旅的探索之中。

我在国博做博后｜以梦为马 砥砺向学

韩少玄

博尔赫斯有言，如果有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套用他的话，其实也可以说，对于科研工作者而言，如果有天堂，也应该是博物馆的模样。

2020年，从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毕业后，我选择到中国国家博物馆从事博士后科研工作。就个人体会，于此从事博士后科研工作，优势显而易见。比如，有更多机会接触珍贵文物、文献，晤对之间，不期然就能生发出新的感悟、邂逅新的选题；再如，在这里从事科研工作，更有可能完成成果的转化、彰显其社会价值，让学术走出“象牙塔”。为期两年的博士后科研工作，繁重而充实，两年来我有两部学术专著出版，在权威核心期刊发表了三篇学术论文、另有十数篇论文刊发于各专业报刊，这些学术成果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研究国博馆藏而完成的。在研究过程中，我真切地体会到“个案”带“问题”这一研究方式之殊胜，以纠过往为学之偏。

两年来，有幸追从中国国家博物馆刘万鸣先生、北京大学朱良志先生为合作导师。两位先生皆心性真纯、学养深厚、识见渊雅，在他们的悉心教导下，我得以顺利完成新著《20世纪中国画论研究》的书稿。2021年10月，刘万鸣先生主持策划的“艺术为人民——刘文西艺术大展”开幕，我有幸参与采访、展评等部分工作，籍此对艺术与人民、艺术与生活的关系，对艺术的功能和价值、艺术家的使命和担当，都有了更深的体察。

两年博士后科研工作的经历，见证了我的身份转型，自此开启专事科研的征程。以梦为马、心向远方，深情揖别、郑重起行。感谢中国国家博物馆，在这里，虽驽钝如我也稍稍领略了学术探研之奥妙。感谢博士后工作站的所有工作人员，他们严谨、负责、务实的作风，时时令我感佩。

我在国博做博后｜理论与实践的桥梁

任丽娜

2020年的冬天，我从中国艺术研究院毕业，幸运地来到了中国国家博物馆做博士后。自那一刻起，历史的通道似乎一下子向我敞开：书法、绘画、青铜、陶瓷……最令人欣喜的是，这里有我神往已久的非遗项目——书画临摹复制技艺。我深知国博的手迹类文物临摹复制技艺在国内首屈一指，这令我对未来的研究充满期待。事实证明，在国博的求学经历确实不枉此行。

国家博物馆和北京大学的联合培养，使我的研究既不脱离实践，又紧密结合理论。无论是技艺精湛的馆内专家王秋仲，还是学养深厚的北大教授张辛，均亲切随和，不以导师而自居。在他们的帮助下，我成功申请到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为研究提供了充足的支持。此外，国博文保院设备齐全且先进，领导与同事也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与关怀，让我有机会跟随王秋仲老师一起文物复制实操。

王老师虽已年近70，但经验丰富、技法精湛，令人钦佩不已，最可贵的是他乐于传承。记得跟随王老师复制的第一件文物——董必武的书法作品《丹崖仙境》，据家属介绍，这件作品是董必武在山东蓬莱疗养时受邀所作，因当时身边没有大笔，董老便随手找了一团棉花蘸取墨汁，一挥而就“丹崖仙境”四个大字，加上题款共由三张四尺整张的宣纸拼接而成。面对如此大尺寸的书法作品，再加上棉花蘸墨行笔急时留下的许多“枯笔飞白”，我当时就犯了难:如果用传统的“廓填法”，这么多的干笔锋以及墨色的干湿浓淡就不好表现；倘若用“一笔书”法临摹，细节又无法做到与原作一般的逼真形象。幸得王老师及时提点，说用半生熟的纸，结合“一笔书”和“廓填法”两种方法进行临摹复制，这样即可保留墨色自然的变化形态，还可以使细节与原作保持一致。在老师的指导下我们投入了工作：先用毛笔精准地摹出边廓细节，对于尖笔峰和纤丝萦带的飞白，不是一扫而过，而是用笔轻轻送到，努力做到与原作丝毫不差，再用喷壶喷水让纸面微微湿润，然后按照原作笔势走向和墨色的浓淡进行反复微填墨处理，我还在最后的“全色”处理时着重调整了细节与整体的关系，最后达到了形神兼备以假乱真的程度。据交接人员反映，董必武的家属十分满意。就这样，我不断在工作实践中获得经验，在王老师的倾囊相授中逐渐地掌握了手迹类文物临摹复制的全部流程与核心技艺，为馆里临摹复制文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签名册》首页、钱学森手稿、葛庭燧信件等等。

纸上谈兵的理论落到了实处，我陆续在国家一级出版社出版30万字学术专著、20万字传承人口述史，并发表数篇相关学术论文。倘若脱离国家博物馆这座连接理论与实践的桥梁，我的学术研究将难免空洞无力，国博这个包容的平台培养了我、成就了我。感谢国博给我这样的机遇和体验，我也会一直努力，为国博略尽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