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槎万里——中国古代陶瓷海上贸易展

2000多年前，我们的先辈扬帆远航，穿越惊涛骇浪，闯荡出连接东西方的海上丝绸之路，打开了各国友好交往的新窗口，书写了人类发展进步的新篇章。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出访东南亚国家期间，创造性地提出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旨在推动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与对话，加强沿线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往来，增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内部的相互了解和传统友谊，促进沿线各国的经济繁荣与区域经济合作。此次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浮槎万里—中国古代陶瓷海上贸易”展览，就是要自觉承担博物馆连接历史、现在和未来的时代使命，充分挖掘馆藏资源，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全面呈现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景象，讲述相向而行、相遇相知、共同发展的丝路故事，弘扬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

海上丝绸之路在秦汉之际就已初步形成，是中国古代对外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自唐代中后期起，陶瓷器开始成为大规模外销商品，开启了中国古代陶瓷外销的辉煌历程。宋元时期，陶瓷海上贸易蓬勃发展，广州、泉州、明州（今浙江宁波）等世界性港口相继建立，以中国为主导的陶瓷贸易体系逐步确立。明清时期，随着新航路的开辟，中国瓷器大量远销欧美地区，推动了早期贸易全球化的形成和发展。本次展览展出精心遴选的294件（套）海上丝绸之路沿线沉船和贸易瓷器及其他相关文物，结合国内外重要遗址、沉船考古资料和相关研究成果，较为全面地构画了自唐五代至明清时期的中国古代陶瓷海上贸易盛况，充分展示中国在全球陶瓷贸易体系中发挥主导作用的历史事实，深刻揭示中国与世界基于海洋贸易不断深化的文化交流与友好往来。

中国国家博物馆是国家最高历史文化艺术殿堂和国家文化客厅，负有留存民族集体记忆、传承国家文化基因、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使命，一贯高度重视收藏和展示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代表性物证。相信本次展览必将使广大观众更加深入地了解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光辉历史，更加切身地感受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在对外交往中坚守的和平主张，更加深刻地理解“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伟大战略构想，深刻领悟各国人民只有在交流互鉴中相遇相知、共同发展才能走向幸福安宁、和谐美好的历史真谛，进一步坚定“四个自信”，汇聚磅礴力量，在推进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历史进程中书写更新更美的华彩篇章。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长王春法

唐朝幅员辽阔，国力强盛，对外交往频繁。自唐代起，海上丝绸之路日趋繁荣，航海贸易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方式。广州、扬州、明州（今浙江宁波）等诸多国际性大港相继涌现。唐代中后期，陶瓷器开始作为大规模外销的商品。长沙窑、越窑、邢窑、巩义窑以及广东地区生产的早期外销陶瓷器，开启了中国古代陶瓷外销的辉煌历程。

陶瓷海上贸易的兴起

早期陶瓷生产技术的对外影响

唐代的海上贸易包含朝贡贸易和市舶贸易两种形式。官方于岭南、安南地区设立市舶使，管理蕃舶及蕃商的各项事务。对外贸易港口有广州、扬州、明州、登州（今山东蓬莱）、安南(今越南河内)等地。

唐代贾耽《皇华四达记》记载了“广州通海夷道”与“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两条重要的海上交通航线。前者由广州出发，穿越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波斯湾，再沿波斯湾西岸进入阿曼湾、亚丁湾和东非海岸。后者从登州出海北行，到辽东半岛南端再沿黄海北岸东航，经济州海峡抵达日本。

这一时期陶瓷海上贸易的主要对象有日本、朝鲜、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伊拉克、埃及、肯尼亚等国家和地区。出土外销瓷器的遗址类型包括都城、海港、贵族墓葬、伊斯兰教寺院、佛寺及祭祀遗址等。主要产品类型为：长沙窑青釉褐绿彩瓷、越窑青瓷、邢窑白瓷、巩义窑白瓷、唐三彩、广东地区青瓷等。

长沙窑青釉彩绘盘

唐代 │ 口径15.5，底径5.3，高4.1厘米 │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侈口，曲腹，圈足，足墙外撇，足端斜削。灰白胎，胎质较粗。通体施青釉，外壁施釉不及底。内壁绘褐绿彩草叶纹。

长沙窑创烧于初唐，中晚唐时期达到鼎盛，是唐代重要的青瓷窑址。其装饰手法丰富多样，以釉下彩绘和贴塑最具代表性，兼有印花、划花、镂雕等。纹饰题材常见人物纹、动物纹、植物纹，部分器物书写诗文。

长沙窑青釉褐斑贴塑执壶

唐代 │ 口径11.2，底径15，高21.8厘米 │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侈口，圆唇，束直颈，颈部较粗。溜肩，直腹，平底。肩部前置圆形流，流较短，两侧各安一桥形系，系中间有条状凸起。肩部与流相对一侧置弓形柄。浅灰色胎，胎质较细。青釉泛黄，内壁口沿处施釉，外壁施釉不及底。流及两系下方各饰一处模印贴花椰枣纹，贴花处施褐斑。

长沙窑瓷器是中晚唐时期陶瓷海外贸易最主要的产品之一，1998年发现于印尼爪哇勿里洞海域的“黑石号”沉船，共出水文物67000余件，其中长沙窑瓷器占56500余件，以青釉釉下彩绘产品最具代表性。部分长沙窑瓷器的纹饰带有外来文化因素，如“椰枣纹”，说明当时可能已经出现外国商人订烧的现象。

巩义窑白釉蓝彩碗

唐代 │ 口径11.2，底径15，高21.8厘米 │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侈口，圆唇，曲腹，圈足。灰白胎，胎质较细。通体施白釉，釉面失光。内底以蓝彩点绘花卉纹。

河南巩义黄冶窑及白河窑址的唐代晚期地层中已发现相似的白釉蓝彩器物残片，证实了目前所见的唐代白釉蓝彩瓷器很可能为巩义窑产品。唐代巩义窑白釉蓝彩瓷器以高岭土为原料，蓝彩绘于釉下，纹饰以点彩、曲线、花卉和菱形图案为主。与后世青花瓷器相比，此类白釉蓝彩瓷器烧成温度偏低，因而釉面瓷化程度较低。

唐代末期，中国越窑的生产技术已传入朝鲜半岛，开启了中国古代制瓷技术向全世界推广的历史进程。朝鲜半岛早期青瓷生产的窑炉、装烧工艺和器物造型，都受到越窑的直接影响，为高丽青瓷的创烧提供了基础。与此同时，以名古屋猿投窑为代表的日本制陶业，也盛行模仿越窑青瓷的器型、纹饰、釉色。此外，日本的奈良三彩、朝鲜半岛的新罗三彩、波斯地区三彩以及伊拉克地区的萨马拉三彩，亦借鉴了唐三彩的生产工艺。

唐三彩盖罐

唐代 │ 口径10.5，底径11，高23.5厘米 │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罐口微撇，圆唇，卷沿，短颈，丰肩，鼓腹，下腹缓收，圈足。覆碟形盖，盖上有宝珠形钮。胎色白中泛红，局部施化妆土，器壁施釉不到底，足部露胎。肩和腹部最圆鼓处绘有大小相间的白色倒三角形，三角内以蓝、绿、赭彩点画，三角形外和盖面为绿地上绘蓝条带纹，赭色勾边，并以白色斑点装饰。几何纹、点彩纹和垂带状花纹交错其中，富有织物蜡染效果。器形饱满，色彩明丽。

海外唐三彩的发现以日本最具代表性。与中国唐三彩大多出土于墓葬的情况不同，日本出土的唐三彩多出土于寺院、祭祀和衙署遗迹，如大安寺、安倍寺、坂田寺、城山遗迹、向台遗迹等，体现了在早期陶瓷海外贸易中，输入地对于这些产品使用功能和文化内涵的认知可能与输出地存在一定偏差。

越窑青釉刻花莲瓣纹罐

唐代 │ 口径6，足径4.3，高7.3厘米 │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敞口，圆鼓腹，卧足。胎质细腻，施青釉，外壁刻莲瓣纹。

越窑是唐宋时期南方最重要的青瓷窑场，烧造时间从东汉晚期延续至南宋，其空间范围集中在浙江上虞、余姚、宁波、慈溪等地。唐五代时期，越窑的中心窑场位于慈溪的上林湖一带，产品以釉色纯净的青绿色瓷器为主，多采用划花和刻花的装饰手法。这一时期的越窑不仅生产民用瓷器，且烧制高档的宫廷用瓷，代表了当时青瓷生产的最高水平。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生产力、造船工艺和航海技术的进步，以及统治阶级相对开放的对外政策，宋元时期对外贸易的重心由陆地逐步转向海洋，以中国为核心的南海贸易体系逐渐形成，中国古代海上贸易迎来了第一个高峰时期。南宋开始，经济中心逐步南移，以龙泉窑、景德镇窑、福建地区为核心的外销瓷产区工艺逐渐成熟，产量急剧增加，主导了这一时期的陶瓷海上贸易，并涌现出一批专门生产外销瓷的窑场，中国瓷器由此进入大规模外销的阶段。

市舶制度
·
陶瓷外销体系

汇通东西
·
港埠渐隆

宋元时期，政府总体上对海上贸易采取积极的态度，分为官府经营和私人经营两种海上贸易模式。北宋先后在广州、明州、登州设立市舶司，后又在泉州、密州（今山东诸城）增设。南宋时期，保留了广州、泉州市舶司，另设明州、澉浦等市舶务。

这一时期的海上贸易规模呈扩张的态势，贸易航线也延续了唐五代时期东海、南海两条主要航线，并进一步延伸。其中，东海航线细化为庆元（今浙江宁波）—九州、福州—琉球—九州等航线。南海航线由泉州、广州出发，经三佛齐（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往阿拉伯地区。

北宋时期，越窑青瓷的生产和外销达到了顶峰，景德镇窑迅速兴起，广东地区的西村窑、潮州窑青瓷也一度占有较大的市场份额。南宋时期，随着海上贸易蓬勃发展及海外市场的巨大需求，陶瓷海上贸易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峰。南宋中后期，逐步形成了以龙泉窑青瓷、景德镇窑青白瓷以及德化窑、闽清义窑和磁灶窑等福建地区外销瓷为核心的陶瓷消费组合。

德化窑青白釉长颈瓶

南宋 │ 口径6，足径5，高10.7厘米 │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侈口，尖圆唇，直颈。圆溜肩，圆鼓腹，下腹斜收。矮圈足，足墙外撇。灰白胎，胎质较细，胎体较薄，腹部有明显接胎痕迹。通体施青白釉，釉质莹润，釉面光亮。腹部模印竖纹。

“华光礁一号”沉船遗址1996年发现于西沙群岛华光礁环礁内侧，2007年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组织发掘。出水遗物中陶瓷器占绝大部分，以青白釉、青釉、褐釉和黑釉瓷器为主，其产地包括景德镇窑及福建地区的德化窑、闽清义窑、武夷山遇林亭窑、磁灶窑等。

白釉执壶

南宋 │ 口径7.4，足径7.9，高26.1厘米 │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平折沿，细长颈，溜肩，圆腹。圈足，挖足较浅。肩部一侧置曲形流，流口平削，另一侧置绶带形曲柄，柄外侧浅刻细凹纹。器身采用分段制作工艺，颈部、腹部有明显接胎痕迹。白釉，外壁施满釉，内壁施釉至颈中部，釉面布满细密开片。流柄两侧贴塑兽首衔环纹，腹部模印折枝牡丹纹和折枝莲纹。

宋代的海外贸易规模整体上呈扩张的态势。贸易航线在延续唐五代时期东海、南海两条主要航线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其中，东海航线细化为庆元（今宁波）—九州、福州—琉球—九州等航线。南海航线由泉州、广州出发，经三佛齐（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往阿拉伯地区。

德化窑青白釉双系小罐

南宋 │ 口径2.4，底径3.7，高7.9厘米 │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直口，短直颈，颈部微内收，颈肩相接处置双系。丰肩，深腹，腹下部斜收，平底微内凹。器身采用分段制作工艺，腹部有明显接胎痕迹。白胎，胎质细腻，胎体较薄。青白釉，釉色泛白，釉面莹润。肩部印一周覆莲纹，上下腹各模印一周缠枝花卉纹。

德化窑青白釉四系小罐

南宋 │ 盖口径3.9，高3.1厘米；罐底径5.4厘米；通高12.9厘米 │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杯形盖，盖顶置一钮，盖两侧各有一系。小直口，高直颈，肩部置四个管状系。深曲腹，下腹斜收，平底。器身采用分段制作工艺，颈部、腹部有明显接胎痕迹。白胎，胎质细腻，胎体较薄。青白釉，釉色泛白，釉面莹润。器身素面无纹。

景德镇窑青白釉花口碗

南宋 │ 口径11.1，足径3.2，高4.2厘米 │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敞口，尖唇，斜曲腹，器身压印呈菊瓣状，内壁凸起明显，饼足，足边缘垫烧痕迹明显。白胎，胎质细腻，胎体较薄。通体施青白釉，外壁施釉及足，釉面光洁莹润。内底心模印花卉纹。

景德镇窑青白釉花口盘

南宋 │ 口径17.2，足径4.8，高3.5厘米 │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宽折沿，口沿呈葵花状，尖圆唇，浅曲腹。矮圈足，足墙内收，内底有一圆形凸起，外底较平，足端有明显垫烧痕迹。白胎，胎质细腻，胎体较薄。器内外均施青白釉，釉色泛白，釉面玻璃质感强，足端无釉。口沿处印一周卷草纹，内底模印莲纹。

龙泉窑青釉凸弦纹盘

南宋 │ 口径18.6，足径5.4，高4.2厘米 │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侈口，口沿处呈菊瓣状，浅曲腹，内底边缘刻一周凹弦纹。圈足，足墙较高，挖足较浅，足端斜削，外底心微凸。灰白胎，胎质细腻，露胎处泛红褐色。通体施青釉，釉色粉青，釉面玻璃质感强。内壁腹部和底部各饰一周菊瓣纹，外壁上下腹各饰一周菊瓣纹，下部菊瓣纹刻纹较浅。

元代沿袭了宋代的海上贸易制度，至治二年（1322）于泉州、庆元、广州设置市舶司，管理海上贸易事务。这一时期，从庆元、泉州出发经澎湖南下菲律宾诸岛的航线逐渐繁荣，每条贸易航线都有相对固定的港口。登州、杭州、庆元、温州、上海等地属于东海航路的出发港口，广州则是南海航路的主要出发港口。泉州是两条航路的交汇点，是当时最大的海上贸易港口，亦是中外政治联系和文化交往的一个重要枢纽，被称为“东方第一大港”。

元代基本延续了南宋时期的陶瓷外销组合，瓷器的生产和外销规模进一步扩大。龙泉窑的生产和外销达到了顶峰，拥有巨大的市场占有率。元代中后期，景德镇窑除青白瓷外，相继创烧的卵白釉、青花瓷器也成为了重要的外销产品。这一时期中国瓷器销往的国家和地区增加至近百个，海外考古资料显示，龙泉窑覆盖了全部的外销地区，景德镇窑瓷器主要面向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阿拉伯地区和非洲地区，福建地区外销瓷主要销往日本和东南亚地区。

磁州窑白地褐彩龙凤纹大罐

元代 │ 口径18.4，足径11.6，高28.7厘米 │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短直口，丰肩，上腹鼓，胫部内敛，隐圈足。肩部绘一圈缠枝菊纹，罐身绘云龙纹，线条流畅苍劲，龙瞠目昂首，须发张扬，腹部密布鳞片，身体蜷曲盘绕，云纹呈漩涡状，朵朵叠压。器物胎体灰黄粗厚，下腹部有一道凸起明显的接胎痕，通体施化妆土，釉色白中微泛黄。

辽宁绥中三道岗沉船位于辽宁省绥中县三道岗海域，是我国首次独立开展的大型水下考古发掘项目，是我国水下考古学建立的标志，于1993年经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前身）组织相关发掘工作。沉船出水文物600余件，主要为河北磁州窑生产的碗、盘、罐、碟、盆等。根据沉船遗物特征判断，其时代为元代，是元代磁州窑在北方地区广泛行销的直接证据。

龙泉窑青釉折沿大盘

元代 │ 口径33.5，足径11.8，高7.8厘米 │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敞口、圆唇，宽折沿内凹，斜曲腹，内底微下凹，外底心微凸，隐圈足。灰胎，胎体厚重。青绿釉，釉层较厚，釉面有开片。器内外皆施釉，足端刮釉，露胎处呈褐色。内壁模印菊瓣纹，内底刻划折枝莲纹。

平潭大练岛元代沉船遗址位于福建省平潭县海坛海峡北段，通过水下考古发掘工作，发现了残存的部分船体遗存。沉船遗物以龙泉窑青釉瓷器为主，均为船货，器形包括盘、洗、碗、小罐等。装饰手法包含刻划花、贴花、模印。其年代为元代中晚期。

景德镇窑青花莲池鸳鸯纹图菱花口盘

元代 │ 口径42.5，足径24.5，高6.9厘米 │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菱花口，折沿，浅曲腹，圈足。砂底呈火石红色，外底露胎不施釉，采用垫砂支烧方法，器底出现粘砂或斑点，外底带有修胎轮旋的旋纹痕迹。盘内底以青花绘莲池鸳鸯图，内口沿线描海水浪花纹。内壁以青花为地，留白模印凸起的桃、石榴、菊花等花实纹。盘外壁青花绘仰俯莲瓣纹，莲瓣之间留白。

口径超过35厘米的大盘在元以前几乎不见，原因之一是其烧成难度过高。其二是器物功能不符合汉地人民的生活传统。相似尺寸大盘见于伊朗阿德比尔神庙和土耳其托普卡比宫，其产生可能与元代中东地区来华订烧的行为有关。

龙泉窑青釉玉壶春瓶

元代 │ 腹径13.4，高28.4厘米 │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瓶口外侈，细长颈，器身修长，鼓腹下垂，圈足，足墙微外撇。通体施青釉，釉色青绿，釉面光亮。

玉壶春瓶作为酒具在元代颇为盛行，在墓室壁画中常与梅瓶、注壶、温碗、酒盏等搭配出现，亦可用于插花。此瓶颈部细长，器身偏瘦，垂腹不明显。韩国新安沉船曾出水相似器物。

龙泉窑青釉刻花缠枝牡丹凤尾尊

元代 │ 腹径21.5，高52厘米 │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口部外敞，束长颈，溜肩，颈部一周刻弦纹和花卉纹，腹部内收，圈足。胎体厚重、坚硬，呈灰白色。肩一周刻缠枝牡丹纹，腹部刻一圈仰莲纹。整体施翠青釉，釉层较厚，釉面光滑发色沉稳。采用分段烧造的工艺，颈部、腹部可见明显接胎痕迹。

凤尾尊起源于宋末元初，元代中晚期至明代较为流行。元中晚期开始，凤尾尊器型高大，腹部多模印缠枝莲纹，具有较强的立体感，多用于插花和祭礼。同类器物见于国内港口遗址及韩国新安沉船。

景德镇窑卵白釉折腰碗

元代 │ 口径11.4，高4.4厘米 │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敞口，斜腹略内敛，斜直腹，近底处内折，小圈足，足墙微外撇。胎骨洁白坚致，上薄下厚，釉面失透，白中泛青，光泽莹润，釉面布满细密开片。口沿一圈涩胎无釉，采用芒口覆烧工艺烧成。内壁模印花卉纹。

元代景徳镇瓷器的外销区域相较于宋代明显扩大，东亚地区仍是最主要的输出地区。此外，器型较小的青白釉和青花瓷器在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大量发现，卵白釉瓷器广泛见于东南亚、南亚、东北非及中南非等地，青花瓷器则在北印度、中东、波斯湾北岸、阿拉伯半岛南部、东北非等地有大量发现。

景德镇窑青白釉玉壶春瓶

元代 │ 口径6，足径9.4，高29厘米 │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喇叭口，长束颈。溜肩，垂腹，最大径位于腹中部偏下。圈足，足墙微外撇。白胎，胎质细腻。通体施青白釉，釉面光亮。纹饰共分为三层，每层之间以弦纹分隔。颈部刻划波浪纹，腹中部饰缠枝花卉纹，下腹部饰变形莲瓣纹。

明清时期，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繁荣，中国古代制瓷工艺达到了顶峰。随着全球航路的开辟以及早期全球化贸易体系的逐渐形成，中国瓷器的贸易网络开始向欧美地区延伸。以景德镇窑、德化窑为代表的外销瓷器，风靡世界，成为了对外文化传播的重要物质载体，对世界范围内的物质文化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东西方社会和文化间深层次的交流与互鉴，也极大的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

朝贡贸易·早期全球化贸易体系

对外传播·世界瓷器文化圈

中国古代输出瓷器的对外影响

明代初期，明政府只推行官方的朝贡贸易，禁止民间参与海上贸易活动。洪武至永乐年间，先后于宁波、泉州、广州、福州等地设立市舶司，实行海禁与市舶司管理并行的制度。永乐三年（1405）至宣德八年（1433），郑和率领满载瓷器、丝绸、金银等货物的船队七下西洋，途径亚非40多个国家和地区，明代朝贡达到顶峰。隆庆元年（1567年），随着民间对于海上贸易的需求迅速增加，明政府开放漳州月港，允许进行民间海上贸易，史称“隆庆开海”，民间海上贸易由此成为明代海上贸易的的主要力量。

明代前期，我国陶瓷器的输出主要围绕官方朝贡贸易体系进行。带有官营性质，且具备当时最高生产水平的景德镇窑青花瓷、龙泉窑青瓷成为主要的陶瓷贸易品。明代后期，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及民间海上贸易的开放，以景德镇窑青花瓷、德化窑白瓷、漳州窑青花瓷为代表的中国瓷器，沿着全球化贸易网络远销欧美地区，明代陶瓷外销进入高峰时期。

龙泉窑青釉镂空瓶

明代 │ 口径4.7，足径9.2，高29.7厘米 │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瓶口微侈，长颈，颈部上宽下窄如喇叭，圆腹，瓶口处饰蕉叶纹一周，腹部镂雕缠枝牡丹纹一周，圈足。通体施青釉，釉层肥厚滋润，宛若青玉，釉色青翠怡人，赏心悦目。

虽然受明初“海禁”政策影响，龙泉窑瓷器外销的数量和范围与元代相比有一定减少，但其在海外发现的明前期中国陶瓷中仍占有较大比重。日本本岛和琉球地区出土了大量14世纪末以后生产的龙泉青瓷，我国西沙海域以及菲律宾、泰国、日本等地的沉船遗址皆发现明代龙泉窑青瓷。同时，福建、广东窑口的仿龙泉窑产品也进入了这一时期的海外贸易。这说明至少在明代前期，龙泉窑在陶瓷海外贸易中仍颇具规模。

清代初期，官方仍然采取海禁政策。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于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开设海关，海上贸易迅速恢复并达到了新的高度。雍正五年（1727年），漳州海关移至厦门，厦门港被确立为官方前往南洋贸易的始发地，成为了清代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设广州为唯一的对外贸易通商口岸。

清代基本维持了明代后期的陶瓷外销格局。清初，以景德镇窑、德化窑、漳州窑为代表生产的青花瓷器为主，景德镇窑粉彩和广彩瓷器也在创烧后迅速成为重要的外销产品，并且出现其它国家和地区大量定制中国瓷器的现象。随着厦门港的崛起，德化窑、东溪窑在清前期进入全盛时期，产品以青花瓷器为主，兼烧白瓷和五彩瓷，并带动福建和广东东部地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外销瓷产区，中国古代陶瓷海上贸易在这一时期迎来了最后一个高峰。

景德镇窑青花花鸟博古图盖罐

清康熙 │ 罐口径9.6，足径12.1，高22.8厘米；盖口径11.3，高4.6厘米；通高26.2厘米 │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罐身直口微敛，方唇，平沿，溜肩，鼓腹，平底内凹。器盖方唇，平沿，直腹，平顶。白胎，胎质细腻坚硬。通体施白釉，釉面洁白光亮。以青花装饰，青花发色浓艳。器身肩部及下腹各绘一周青花地连枝半菊花纹边饰。腹部绘回纹四面开光，开光内分别绘锦鸡牡丹纹及博古图。外底双周弦纹内绘杂宝纹。盖顶绘博古图，外壁绘回纹地四面开光，开光内绘折纸花卉纹及博古图，开光下方绘一周青花地连枝半菊花纹边饰。

景德镇窑青花冰梅纹罐

清康熙 │ 口径12.6，足径17，高31.5厘米 │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直口，平沿，矮直颈，圆肩，鼓腹，下腹斜收，平底，二层台足。白胎，胎质细腻坚硬，口沿及足端刮釉。通体施白釉，釉面洁白光亮。以青花装饰，发色浓艳。颈部绘青花地云肩纹，肩部及足部绘青花地齿状边饰，肩部及腹部满绘青花地冰梅图。

冰梅纹是清康熙年间创烧和流行的陶瓷装饰纹样，多用于碗、瓶、罐等器物上。其以青花为地绘冰裂片纹，与白色梅花相映。

景德镇窑青花缠枝莲纹盖罐

清康熙 │ 罐口径13.5，足径17.8，高32.4厘米；盖口径10，高8.9厘米；通高40厘米 │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直口，方唇，平沿，矮直颈，圆肩，下腹斜收，平底内凹，二层台足。盖子口，微内敛，斜方唇，平沿，平顶微隆起，顶部置一宝珠形钮。白胎，胎质细腻坚硬。通体施白釉，釉面洁白光亮，青花发色浓艳。罐身颈部上下各绘一周弦纹，弦纹内绘草叶纹，腹部满绘缠枝莲纹。盖顶绘缠枝莲纹。

中国古代瓷器，作为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之一，既丰富了世界人民的物质生活，也改变了人们的精神世界和审美观念。中国瓷器的对外输出，带动了瓷器装烧方式、成型技法、装饰纹样和釉色呈现等工艺的广泛传播，推动了世界范围内瓷器生产技术的进步，对其他国家制瓷业产生了深远影响。最终，经过不断的模仿与学习，各国对中国瓷器文化内涵的理解不断加深，逐步形成了具有各自特色的瓷器文化体系。

日本“五良太浦吴祥瑞造”青花人物香薰

16世纪 │ 口径8，底径8，高14厘米 │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盖为镂空圆盖，卧狮钮。器身呈六棱筒状，圆口，下承三足。器身六面，每面双钩画绘青花人物、花鸟、竹石等纹饰，人物皆为宽袍大袖，线条流畅。器底有“五良太浦吴祥瑞造”八字青花款。

据日本石割松太郎《祥瑞考》记载，五良太浦有不同写法，如五良大甫、五郎太辅、五郎太甫、五郎太夫、五良太夫、五良大夫等。正德八年（1513）李春亭于《送五良太夫归日本》诗中记述五良太浦于正德初年来到中国，并取名“吴祥瑞”，于景德镇学习青花瓷烧制技术，而后归国开窑制瓷，为日本瓷业发展作出很大贡献。此香薰是中日两国人民文化和技术交流的重要物证。

日本制五彩武士人物瓶

17-18世纪 │ 口径20，底径14，高57.5厘米 │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喇叭口，短颈，长圆腹，卧足。通体施红、蓝、黑、金、黄、珊瑚等多种釉上彩，薄釉光亮匀净，胎质坚硬细密。主题纹饰是日本传统的武士图，武士或身着盔甲，或举扇骑马，或身佩日本刀，或手执器械，形象生动。辅助纹饰具有日本传统图案特色。

日本产五彩瓷器受中国五彩瓷器影响颇深。日本因是道人葛质在《翻刻<陶渝>序》中记载:“其他诸窑,都仿效汉样,自青、白、黑、紫、五彩、青花,虽不能佳,莫不咸备。”五彩经中国传入日本，之后演变成装饰性较强的技法，具有华贵艳丽、独具一格的彩瓷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