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云涛：我与苏东海先生

本文作者与苏东海先生

我和苏东海先生相识于1988 年，那时我的年龄不足苏先生的一半，但两人天生投缘，相识不久就熟络起来，也使得我能够更多地获得苏先生对我学术上的引导和教益。虽然我和苏先生很熟，一起共事多年，但对苏先生文博之外的人生经历并不了解。读完苏先生的这本思想自传，我对苏先生的认识立体丰满起来。

《苏东海思想自传》，文物出版社2016 年9月出版

《苏东海思想自传》共七部分五十二章，从自己幼年生活谈起，将自己近90年的风雨人生，世界观的演变，学术思想的发展，夹叙夹议，娓娓道来。

苏先生1927 年出生于北京一个学养很深的大家庭。祖父是末代秀才，酷爱诗词歌赋，每日陶醉于吟诵诗词歌赋之中。父亲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母亲是大家闺秀，外祖父留学日本归国任大法官。苏先生十岁时取名东海，字福如，渗透着和谐家庭对他的慈爱。1946 年，19 岁的苏先生考入北平辅仁大学哲学心理系，一年后转学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和研究哲学，并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很快作为进步青年，在地下党领导下，参加党领导的学生运动。1948 年5 月30 日，地下党组织吸收21 岁的苏先生加入民主青年联盟，并登记在案。这是当时党领导下的北京地区进步青年组织，因此苏先生参加革命工作的时间就以1948年5 月30 日算起。随后在游行示威斗争中，担任纠察的苏先生不断高声领喊“枪毙傅作义”口号。为此，傅作义“剿匪”第一突击队包围苏先生家，搜查苏先生房间。好在党的文件藏在花瓶里、进步青年读书会成员名单藏在碗柜中的木夹层中，未被搜出，只得以“匪嫌”名义将苏先生收监。又庆幸北平是和平解放的，在和平解放前夕，苏先生被释放。

1947年夏，苏东海先生在沈阳家中（图片采自《苏东海思想自传》）

新中国成立后，22 岁的苏先生带着十几名大中学生参加了华北野战军。自此至1959 年，苏先生军旅十年，1949 年至1951 年跟随大军南下作战，1951 年至1955 年参加抗美援朝，1955 年至1959 年随军驻防徐州，一直从事军队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1959 年，有着上尉军衔的苏先生，接受组织安排，告别军旅生涯，转业到中国革命博物馆工作至今。苏先生文博工作近60年，举凡文物征集、陈列展览、藏品保管、现代史党史研究、博物馆学研究、生态博物馆建设，所从事各项工作，无一不精，皆成就非凡。读完《苏东海思想自传》，我终于明白，苏先生能够在工作和学术上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和他的家庭背景、教育背景、人生经历、个人智慧是分不开的。

晚年，苏东海先生与妻子在家中（图片采自《苏东海思想自传》）

读《苏东海思想自传》一书，我们可以体会到，作为一个革命者、思想者，苏东海先生的艰难跋涉历程，正是苏东海先生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缩影。不管在什么时代，不管从事什么工作，苏先生都是一个虔诚的革命者、爱国者、思想者。在《苏东海思想自传》中，随处可见思想的火花，不管是人生的、社会的、历史的，还是博物馆工作的，博物馆理论的。

这本书是名副其实的思想自传，是苏东海先生对自己一生思想的总结、梳理和再思考、再提高。从这本书，我们看到苏东海先生作为一个思想者，虽然年逾古稀，但没有停下思考，没有停下对祖国和民族的思考责任，而且苏先生的思想紧紧与时代同步，不断向深度和广度延伸。

《苏东海思想自传》目录

20 世纪80 年代初至90 年代中期，是苏东海先生致力于中共党史和共和国史研究时期。他以拨乱反正为己任，发表了几十篇有重大影响的党史、共和国史论文，其中重要作品有《加强党史的宏观与微观研究》《论1927 年东下与北上之争》《论大跃进运动的指导思想及其实践》《“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对群众之掌握》《论1958 年的中国空想社会主义运动》《大革命时期领导权问题的再分析》《1930 年李立三、周恩来、毛泽东比较研究》《把握当代史研究的特性》等。我是学习近现代史和党史的，而且长期从事《党史研究资料》的编辑工作，苏先生的这些论文，有的就发表在《党史研究资料》上，所以，苏先生的上述大作，我大多都拜读过。尤其是《大革命时期领导权问题的再分析》《1930 年李立三、周恩来、毛泽东比较研究》《论1958 年的中国空想社会主义运动》三篇论文，集中代表了苏先生的历史智慧。

《苏东海思想自传》附录

或许与苏先生的哲学专业背景有关，苏先生探讨历史问题，善于透过现象深入本质，揭示历史问题内在的因果关系，具有一般学者很难具有的独立思考、质疑探究的习惯，逻辑严密，思维深刻，具有批判性。

苏先生对历史事件的研究方法是抓住历史的关键年份，上溯它的起因，下联它的结果，善于分析历史事件由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善于抓住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就是矛盾积累、产生和集中爆发的过程。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就是各种矛盾达到集中解决的那一时刻。在苏先生的学术思想中，1927 年中国共产党惨遭失败、1930 年国共两党重新整合自己的力量进行新对决，都是集中解决历史问题的临界点年份。

苏先生大致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研究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1985 年发表了《论大跃进运动的指导思想及其实践》一文，1986 年发表了《人民的愿望与建设速度的历史分析》，到1988 年发表《论1958 年的中国空想共产主义运动》，形成了苏先生独立的学术观点和思想成果。

对于1958 年中国的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苏先生定性为是中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运动。苏先生提出：在国际共运史上，马克思、恩格斯从理论上就没有阐述清楚空想社会主义和空想共产主义的区别，空想共产主义思潮一直存在并影响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都曾进行过短暂的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实践，中国的空想共产主义运动是国际空想共产主义思潮的一部分和自然发展。就中国1958 年空想共产主义运动而言，大跃进运动是这场空想共产主义运动的前奏，人民公社是这次空想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国模式。苏先生指出：总结1958 年中国空想共产主义运动的教训，党和国家领导人必须明白，推进历史只能从现实出发而不能从原则出发，一切空想都是脱离现实的结果，人类社会历史是一个自然演进过程，人的意志和力量只能推进它，不能摆脱和超越它，一切空想都是对历史自然演进的超越，只有认清所处社会在历史进程中的位置，才能真正有效地推进历史。

值得注意的是，苏先生的上述思想认识和学术观点，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几乎同步产生。1981 年6 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明确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1987 年10 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大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大会指出：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是我们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的基本依据。苏先生对1958 年中国空想共产主义运动的研究，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最好的历史注释。

《苏东海思想自传》内文

值得特别介绍的，还有苏先生对周恩来的研究。苏先生研究周恩来，源于1976 年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后，主持筹办纪念周恩来展览和编辑周恩来画册。不管是筹办周恩来展览，还是编辑周恩来画册，都是开创性的工作。当时，为筹备展览而编辑的《纪念周恩来总理文物选刊》，每期都送邓颖超同志审阅。苏先生从周恩来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研究开始，逐渐向后延伸至周恩来东渡日本求学、周恩来在五四运动中的思想、周恩来入党时间考、大革命时期的周恩来等，形成了《周恩来早期思想研究》、《周恩来挽救大革命失败的战略构想》、《试析周恩来的思想风格》、《论周恩来的开放意识》等著名学术成果。对于周恩来的研究，苏先生依然秉承了他一贯的将哲学思辨风格和历史严谨思维融为一体的学术特性，从历史文献研究入手，深耕历史之根，探索周恩来的内心世界。比如，苏先生提出，周恩来一直在说，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一直在批判他的家庭出身。其实这是违心的，或者说是为了迎合某种政治需要。其实在周恩来的内心深处，应该是深为自己能够有这样良好的家庭，能够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而感到幸运的。再有，苏先生认为周恩来的思想风格中，调和色彩浓重，渗透在他个人风格的各个方面，实施于他的对人对事之中。苏先生上述对周恩来的认识，现在我们可能不以为奇，但在三十年前，却是言别人所不敢言的真知灼见，在学界影响是很大的。也正因为如此，苏先生成为名动全国的周恩来研究专家，到处做周恩来研究的学术报告，并参与《周恩来年谱》、《周恩来传》的审定工作。

苏先生的现代史、党史研究，将哲学思辨和历史思维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形成自己独特的学术风格，广受学界瞩目。苏先生这种善于思考，敢于提出不同意见，是应该提倡和鼓励的。由于工作需要，苏先生于20 世纪90 年代将主要精力转入博物馆学研究和实践，很快在博物馆学领域取得卓著成就，成为中国博物馆学学术大家。

苏先生的思想自传还是对他以往对某些问题研究的再研究。仔细阅读这本书，我们可以发现，苏先生重新审视了自己以往的研究成果、思想成果，进行再研究，形成新的思想认识。这本书不仅仅是思想自传，本身就是思想者的思想成果，是对以往思想的再思想。字里行间，不时在以前思想成果基础上，闪出一个睿智思想者的新的思想火花。

苏先生从事革命工作近70 年，多次变换工作岗位，多次转变学术方向。但苏先生每做一行，很快深入其中，乐此不疲，卓然成家。这种敬业精神，是我们每个文博工作者的榜样。

（本文原以《苏东海先生的哲学思辨和历史思维》为题发表在2016年12月27日《中国文物报》第7版，现经过作者订正，和大家分享。）

新中国博物馆研究的拓荒者：苏东海

在北京老前门火车站的东面，有一栋孤独的塔楼。今年92岁的博物馆学泰斗苏东海先生就住在这里。这栋建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高楼，在当年属于前三门地区的标志物之一。苏先生一家搬进来时，中国正迎来博物馆大发展时期，博物馆学研究也刚刚起步。苏先生对中国博物馆研究的拓荒之旅便从这里开始，又走向世界。他“借”来域外之火，照亮了我们脚下的路，为中国博物馆研究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如今，当年的明星楼已沧桑，苏先生安静地坐在沙发上，把喧嚣关在了门外。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新中国的博物馆事业也迎来了空前的繁荣。

面对前来探访的中国文物报记者，苏先生的眼里闪起了光彩。他说：祝贺你们，祝贺全国的文博工作者，我们已经走进了文化中枢的新世界。

初识博物馆 参与革博创建

苏东海先生祖籍徐州，1927年出生在北京。在那个“无处安放一张平静书桌”的年代，他辗转南京、徐州和北平多地才读完小学。从初中到高中，他又先后在北平、重庆、贵阳和昆明等地就读。回到北平上大学时，他有幸听到了胡适先生的课。现在提及此事，他会不由得感慨：听过胡适先生课的人，现在在世的还有几个人啊。

新中国成立前苏先生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读书时就坚信了马克思主义，积极参加党组织的活动。1949年2月，苏先生带着十几个大中学生参加了华北野战军，后来又踏上抗美援朝战场，历时4年5个月，经受了残酷的血与火的考验，为祖国立了功。10年军旅生涯，他多次徘徊于生死之间，不止一次目睹战友在身边倒下，磨练出了超人的坚强意志。

1959年2月，苏先生服从组织安排，到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报到。

“我们要在国庆十周年前把陈列搞出来，向国庆十周年献礼。”苏先生说，那时大家的工作热情都非常高涨，但博物馆陈列该怎么搞却不知道。他所在的陈列部只有两个人之前接触过博物馆和展览。大家伙就按照苏联陈列模式，根据中国实际情况，拟定了主题，构建了陈列大纲。

陈列制作开始后，苏先生负责的木工组任务很重，大至陈列屏风，小到说明牌，都是木工活。白天黑夜跟木头打交道，后来他风趣地对人说，自己研究博物馆就是从木材开始的。

1959年8月，中国革命博物馆在天安门广场落成，苏先生和同事们进驻现场开始展览布置，那是真正的大会战和攻坚战。苏先生还清楚地记得，人们在现场一刻不停地忙碌着，夜里仍灯火通明。终于，赶在“十一”之前完成了陈列施工。后中央研究决定革命史陈列暂不开放，又经过二次重大陈列修改，于1961年7月1日建党40周年之际正式对社会开放。

深入研究博物馆 国际交流中找灵感

中国革命博物馆开馆后，全馆工作的重点逐步向保管工作转移。最初可以说是从零开始，苏东海先生接受了建立藏品目录卡的任务。一本《苏联博物馆学基础》成了他的重点参考书。除学习苏联经验外，他还向了解美国博物馆的同行取经。为了进一步扩大自己的视野，他又去了北京图书馆了解图书分类卡的办法，甚至还去了协和医院病案室，参阅了检索卡片的设立方法。

经过一系列努力，《革命博物馆藏品卡片目录系统》终于制作完成，包括顺序卡、来源卡、物名卡、人名卡、事件卡、单位卡、时期卡及库藏卡八套卡片，为每件藏品提供了基本信息。在这项工作中，与文物藏品更深入的亲密接触，让苏先生感到自己的对博物馆职业的情感越来越深了。后来，苏先生在《中国文物报》发表了写给年轻博物馆同行们的一封信，里面写到“要在博物馆持久工作下去是要有一种行业的吸引力才行。我是从亲近文物中奠定行业感情的。从亲近文物到传播文物越做越有味道。”

可惜“十年动荡”的到来，让他不得不离开自己喜爱的博物馆。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他才得以重回革博陈列部。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了千家万户，也将博物馆内的阴霾一扫而光。1981年10月，“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展览在南斯拉夫展出，苏先生接受了这个首次出国办展的任务。这也让他有机会看到国外博物馆的高水平展陈设计，一些细节让他印象深刻，比如在展品说明牌上设置馆章。他对博物馆的功能开始深入思考和研究。

随着博物馆界国际交流越来越多，苏先生感受到了大量的文化碰撞，这些外来的文化也影响了他对国内博物馆建设的思考。“只有理解自己才能吸收外来的有益的东西，创建有中国特色的博物馆。”他认为，从文化角度看，博物馆最终应该达到收藏珍品、科学研究和社会教育三种职能复合的形态。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我国博物馆经历了大发展到理论繁荣的阶段，为了提高中国博物馆学会的学术水平以适应博物馆建设的需要，苏先生又主持创办了《中国博物馆》和《中国博物馆通讯》两本会刊，让更多博物馆研究工作有了交流和推进的平台。

从宣传到实践 创建首个生态博物馆

在不断的国际交流中，苏东海先生接触到了一个全新的博物馆概念——生态博物馆。访问挪威时，他发现一座生态博物馆就是一个农村社区文化中心，档案室存放着社区的档案和私人寄放的纪念品。这个社区就是一个博物馆。与传统博物馆不同，生态博物馆是“活”的，它保存着一种鲜活的文化。这让他感到震撼，于是他决定在国内做生态博物馆实践。这时的苏先生已是一位年近古稀的老人。

经过反复考察，我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选址在了贵州梭嘎苗族山寨。苏先生回忆说，梭嘎苗寨在深山老林之中，与外界隔离。他们至今仍过着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生活，在这里建立生态博物馆，对传统文化保护和生态环境保护都具有典型意义。从1997年动工到1998年10月建成开馆，在苏先生的多方奔走之下，我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诞生了。博物馆主体建筑与村寨浑然一体，村民可以在这里活动，展示各种文化产品，游客也可以在这里参观。

苏先生认为，在国内建设生态博物馆，要把国际化的种子，种在中国的土壤里。既要符合生态博物馆的国际化标准，也要有本土特色。生态博物馆要保护环境的历史风貌和文化特色，要保持村寨的历史记忆和文化传承，要树立村民的主人意识，提高村寨文化水平。

在苏先生的推动和指导下，贵州又成功续建了镇山布依族生态博物馆、隆里生态博物馆等，内蒙古、广西和云南也相继创建了各自的生态博物馆，并逐渐建设成为生态博物馆群，为保护各地区的特色文化和生态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

奉献一生心血 多年随身物品全部捐献

苏东海先生自称是过惯了简朴生活的，走进他的寓所，除了老旧的桌椅外，见不到一件名贵的物品，完全不像一位文博界大家的家。

2014年5月的时候，他就和老伴王迪一起，把他们一生收藏的108件（套）记录历史风云的老物件捐赠给了首都博物馆。这些文物，记录了他们精彩的人生，也见证了历史的风雨。

王迪老师是苏东海先生的革命伴侣，两人一起参军，一起在朝鲜战场上出生入死。她的弟弟也是志愿军战士，牺牲在了朝鲜，年仅20岁。转业到地方后，王迪进入北京日报社工作，是《北京晚报》创刊元老之一。1958年3月15日，《北京晚报》创刊号上头版头条“赵堂子居民开怀大鸣放”就是王迪老师采写的。

王迪老师一直帮助苏先生写作，苏先生每天写2000字，王迪老师就帮他打字录入2000字。2014年在首都博物馆的捐赠现场，苏东海先生和王迪老师最后一次一同出现在大家面前。可惜，2016年3月10日早上，王迪老师在苏东海先生身边溘然长逝。

回想起老伴儿，苏先生的眼里又闪起了光。“我们没有办过像样的婚礼，也走过了钻石婚。结婚几十年没有自己的房子，前三门这套房是我们第一套房，当初搬进来的时候，我们俩一起布置这个家，像布置新房一样，可开心了。”回忆到这里，苏先生忍不住抬起了头，墙上挂着王迪老师的照片。

2016年9月，《苏东海思想自传》出版，书中记录了苏东海先生作为一名新中国博物馆事业拓荒者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严肃执着研究博物馆各种问题的历史脚步和思想轨迹，也有他和老伴儿生活中的甜蜜点滴。他在这本书的序言中最后写道：“谨以此书献给文博界我的同辈人和后来人，献给刚去世的我的妻子，以告慰她在天之灵。”

心系《中国文物报》 关注报纸的内容和质量

苏东海先生是我们《中国文物报》的老作者、老读者、老先生、老朋友了。《中国文物报》创刊34年来，苏先生为我们写来数不清的好文章，其中很多是饱含他思想智慧的精品力作，在文博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苏先生也非常关注我们《中国文物报》的内容和质量，他一般出报当天就能在家看到报纸，每期报纸他都看得很细很认真，如果收不到报纸，他往往当天就会打电话来问能不能补给他一张，很多时候，他还会针对报纸刊发文章的内容优劣，打电话给报社有关领导说说他的看法和意见。

谈到后来，苏先生的状态越来越好。他还特别提到了《中国文物报》“工艺专刊”和“文旅专刊”的创刊，说他读了柳士发社长写的创刊致辞，感觉非常好，祝贺报社拓展了新的领域。

今年是《中国文物报》迁京30周年。苏先生祝愿《中国文物报》越办越好。

临别时，他紧紧握住他的“小朋友”李让副总编辑的手，久久不肯松开……

（本文由“国家文物局”官方微信发布于2019年7月28日，作者：王歧丰。 ）

加强国博史的研究——苏东海先生访谈

【内容提要】苏东海先生曾任中国革命博物馆陈列部主任，是著名的博物馆学研究专家，致力于博物馆哲学和博物馆发展的研究。此次访谈主要围绕“中国国家博物馆历史的研究”这条线索，内容涉及“国家博物馆简史”和“国家博物馆百年展览研究”的指导思想、写作原则、历史分期，陈列工作的经验，“展览策划”概念的演变，“陈列”和“展览”的区分等方面。最后，苏东海先生从自己的角度谈了对国家博物馆展览业务的期望和对国家博物馆的发展寄予的厚望。

【关键词】国博史 展览策划 陈列 展览研究

李万万：您是研究博物馆学的专家，对于博物馆的历史、展览的发展与演变都有深入的研究与思考。首先，请您谈一下中国近现代博物馆发展的历史背景及目前学术界对于博物馆史研究的现状。

苏东海：历史博物馆学是博物馆学体系中相对比较落后的分支学科。研究者更多地关注一般博物馆学和应用博物馆学的研究。我向你们推荐一本德语系统的博物馆论著，奥地利人瓦达荷西的《博物馆学》。我认为其中的“博物馆历史”部分，更深一些。他在对博物馆史的陈述之前，写了他对博物馆历史的哲学思考，把博物馆结构与博物馆性，与外部的逻辑关系理清楚了，在这种史观基础上，展开了博物馆发展的历史进程。用的史料也比英语系统的那些教科书更多一些。这本书已有台湾出版的中译本。我也向你们推荐我在20世纪80年代撰写的《博物馆演变史纲》，那篇专论用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对其文化现象进行历史梳理。这里就涉及到了博物馆的文化现象是如何起源的？是怎样发展的？在博物馆自身发展历程中，为什么会形成不同的阶段性？这些问题都是非常重要的。

博物馆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系一定要研究清楚。我撰写的《博物馆演变史纲》主要是谈什么样的时代、什么样的社会产生出什么样的博物馆。如果从文化现象谈起，博物馆现象的出现则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而博物馆内在的功能也是逐步演变的。所以，我这篇论文专门谈到了古代的博物馆文化现象是如何产生的？它的特征是什么？演变到现代以后又出现什么样的新特征？等等问题。

李万万：2012年是国家博物馆百年馆庆，馆里现在组织相关人员进行“中国国家博物馆简史”（以下简称“馆史”）的编写，此外，也在做“国家博物馆百年展览研究”（以下简称“百年展览研究”）的专项课题，请您针对这些主题，谈谈研究及撰写过程中应该注意的问题及您的建议。

苏东海：编写“馆史”及进行“百年展览研究”这个课题，需要有一个总的指导思想及写作原则，我想先谈一谈这方面的问题。

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百年发展史，是同国家的发展历程紧密结合的，要先理解这个大背景。一百年来，国家博物馆的起伏、发展与曲折前进，都是和国家、社会的历史进程相一致的。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实际上就是中国第一座国立博物馆），是在辛亥革命的第二年（1912年）成立政府不久以后，由教育部筹备成立的一个国立博物馆，它是辛亥革命的产物。为什么辛亥革命之后，会很快建立这座博物馆？辛亥革命历史意义过去并不是很明晰，今年是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我们能够对它的政治、文化、社会影响有更多的认识。我在研究晚清末年历史的时候，曾专门关注南通博物苑（我是南通博物苑一百年馆庆筹备处的顾问），研究其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也非常重要。南通博物苑在1905年诞生，它与1905年前后中国社会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近代的学堂、报纸等也都出现在那个时期。所以，研究国家博物馆的发展，需要研究它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诞生，一直延续下去，在新的历史时期，国家博物馆又是如何继续发展的。

此外，“馆史”的编写，我想应该有这样几条原则：

第一，国家博物馆的产生、发展是与全社会的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在研究与编写的时候应该始终贯彻。

第二，要体现出国家博物馆一百年来的收藏成果，这方面要研究透。国家博物馆抢救、保护、收藏了大批文物，是我国收藏一级品最多的博物馆，为我们的后代保存了这么多文化珍品。它所收藏的古代历史文物、近现代历史文物、历史照片和历史书刊都是极其丰富的。比如：我曾经到琉璃厂，都没有找到陈端志撰写的《博物馆学通论》（1936年出版，是我国最早的博物馆学专著），但在我们馆的图书资料室却找到了。我们馆收藏的照片包括了当时接收《晋察冀画报》社战争时期的照片，有的部分比新华社还要多。我在很多场合专门讲过，国家博物馆有三座金山还没有完全被开发出来——文物库房、资料图书馆和馆藏照片。保护、抢救这么多珍贵的藏品，是我们一百年来的重大贡献。国家博物馆一百多年的发展，两馆保护、收藏的文物，对于藏品的研究、利用和陈列，所起到的思想教育、文化教育、政治教育方面的作用，这些都是应该全面地重视和研究。

第三，“馆史”的写作与“百年展览研究”不能太厚古薄今，要关注新国家博物馆是如何诞生的？它的历史使命是什么？它的历史发展条件是什么？要体会新时代的特点、新时代的要求，这方面要研究得充分一些。

第四，要写出新的国家博物馆的发展方向和对它的展望。

你们为了撰写“馆史”，可以参考我在《大百科全书·博物馆卷》总论中的“博物馆历史”部分，和我与冯承柏合写的“外国博物馆史”长条目。《大百科全书》修订再版时也没有动。还可以看看收进《博物馆的沉思》第二卷中“历史研究”中的10篇论文。

关于“馆史”的历史背景问题，我的论文集《博物馆的沉思》中也收录了几篇这方面的文章，你可以回去参考。

李万万：“馆史”研究过程中必然会涉及到历史分期的问题，没有分期就没法设定框架，请您谈一下对于“馆史”历史分期问题的看法。

苏东海：关于国家博物馆百年史的分期，我想大体可以按照三个历史自然段来概括：第一段是民国时期，这个时期实际上是国家博物馆的前身；第二段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到“文化大革命”之前，这一段是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第三段则是改革开放至今，这一段是国家博物馆新的发展时期。从国家博物馆本身的发展也可以分为四段：第一段还是前40多年，国家博物馆的前身；第二段则是两馆（“两馆”指原“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下同）发展和建设时期，可以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结束；新时期分两段，改革开放初期，两馆分开发展，最后又合起来，这就为新国家博物馆的诞生创造了条件，把改革开放之后的时期分成前二十年和后十年。

我曾专门写过一篇关于博物馆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历史，“文化大革命”是文化虚无主义，但也不完全是虚无，它是用另外一套文化来取代传统文化，是传统文化的虚无主义。但文革期间，博物馆对于文化历史遗迹、文物起了重要的保护作用，现在还有那么多的国宝，还有这么多历史文化的经典藏品，如果没有博物馆的保护，恐怕都将丧失殆尽。我在《博物馆的沉思》第三卷专门谈到国际视野下的文化遗产的时代特征。宏观来看，世界遗产的发展是随着时代主题的变化而改变的。比如：故宫文物的南迁对于文物的保护就是一个壮举；在欧洲，法国、西班牙等国家的文物在迁徙过程中，对于文物的保护，就有着许多可歌可泣的事件，而且也积累了很多的经验，像那些从大教堂上拆下来的玻璃、门轴等，都有自己的编号，后来又重新组装起来。而国家博物馆成立前的两馆也有很多文物保护方面的案例，希望你在研究过程中多关注一些。

我上面说的是关于研究的框架问题。改革开放之后，整个陈列思想都有新的发展，博物馆不完全是个政治教科书，它还是文化教科书、是一个文化的殿堂，所以你要注意它不仅是知识的殿堂，更是情感的殿堂，这是我关于博物馆基础研究方面的一些观点。《博物馆的沉思》第三卷中就收录有我撰写的关于博物馆基础研究的文章，我现在还在研究博物馆情感论、博物馆知识论等问题。关于博物馆的情感论，你可能会有些兴趣，因为我谈到了博物馆中美的问题，博物馆不仅是美育的殿堂，也是艺术膜拜的殿堂。

我认为博物馆在改革开放之后，本质的方面有所提升，并且新的国博也继承了博物馆自身的优良传统。我曾专门做过一次报告，其间就谈到了新国博组建之后要加强思想建设和馆风建设，这便要继承两馆的优良传统，那么两馆究竟有什么样的优良传统？第一个优良传统就是历史博物馆的科学研究，第二个是革命博物馆的政治传统，革命博物馆为社会政治服务，这个传统一直到现在仍然是博物馆在政治上的重要贡献。但我认为，国家博物馆所缺失的是美的方面的贡献，所以我非常赞同现在博物馆的定位—历史与艺术并重的综合类博物馆。我们有责任承担艺术方面的责任，因为我们有特殊的艺术藏品，国博所收藏的经典革命题材的美术创作是不同于故宫和中国美术馆的。

所以，我刚才提到历史分期的问题，你们在“馆史”的写作及“百年展览研究”中，考虑三分期、四分期都可以，在每一个大的时间段内，还可以建立小的框架，也可以考虑分成更小的专题。

李万万：您在中国革命博物馆担任过多年的陈列部主任，想请您谈一下“百年展览研究”中最应该关注哪些问题？

苏东海：我从1959年开始做陈列工作，几十年下来，也有了一些体验，现在看来比较陈旧了，但也并非没有价值。我们那时学苏联，苏联的陈列学还是比较深的。他们经过多次反思，于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苏联博物馆学基础》，是苏联博物馆几十年实践的理论结晶。还有一本专讲陈列学的《博物馆陈列的组织与技术》。我认为苏联博物馆的陈列，其知识体系组织得比较好，它依靠主题结构法建立的陈列有很强的科学表达力。1959年，两馆的陈列虽然运用了苏联的主题陈列结构，但我们也有自己的新经验。改革开放后，我们的陈列加强了文化表达力，主题结构也向大框架方向探索。比如把革命史的主题结构改为“近代中国”、“当代中国”等。新国博的陈列也有一些新的探索和发展，如项目负责人制等。从体制上看，革博、历博的陈列工作，都不是部门工作，而是全馆的工作，是由馆长挂帅的总体组领导下的工作。总体领导从陈列内容设计、形式设计、现场施工，一直到对外开放全过程的工作。现在把陈列任务交给一个项目组负责，我认为力度不够。

下面谈一点具体的。

如果按照苏联的经验，现在的陈列有的不一定要参照，但基本的观念还是可以考虑，一些西方新的观念也可以引入。我们当时在博物馆做陈列的经验中最主要的就是采用苏联的主题结构法。关于在陈列中要不要主题结构，国际上意见并不一致，有一个大的框架就可以了。那么主题框架是如何建立呢？首先，陈列要有主题思想，或者举办这个展览的指导原则，比如要举办历史陈列，就要研究指导思想，要考虑有哪几条指导思想。有了大的指导思想以后，就要建立几个分期，建立分期以后，在大的时期下再分单元、分组，三层标题或者是两层标题，如果陈列品过多、比较宏大，也可以用四层标题，标题太多的话，就把形式变一变，第四层标题变为版面标题。我认为在陈列中最出彩的是文物组合，因为博物馆陈列要靠文物来说话、要用客观的历史来说话，不能太主观，客观的历史就是文物，文物说话就是历史本身在说话，或者需要一些组合，或者需要一些辅助展品，比如文字说明，文字说明不能太简单，不能像自然博物馆那样（一个标本写一个学名，标明它属于哪个门类），文物的说明必须要与时代和价值联系起来。美国哈佛大学里有一个博物馆，其中陈列着一个中国的石碑，碑上的文字很多，博物馆就在旁边放了一个椅子，可以让观众慢慢抄；另外，我在加拿大的皇家博物馆中看到每个说明牌的字数都很多，有的说明牌甚至比文物还大，这可以让观众了解到展品的背景。

文物的说明要下点功夫，有的是直接写出它的故事，有的则是为了表达陈列的思想，一件文物可能不够，有时候则需要几件文物组合在一起，体现出其主题思想。我曾专门做过关于“文物组合经验”的专题报告，它也收入了我的《博物馆的沉思》第一卷中，其中举了许多文物组合的例子。这种组合在博物馆的陈列中是非常需要的，它能够使文物的内涵充分体现出来。

文物组合使得博物馆陈列出彩、出现亮点，事实上也会起到点题和画龙点睛的作用，所以它是陈列的基本功。我曾经做过几个陈列组合，也得到了博物馆业内人员的认可。比如：我在组织“周恩来同志纪念展览”的时候，为了表现周恩来的逝世，用了一个大的四面柜，因为周恩来在去世之前是唱着《国际歌》，就制作了一个五线谱，用绿绒作大柜子的背板，这个五线谱是弯曲着飘起来的，柜子下面放了三件文物：第一件就是周恩来用的台历，时间停留在1月8日上；第二件是他生前带的“上海牌”手表；第三件是他的一个“为人民服务”的纪念章。这三件文物摆在一起，简单地表明了他已经逝世了。这个组合言简意深。有的时候，文物的陈列需要集团组合，有的时候一件展品就行。“周恩来同志纪念展览”的最后一件展品是周恩来迎面走来的照片，这就会表明周恩来并没有离开我们。在布置“刘少奇百年诞辰纪念展览”的时候，为了表现“刘少奇的去世”，我布置了一个大柜子，用了两件展品：一件是刘少奇逝世后，专案组拍的遗照；另一件是骨灰盒，上面写的是“刘渭璜”的名字（当时在外地火化，不能用刘少奇的真名，用他上学时的名字）。这些都充分表现出刘少奇去世时的情景，有一种控诉的感觉，非常能打动人。所以，我就觉得博物馆中的陈列要用情感打动人，我主张展品要突出其情感及文化上的价值。

我再举一个苏联博物馆的例子。马可·波罗当时从中国带回去一块煤，中国是用这种黑色的石头做饭、为房屋取暖，他的同乡质疑为什么石头可以燃烧？苏联博物馆的这个例子说明，如果马可·波罗带一块煤回去，给大家点燃一看，就知道这种黑色石头能做饭、可以取暖。这就是物证的力量，物证的知识价值就是博物馆的知识价值，我在博物馆知识论的文章中就探讨这样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要做展览、做基本陈列，应该注意三方面的问题：第一，指导思想要明确，这个展览要突出哪些方面，通过展览要传播哪些思想等等；第二，主题要明确，也就是要如何来表现；第三，如何组合文物。陈列的框架可大可小，但我主张大框架。我们去卢浮宫参观就会发现陈列是有框架的，德国的则更严密，有一个框架就行，要把重点放在文物组合上，我主张要多用文物，要把文物的内涵、文物中所体现出的知识与情感的力量都释放出来，其中不一定讲究逻辑性要多强，所以我主张分成两三个自然段就可以。

李万万：国家博物馆新成立了展览策划与管理中心，原来的博物馆业务中也会有“展览策划”这样的理念，那么您是如何理解“展览策划”的？

苏东海：“展览策划”这样的概念是从20世纪80年代引进到中国，我第一次看到“展览策划”是当时举办的一个德国展览。有的国家并不叫“策划人”，而是称为“艺术总监”。“策划”这个概念现在非常时髦，实际上其内涵则是为了表达如何在总体上领导，“策划”这样的词汇还是比较贴切的，“策划”偏重于艺术形式的方面。我们过去常用的是“内容设计”、“形式设计”等，比较习惯于用“设计”这一概念。整个工艺美术中现在还是称为“设计”，虽然“设计”是从工艺方面开始，但博物馆把它也借鉴过来。

李万万：博物馆除了基本陈列之外，也会举办很多临时性的展览，根据展览主题有针对性地规划展品，您是如何理解博物馆中的基本陈列和临时展览的？

苏东海：这两个词在《大百科全书》中是不同的两个条目，现在很多人都把陈列和展览混为一谈，实际上，这是两个概念。临时展览的历史才有几十年，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博物馆才有临时展览的出现，之前没有临时展览，只有基本陈列。再往前，博物馆连陈列室也没有，只有库房，到博物馆来参观是到库房去参观，博物馆出现了教育学的观念以后，才有了陈列，把库房中的藏品，按照一定的逻辑组织起来。到20世纪70年代，为了使馆藏品更好地发挥作用，也考虑到周转更快、经济需要等方面的原因，就组织了一些临时性的专题展览。临时展览风行起来后，观众的喜爱程度超过了基本陈列，它不仅使库藏品时常见新，在陈列室里能看到更多新的藏品，而且也有新的主题，受到了广泛的欢迎。比如：美国波斯顿博物馆曾举办过一个“毒之景”的临时展览，主要是介绍如何戒毒，这个博物馆原来的观众并不是很多，这个展览举办之后就吸引了很多人。它的展厅入口处就摆放着两个棺材，一个棺材里摆放着吸毒致死的最著名的歌星，另一个里摆放着吸毒而死的童星；展览的志愿者每个人都是吸毒的亲历者，展览展示了吸毒者如何上瘾、如何不能戒掉、如何死亡的过程。这个展览的收入比基本陈列要多出好几倍。此外，华盛顿社区也举办过一个“鼠之患”的临时展览，因为居民区有很多老鼠，这个展览是教人们如何消灭老鼠。

临时展览的作用非常快，也能够给博物馆带来很多的收入，更能补充基本陈列不断更新的问题。法国卢浮宫博物馆就注意到了临时展览的这些特点，其基本陈列不动，其他展品有1/3可以轮换，所以卢浮宫2/3的藏品都可以看到。而故宫的一百万件藏品里只有万分之一可以展出，没有太多的轮换。后来，临时展览越来越受欢迎，我们也就举办了很多的临时展览，如“雷锋同志模范事迹展览”、“红岩魂”等展览，临时展览也就补充了基本陈列。基本陈列的要求和临时展览是不同的，临时展览的时间比较短促，它也会更多地采用现代科技来加强其视觉冲击力，中国美术馆前段就曾举办过一个“合成时代：媒体中国2008——国际新媒体艺术展”。所以，我就曾建议国家博物馆把陈列分为基本陈列、专题陈列和临时展览。基本陈列是陈列的概念，而临时展览则是展览的概念，要科学地对待这个问题。

李万万：国家博物馆有一百年的发展历程，请您从自己的角度谈一谈对展览业务有什么样的期望？或者您觉得应该达到什么样的水平？

苏东海：人们对国家博物馆的期望很高，期望高在什么地方呢？期望你新。但其实对于历史的表现不一定追求要在方法上有多新，现在的古代历史陈列，我就认为不错，基本陈列也能堪称一流，还有这么多的精品，基本框架也可以。国博的专题陈列，相对来说，粗糙了一些，比如：青铜器陈列，我就觉得比较粗放，说明文字也不是很充分，对于文物的保护，也需要加强，比如：青铜器在保护上的要求就很高，室内空气稍微有一些湿气，它就会出现一些新的青苔，所以，我就建议放在柜子里。这也会使人产生另外一种感觉，更能让人们感到神秘感并感觉到它的珍贵。我认为现在国家博物馆举办的艺术展览配合着学术讲座是非常好的，举办的这些讲座还会有讨论，让观众更加理解艺术，再加上导览等方式都有着很好的效果。对于博物馆的展览业务，虽然有一些人可能会有一些牢骚，但我认为应该逐步地开展。我看到国家博物馆的发展目前包括两个方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深化改革，从历史陈列加上博物馆艺术价值，进一步深化了博物馆内涵，开始从历史类博物馆发展成综合性博物馆；国家博物馆扩大开放，使得雅俗共赏，博物馆既是殿堂，也是课堂，还可以是文化休闲的场所。整体上看，我觉得国家博物馆现在做得很不错，发展方向也对。

（本文原刊载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2年第2期，作者：李万万。）